中國近代工業
正文
1840～1949年間在中國設立的使用機器和機械動力生產的製造工業。近代工業的創辦 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入侵中國,在中國設立工廠,是中國近代工業之始。這時期的外資工業主要是為外商對華貿易服務的。從1843～1894年,外國在華一共設立了191個工業企業,其中116個屬於船舶修造業和絲茶等出口商品加工工業。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據估計到1894年止約近2000萬元，而投放到船舶修造和出口加工兩項的便達1500萬元，占總投資額的75％。其餘75家工廠分別屬於印刷、食品加工、水、電、煤氣、火柴、服皂、製藥、造紙、木材、玻璃、水泥等行業，共擁有資本約500萬元，大多規模狹小。
外國在華創辦工業後20餘年，清政府開始創建用機器生產的工業。從1861～1894年，清政府一共經營了21家軍用工廠（包括一家船廠），所費資金從低估算在5000萬兩左右。其中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和湖北槍炮廠，規模較大，設備比較齊全，是中國近代工業創建時期的大型工廠。軍用工業是非商品生產企業，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聯繫不甚密切，但它促進了19世紀70年代民用工業的興起。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由中國人自辦的工業企業大抵有船舶機器修造廠27家，機器繅絲廠約113家，機器綿紡織廠8家，其他輕工業工廠47家,共約195家。其中多數規模很小,資本額不詳,有不少甚至在籌建期中或投產後不久便告歇業。設備比較完備的企業大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企業，如上海機器織布局、武昌織布官局和蘭州織呢局（見彩圖）等。商辦工廠如陳啟源經營的繼昌隆絲偈為華南繅絲業的發展起了引導作用；商辦船舶修造廠大多是從原來手工作坊基礎上添置一二部車床發展起來的，而到80年代逐步發展到修理和製造繅絲車和軋花機。以上近代工業的創辦，也標誌著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逐步確立。
民族工業的初步發展 甲午戰爭後，民族矛盾日趨激化,抵制外貨,設廠自救的呼聲遍及全國。1895～1913年，中國近代民族工業進入初步發展時期，並且在1896～1898年和1905～1908年出現了兩次投資工業的熱潮。這19年中,國內新創辦的、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廠共有468家,平均每年增設24.6家,新投資總額達9822萬元,平均每年新投資為516.9萬元。值得指出的是,新投資本中80％以上屬於商辦企業，改變了甲午戰爭前以清政府投資為主的特點，民族資本成為本國工業資本的主體。同時在工業企業的地區配置上，開始越出沿海、沿江口岸，逐漸向內地城市伸展。唯初步發展時期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重工業才見露頭，如創建於1889年的漢陽鐵廠,幾經改組，於1904年與大冶鐵礦、萍鄉煤礦合組為漢冶萍煤鐵廠礦有限公司，但1913年僅生產生鐵 9.7萬噸、鋼4.2萬噸。
在民族工業稍見發展的時節，外資在華工業憑藉特權有了更為迅速的增長。據統計,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設立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工廠共達104家（其中以外國資本為主中外合辦的有18家），資本額4952萬元,為甲午戰爭前50年間投資總額的5倍以上。所以,在這段時間裡，與外國在華工業投資激增速度相比較，本國工業仍處於劣勢地位。 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1914年，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的主要參加者英、德、法等帝國主義國家轉入戰時經濟，放鬆了對遠東市場的追逐。中國民族工業遂獲得一個發展時機，從1914～1919年，新開設資本在1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包括礦場）共379家，資本額8580萬元,平均每年開設63家,新投資1430萬元。據1920年的統計，新設工廠的單位資本額在10萬至 100萬元之間的約占當時工廠總數的36％,而1914年則只占11％,可見發展的速度和規模都超過了大戰前19年間所達到的水平。如果不是由於日本、美國利用歐洲列強無力東顧而乘虛加緊侵略，中國民族工業會有更大的增長。
這一時期，日本加強了對華經濟侵略。它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和原料、燃料，在上海、天津、漢口、青島等地設立紡織廠。戰前的 1913 年，日本在華紗錠為11.1萬餘錠,到1919年增加到32.2萬餘錠，增加幾近2倍。在麵粉業方面情況也相似。1916～1920年，日資麵粉廠增設了4家,還有中日合辦的5家,設廠地點自東北而擴及天津、青島、濟南等地。外國侵略的加劇，激起了1915年反對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的民眾抗議運動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這些愛國運動也推動了民族工業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西方列強捲土重來，中國民族工業普遍地遇到了外國勢力爭奪市場的壓力。戰時發展迅速的綿紡織業這時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變化。一方面，在相當多的中、小型棉紡織廠虧累擱淺的同時，若干大的民族資本紡織集團開始形成；而在另一方面，這些民族資本紡織集團又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國壟斷資本的滲透和侵蝕，呈現了半殖民地中國工業活動中資本集中的複雜局面。
值得指出的是，由民族危機引發的 1925 年的“五卅”運動和1928年“五三”抵貨運動，也曾給這一時期的民族工業如紡織、麵粉、捲菸等業的發展以有力的推動。據估計，1920～1928年,新投入的工業資本在3億元左右。
中國工業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遇到了市場危機的威脅。國民黨發動的反人民內戰削弱了廣大人民的消費能力；東北廣大市場和資源被日本侵略者霸占；西方列強為了轉嫁經濟危機，跌價傾銷進口商品；連同日本在華北的嚴重走私等等,造成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出現了物價下跌而銷售遲滯的景象，迫使工廠停工減產。1933年，棉紗價格跌落之巨為10年來所未見，全國紗廠虧多盈少；同年，上海麵粉價格狂落，存貨堆積，使部分工廠停工。這種景況一直持續到1935年。1936年，由於國民黨政府的法幣政策、通貨貶值的刺激，物價轉升，市場購銷情況有所改善，工業生產開始上升。可是1937年7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沿海、沿江戰火波及地區，工業設施迅遭嚴重破壞。僅上海一地，據當時上海社會局調查:受損害的工廠約2000餘家,損失總額在8億元左右。中國民族工業遂因戰爭的破壞而中落。 這一時期，除了東北地區已全部淪為殖民地經濟以外，國民黨統治區外國資本的力量也在迅速膨脹。1936年的統計表明：外國資本大體上已經控制了中國生鐵產量的95％，鋼產量的83％，機器採煤的66％，發電量的55％，在紡織工業中則占有紗錠數的46％和織布機數的55％。十分明顯，正是在這一時期中，外國在華工業資本確立了壟斷地位。
抗日戰爭以後的工業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展開後，戰區工廠內遷,連同大後方新設工廠,比較偏僻的西南地區逐漸成為民族資本工業的陣地，重慶成了後方工業中心。其他如四川的成都、萬縣、瀘州、宜賓，雲南的昆明，貴州的貴陽，廣西的桂林、柳州，湖南的衡陽、祁陽、芷江、沅陵，陝西的西安、寶雞，甘肅的蘭州等城市都陸續發展成為後方的新工業區。就資本狀況看，當時以四川和雲南的私營工廠規模較大，而湖南、廣西的工廠規模較小，總的說來都較戰前為弱。但由於國民黨政府推行錯誤政策，使一度興起的後方工業，到1943年便陷於停工關廠的困難境地，其後幾年中艱難竭蹶的情景更見嚴重。
抗日戰爭時期，表現在中國經濟上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官僚資本的形成和膨脹。國民黨統治集團憑藉國家政權，巧取豪奪，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利用戰時經濟統制，借用“公營”名義,控制工業企業。1942年後方共有工廠3758家,官營工廠在數量上雖只占17.4％,但所擁資本額占總資本額69.5％，所擁動力設備占全部動力的42.2％，官營工廠平均每廠動力有100匹馬力,而民營廠只有26.7匹馬力。其後數年，官、私工廠在這些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及至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沒收日偽財產和德、意的法西斯投資。其中接收日偽工廠便有2411家，作價標賣的不過10％，其他絕大部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官營工業。1948年,官僚資本占有全國產業資本的80％,控制了全國鋼產量的90％，煤產量的33％,電力的67％,石油和有色金屬的100％，水泥的45％，紗錠的38％,織布機的60％，棉布的73％，棉紗的39％，毛織品的50％，食糖的65％，紙張的30％。在這種情況下，民營工業處於受壓制和被排擠的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官僚資本主義是一種腐朽的生產關係,它投靠帝國主義,嚴重地壓制國內生產力的發展。中國民族工業在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下，處於十分艱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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