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商稅
正文
指中國自先秦時期至明清歷代政府對商品流通所徵收的稅。亦稱租、課。狹義的商稅指市稅與關稅；廣義的商稅包括山澤稅、雜稅課。但對鹽、酒、茶等專賣商品所征的專稅則另以專項列入國家財政收入，不包括在商稅之內。先秦 商稅始於西周,最早是在市上徵收,與使用市中地皮、度量衡器有關，尚非貨物交易之稅。山澤稅亦已徵收，但實質上是由使用國有自然資源而征的一種租。春秋時各諸侯國都徵收商稅：市稅中除占用地皮、登記注籍等內容外，按商品交易額的一定比例徵稅，已成為主要部分。春秋初，在商業比較發達的國家已出現關稅；春秋後期更普遍推行，不僅邊境有關稅，內地交通要道也多設卡抽稅。山澤稅仍在生產環節征課。關、市稅的正常稅率為2％,但往往提高，關稅更常重征。戰國時商稅徵收如前。唯秦國對外來商人免徵關稅,以示招徠,並藉此換取各國商人對統一事業的支持。
兩漢魏晉南北朝 秦統一後，在全國範圍內取消關稅。漢承秦制，關梁無阻。兩漢商稅主要是市稅（或稱市租）和山澤園池產品的征課。東漢末，軍閥割據，各地又紛紛徵收關稅，稅率頗重。曹魏時明令皆收什一之稅，西晉照收關津之稅和市租。
南北朝時北方政權重在田租收入，至北魏孝文帝時還未開徵商稅。北魏後期，始征市稅。店舍分五等收稅，並設入市稅，一入市門就交一錢。北齊時“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但關稅市租時征時罷，尚無定製。在南方，東晉和南朝政權則十分著力於商稅的徵收。市稅的主要部分即按商品交易額徵收之稅，稱為“市估”，有“輸估”、“散估”之分。“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輸估兼有契稅性質，開後世契稅之先例。關稅仍課十分之一。在津口渡頭，以牛推軸托船過渡或以浮橋過渡者，征牛埭稅或桁渡稅。
隋唐 隋和唐前期，國家統一，再次廢除關稅，只收市賣之稅。安史亂後，肅宗時有臨時性的徵收關稅之事，謂之“埭程”。到德宗建中三年 （782），正式規定“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關津之稅自此固定化。德宗時還徵收竹木茶稅（1/10）和間架稅（房屋稅）、除陌錢（一切交易的錢物收付都扣5％的稅）,後因受強烈反對而不得不停罷。唐後期，地方也自置稅場，徵收過稅。擁兵的藩鎮，更設戍邏以征商賈。五代時各地誅求商稅，為唐後期情況的延續和發展。
宋元 宋代商稅分為住稅、過稅兩項。住稅為坐商住賣之稅,稅率3％，相當於過去的市稅；過稅為行商通過之稅，稅率2％,相當於過去的關稅；商稅收入除支付地方經費外全數上解中央。北宋前期,細碎物品免稅,不準留難行旅，制止官吏勒索，但後來商稅日趨苛煩，水產、五穀、竹木、書、紙、漆無不有稅。北宋末致激起小生產者的反抗。南宋時，各地以重征為務，斗米束薪、零星菜茄也在收稅之列，稅額之外浮取更繁，致稅場有“大小法場”之惡名。正稅之外，還有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版帳錢等雜稅，大大增加了商民負擔。
元代商稅,常課稅率二十取一,以後提高。另有各種“額外課”，如曆日、契本、煤炭、魚苗、漆、酵、盪柳、蒲葦、牙例、乳牛、羊皮等均有課；江河商船還要收船鈔，稅負苛重空前。
明清 明初減輕商稅，三十取一,公布徵稅品名,零星物品和農具、書籍免稅，竹木柴薪免抽分。但後來免稅範圍日益縮小。於關市正額商稅外，為回籠貶值中的紙幣，於宣德四年（1429）增加“市肆門攤稅”，令全國重要城中的店鋪,依其營業種類以鈔納稅。同年開始,在運河沿岸設立鈔關，以鈔徵收船料稅（按船大小計征），又稱鈔關稅。其後紙幣繼續貶值，由收鈔而來的這兩種新稅都改收銀兩，不予取消。此外，各地還設河泊所徵收魚課。明中葉在北京九個城門徵收門稅，並設工關收稅，恢復竹木抽分。開礦則按三十分之二或按承包額納稅。至萬曆中更派出太監為稅監礦監，於各地密設稅卡，重征疊稅，亂指礦脈，橫徵暴斂，以致釀成連綿不斷的城市民變。
清初一度減輕商稅，禁止各關違例徵收及遲延勒索之弊，乾隆時還整頓稅關，多次減免關稅，減輕市稅性質的落地稅。但中葉後吏治大壞，貪污盛行，稅官胥吏需索，花樣百出，雜斂多於正課。
商稅的變化及其流弊 在中國歷史上，商稅由征於市而稅及關，而且關稅愈益受到注意，這是地區間貿易日益發展的反映。市稅則由征於城而稅及鄉，並且後者數額愈益增多，這是商業向農村深入發展的結果。由輕而重，大凡各王朝新建，商稅一時能有所減輕，尚有利於中小商人的經營和商業的發展；以後政治腐敗，財政困難，商稅日益加重，阻礙了商品正常的流通，以至加劇社會矛盾。這已成為一種有規律的歷史現象。
為徵收商稅，歷代都有專設的稅務機構，對收稅官吏“懸之利祿，許以功報”。獎懲之制，比較之法，也益嚴密。有時更實行包稅制，由私人以家財作保，立額包征。如南朝的市估津埭稅以至魚稅都有由包稅人徵收的。包稅人相互競爭，增額求包,將負擔轉嫁給商民,更加重了商稅的弊病。宋代在農村徵收的商稅占到全部商稅收入的半數。這部分稅收（坊場錢）也包給私人，稱為“撲買”，其弊亦很嚴重。
宋以來商稅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北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商稅年收1970萬貫，大於鹽課和酒課收入。元天曆時諸路商稅（不包括額外課）收入共達93.9萬餘錠（一錠合銀50兩）。清中葉常關稅定額 400萬兩，工關稅40萬兩，落地稅85萬兩，再加蘆課、魚課、礦課，契、牙、當稅等，共收入580餘萬兩,但實際徵收遠遠超過定額，有人估計不下六七千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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