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開背景
1937年11月底，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和候補書記王明被派回國。由於他不了解中國抗戰的實際形勢，被抗戰爆發後，蔣介石採取的某些進步措施，以及當時在實力上蔣介石較強，紅軍數量較少等現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貫具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存在著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傾投降主義的誤區，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給中國的抗戰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種右的傾向違反獨立自主原則，實際上不利於保持國共兩黨合作的統一戰線，黨的各級組織為克服這種傾向並防止其蔓延，進行了必要而有效的鬥爭，從而把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影響局限在局部的範圍內，並較快地加以克服。為了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確定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新階段的基本方針和任務，並把全黨的認識統一到正確的思想上來，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
會議經過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實際上是六屆六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14日的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明確指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在24日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他指出，共產國際的指示是這次政治局會議成功的保證，同時又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導原則，指示的最主要點是強調黨內團結。毛澤東分析了武漢即將失陷後的形勢，指出抗日戰爭將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相持階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他論證了統一戰線中統一同鬥爭的辯證關係。由於國共合作是對立階級的政黨的合作，所以鬥爭是嚴重的、不可避免的，具體表現是國民黨頑固分子的磨擦和共產黨的反磨擦。統一戰線中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鬥爭的原則，因為鬥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鬥爭不能鞏固與發展統一戰線。在27日，也即最後一天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發言，指出這次政治局會議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從而可以保證六屆六中全會的成功，並建議在六中全會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這次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議程，決定由毛澤東代表中央向全會作政治報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召開。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明、張聞天、項英、博古、康生、王稼樣、彭德懷、劉少奇、陳雲、關向應、張浩、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門及各地黨和軍隊的領導幹部賀龍、鄧小平、羅榮桓、彭真、林伯渠等38人，總計55人。
9月29日，六屆六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被推選為全會主席團成員，並在會上宣布全會議事日程。會上，六中全會主席團決定，以毛澤東名義寫信給蔣介石。信中說：“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漸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毛澤東的這封信，由周恩來在10月4日當面交給蔣介石。
10月12日下午，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會作政治報告，題目是《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繼續報告。報告分八個部分：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15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抗戰與長期合作；六、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指出，在敵占武漢、廣州後，必達一個戰略進攻的終點，抗日戰爭將過渡到一個新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在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這種新姿態就是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國共兩黨要以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以至合作建國。報告還提出要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強調全黨要普遍地深入地學習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反對教條主義。毛澤東的這個報告，以《論新階段》為題，發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編入建國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題仍為《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11月5日下午，毛澤東在會上作結論報告。6日下午，繼續作結論報告。講了五個問題：第一，六中全會的成功。這次會議總結了抗日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經驗，科學地分析和估計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的方針和任務。這次會議是一個好的會議，是黨的歷史上少有的，討論的問題多，態度認真。我們黨奮鬥了17年，空前地進步了，黨已能夠更靈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於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第二，廣州、武漢失守後的形勢。在敵強我弱形勢沒有發生決定性變化的條件下，廣州、武漢的放棄是正確的。這種戰略退卻雖一時表現了有利於敵而不利於我，但從整個形勢看錶現了有利於我而不利於敵，我們保存了實力，敵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軍占領上海等地時是一鼓作氣，占領武漢後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戰略進攻接近頂點，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來的象徵。在相持階段中，我方作戰形式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敵後游擊戰爭應分為兩大區域，在已經大大發展了游擊戰爭的區域，應大力加以鞏固；在沒有充分發展或正在發展游擊戰爭的區域，應迅速地廣大地發展游擊戰爭。所以，應當鞏固華北，發展華中和華南。第三，民族統一戰線的長期性。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須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第四，戰爭和戰略問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主要的鬥爭形式是戰爭，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游擊戰爭在全戰爭中占著一個重要的戰略地位，沒有游擊戰爭，忽視游擊隊和游擊軍的建設，忽視游擊戰的研究和指導，也將不能戰勝日本。第五，其他問題。結論報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國後分別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與《戰爭和戰略問題》為題編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會議內容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擴大）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央作了總結報告（《戰爭和戰略問題》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總結報告中的兩部分），毛澤東同志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科學命題；張聞天作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中央代表團工作報告；朱德作了八路軍工作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雲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全會批准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基本上克服了抗戰初期王明的左傾錯誤，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奠定了基礎。
全會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致各國共產黨、致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致東北義勇軍及東北同胞電，《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志書》等檔案。
會議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批判了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兩種錯誤偏向。大會尤其批判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強調正確的統戰方針應該是既統一又獨立。毛澤東指出，雖然在抗戰時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階級矛盾並沒有消失或減少。同時，必須看出，沒有民主、民生問題（屬於階級鬥爭的範圍）的適當解決，也就不能實行廣泛的人民的動員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大會重申，黨應該把主要工作放在戰區和敵後，獨立自主地放手組織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抗戰時期黨以主要力量在敵後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實際上是中國革命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繼續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這次全會號召全黨同志必須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善於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國際經驗套用於中國的具體環境，反對教條主義，廢止洋八股，提倡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來任南方局書記，董必武任副書記；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錯誤領導。
歷史意義
第一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當時的情況下，還沒有條件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起了重大的歷史作用。這次全會正確地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相持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這次全會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左傾錯誤，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從而使全黨統一於中央正確路線的指導之下，推動了各方面工作的發展。這次大會還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相結合的原則，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而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