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背景
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三年來，國內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從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取得了一至三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其他省區的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也有很大發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出現了全國人民反蔣抗日高潮。同年11月召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形成革命與反革命的兩種政權對立局面。另一方面，1931年9月，因王明出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等組成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繼續推行王明“左”傾錯誤。他們通過1931年11月的贛南會議和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進一步貫徹執行“左”傾冒險主義，打擊和排擠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撤銷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職務，開展所謂“反羅明路線”和“反鄧、毛、謝、古”的鬥爭。1933年1月，臨時中央因在上海無法立足，被迫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同年9月，蔣介石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五次“圍剿”，造成對紅軍和根據地的嚴重威脅。
會議時間
在第五次反“圍剿”進入關鍵時刻，中共臨時中央於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召開了六屆五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一些省的代表。
會議內容
博古主持會議並作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陳雲作了《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了《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
全會全面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並通過了一系列“左”傾錯誤理論和政策，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了頂點，最終導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全會通過了《中共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五中全會關於白色區域中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決議》、《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及《致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電》、《致德國共產黨電》、《致在獄同志電》、《致工農紅軍電》等檔案。
全會增選了王稼祥、凱豐（何克全）為中央委員，增選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候補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毛澤東等11人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等5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
會議決定
會議決議的主要內容是：
一、關於形勢的分析。全會完全接受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對於世界形勢和中國形勢的分析。國際十二次全會在對於目前世界形勢的分析中指出：“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終結已經開始，但在最重要的與有決定意義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還沒有直接革命的形勢。目前正處在走向階級與階級間國家與國家間的偉大衝突的新階段--即走向革命與戰爭的新階段的過渡期中。”從這一結論出發，全會不顧當時中國革命運動遭受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嚴重挫折和白區工作的巨大破壞等基本事實，盲目地斷言：“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這一鬥爭將決定中國的“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這一鬥爭的勝利，“將實現一省或數省的蘇維埃革命首先勝利，並奠定蘇維埃革命在全中國勝利的強固基礎。”
二、規定黨在蘇維埃區域和國民黨區域的各項任務。全會指出黨在蘇區工作有了很大的進步。規定黨在蘇區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一切資源，發揚黨和民眾的積極性到最高限度來擴大和鞏固紅軍。”“在儘可能的短時期內，實現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的口號。”為實現這一中心任務，黨要求：1．健全赤衛軍和少先隊的組織，使他們變成為紅軍的現成的有良好訓練的後備軍與地方部隊。2．加緊與改善蘇維埃工作，使蘇維埃政權更加強與密切自己與千百萬勞苦民眾的聯繫。3．繼續實行蘇維埃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4．努力擴大、加強、健全一切蘇區的工人、青年、婦女等民眾組織。5．加強和健全黨的組織，提拔訓練新幹部，清除異己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加強兩條戰線的鬥爭，以保證完成任務。全會認為黨的白區工作十分薄弱，尤其是中心城市黨的工作狀況很嚴重，工會工作極端不夠。為迅速改變這一狀況，黨規定在白區的工作任務是：1．用最大的力量去準備、組織領導工人的罷工鬥爭。“黨的全部力量應放到工廠、工會罷工上面”。2．發動農民民眾反對捐稅和高利貸，反對地租的鬥爭，發展分糧搶米，奪取土地的鬥爭。在農村中，黨要團結貧農、反對富農，打倒地主豪紳。3．在民眾的反帝鬥爭中，黨必須堅決地為著創造反帝的下層統一戰線而鬥爭。4．黨必須加強少數民族的工作。為完成上述任務，白區黨的組織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鞏固黨的組織，”“創立與加強黨在大的工業中心的工作與組織。”
三、高度評價六屆四中全會，堅持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全會指出：“四中全會後三年來的事變與黨在領導民眾鬥爭中所獲得的偉大成績，愈益明顯地顯示了四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大意義。”全會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黨內兩條戰線的鬥爭，認為“奠定了黨內工作全部轉變的基礎”，“完成了黨在布爾塞維克化方面極大的進步”。使黨“最後走上了布爾塞維克的道路”。全會強調：在新的形勢面前：“只有進行一個堅決的鬥爭，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黨才能夠發展布爾塞維克的路線。”
會議影響
全會增選王稼祥、凱豐為中央委員，增選彭德懷、楊尚昆、李富春、李維漢、孔原為候補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項英、陳雲、王明、康生、任弼時、張國燾、毛澤東為政治局委員，劉少奇、朱德、關向應、鄧發、凱豐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負總責。全會還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李維漢任書記。
會議意義
六屆五中全會，全面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左”傾錯誤路線，並且通過了一系列“左”傾錯誤理論和政策，“是第三次‘左’傾路線發展的頂點”，給中國革命造成更大的損失，最終導致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