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丁玲在北大荒》是丁玲的朋友、原光明日報社高級記者鄭笑楓根據採訪陳明等人，並深入北大荒實地訪問後寫成的一部紀實報告，真實再現了丁玲在北大荒的感人經歷。同時附有丁玲、陳明等回顧北大荒生活的文章，是深入流放者內心世界的一個難得文本。
1955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黑頭目”的帽子就扣在丁玲頭上；1957年，丁玲沒講一句話又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夫婦倆被發配到荒涼寒冷的北大荒，從此一直到1970年轉到秦城監獄，開始了12年的無罪流放生涯。12年，作為一個作家、一個女人，在寒荒地帶，是如何熬過來的？
在北大荒，丁玲既感受到純樸民眾的友情關愛，也受盡奚落歧視，特別是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但她奮起“飛蛾撲火”的精神，以鋼鐵般的意志在冰鋒刺骨的環境下熬煉，最終和北大荒建立了難以割捨的情緣。
目錄
我的自傳
序
題記
嚴寒的日子，已經降臨
附：反右派鬥爭中的六日
“向左村”
農場來了“大右派”
“我願意留在北大荒繼續鍛鍊”
纖筆一枝誰與似
在寶泉嶺農場
附：三訪湯原
附：追敘夜審丁玲
附：記入獄
重返北大荒
歸來華發蒼顏
永不消逝的活力
最後一篇作品
飛蛾撲火 非死水止
附：我懷念她
附：風雪人間
跋
再版後記
前言
《丁玲在北大荒》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想，延安時期與丁玲並肩戰鬥過的老文藝戰士看到這《丁玲在北大荒》，也一定會和我一樣，感到高興和欣慰的。
丁玲在北大荒的情況，一般人所知不詳。過去，我怕觸及她的傷痛，也沒有多問過她，並且一直想當然地認為她是被發配到北大荒的。後來我才得知．是她主動要求去的。笑楓同志撰寫的這《丁玲在北大荒》中又告訴我們：1963年，也就是丁玲在北大荒度過五年的艱苦生活之後，作協黨組和中宣部的負責人曾想讓她回來，並且說可以發調令，但她卻表示，願意繼續留在北大荒。丁玲到北大荒，無疑是她一生中的大事。我認為，她的這個決定很不一般，在身處逆境的情況下，沒有非凡的勇氣，是不可能採取這個行動的。而這個勇氣則來源於她對黨的信念和一貫的文藝思想；革命作家必須與民眾相結合。丁玲當時認為，她住在北京的小四合院中，固然可以苟安一時，但被劃了“右派”、沒有人敢接近自己，這樣就會形成與人民民眾的隔離，而這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對自己說：“不必猶豫了。不要留戀這死寂的庭院，到暴風雨中，到人群裡面去，到火熱的勞動中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這就是她當時的想法。
精彩書摘
1955年，“丁陳反黨集團黑頭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頭上。1957年，她沒講一句話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陳明首當其衝，被發配到北大荒。羈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飛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說：不要留戀這死寂的庭院。到暴風雨中去……我是人，是一個尊嚴的人，我怎么能披著一張癩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說著不是自己心裡的話？
嚴寒的日子，已經降臨
全國解放後，丁玲本來決定留在東北從事寫作，她感到解放戰爭已經勝利，要寫的東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無條件地服從黨的決定：來到北京，致力於新中國的文藝領導工作和編輯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間，她歷任中宣部文藝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中國作協副主席和《文藝報》、《人民文學》的主編。1955年一陣政治上的狂風暴雨突然降臨到她的頭上。年底，她被無端地打成“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黑頭目之一。
“這年年底，哪一天我記不清了。”陳明回憶說：“我接到通知，去聽傳達中央檔案。會議開了三天，談的都是丁玲的問題。檔案列舉丁玲的頭一個大問題，就是曾經自首變節，這是指被特務秘密逮捕，關押在南京的那一段歷史；第二個大問題，列舉了全國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後的四大罪狀，我一聽，全都不是事實。”
陳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時侯的一些會議上，有人提出了“丁陳反黨集團”的問題。這些會，丁玲參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黨會澄清事實，從未想到會被無端地給戴上這頂大帽子。她一點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裡。
陳明感到迷茫：對人的處理，尤其要慎重，這是黨歷來的傳統，也是黨的組織原則。現在，他聽了三天的傳達、討論、批判，有中央的紅頭檔案，而且是結論性的檔案，大會之後，就要向全國傳達，這是一個關係到一個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個共產黨員命運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無所知。組織上既未找她談過話，更設有讓她在“結論”上籤字，她的“帽子”就這樣被戴上了；她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號幽靜的小院裡，丁玲安靜地伏在書桌上，聚精會神地寫《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裡》。她看到陳明聽傳達回來，很不在意地問：“會開完了？”
陳明強作歡笑，若無其事地說：“還沒有完，要傳達、討論三天。”
開會，聽傳達，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們兩人在兩個不同部門工作，誰開什麼會，誰也不問誰，這已成為習慣了。吃晚飯時，丁玲還興致勃勃地談起《在嚴寒的日子裡》的人物構思……
陳明的心頭一酸，可又不敢向她說明：嚴寒的日子，已經落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最後一天的會實際就是一場對丁玲的大批判會。會前先指定發言人按照定下的調子“批判”。發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協接到通知，派幾個人去北京參加批判。“丁、陳反黨集團”的會議，要確定在大會上的發言人，當時大家都很緊張，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孫犁。孫犁想：這太意外了，什麼都不明白。他以身體有病為由，堅決辭謝。當時中宣部一位負責人在場，幫了孫犁一把，說：“他身體不好，就算了吧！”孫犁壓在心上的一頭石頭落地了。這位負責同志為他排憂解難的這句話，他一直銘刻難忘。
會後，陳明回到家裡，丁玲書房的檯燈亮著，她連陳明推門走進屋來，似乎都沒有覺察，還在埋頭寫她的《在嚴寒的日子》。此刻，陳明的眼眶濕潤了，他再也不忍心瞞著她，但他還是不敢如實地把這三天批判丁、陳的會議情況和盤托出地告訴她。她在生命的歷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這意外的打擊，而且是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無情的打擊。
他輕輕地走到她的書桌前。丁玲抬起了頭，向他微微一笑。陳明頓時感到：經受過那么多折磨的她還是那么單純，那么天真。此時此刻，他感到一種沉重的責任，不能讓她那顆純真的童心，再蒙在鼓裡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聲。
“你的小說，暫時，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寫了？”
“為什麼？”
陳明婉轉地說：“我聽說中央有一個什麼檔案，談到丁、陳反黨集團的問題。”
丁玲爽朗地回答說：“我已經向黨作了詳細的說明，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嘛！”
陳明勸她：“你是不是給中宣部黨委會打個電話問問，是不是有這么個檔案？如果真有，請他們送來給你看看。”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給丁玲送來了檔案。丁玲據實向黨中央提出申訴，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訴，批示由中宣部對丁玲的問題進行複查。張際春同志擔任複查組組長。複查組收集的證言材料達80多萬字，經過分析核實得出結論：什麼“獨立王國”，什麼“反對黨的決議”，什麼“一本書主義”，都不是事實。
1956年夏天，作協黨組召開了擴大會改，由黨組書記邵荃麟主持。他說，“丁、陳反黨集團不能成立，這個會，討論一下，丁、陳的錯誤在哪裡？今天開的是一個團結的會。”
’這個會，也開了三天。丁玲本來不想在會上講什麼，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參加會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談談，她就即席提出了一個問題：“這樣大的事，為什麼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況下，中央就把結論批了下來？”
周揚同志在會上作了明確表態：我們匯報的情況不準確，我和有關同志負有責任。
作協黨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決定再召開一次大會，給莫須有的“丁、陳反黨集團”平反。
這時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像龍捲風一樣，在全國鋪天蓋地掀起滿天的飛沙走石，許多許多的人，還沒有來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陣旋風捲起來，摔倒在地。在作協黨組再次召開的原打算為丁玲公開平反的大會上，權威發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僅是“丁、陳反黨集團”的頭目，而且在歷史上還有三次叛變，其一是在南京“自首變節”，其二是在延安寫《三八節有感》；其三是進城後搞“獨立王國”。另外還宣布，下次批判大會將在文聯大樓禮堂召開。
第二天，作協黨組書記找丁玲談話。陳明看到：回到家裡的丁玲，那雙又圓又亮的眼睛，紅腫了。
在“大鳴大放”中，丁玲沒講過一句話便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些為複查“丁、陳反黨集團”調查取證的同志，也受到株連，劃成右派，當時《文藝報》的總編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唐因全家被發配到黑龍江。“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裡上吊自殺了；唐因平反後，帶著唯一的女兒回到北京，老伴卻永遠留在了黑龍江。
陳明更難免要遭劫難。當時他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編劇。丁玲被揪出來後，他便首當其衝地成了右派。處理右派，有所謂“六類七種”的政策。“罪行”最嚴重者屬一類，處理有二種：一種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一種保留公職，勞動教養；二類者，監督勞動，撤銷一切職務，每月發28元生活費；三類者，降職降薪，留用察看；四類、五類者，降職降薪。按這五類處理的右派，一般都將被送下去勞動改造，但若年過半百，可以留在機關勞動。一些得此“照顧”的右派，留在機關當雜工，做些打掃廁所之類的活，遭人白眼，備受凌辱，心裡還後悔沒一起下去。都是右派在一起，日子還好過一點。受六類處理者，須是“頭面人物”不論其“罪行”大小，工資和職務只降一級，並可不送去勞動。當然，不論受哪一類處理，是黨員則開除黨籍，是團員則開除團籍。陳明被劃定為二類右派，每月發28元生活費。他已經接到通知：春節過後，就要同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的右派們一起，到北大荒接受監督勞動。丁玲是全國政協常委、著名作家，當然屬“頭面人物”。經全國政協討論，按六類處理，留在北京，不必去北大荒。
1958年的春天姍姍來遲。丁玲夫婦兩人安靜地坐在寂寞的家裡，他們在考慮：今後怎么辦？
那時小興安嶺林區正在建設，丁玲特地從報紙、畫報上剪下小興安嶺伊春的建設圖片，她還買了介紹貴州山區的一些書籍。她對陳明說：“我們國家的林業太落後了，聽說森林覆蓋率只占全國土地的12%還不到，我們去小興安嶺，或者到貴州山區，去搞林業吧？”
陳明說：“我們都作了這樣充分的精神準備，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丁玲又恢復了她那革命的樂觀主義和爽朗性格，說：“中國有旬綠林豪傑的壯語：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魯迅不是早就說過：路是人走出來的。”
陳明為丁玲擔憂：“我先走了，你身體又不好，怎么辦？”
“你去吧！”丁玲說，“不要不放心我。”
陳明徵求丁玲的意見，是不是把他將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事，告訴作協黨組一聲？
丁玲連忙阻止說：“不要說了。說了，會照顧你，把你留下來。我們倆不是都心甘情願地要到東北去嘛！”
陳明臨行前一天，老兩口悽然地坐在一起，拍了一張臨別合影……
陳明回憶了這一段往事之後，又把他正在整理的丁玲生前最後一部遺作《風雪人間》的手稿，交給我看。我默默地讀著，我的眼睛濕潤了。書中的每一個章節，都把我帶進當年風雪人間的難忘的回憶之中。也是這個季節，北大荒的冰雪剛剛開凍，我和陳明等許許多多同命運的同志一起，乘上一列“右派專車”，從北京直赴北大荒。丁玲在書中寫的每一個細節，悽然而又帶著浪漫遐想的心境，我都親身經歷過，都是我熟悉的。我為書中發自內心深處的肺腑之言感動了。這位一生歷經坎坷、馳名中外的著名女作家，飽含與黨和人民血肉相聯之情，向讀者敞開她光明磊落的心靈和博大的胸懷，衷而不傷地講述著在突然襲來的殘酷打擊面前，她的迷茫，她的悲痛，她的信念，她的追求……
讀完《風雪人間》，我感到自己有一種莊嚴的責任，應該把這部丁玲為這段難忘的往事而寫的遺作，早些奉獻給讀者。這裡，摘錄《風雪人間》的一些章節：
之一：意外的判決
……一切可以令人眷念的思情都已遠遠離去，我和陳明在十分繁華熱鬧、鞭炮齊鳴的北京城裡，度過了一個十分寂寞而淒涼的春節。
春節剛過幾天，文化部電影局北京製片廠通知陳明三天后去東郊雙橋農場報到。
在陳明準備出發的三天裡，我們相互規定：不流眼淚，不唉聲嘆氣，……蔑視這時加在身上的一切，傲然踏著為我們設定的荊棘刀尖，昂然前進。我們相信我們將信守共產黨員的信仰道德，開闢自己的新路……
之二：寂居
現在一個小小的四合院，只剩下王姐和我。顯得十分空寂。三月過去了，四月來了，院子裡剩下幾盆花，寂寂寞寞地自個兒開著。
……人可以煩悶，可以憂鬱，可以憤怒，可以嚶嚶啜泣，……就是不能言不由衷，不能像一隻癩蛤蟆似的聒聒地叫著自己不願聽的虛偽的聲音。
我是人，是一個尊嚴的人，一個認真的共產黨人，我怎么能披著一張癩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說著不是自己心裡的話？我雖然有過迷茫，真的就沒有一個人能尊重事實，肯為丁玲說句公道話嗎？我相信黨，我相信總有一天，黨會搞清楚，我一定要等到這一天，我應該活著耐心等著這一天。……我應該不必羞愧，我應該無所畏懼，掃除迷茫，承擔苦難。繼續用自己的言行，譜寫為人民的一生。
之三：悲傷
陳明走後，我整天埋頭在一些異邦異域的文學作品中……人要習慣在寂寞中、孤獨中、恥辱中熬煉，熬煉出一副鋼鐵的意志……現在人們剝奪了我的寫作權利，宣判我政治生命的死亡，萬里長空，只有蒙蒙的迷霧一片。
之四：火柴
陳明來信，寶清縣853農場，國務院直屬機關的所謂“右派”大約有一百多人，年齡大都在三四十歲左右，都在有為之年，如今都背著黑鍋，發配邊疆，每月只發28元生活費。
他的來信，都以最愉快的心情，描述他在冰天雪地里勞動感到的無窮樂趣。他還告訴我一件十分興奮的事，王震司令員冒著春寒去看了他們。
王震向他問起了我，他把我也打算去北大荒的想法講了，王震說：“好嘛！她來我同意。”火柴，我已經感到你的熱了，我一定要飛到那寒冷的北大荒去。
之五：何去何從
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告訴我：“對你的處分，按右派六類處理，你可以不下去勞動，可以留在北京從事研究或寫作……”我想：我是臉上刺得有字，頭上戴有帽子……我被描繪成一個醜陋的怪物，任人指點，任人笑罵，這種處境，我怎么能保持寧靜的心情創作？
不必猶豫了。不要留戀這死寂的庭院，到暴風雨中，到人群裡面去，到火熱的勞動中去，把一切煩惱遠遠地拋在後邊……
之六：輕裝
不是就要我“重新做人”嗎？我決心真正地從頭做起，把過去的一切都勾銷。不是從零做起，是從零下做起……天上不會落下奇蹟，有人不希望我下去，想看到我從此委靡，一蹶不振，從文壇消失……我要做出自己的證明，我只有到民眾中去，找回真理。……我的黨籍任人開除了，但一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心卻仍是屬於我自己的，任何人也是拿不走的。
之七：前進
6月中旬，作協總務科代我買了去黑龍江哈爾濱的火車軟席臥鋪，並且特地選了一位轉業軍人陪同去，他也坐軟臥。這可真是特殊的照顧。只是我不理解，為什麼車票錢全要我自己支付呢？按常規，犯人應該由主管司法公安出錢，“解差”的旅費，更不應該由我這個“犯人”來支付。
之八：介紹信
到中宣部拿介紹信，卻寫著“撤銷職務，取消級別，保留作協理事名義，下去體驗生活從事創作。可從事創作，就不給工資。如參加工作可以重新評級評薪……”為什麼這么變？沒有人向我解釋。
如果我在下面果真能夠刨作，誰能批准哪個刊物能發表我的作品？又有誰膽敢照常例支付我稿費呢？我只能靠陳明的每月28元錢的生活費生活了。
我下決心，什麼也不說，不問，帶著這張“通行證”，壯膽下去，沉在人民中去，和人民在一起，總有一天能和人民一樣光明磊落地生活……
附：反右派鬥爭中的六日 蔣祖林
我在上海參觀造船工業，收穫不小。還去了父親的墓地，獻上了一大籃鮮花。並同朋友賀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於8月4曰晚9時回到北京，當火車駛入車站時，我看到站在暗淡燈光下的媽媽。我離開上海之前給她發了一個電報，告訴她我的歸期，並沒有想到她來接我，所以我很高興。我們上了小轎車，一路上，我興致勃勃地向媽媽述說我在上海的情況，讓她分享我的喜悅。可是，我感到我的話很少得到她回應，便把話打住了。我覺察到媽媽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復會後有什麼變故？我心裡隱隱地出現了一種不祥的預感。司機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問什麼。我轉過臉去，茫然地從車窗向外望著。
回到家，我和媽媽，陳明叔叔一起走進客廳。我極度地忐忑不安，心裡十分焦急，我想問她，又遲疑著沒敢開口，生怕得到的是一個可怕的答案。媽媽坐在我對面，神情略顯困頓，凝神的目光顯示出她在掂量如何開始同我的談話。這氣氛令人難耐。
終於媽媽先開了口，她語氣沉重地說：“祖林！我告訴你，我的問題又有了大的反覆。這些天，天天在開鬥爭我的會。”
儘管我已有一點不祥的預感，但這幾句話仍有如晴空霹靂。我驚呆了，想說卻說不出話來，思想似乎都凝滯了。
媽媽稍稍停頓，繼續說道：“黨組擴大會在7月25日復會，你走後四天就復會了。周揚主持會議並首先講了話，他說他是以前年會議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兩種身份參加。這樣一個申明，就給人一種暗示，他是代表黨的，也是正確的。他的講話與他在前三次黨組擴大會上的講話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陳反黨小集團’的結淪是正確的。說我的申訴和我在會上提問為什麼沒有核實事實就向中央報告？為什麼還背著我們向中央報告，是‘翻案’，是向黨猖狂的進攻，而且是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內外呼應！周揚一開始就為會議定下了這個調子，於是會議又是一邊倒，會議的性質從討論重新處理我的問題變成了鬥爭我的會。參加會議的人數也增加了。邵荃麟、劉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揚一樣的發言。”
我既感到震驚，又感到困惑。我心裡想，我們黨處理問題不是應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嗎？這也是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為什麼現在又再次肯定並非事實的結論呢？黨章規定每個黨員都有申訴的權利，為什麼卻把媽媽的申訴斥為“向黨猖狂進攻”？難道對搞錯了的事，不應問問為什麼，從而總結經驗教訓？
我問道：“中宣部專門小組現在的態度是什麼？”
媽媽沉默了一小會，說：“張際春已經不參與這件事了，他也沒有參加會議。周揚不是說他代表中宣部嗎？李之璉他們也只能按這個調子發言。看來作協黨組擴大會休會的這一個半月里，中宣部領導作出了這樣的決定。結果就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