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如果80後一生唯讀一本書，那就要讀最有用的《80後命運書：寫給未來30年主流精英的改運書》。2010年，80後30歲了，但80後大多生活得很慘。
80後的利益，就是全中國的利益；80後的奮鬥，就是全中國的奮鬥!
內容簡介
《80後命運書：寫給未來30年主流精英的改運書》序篇是對80後未來命運的預測：今後20年內，80後的失業危機將陰魂不散；2028年後中國勞動力不斷減少，而老年人不斷增加，中年80後贍養老人的壓力將空前沉重；而由於越來越少的勞動力創造的財富將不足以養活老年80後，很多老年80後將被迫工作到70多歲來養活自己。《80後命運書：寫給未來30年主流精英的改運書》上篇講80後的命（命中注定）：為什麼我們混不好。大學生就業危機、財富分配極度不均使得我們墜入物質地獄；物慾的高漲與社會信任危機導致我們進入痛苦的精神煉獄。
《80後命運書：寫給未來30年主流精英的改運書》下篇講80後的運（運作改命）：我們應該怎么混。專注於一個職業的“螺絲釘成功學”、積極推進城市化的“80後經濟學”與全面享受生活的“功利主義幸福論”是我們的最好出路。
《80後命運書：寫給未來30年主流精英的改運書》是中國第一本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角度分析80後前途命運的書。如果80後一生唯讀一本書，那就要讀最有用的《80後命運書》！
作者簡介
李牧童，80後，湖南人，畢業於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寫過幾本書，得過幾次獎，有過幾項名號，換過幾個場。傷過心，邁過坎，老叟青睞，狂童白眼。有人嘆我高深，有人笑我無用，或罵故弄玄虛，或曰英才天縱。無常榮辱，幾度沉淪。褪妝卸甲，純粹做人。光明頂，生於1983年，浙江台州人，畢業於浙江大學管理學院。高中大學閱讀文史哲、社會學、心理學著作600餘本，大學畢業後閱讀政治經濟報導與評論3000餘萬字。受文化人類學啟發，2010年4月出版《世上只有三道聯考作文題》，成功破解6月份的16道聯考作文題。2010年8月將推出《世上只有三道聯考作文題》的升級版和《世上只有5道中考作文題》。
媒體評論
《2010年現首批30歲“80後”近半無房無車》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
古語說“三十而立”。2010年，“80後”將首次出現30歲群體。由《法制晚報》聯合智聯招聘發起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六成30歲“80後”薪酬不高，恐懼家庭責任，生存狀態並不理想。
本次調查涵蓋薪酬水平、生活現狀及工作穩定度三方面，有近萬人參與。調查顯示，近六成1980年出生的職場人表示，不能承擔社會和家庭責任，五成以上1980年出生的職場人在工作上力不從心，近五成調查對象無房無車，且處於未婚狀態，該類人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
數據顯示，“80後”並不像人們想像中那樣“瀟灑”和“任性”。在變革的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同樣承擔著來自現實和理想上的雙重壓力。
工作薪酬六成人薪酬不高恐懼家庭責任
調查顯示，將近六成1980年出生的職場人表示，不能承擔社會和家庭責任。薪酬分析師趙立鵬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是，目前該類人群的薪酬和職位普遍偏低，在物質方面無法支撐家庭和貢獻社會，久而久之便開始喪失信心。
智聯薪酬數據顯示，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人數占比為31.2%，月收入在1500-3000元的人數占比也接近三成，為28.6%。
趙立鵬表示，這一薪酬水平想要在京廣滬這樣的一線城市實現“獨立”顯然不切實際。在當前的社會節奏和生活壓力下，做到真正的“獨立”至少還要推遲幾年，35歲會是一個更好的標準。
數據顯示，目前1980年出生的職場人四成依然是普通員工，兩成開始擔任基礎的管理崗位，升任主管。擔任經理職位的比例僅為8.6%，不到一成人。趙立鵬表示，35歲這一部分職場人將迎來大範圍的職位晉升，薪酬也會隨之大幅提高。
生活現狀五成人無房無車保持單身
調查顯示，即將年滿30歲的職場人中將近五成人無房無車，比例為47.9%。此外，有四成以上的該類人群處於未婚狀態。
職場分析師郝健表示，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有房有車以及是否結婚已經不能作為評判一個人是否“獨立”的參考標準。
郝健認為，“80後”所面對的社會競爭壓力較之前幾代人高出了不少。以前房價偏低時也可以適當找家裡支援，而隨著近幾年房價的高漲，“啃老族”也逐漸淡出人們視野。
婚姻狀況方面，郝健認為，當下社會各種價值觀衝擊著人們的思想，以致“80後”並不會屈服於年齡而結婚。
郝健還表示，心理是否成熟，對未來是否有明確規劃，這才是衡量一個人是否“獨立”的有效標準。
工作穩定度五成人每年都在換工作
有數據顯示，1980年出生的職場人工作年限主要分為3-5年和5-10年兩類，那么該類人群的職業發展是否穩定？
本次調查顯示，將近五成的該類職場人頻繁換工作，頻率達到每年一次甚至更多。調查數據表明，該類職場人的工作缺乏穩定，“換領域跳槽”也不乏其人。
郝健認為，矛盾衝突在這一代人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穩定性在這一群職場人身上略顯不足。
智聯招聘職業顧問祝紅艷建議，職場新人最好在一個崗位上工作3年的時間。這樣能讓人熟練地掌握工作技能，並建立成熟的職業認知度，同時對其他工作機會也能作出較為正確的判斷。
《三十而不立》
來源：YNET.com北青網 北京青年周刊劉瑞蘭
不幸的是，2010年如期到來，早生幾年的80後已經對著生日蛋糕上燒得燦爛的蠟燭發愁。其他嘴裡嚷著我還是孩子，背地裡卻拿著身份證清算自己青春資本的80後後、80後後後也架不住媒體鋪天蓋地的渲染：“80後集體奔三！”、“三十而立，80後真‘立’得住嗎？”——不是感嘆號就是問號，看得人一陣心驚。
近期智聯招聘網和《法制晚報》聯合做了一個80後生存狀況調查，調查結果被各網站轉載後總結出觸目驚心的一句話：近六成1980年代出生的人不能承擔社會和家庭責任；五成以上在工作上力不從心；近五成調查對象無房無車，且處於未婚狀態。簡而言之，早早就被貼上“叛逆”、“率性”、“不靠譜”標籤的這一代人，現在又被頒予了“三十立不住”的死亡判決書。
但拋開聳動的結論，反過來看，就會發現這份報告也沒那么負面。47.9%的人無房無車，換個角度看，就是至少有一半的30歲80後已經有了自己的房產，對比現在高得沒譜的房價來說，這已經算是不錯的成績了。成都信用卡套現微博
80後成長在富裕、穩定、多元化的時代里，但他們面臨的經濟和家庭壓力也是前所未有的。80後一出生就趕上了獨生子女政策，承載了父母全部的關注、栽培和期待；1999年，大學擴招，首當其衝的也是1980年、1981年生人；等他們畢業了，大學畢業生數量井噴，又趕上了SARS，工作沒那么好找了，工資也不像師兄師姐們吹得那么邪乎。2003年以後中國房價一再往上躥，80後掐指一算，已經把為奴為仆為貸款的一生看得無比清楚，一邊是父母與社會的期待有增無減，一邊是房價油價物價節節高升，上有多名老人待養，中間是婚姻與房子的糾結，下面是嗷嗷待進口奶粉哺的孩子——從跨出校門開始，鋪天蓋地的剛性需求就湧向他們，“一夜長大“似乎是80後最好的寫照。
中國人說三十而立，而80後的三十危機從2009年就已經初露端倪。“裸婚”、“啃老”、“蝸居”、“房奴”、“卡奴”、“車奴”、“孩奴”……這是去年的流行關鍵字，也是80後為自己處境下的定義。2009年最火的青春劇是《我的青春誰做主》，裡面說的不是愛情，而是說愛情在家庭責任前如何蒼白無力；2009年最火的都市劇是《蝸居》，裡面說的是80後的感情和信念在房子、工作、婚姻等現實問題前面如何不堪一擊；兩年前讓80後風光登場的《奮鬥》還能讓人情懷浪漫一把，但三十將至，80後不得不向現實步步迫近。
實際上，成家立業的壓力並非必要的。對於盯著“而立”警戒線的80後來說，三十歲好像是一個異域。飛人劉翔說，30歲考慮要退役，郭敬明說，找女朋友結婚等到30歲再說吧，跨入三十，就是另一個人生。30歲意味著責任心、穩定，意味著婚姻孩子房子車子，這樣的觀念根深蒂固，若不趕在30歲前成家立業就是不合格的人生。但已有評論人指出，在房價高企、物價昂貴的今日，不妨把“而立”往後挪到35歲，這樣對80後會更公平些。而《琥珀》的編劇廖一梅更直接：給人生劃分階段是特別可笑的事，不必遵從別人畫下的框子，規定30歲就該擁有什麼；如果你認為這種規範不存在，那你就生活在時間之外。
著名評論人曹景行則為即將進入30歲的80後辯護，他說80後出生在穩定社會中，是中國第一代在常態中長大的孩子，他們的信息來源非常廣泛、接觸的社會面更大、更能辨別真假，經歷了奧運會、汶川地震等事件，80後也更具有公民意識。2010年，80後開始陸陸續續走進三十歲，拋掉立或不立的偽命題，80後其實可以有更多的活法。
名詞：蝸居
我現在在上海連房子都買不起，這和社會地位完全不配。（韓寒）
韓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買不起房子”，民眾譁然。要知道，這是身價數百萬的暢銷書作家啊！但且慢，聽聽上海的周立波算的這一筆賬：一個年輕人在上海買一套300萬的小公寓，每個月為銀行上供7200元，這樣風雨無阻30年，等到年輕人變成五十幾歲中年人了，房子才會歸他所有。在房價的重壓下，蝸居是惟一的選擇！
名詞：孩奴
“我們兩個人的月收入至少也有兩萬來塊，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花錢就只能圍著孩子轉了！”網友Candy說。孩奴用來形容父母們為子女忙碌而日漸失去自我價值，在80後們還沒從溫室里緩過神兒來，他們已然變身為父母，從奶粉、紙尿布等基本需求，到精英早教、鋼琴班、國際幼稚園，專家說養個孩子每個月需要4000元，兩人的收入一半以上都供奉給這小祖宗了。
名詞：裸婚
房子小了以後還可以換，老婆可是錯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報紙編輯鄭路解釋了裸婚的理由。沒有婚戒，沒有新房，沒有隆重的儀式，兩人各出4.5元領個證兒，就要開始白頭到老的旅程。這不是哪對年輕男女都可以接受的一種新型結婚方式，但目前有些80後們還沒有紮實的經濟基礎，沒錢買大房子，精打細算後又覺得大擺宴席不值得，裸婚大概是80後最有個性的選擇。
名詞：剩男剩女
媽媽很急，天天喊我趕快結婚生孩子！（郭敬明）
小四才幾歲？還有三年才到30呢。但看看現在最火的相親節目《我們約會吧》、《非誠勿擾》等，連22歲、23歲的準90後都出來找朋友，裡面27歲就算是骨灰級選手了吧。這些“剩人們”通常都不是條件不濟，正好相反，就是自認條件太好了，更難找到匹配的對象。連郭敬明都說：“相親？我才不願意去，而且很奇怪，什麼樣的人會來跟郭敬明相親！”
名詞：房奴
“我們倆一個都不能失業！”銀行職員芳芳說。她剛在北京市里剛買了一套234萬的房子，還貸要還21年。雖然負擔如此之重，但她還是慶幸自己出手夠快，從去年7月到現在，房價一路高漲，現在那筆首付已經什麼房都買不到了。80後做房奴，是逼不得已的事，房價會下跌的謊言他們已經聽夠了，不果斷出手，以後想當房奴都當不起了。
名詞：貧二代
20至30歲之間是努力賺錢和存錢的時候，30歲以後是開始重視理財的時候。（李想）
《魯豫有約》欄目對“富二代”的定義是：80年代出生，繼承過億家產；反之，80年代出生的無產階級就可以被稱為“貧二代”了。
現今身價過億的李想就是貧二代出身，拼著後天的努力籌謀，現在成了“富一代”。這樣一步步的資本積累，讓他體會到財富來之不易，當富二代都在想著怎么花錢時，他腦子裡卻是賺錢、存錢和理財。
名詞：卡奴
“我有八張信用卡，倒騰倒騰，一個月能多出4萬塊呢。”職員熊熊展示了他的錢夾。工資微薄，周轉不靈？多申請幾張信用卡，拆東牆，補西牆，照樣可以活得很體面。從2004年開始，各大銀行放寬審核標準，瘋狂推銷信用卡，更讓卡奴成為流行現象。卡奴們還發明了利用淘寶店信用卡套現的把式，延長付款時間，現在這已經成為網上一門好生意。
名詞：啃老族
要早點下手，買一間屬於自己的房（李念），為此，李念向家人借了30萬買房。
《蝸居》裏海藻的扮演者李念，一開始在北京四環置業時，也動用了家人的積蓄。現代國際市場研究公司展開了一項調查，有房的“80後”近半數需要父母的鼎力資助，其中，由父母全額資助的占12.59%；父母“參股”的占30%以上。大城市裡一座房子的首付就要二三十萬，而80後月工資平均是3000到5000，要憑著自己的實力買房，那真是遙遙無期啊。
三十歲80後狀況調查：
收入在3000～5000元的占31.2%，1500～3000元的占28.6%。
四成依然是普通員工，兩成開始擔任基礎的管理崗位，升任主管。擔任經理職位的比例僅為8.6%，不到一成人。
有47.9%無房無車，35%的表示已經擁有自己的住房，但沒有私家車。1.9%的人有車無房。有房有車的人比例為15%。
77.6%的人跳過槽，10%左右換過六份以上的工作。
《80後，一代人的怕和愛》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李雷和韓梅梅
李雷與韓梅梅，是生於1980到1988年間的一代再熟悉不過的人物。他們源自人教社1993年新版國中英語教材，一個頂著小平頭，一個留著齊耳短髮，伴著插圖畫和英式口語灌制的磁帶走進“80後”的青春期，在中考完結之後瞬即銷匿。
誰也不曾料想，十幾年後，他們又重回“80後”的視線，並被創作成歌曲，在網路上瘋狂流傳。感傷的鏇律，隱喻的填詞，殘酷的現實與無奈的結局，勾起了一代人的集體懷舊。
當“60後”、“70後”中的相當一部分人還在詬病“80後”幼稚、嬌慣、叛逆的時候，當“80後”自身仍未放棄對時尚與新潮不懈追隨的時候，“懷舊”過早地被降臨，“回歸”過早地被渴望。“80後”如此界定自己的懷舊行為：它就是那個已然失落的精神烏托邦。
武漢大學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住房、婚戀、競爭壓力、人際關係、父母贍養、個人亞健康狀況、保險保障等，構成了“80後”青年普遍面臨的現實枷鎖。對於來自中小城市工薪家庭及農村家庭的人而言，上述壓力尤為明顯。
殘酷的生態直接對應危險的表征。《中國青年報》針對“青年”問題的樣本分析表明：14%的受訪者出現抑鬱症狀，17%出現焦慮症狀，12%存在敵對情緒。2005年，北京聯合大學的程小龍向北京聯大、對外經貿、北京中醫大和北京化工大的“80後”學生髮放了200份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近1/3被訪者承認“產生過自殺念頭”。在大城市的“80後”白領，因壓力考慮過自殺的，北京占到12%，上海23%，深圳10%，廣州8%。《中國日報》認為，自殺已成為這一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而上海的一份醫學研究報告則稱，“處於亞健康狀態的‘80後’白領占到總人數的70%。”
1980至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是坐過父輩“28式”腳踏車上學的最後一代；是將喝可口可樂、吃麥當勞當作童年奢侈的最後一代；是狂吃乾脆面，集齊“小浣熊”貼畫兒的最後一代；是看著“葫蘆娃”、“聖鬥士”、“七龍珠”直至“灌籃高手”長大的最後一代；是迷戀隨身聽和成摞的港台歌曲磁帶，牆上貼滿“四大天王”、“小虎隊”海報的最後一代；是拉過蛔蟲，背過“五講四美”，白天學賴寧、晚上偷打“魂斗羅”和“超級瑪麗”的最後一代。
從歷史的維度看，1980年代甚囂塵上的思想文化解放運動，“80後”們僅僅趕上了一點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興起的重商主義大潮，他們成為當仁不讓的被動受洗群體；而2000年代產生的撕扯碰撞、顛覆瘋狂、時艱劫難，他們則是必然的承受者、擔當者，抑或逃避者、犧牲者。
在變老之前遠去
夫80後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逮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碩博相繼，數年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十年無休，披星戴月，秉燭達旦，蓄十萬。樓市暴漲，不足購房，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餘，抑鬱成疾。入院一周，傾其所有，病無果，因欠費被逐院門。醫保曰，不符大病之條例，拒賠。友憐之，賒三鹿一包，沖而飲，卒。
——網上流傳的“80後通史”
生於1984年的范繼輝終於下定決心，等到今年的年終獎發完，就逃離北京。2007年畢業後，他像大多數年輕人一樣，嚮往高樓林立、資源聚集的大都會。他來到北京，成為一名“北漂”，先後在兩大著名網站做編輯，月收入8000元左右，高過大多數同齡人。閒暇時光，會去看場話劇，逛逛獨立書店，或者到各色展館和創意市集遛彎兒。
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已經過了25歲，買房、結婚、生子，正步步逼近，而北京的房價，已經邁入“三萬元時代”，即便是租金，也位列“亞洲城市前三”。這是他無法承受的事實。他感到恐懼。在他眼裡，“每月工資若能負擔一平米房價”，這種恐懼才有可能銷匿。至於婚戀，他悲觀而又客觀地感覺：“現在的女孩太現實，沒房沒車，根本不願意同你在一起。”
“房價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上升無望，發展遭遇瓶頸”是范繼輝最終選擇“逃離”的直接動機。他找好了位於老家河北邢台的一份事業單位工作，月收入1000多塊。讓他動心的一點在於，憑藉其公務員父母的收入，加上自己的積蓄，能立即在當地購房。更重要的是，“回家之後不再孤獨，親情會讓我更有幸福感。”不像在北京出租屋的晚上，每個漫漫長夜，都只能與網路、書本“單向度作伴”。
不過，直到現在，他仍然相當糾結。家鄉離北京不過4個小時車程，卻完全是兩個世界：物質、精神的貧瘠，資源的稀缺，觀念的滯後，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縣城生態，與北京無法比擬。“那天，我舅舅開車到北京，拖走了我兩年來淘到的書刊。書走了，看著空蕩蕩的房子，心裡很黯然。”他留戀北京的文化氣息和精神世界，也不排除“如果實在忍受不了，還會再回來。”
范繼輝絕不是孤例。伴隨著“蝸居”、“蟻族”等新名詞的出現，“逃離北上廣”的概念又橫亘在“80後”面前。搜狐網2009年底的調查結果顯示，6萬受訪者中，有82%支持從北京、上海、廣州撤退。
而激動網的抽樣調查顯示，1013個樣本中，1/4的人已如范繼輝一樣，開始萌發“逃離北上廣”的念頭，或者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伐。其中，北京占37%，上海16.3%，廣州24.9%。壓力方面，近9成的上海受訪者感到“壓力巨大”，北京37%，廣州51.2%。不過，“早已習慣這座城市”的人數，也逼近了50%，相信“北上廣”存在更多發展機會的，占到60.9%。逃離，只是無奈之舉。
就在兩個月前，范繼輝看過一部叫《在變老之前遠去》的話劇，主人公馬驊是個白領，選擇在30歲那年離開北京。他說，自己很喜歡這部話劇的名字，“這7個字充滿著一種別樣的理想主義美感，而且也為沉淪在理想中的人找到某種方向。”
他有些文藝，但如今不得不融入現實。“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並不是我們小時候或者是在有著蓬勃的心態的時候所嚮往的那樣，那時我們對生活很篤定，以為憑藉實力，可以過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有些人妥協了，於是過上平淡而幸福的生活；有些人還沒妥協，在各個角落掙扎。”
與范的觀點不同，半年前剛剛離開廣州、回到梅州老家的“80後”江佳偉則將此歸結為這一代人對物質的不可抗拒。他思考了整整一個下午。最終得出如下結論：“80後”被裹挾到物質大潮後，回到了本能的生活狀態。他們不會觸碰敏感，只會讓自己沉浸在一個物慾所帶來的虛幻的幸福感中。如果物質快感得不到滿足，只能退回中小城市，來維繫和繼續這種滿足和所謂幸福。“他們對思想乏力，所以漸漸失去了思想的能力；他們對自身乏力，所以漸漸失去了駕馭現實的能力。”
逃離“北上廣”，范繼輝們認為是“80後”一代人的中國夢已然破滅；江佳偉們則認為，那是“80後”一代人的中國夢才真正開始。
三十難立
到了我就業的時候，我想我會去深圳，最好是去外企，那裡將是年輕人的樂土，沒有等級，不會論資排輩，那是值得安放青春的地方。我承認，我輕蔑諸如機關幹部這樣的工作，毫無激情，旱澇保收，清閒安逸，不思進取。
——趙雷2005年接受校報採訪
千軍萬馬，真正是天下第一考。我不灰心，不放棄，也許再過幾十天，我就會成為人人艷羨的公務員。從此，我的生活將沒有了恐懼，沒有了漂泊，更不會動盪。我也該到成家的時候了。
——趙雷2009年個人微博
趙雷的故事有些折騰。2006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後，他來到仰慕已久的特區深圳，在一家著名IT企業工作，月薪7000元。兩年後，他卻參加了公務員考試，並經歷了一次慘敗。2009年，他再度報考。而其嚮往的家鄉國稅局某科室的職位，有1000多人與之競爭，難度可想而知。即便如此，他仍積極備考並充滿期待，把周末時光都獻給了形形色色的“公務員考試強化班”，如同當年考研考托一般，披星戴月。
對比他在2005年和2009年說過的兩段話，無異於天翻地覆。僅僅3年時間，這個生於1982年的湖北人徹底扭轉了人生觀和價值觀。問及報考公務員、嚮往“體制內”工作的緣由，他的回答直白而真實：“我覺得自己一無大志，二無貪念，說難聽點就是很容易滿足，對生活缺少追求。”他對“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理解是：所有的“體制外”其實都在“體制內”；所有的“體制外”又都存在風險，催生人的恐懼，而“體制內”則恰好相反。
趙並不是從“體制外”回歸“體制內”的孤例。根據官方統計，公務員考試近年來持續升溫，2009年，報考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的人數達146萬餘人，比2008年又增加了40餘萬，平均報考比例達93：1。
而熱門職位的報考比例更是令人咋舌，科技部國際司達4224：1，廈門海關達3443：1，中國科協為3377：1。在國家公務員考試報名的10天時間裡，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官方網站的報名系統極其擁堵，幾次出現崩潰，根本無法登錄。
而地方省區市直至最基層的公務員崗位，競爭難度也絲毫不遜於中央國家機關。2009年，報考安徽省公務員人數達11萬，甘肅省10萬，江蘇省近19萬，大部分職位的招錄比例都在幾百比一。
剛剛從義大利伯克尼大學學成歸國的金融學碩士陳凱文現在也把外管局、銀監會等作為自己的就業選擇。而他當年出國的理由，是為了能夠更容易地進入投資銀行、私募、券商等資本運作機構工作。
1986年生於貴州銅仁的他覺得，“80後”一代是中國人到達富裕的初級階段，又是上承“1970”，下接“1990”的過渡階段，還是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變革階段，“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苦難，沒有經歷過真正的較量，所以總害怕失去現有的，害怕不再平靜。”
於是，針對“80後”一代熱衷“體制內”的安逸、缺乏冒險精神的行為，不少生於“80”前的知道分子開始按捺不住了：本以為青年是有希望的，常為新的，未料他們的“奮鬥”，也只不過要在被市場餵養長成後，再來分一皿廟堂里的胙肉。
萬通集團董事局主席馮侖對如今“80後”回歸體制內的行為頗有些興趣。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他說，“當年我們創業的時候，還是被檔案、級別、戶口折騰得夠嗆的年代，脫離了體制你就感到無比輕鬆和快樂。根本原因還是那個時候在‘體制內’的人多，到‘體制外’的人少。”馮侖說，這像極了“圍城”，到了“體制外”多的當下，年輕人反倒對“體制內”趨之若鶩了。“得不到的，永遠是最好的。”
馮侖是1977級的大學生，全班48人，如今身在“體制外”的僅8人；趙雷是2002級的大學生，全班50人，“體制內”就業僅2人。
“市場經濟環境下，自由就是枷鎖，選擇就是恐懼。大家開始害怕自由，因為不願承擔責任、承擔壓力。‘體制內’理所當然地成為了‘80後’所假想的安全島。”馮侖有些同情“80後”，他深感這代人的不易：“我們當年可以推卸責任，把所有的困難推向了單位。現在的年輕人，只能將處境的喜憂歸結為能力或者運氣，別無他法。”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風笑天倒不認為這是件值得討論的事兒。他覺得，不要去擔心什麼，不要去批判什麼，甚至都不需要去關注什麼。“每一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問題。‘80後’垮不了的，他們走個彎路也好，摔個跤也好，選擇這個選擇那個也好，讓他們去。這就是時代，這就是社會啊。”
“80後”集體進入社會的這10年，是壅塞著許多大事的10年，它們徑直抑或曲折地波及到局部的每一個個體。謀生的艱難，獨處的抑鬱，前途的叵測茫遠，生態的殘酷猙獰，氤氳散開。
江佳偉說，他還沒有相信，就已經開始懷疑。范繼輝說，夢想也許不至於破碎，但終歸是要改變。陳凱文說，我們怕落差，怕邊緣，怕失去，怕卑微；我們的愛如此盲目、缺乏、虛偽、不深刻、被煽動。這一切將歸結於我們所處的過去和現在。趙雷說，這是最好的時代，因為機會太多，扇扇大門都在敞開；這是最壞的時代，因為並沒有幾扇門你能夠坦然地走進去，看它的風景。
2010年，是“80後”開始邁入30歲的元年。也許，“三十而立”的古話，將會被“三十難立”取代，並與時俱進。
目錄
序篇：80後的命運會好嗎讀懂中國未來50年的人口變遷，就能讀懂80後未來50年的命運。人口就是命運！
一個基本共識：三十不立，80後混得很不好
99.9%的80後遭遇苦悶青春期
青年80後四大家族：“啃老族”、“窮忙族”、“蟻族”、“蝸居族”
中年80後將遭遇新中國80年未有之養老壓力
老年80後無人贍養，將被迫工作到七十多歲
80後90後是一根繩上的螞蚱
命篇：為什麼我們混不好：小人物遭遇大時代
第一章 物質地獄：80後遙不可及的中產夢
絕大部分80後都有一個中產夢，而培育中產階級需要一個優良的教育體系，需要大量文化創意產業和高端製造業工作崗位，需要比較成熟的資本市場，需要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但是，80後卻一無所有！
第一節要么沒工作，要么低工資：只有生存沒有生活的一代人
小部分80後“做穩了奴隸”，大部分80後“想做奴隸而不得”
美國80後最好的投資是上大學，那中國80後呢？
創造有利於大學生就業的GDP
要么在苦難中沉淪，要么在苦難中崛起
第二節改革開放三十年把蛋糕做大，今後三十年把蛋糕分好
今後必須解決的問題：財富分配
中國老百姓“仇富”嗎？
“左右之爭”：福利社會是天使還是魔鬼？
中國的市場經濟需要靈魂再造
第二章 精神煉獄：不快樂是我們的生活方式
低收入遭遇高欲望，這是80後最大的“杯具”。那今後呢？今後我們的收入可能增長十倍，但在商品社會的薰陶下我們的欲望將增長百倍，我們的一生將被無休止的欲望套牢。
第一節身處商品社會，幸福淪為傳說
幸福觀被西方修改是中國人的大悲劇
我們將度過被奴役的一生
選擇“落後”是東方人的大智慧
第二節如履薄凍的社會生活：有安全感的請舉手
我們的安全感是怎樣“被消失”的
中華五千年文明是靠信任維持的
“經濟人假設”破壞我們最核心的親密關係
腐敗導致公權力的信任缺失
運篇：我們應該怎么混：奮鬥要過三重門
第一章羅漢境界：80後的“螺絲釘成功學”
羅漢境界是獨善其身。這是一個分工創造生產力的時代，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是我們的最佳選擇。選定一個職業後，就該“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如果我們非常努力了，但還過不上小康生活，那時我們才有資格質問社會不公；如果不奮鬥就說自己太窮、太悲慘是社會導致的，開口向家裡、向國家要這要那，那我們這代人未免太沒出息。
第一節專一化戰略：成為螺絲釘是我們的宿命
第二節差異化戰略：做一顆特立獨行的螺絲釘
第三節堅守你的陣地，做一顆不出軌的螺絲釘
第四節人脈創造財富，做一顆善於跳槽的螺絲釘
第五節天地不仁，做一顆清醒的螺絲釘
第二章菩薩境界：中國需要“80後經濟學”來拯救
菩薩境界是兼濟天下。不可能人人都當老闆、當高官或成為大企業高管，因此成功學最多拯救20%的80後、90後，還有80%的人需要高瞻遠矚的經濟大戰略來拯救。怎樣避免80後、90後經濟大災難的真正來臨，是本章的中心。如果80後、90後對巨觀經濟政策漠不關心，那就意味著放棄自己的話語權，將影響自己命運的大因素完全交給他人決定。
有的人不喜歡閱讀經濟評論，但恰恰是巨觀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本章雖不如其他篇章生動，但比經濟學家的文章都通俗得多。可以說，只要耐心讀懂本章3萬多字的內容，你對決定自己命運的中國所有重大經濟問題就都入門了。
第一節80後的下半輩子靠4億農民儘快進城
第二節中國，80後喊你告別CPI恐懼症和投資過度論
第三節我們怎樣漲工資：產業升級，中國要成為製造業帝國
第四節我們怎樣有房子：讓房價下跌的N種方法
第五節中國大學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第六節科技進步的“山寨主義”國家主導
第七節我們要多生好娃，並引進國外80後來打工
第八節在低碳陰謀論和低碳機遇論之間走鋼絲
第九節學習日本經濟的務實，美國經濟的務虛
第十節謹防西方騙錢我們的錢
第十一節謹防西方搶我們的錢
第十二節國企救國論與重新分蛋糕
第三章佛陀境界：80後的“功利主義幸福論”
在調整我們的成功學和轉變我們的經濟政策之外，文化價值觀的轉型也必不可少，因為現有的活法是我們痛苦的主要來源，佛陀境界就是創造新的活法讓眾生脫離苦海。“佛是過來人，人是未來佛”，如果我們願意經受靈魂的洗禮，幸福依然可以達到。
第一節將功利主義進行到底
第二節為欲望樹立邊界
第三節一個徹底的功利主義社會重視道德
第四節告別GDP主義，實現“居者有其屋”
附錄：沒有醜陋的中國人
前言
序篇：80後的未來會好嗎？我們在花季雨季飽受應試教育之苦，我們的青年時代在失業、低工資和跳槽之間蹉跎，那我們的中老年生活呢？如果中國不進行經濟社會大改革，80後的下一個三十年將比前三十年要艱難得多、悽慘得多，最終淪為新中國最悲慘的一代。
一個基本共識：三十不立，80後混得很不好
對於80後前三十年的不幸命運，媒體已經有很多報導，80後也早已創造出不少經典語錄，不妨擇取兩段立此存照：
當我們讀國小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
我們要讀大學的時候,讀國小不要錢;
我們還沒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
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撞得頭破血流才勉強找份餓不死人的工作;
當我們不能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配的;
當我們能掙錢的時候,卻發現房子已經買不起了;
當我們沒有進入股市的時候,傻瓜都在賺錢;
當我們興沖沖地闖進去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成了傻瓜;
當我們沒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心的;
當我們找對象的時候,姑娘們是講金的;
當我們沒找工作的時候,國小生也能當領導的;
當我們找工作的時候,大學生也只能洗廁所的;
當我們沒生娃的時候,別人是可以生一串的;
當我們要生娃的時候,誰都不許生多個的。
夫80後者，初從文，未及義務教育之免費，不見高等學校之分配，適值擴招，過五關，斬六將，本碩相繼，寒窗數載，二十六乃成，負債十萬。覓生計，背井離鄉，東渡蘇浙，南下湖廣，西上志願，北漂京都，披星戴月，秉燭達旦，十年無休，蓄十萬。樓市暴漲，無棲處，購房金不足首付，遂投股市，翌年縮至萬餘，遂抑鬱成疾，入院一周，傾其所有，病無果，因欠費被逐院門。尋醫保，不合大病之規，拒付，帶病還。友憐之，送三鹿奶粉，飲之，卒。
如果有人覺得這些都是感性的文字，不能用來說明80後的真實社會處境的話，那我們不妨來看看客觀數據。2010年，中國80後首次出現30歲群體。由《法制晚報》與智聯招聘調查顯示，近六成1980年出生的職場人表示，自己薪酬和職位偏低，不能承擔社會和家庭責任；五成以上1980年出生的職場人在工作上力不從心；將近五成的職場人頻繁換工作，頻率達到每年一次甚至更多；近五成調查對象無房無車，且處於未婚狀態。
三十不立，一個80後朋友的QQ簽名是：“下一個三十年一定比上一個三十年幸福”。與美好的願望相對應的是冰冷的事實，我們認為，快樂的童年結束之後，80後、90後從此進入“悲慘世界”，年年都是不幸的本命年。
雖然與我們的父輩比，我們不會經歷大饑荒與政治動亂。但我們的一生，絕不會是“美麗人生”，我們將至少經歷四次大災難，這些災難貫穿我們童年結束後的一生，我們的一生可以用一部蘇聯小說的名字來概括：苦難的歷程。
99.9%的少年80後淪為失敗者
我們少年時代的本質是這樣的：考88分的面對考99分的要自卑，考第五的面對考第一的要慚愧；重點中學的看不起普通中學的，專科生看不起只有國中文憑的，考上本科的看不起考上專科的，考上重點的看不起考上二本三本的。只有北大清華里的優秀生是勝利者，其他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失敗者。
在越來越畸形的傳統應試教育體制下，一方面是被升學壓力逼得要自殺的高中生，另一方面是被就業壓力愁得要自殺的畢業生，兩頭都是死，剩下中間一個大學階段對大學生來說最舒服也最奢侈了，卻要把學生的父母給窮死。中國的教育制度真可謂是“三死而後行”。
沒有考上大學的，大部分都淪落為社會底層的新一代打工者；考上大學的，進去的時候都是百里挑一的人中龍鳳，等到從教育產品的製作流水線上出來的時候，絕大部分找不到滿意的工作，當年那一身身華麗耀眼的鳳毛麟角，散落成一地雞毛。
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門口立著一塊石碑，上面刻著老校長竺可楨的一段話:“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問問自己,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做什麼樣的人?”江湖傳聞，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混”，第二個問題的答案是“混混”。我們在學校里混文憑，混文憑的人在外面看我們，文憑裝飾了我們的臉，我們笑掉了人家的牙。
沒考上就在江湖中混，考上了就在學校里混，有沒有考上，“同是天涯淪落人”！
青年80後四大家族：“啃老族”“窮忙族”“蟻族”“蝸居族”
80%以上的80後出身農村，學者丁學良對農村80後的分析很到位：中國農村有很多孩子聰明的不得了，就是差兩個梯子，第一，能不能上一個好學校，上了一個好學校翻身了一半。第二個梯子，上了好學校之後能不能在城裡找到比較好的工作。沒有這兩把梯子，農村孩子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複他們父輩的生活，他們父輩重複的是他們祖輩的生活，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對他們基本上不存在。
不幸的是80後大學生的就業難已經持續數年，社會地位能向上流動的是少數，那今後情況會好嗎？很不幸，今後20年內，失業危機仍將陰魂不散地籠罩著中國大地。
從2010到203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始終不低於70%,數量達9到10億。由於投資不足，失業人口長期保持在上億，80後、90後將持續面臨激烈的就業競爭。一場就業保衛戰，要打上整整20年的時間，無數的遊魂整日間“吶喊”與“彷徨”著，慘烈程度較之當年的抗日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很多人的一生，將經歷數次失業。
失業者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拉低了在職者的薪水，當社會人才嚴重供過於求的時候，老闆便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道：“誰要嫌工資低，不給我好好乾，就給我滾蛋！大把的待業青年還在門外等著搶飯。”另一方面，失業人群與就業人群之間收入差距的拉大，必將加劇中國的貧富分化，進而激化工薪階層和資產階層的矛盾，犯罪率上升，社會動盪局面加劇，內需不足導致經濟成長滯礙，失業率因此進一步上升……這是一個噩夢般的惡性循環，最終將醞釀為一場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更可悲的是，80後、90後們即便找到工作，告別“啃老族”，工資也像例假，每月就那么一點點，來了就鬧心，不來又傻眼。生活成本節節攀升，工資收入因循守舊，一個月辛辛苦苦忙到頭，結果混了個入不敷出。卡奴、房奴、車奴、婚奴、孩奴、節奴……80後、90後正在不知不覺地全面進入一個現代版的“奴隸社會”，一日為奴，終生為奴，子子孫孫，世代為奴。痛苦的生活使得“逃離北上廣”成為潮流。“窮忙族”、“蟻族”、“蝸居族”已經成為80後這代人的經典寫照。
沒工作混不好，有工作也不好混，混來混去，都是一碗“混沌”！
中年80後將遭遇新中國80年未有之養老壓力
19世紀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運。中國80後務必記住這句話。現在中國六七十歲的夫婦通常有三個以上的孩子，三四個孩子贍養一兩個老人相對容易。而經歷計畫生育的80後這代人則是一兩個孩子要贍養兩個老人(80後的父母大多積蓄很少，也沒有養老金)，養老負擔空前沉重。
事實上現在繳納社會保險的80後們已經開始參與贍養中國的老年人。現在中國離退休的5000萬老年人在有生之年領取的全部養老金，大約是其退休前所交納的全部養老金的10-15倍，打個比方吧，他們退休前只交納了5萬養老金，但退休後要領取50到75萬養老金，這意味著正在交納養老金的中國青壯年要補上這個巨大的資金缺口，使他們安度晚年。
現在中國青壯年交納的養老金都用來贍養這幾千萬老人了，那我們老了之後養老金從哪裡來呢？靠我們下一代來養活嗎？不幸的是80後90後人數太多，而我們的下一代人數太少，他們養活不了我們，我們無法安度晚年。我們在青壯年時代承擔了最沉重的贍養任務，但到晚年時卻無人贍養。我們，是新中國最悲慘的兩代人。
20世紀30年代，美國建立了養老保險制度。當時美國勞動人口和老人的比例是41：1，41個人存錢養活1個老人，這個制度很好維持。如今，這個比例變成了3：1，美國的社會保險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美國年輕人今天的痛苦就是中國80後90後明天的痛苦。
再來看日本的例子。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全球最矚目的經濟現象是日本的經濟成長超過所有西方國家，1968年成為世界第二大資本主義經濟體，1986年國民人均GDP超過美國，《日本第一》成為歐美頂級暢銷書。其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大原因是其人口比歐美國家年輕。而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日本經濟經歷了長達20年的衰落。2009年，日本的GDP還不如1992年高。日本衰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人口迅速老化，例如雖然日本把貸款利率降到零，老人也不願意借貸消費；日本政府財政刺激所導致的國債總量是日本GDP的兩倍，達到全球第一，但仍然無法啟動經濟。
如今，日本二三線城市的大多數出租司機大概在70歲左右，酒店和餐館的服務員經常是六七十歲的女性。英國《每日電訊報》、韓國《朝鮮日報》等國際媒體這樣描述日本的老齡化：在日本，報紙不得不將字號擴大一倍，迎合讀者的年齡；為了照看老人，機器人研究如火如荼；優雅而年邁的老人像放慢鏡頭一樣緩慢行走的情景，已成為日本的一大特徵。到2025年，日本的中等年齡將超過50歲，30%的人口在65歲以上，學者薛涌說，那時的日本幾乎就成了一個老人院。在未來50年，日本人口還會萎縮三分之一，這相當於歐洲中世紀黑死病爆發時的人口下跌率。
因為老齡化，日本長期內需不振，近20年來，日本的房地產價格以年均7％的速度下降。由於老年人大大增加，退休金和醫療費用大增，大約三分之一的社會經濟資源被用於養老，這大大擠占了教育、科技的支出和建設投資，從而影響日本的長遠發展。由於老年人更不願冒險，社會改革和企業創新的力度都在變小。由於贍養老人的壓力加大，上班族的稅收負擔日漸加重，不少人寧願多花時間去休閒，因為多工作就要多繳稅。經濟學家謝國忠把這些現象概括為“日本病”。
中國的命運軌跡和日本很相似。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得益於數億年輕勞動力，經濟飛速增長。目前我國的老年人口數量已經相當於俄羅斯整個國家的人口數量。下一個三十年，由於中國人口老齡化，中國經濟將逐步患上“日本病”，開始走下坡路。
根據經濟學家清議的測算，2028年將是中國經濟的重大轉折點：那一年，65歲以上老人增加1272萬人，同時勞動人口數量大約減少1080萬人，相當於此前11年的減少量總和。薛涌的測算結果也很相似：到2030年左右，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達到25%左右，超過美國當時的水平。創造財富的勞動力大規模減少，而需要贍養的老年人又大規模增加，國民經濟肯定會不堪重負。
在2028年之後，勞動人口會持續減少，至2038年累計減少1.25億，中國經濟成長不可能指望勞動力數量的增長，那么只能寄希望於勞動效率的提高。不幸的是，中國人有三分之二是農民，從事的是效益很低的農業，如果接下來十幾年中國不能完成城市化進程，讓大部分農民成為市民，從事工業和服務業以提高勞動效率，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將喪失最後一線生機。清議認為，如果現在不加快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2028年之後，長達80年的中國經濟大災難(經濟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將正式上演。
2028年，80後40多歲，90後30多歲。人到中年，很多人沒房沒車，甚至還沒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一對夫婦要贍養四位老人，很多人會迫於經濟壓力不敢生孩子，或由於事業壓力（勞動力減少肯定意味著現有勞動力工作極其繁忙）而不願生孩子（不妨時髦地將兩種情況稱為“被丁克”），那么中國今後的勞動力將進一步減少，下一輪經濟災難又由此開始醞釀！
老年80後無人贍養，將被迫工作到70多歲
辛苦工作了大半輩子，給老人送了終，是時候退休享享清福了吧？對不起，我們的“九九八十一難”還沒結束！
有人壽保險公司調查顯示：供房、生孩子、養父母……面對沉重的生活壓力，有80%的京城白領表示不敢多想自己的養老問題。相信很多80後不知道自己的晚年生活很可能比較淒涼。
我們安享晚年需要多少錢？假設55歲或60歲退休，而現代人的人均壽命比較長，我們大概需要準備好25年生活所需的錢。1987年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為每年998元，一個人很可能認為維持自己25年的消費有有3萬元完全足夠了。那么2007年退休呢？2007年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為每年近萬元，25年的消費大約需要30萬。從1987年到2007年，養老錢的預期增長了10倍。那么一個在2027年退休的人很可能會認為，他需要一筆約為300萬的積蓄才能度過餘生。而一個2037年退休的80後很可能需要超過1000萬的養老錢。
以上數據大多引自北師大教授鍾偉的文章，《理財周報》作者曾勇的數據也很值得參考。現在一般便當的市場價格接近10元，以4%通脹率計算，30年後的便當每盒要漲到大約32元。早餐錢加每天的飯後水果也值一便當，這樣一天吃三餐大約花100元，25年大約花90萬，夫妻兩人退休後光吃飯就得花180多萬。 吃飯之外，老年人的主要花費在醫療（中國人進入老年後大約有一半時間處於生病狀態）。據統計，60歲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口的3倍，傷殘率是全人口的3.6倍。
攢夠這些養老錢看來我們靠自己是不行了，那我們能靠下一代嗎？先來看看我們的下一代有多少。1979年，中國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大約為三分之一.而到了2009年，比例竟然不足五分之一；2008年，中國的兒童數量比1995年減少了四分之一。
這意味著幾十年後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太少，創造的社會財富不夠，中國沒有能力養活這么多老年80後90後（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預計，到2050年，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4.38億，80歲以上人口將達到1億）。現在中國的勞動人口和退休人員的比例為6：1，到2040年將下降到2：1，下一代不堪重負，80後90後將有很多人到退休年齡時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繼續工作到70多歲。也就是說，80後90後中年時期因為贍養老人的壓力太大而少生或不生孩子，導致了我們悲慘的老年生活。
而且我們這群80後、90後是戴著“啃老族”的帽子一路走過來的，將心比心，若干年後，當我們的下一代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們能夠在社會上自立，不反過來啃父母已經是阿彌陀佛天地造化了，哪裡還敢奢望著他們來肩負起家庭養老的功能呢！
終於熬到壽終正寢可以入土為安的時候，我們又可能因為無法支付價格比房子還高的墓地而死無葬身之地。生為一套房，死為一座墓，情何以堪！
80後90後是一根繩上的螞蚱
四大災難還不是我們人生的全部。中國每年還有那么多的意外事故發生；每天還有那么多的人因環境惡化而得重病；醫院裡還隱藏著那么多的開天價醫療費的“於范玲”；街頭還有那么多的暴力叔叔；平地上開著車，說不準哪天就掉進個塌陷的路坑裡或者被壓在坍塌的大橋下；房間裡睡著覺，說不準哪天整幢樓都倒下，把人給“睡”了；餐館裡吃著飯，說不準哪天便被一隻爽歪歪的雞翅、一根綠油油的青菜或者一杯香濃濃的牛奶給整得“死翹翹”了……這些都是不可預知的、足以雪上加霜的因素，誰能保證它們一輩子都不發生在自己身上呢？
我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將度過不幸的一生，我們想說的是，失敗不是你一個人的錯。我們的青春誰做主？現實的答案絕不是“我的地盤我做主”,決定我們前途命運的，是中國的經濟社會政策。虛偽的成功學只從個人身上尋找混不好的原因，讓窮人尋找自己的“劣根性”；偉大的社會學則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大背景思索一代人的前途命運。
那么，我們悲慘的“集體宿命”真的就沒有一點辦法去改善了嗎？是不是我們這輩子注定了要憋屈地活在社會的夾縫中間做牛做馬，然後像個廢物一樣窩囊地死去？當然不！我們雖然缺乏先天的種種有利形勢，沒有天時地利，但是，只要我們把握住好“人”這個最重要的因素，我們依然有希望。佛家說，“命由我作，福自己求”；孟子說，“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還有大家熟悉的“自助者，天恆助之”，都是在充分肯定人的主觀能動性。
90後與80後的命運軌跡高度一致，同樣有學業危機、就業危機、養老危機和住房、醫療等社會保障危機，因此80後90後是拴在一根繩上的螞蚱。80後如果不能迎來美麗新世界，2028年90後將與80後一起進入悲慘世界。80後、90後約占全國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團結起來，將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形成統一戰線，一起呼籲更加合理國家政策，是我們的唯一出路。
本書是中國80後對自身命運的第一次系統思考。“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的倪萍委員，以及“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的人大代表申紀蘭不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渴望中國現行的一些經濟社會政策得到改變。希望我們的探索能引起中國80後90後和中國社會的廣泛注意與爭論，從而得出更好的思想成果，改變80後90後的悲慘命運，從而也改變中國黯淡的前景。
化解老齡化危機直接影響80後的前途，間接影響著全民族的命運，因此，80後的利益就是中國的利益，80後的奮鬥就是中國的奮鬥！
我們希望，所有中國人都來關注80後的命運，哲人有云：“他們屠殺天主教徒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天主教徒；他們屠殺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他們屠殺猶太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奔我來了，再沒有人替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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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書摘
2009年，一輛錯誤的車在一個錯誤的時間裡撞上了一個錯誤的人——這就是引發舉國關注的杭州“5.7”交通肇事案。說“錯誤的車”，是因為這輛跑車代表了車主的“富人”身份；而“錯誤的時間”，則是指案發時間恰好處在了廣大民眾普遍“仇富”、社會矛盾激化的時期；“錯誤的人”則是說，受害者恰好是有高學歷背景的、足以引發社會關注的、而不至於卑微到讓人忽略不計的浙大學生。於是這個血案成了全國民眾不滿情緒的又一個發泄口。
像“杭州飆車案”這樣的“民眾泄憤事件”近些年來如雨後春筍，冒了一茬又一茬。從雲南“躲貓貓”、上海楊佳襲警、貴州甕安事件，到雲南孟連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和“鄧玉嬌殺人案”……民眾不分青紅皂白，清一色倒向弱勢一方。在這一浪蓋過一浪的支持者身上，我們看到的是一顆顆被“社會不公”這把利刃割得支離破碎的心靈。
即使在官方的統計數據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民眾性突發事件”正伴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與日俱增，從1993年的8709宗，到2006年的90000宗，十來年間，激增十來倍。到底是什麼樣的現實把中國千百年來被馴化得逆來順受的這一群“良民”們逼到了這個份上？
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小平同志在將中國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強國富民的大戰略：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後富，整個社會走向共同富裕。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回頭看看我們的社會，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確實已經成功地走向了富裕，遺憾的是，“孩子大了不由娘”，他們只記住了當初那條路線的前半部分，“以先富帶動後富”則已經拋之腦後。“60後有錢有勢，70後有房有車，80後有個老婆還被60後搶”，貧富的兩極分化讓中國成為了一個斷裂的社會：一方面是有錢人豪宅、美媛、名車、古玩，無往不勝；另一方面是小百姓買房、吃飯、上學、看病，一壺難提。一方面是偷著玩、明著養、藏著富、合著搶，另一方面是生不起、養不起、學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死不起。
《2010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全國有875,000個千萬富豪和55,000個億萬富豪，分別比上一年增長6.1%和7.8%。2010年，有中國富豪拿出5000萬美元去紐約曼哈頓買一棟豪宅；還有澳大利亞樓盤來北京賣房，對中國的購買力驚嘆不已。這說明中國人不差錢，差的是“不公正”，“夫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這是孔夫子當年的告誡，社會的相對公正和社會財富的均衡分配，對於一個國家而言，至關重要。但今天的中國，充當了一個反面的教材。2007年下半年，亞洲開發銀行發表了研究報告《亞洲的分配不均》，在22個納入亞行研究範圍的國家中，中國勇奪貧富差距之冠。同年5月，美國波士頓諮詢公司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指出，在中國，0.4%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50%—60%的國民財富。且專家指出，中國財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
一方面是拿錢拿到手軟的國企高管和腐敗官員，另一方面是吃泡麵稀飯吃到腿軟的下崗職工和底層民工。有錢人翻雲覆雨地玩著房子，日進斗金的同時，巴不得著房價日進千里，沒錢人有氣無力地盼著房子，恨不能來世投身做一隻蝸牛，從娘胎裡帶一座房子出來。一個中國的泡沫房價，把一戶普通家庭幾十年努力從社會勞動中積攢的那么一點財富又全都給收回去了，只為了給銀行撐庫房，給地產商撐腰包，給地方政府撐門面，整箇中國中低收入者幾十年都白忙乎了。80後這一代尤甚，“書中自有黃金屋”的那個時代早已如昨日黃花，書中豈止是沒有“黃金屋”，連“茅房”都沒有！沒有房子，我們工作不穩定，連婚也不敢結（現在的丈母娘往往看不上沒房子的80後），即便僥倖借窩生蛋給娶了過來，最後還是因為房子問題而矛盾重重。2009年《中國青年報》搞了一次社會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的2000多人中，74.2%的人表示自己身邊的“80後”夫妻因為房子問題產生矛盾的人較多。上一代的血汗錢、這一代婚姻的不幸、下一代撫養的困難，一個破房子，上下三代人受罪。
醫療呢？“白衣天使”墮落化成為潮流，求醫還不如求己。這是個有病都不敢生的年頭，醫院和門診部是天使的樂園，患者的失樂園，是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地方，一個小小的感冒，人家可以給你開出幾百元的藥來。如果你再進到哈醫大二院，遇到個於范玲，住院67天，給你折騰出550萬天價醫藥費來，你就是全家祖孫三代像許三觀一樣喝冷水賣血也看不起這病了。據衛生部的統計，1980年到2005年25年間居民到醫院就診的平均門診費用和平均住院費用增長了77倍和116倍，而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僅僅增長了16倍。與此同時，居民個人支出占衛生總費用的比重由20％左右提高到60％。看病難啊，難於上青天！一個重慶的低保戶聽到能夠報銷部分醫療費用，竟至於激動到猝死。老百姓的悲哀，由此可見一斑。
至於今天的養老，一如當年孔子說的“養豬養狗”，能夠給口飯吃就不錯了。尤其是對於80後這一代的小夫妻而言，社會養老保障的缺失，讓他們身兼著雙方父母的家庭贍養責任，三對鴛鴦六張嘴，還有一個小孩要奶水。在父母的心中，他們的孩子能夠自力更生，擺脫“啃老族”的帽子，已經是阿彌陀佛天大造化了，哪裡還奢望著他們來養老呢？作為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中國未來的養老問題是社會的一大難題。“社會養老”成為了中國老百姓的“鴛鴦蝴蝶夢”。
建國60年來，幾代中國人流血流汗，把我們的共和國建成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蛋糕做大了，但卻發現大部分蛋糕自己沒拿到。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７年，我國ＧＤＰ比重中，政府財政收入從１０．９５％升至２０．５７％，企業盈餘從２１．２３％升至３１．２９％，而勞動者報酬卻從５３．４％降至３９．７４％。國家有錢本身不是壞事，中國的問題是老百姓從中受益不多。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姚先國說：“現在談基礎設施，都只知道經濟性基礎設施，就是‘鐵公基’，而不重視社會性基礎設施，比如公共衛生、教育、社會服務。而後者才是真正改善民生的。”還有，社會保障在福利國家一般要占到財政的50%左右，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也起碼要三分之一以上，中國為12%多，差距很大。
再來看工行、中國石油和中國移動這三大國企的例子，它們一年淨賺3000多億，卻只有200多億上繳國庫，餘下的2800來億，都被納入了各自的腰包當中，名義上是國企，使用的是國家的資源，但是90%的利潤都歸企業本身來分配。民營企業的問題恰好相反，是工資太低。國際上普遍統計，最低工資相當於平均工資的40%到50%，中國目前的是20%，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勢在必行。三十年來，巨大的社會財富把部分人養得膘肥體壯、油光滿面的同時，老百姓自身則日漸成為21世紀的“包身工”，“房奴、孩奴、卡奴”們面黃肌瘦，形銷骨立。
在貧富分化的大背景下，“報復社會”成為流行病。福建南平特大殺人案、湖北隨州特大殺人案、呼和浩特市清水河特大殺人案、昆明祿勸縣特大殺人案、陝西省漢陰縣殺人案、南京湯山投毒案、四川成都公交縱火殺人案、湖南益陽縱火殺人案、天津駕車撞人案、北京農民工駕車撞人案……近年來報復社會案層出不窮，殺人者多是被邊緣化的、被人漠視的、經濟窘迫的“失敗者”。福建南平特大殺人案的製造者鄭民生被制伏後，高聲嘶喊：“你們不讓我活，我也不讓你們活。”在王府井製造殺人案的艾緒強說，“因為那裡是富人聚集地，只能選擇在那裡與那些富人同歸於盡。”
一切的一切，匯聚成溫家寶總理2010年的一句話：“收入分配問題已經到了必須下大力氣解決的時候。”國家大事就兩件：創造財富和分配財富。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人做大了財富蛋糕（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接下來的三十年，中國的改革重心是“治富”，把財富蛋糕分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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