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奐生上城》刊於《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是中國當代作家高曉聲的代表作品。高曉聲的小說《陳奐生上城》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陳奐生系列小說”包括《“漏斗戶”主》、《陳奐生上城》、《陳奐生轉業》和《陳奐生包產》。主要寫一個農民陳奐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的巨大變化，從而歌頌黨的政策。
作者簡介
高曉聲高曉聲，1928年生，江蘇武進人。小說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分會專業作家。出身農民家庭，父親曾做過語文教員。從小家貧，但喜愛讀書，每天放學後，去書店租連環畫坐在門坎上一直看到天黑。
少年時代在父親指導下接觸古文，最愛讀《聊齋志異》 。14歲時母親去世，心靈受到很大打擊。後來進大學讀經濟系，但喜愛的卻是文學。解放後從事文學創作，發表了短篇小說《解約》和大型錫劇《走上新路》（與葉至誠合作）等作品。1957年，與江蘇幾位青年作家籌組“探求者”文學社，由於對社會現實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被打成反黨小集團，他是這些見解的執筆者，被戴上右派帽子，從此息影務農長達21年，與文學界完全斷絕關係。從1978年6月開始重新握筆從事小說創作。1979年3月，“探求者”錯案得到糾正。1979年，他在全國的一些文學期刊上發表了《李順大造屋》、《“漏斗戶”主》等11篇小說，引起文壇的廣泛注意和熱烈反響。
題材
《陳奐生上城》是一個有趣的題材。作品把視野非常狹隘的農民與城市文明聯繫了起來，把剛剛摘掉“漏斗戶主”帽子的陳奐生置於縣招待所高級房間裡，也就是置於高檔次的物質文明環境裡，以此觀照陳奐生。這樣，農民的境況就得到了辨證的表現：溫飽問題是初步解決了，但是生活水平畢竟還是很低很低；農民的靈魂也被深刻地解剖出來：農民的素質有好的一面，也有差的一面。這樣辨證地表現新時期初期的農民，有助於增強認識，中國要逐步擺脫不發達狀態，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很長很長一個歷史階段。
情節
“一奇”：漏斗戶主竟住進了高級房間。
“五巧”：賣油繩可見糧油有餘是一巧；買帽子既顯生活稍有改善又因好象變嬌，“怕腦後生風了”而暗示著要得感冒是二巧；渴求精神生活反映農民的變化是三巧；選擇車站這一地點去賣油繩並睡在那裡面沒有來得及回家，因而與吳書記相遇是四巧；因感冒而住進高級房間從而得以表現陳奐生的心理、思想是五巧。
賞析
高曉聲《陳奐生上城》通過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動地刻畫出處於社會變革時期的農民，雖然背負著歷史因襲的重負而步履維艱，卻終於邁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從而形象地概括了農村現實生活發生的可喜變化，農村經濟政策的調整給廣大農民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作品中的陳奐生已經摘掉“漏斗戶”主的帽子，“屯裡有米，櫥里有衣”，抽空還可以進城賣農副產品，當然還可以買頂“新帽子”。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他開始渴望過精神生活，希望提高自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於是總想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經歷的事情”。而此事終於在他上城時“碰”上了：因偶感風寒而“坐上”了縣委吳書記的汽車，“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錢一夜的高級房間。在心痛和“報復”之餘，“忽然心裡一亮”，覺得今後“總算有點自豪的東西可以講講了”，於是“精神陡增，頓時好像高大了許多”。這種陳奐生式的精神滿足似乎與魯迅筆下的阿Q有著血緣關係，而我們也只能帶著“含淚的微笑”來看待這一人物的這段奇遇。正如作者本人所說：“我寫《陳奐生上城》，我的情緒輕快而又沉重，高興而又慨嘆。我輕快，我高興的是，我們的情況改善了，我們綞前進了；我沉重、我慨嘆的是，無論是陳奐生們或我自己，都還沒有從因襲的重負中解脫出來。這篇小說，解剖了陳奐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藉此來提高陳奐生和我的認識水平、覺悟程度，求得長進。”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題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對陳奐生們的精神世界的嚴肅探索和對我國農民命運的深沉思考。
《陳奐生上城》不僅在思想內容上有所開拓，而且在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上“土洋結合，寓洋於土”，富於創新。小說在塑造人物時基本上採用我們民族傳統的藝術手法，即通過人物個性化的動作、語言來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與此同時，也借鑑、吸收外國小說的某些長處。如細緻入微地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有意識地將敘述、描寫與人物心理分析結合起來，以更深一層地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小說情節基本按照時空順序展開，但也有跳躍和切入，且在敘述、描寫過程中表現人物的意識流動。作品語言樸實凝練，幽默風趣，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輕鬆的喜劇色彩。藏莊嚴於詼諧之內，寓絢麗於素樸之中，構成其獨特的藝術風格。
略讀高曉生《陳奐生》系列小說（《“漏斗戶”主》、《陳奐生包產》、《陳奐生出國》等），作品所反映的農民陳奐生的人生歷程：“上城”為其生活帶來轉機，“包產”使他找到歸宿，“出國”則標誌著他走向成熟。從這個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農村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和廣大農民艱難行進的身影。作者高曉生善於在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現並揭示具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問題，探索我國農民坎坷曲折的命運與心路歷程的變化，文筆簡煉幽默，格調寓莊於諧，可謂新時期文苑獨樹一幟。
引發的思考
高曉聲作品《陳奐生上城》發表於1980年，是這一“系列”中最為精彩的一篇。這裡的陳奐生已不再為飢餓所累了，小說通過主人公上城賣油繩、買帽子、住招待所的經歷，及其微妙的心理變化，寫出了背負歷史重荷的農民，在跨入新時期變革門檻時的精神狀態。尤其精彩的是在招待所的一幕，他在病中被路過的縣委書記送來，第二天結帳時聽了大吃一驚。 對剛剛擺脫飢餓的他來說，五元錢並不是一個小數目。作者對陳奐生付出房錢前後的心理變化作了細緻的開掘。
在付出五元錢之前，陳奐生是那么自卑、純樸，他發現自己住在那么好的房間裡，感到了父母官的關懷，心裡暖洋洋的，眼淚熱辣辣的，蓋著里外三層新的綢被子，不自覺地縮成一團，怕自己的腳弄髒了被子，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裡怕把地板弄髒，連沙發椅子也不敢坐，惟恐癟下去起不來。而在付出五元錢之後，他心中完全相反的一些因素，一種破壞欲，一種損人不利己的心理便發作起來，他用腳踏沙發，不脫鞋就鑽進被窩，並算計著要睡足時間。但作者並沒有就此止步，而是對人物心理作進一步的挖掘，寫盡了這個農民的各個心理側面。
陳奐生的心理又從破壞欲的發泄轉變成自我安慰：既然一夜就住了五元錢，那么索性就去買個新帽子戴戴，在五元錢的刺激下，他長期養成的儉節被輕易放棄了。但當他想到，如此那五元的住宿費還是無法向老婆交帳時，便只好用“精神勝利法”來達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滿足，認為由縣書記送去花五元錢住一晚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榮耀，於是他“僅僅用五元錢就買到了精神上的滿足”。 在通常只有一個層次的激發點上，作者發掘出了好幾倍的心理內涵，充分的喜劇風格使陳奐生的形象達到了作者從未達到的高度。每一個層次的挖掘，都體現了規定人物，規定情景中的規定心理，都體現了現實主義典型塑造的獨特性，但同時都是以其獨特性展示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民所共有的心理傾向，即作為小農生產者性格心理的兩個側面的並存交錯：善良與軟弱、純樸與無知、憨直與愚昧、誠實與輕信、追求生活的韌性和容易滿足的淺薄、講究實際和狹隘自私等等。
陳奐生的精神，典型的表現了中國廣大的農民階層身上存在的複雜的精神現象。他的形象是一幅處於軟弱地位的沒有自主權的小生產者的畫像，包容著豐富的內容，具有現實感和歷史感，是歷史傳統和現實變革相交融的社會現象的文學典型。作者陳奐生既抱有同情，又對他的精神重荷予以善意的嘲諷，發出沉重的慨嘆，這種對農民性格心理的辨證態度，頗具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的精神傳統。
《陳奐生上城》體現了典型的高曉聲式的敘事風格。他慣於運用第三人稱的敘述方式，以敘述為主，尤其擅長概括性敘述，很少採用直接呈現的方式，讓人物直接說話和行動，作品的語言基本上都出自敘述人之口。其語言簡練明快，幽默犀利，意蘊含蓄，富有情緒感和節奏感。所以，他雖然採用傳統的講故事的語氣，但又不是講故事，既不圍繞一個具體的事件結構故事，也不組織矛盾衝突步步發展的戲劇情節，而是將人物幾十年的普通生活壓縮進某一個生活焦點上反映出來，通過人物心理深入開掘，揭示人物性格和作品的題蘊，這又很有點現代小說的味道，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小說敘述方式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爭議
《陳奐生上城》這篇佳作沒有爭議地很快刊登在《人民文學》1980年第2期。
但是在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的年度評選會上，這作品還是發生了一些爭議。有的老作家似乎認為作者寫的是農民的落後面，而不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先進農民。在他們看來，第一、社會主義時期的先進農民，似乎應該完全是大公無私、身上沒有半點小農私有制痕跡的農民；第二，既然不是先進農民，而是“中間、落後”狀態的農民，那作品的價值就該打折扣了。有人甚至說高曉聲寫的是個阿Q式的農民，作品沒有什麼“出新”之處。但是更多一些作家評論家的意見，還是充分肯定這篇作品，肯定陳奐生形象創造得成功。他們認為，在陳奐生身上無疑有一些舊式農民或阿Ｑ式的東西，但這本來是中國農村因為經濟不夠發達，科學文化落後而長期存在的東西，難道能不正視嗎？其實，這正好表明作家非常熟悉今天中國真實生活中的農民，採用的是嚴謹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但如果以為陳奐生身上完全沒有新的東西，沒有新時期生活發展變化帶給他的影響（例如，他雖然說是業餘經營小買賣，卻也參加了商品經濟的大潮；他在精神境界上力求超越自己小農的狹隘性、局限性），也是不符合這個形象的實際的。經過一番討論、評議，後一種意見還是占了上風，小說《陳奐生上城》在1980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選中榮幸地入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