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楊奎松 著
《開卷有疑：中國現代史讀札記》出 版 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7-4-1 字數： 360000 版次： 1 頁數： 356 印刷時間： 2007/04/01 開本： 印次：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210035503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歷史 >> 史學理論
內容簡介
本書作為楊奎松教授近年來所撰中國現代史讀書札記的一個結集，涉及近代政治、軍事、外交乃至重要歷史的研究著作10餘種。書中既有對這些著作學術成就、學術特色的中肯評價，也有對其中偏頗、闕失、不足的指正，並多有獨到的見解。讀來有耳目一新，振聾發聵之感。
古人云：“開卷有益”，但它絕非是“死讀書”或“讀死書”。讀書方法，因人而異。而對於學者來說，“開卷有疑”，既是一種方法，也是一種責任。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作者簡介
楊奎松（青石），1953年10月生於北京。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現為北京大家教授。已出版專著多種並發表論文百餘篇，已出版專著包括《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合著），《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對外關係》（合著），《海市蜃樓與大漠綠洲--中國近代社會主義思潮研究》，《失去的機會？--戰時國共談判實錄》，《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0）》等。
目錄
前言
孫中山愛國不愛國？——兼評李吉奎《孫中山與日本》與俞辛《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
日本學者的貢獻與局限——評《中國共產黨成立史》
北伐戰爭史研究中的些許遺憾——簡評《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
張學良懺悔了嗎？——對《西安事變懺悔錄》的文本考察
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大陸抗戰史著述亟待深入之一例
莫斯科與延安關係的另一種記錄——讀《季米特洛夫日記》與《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
研究歷史人物不能忽視歷史背景——對《周恩來傳（1898-1949）》若干史實的辯正
“紀實”也應嚴謹些——讀《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大歷史，小道德——黃仁宇《黃河青山》一書讀後
國民黨代表誰？——由胡繩生前對國民黨的評價所想到的
台灣中共通史研究第一印象談——評《中國共產黨70年》
從政治宣傳走向學術研究中的曲折——50年來中共歷史敘述的演變及其問題
資本主義化，還是現代化？——讀胡繩遺稿札記
戰史研究的學術化嘗試與欠缺——評《抗美援朝戰爭史》
史達林為什麼支持韓戰？——讀沈志華著《毛澤東、史達林與韓戰》
1946-1948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有關中共土改史的一個爭論問題
附錄
書摘插圖
楊奎松
古語云：“開卷有益”。此話聽了幾十年，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孟老夫子當年對此還有過一番解釋，說是我們對孔老先生整理過的經典尚且不可盡信，又何況其他呢？可惜自孔孟之後，中國的讀書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這一教誨，不僅死讀書，而且每每將前人的言論語錄集為經典，自己天天讀不說，還要求後代頂禮膜拜，一生奉讀，以從中體味其微言大義，找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武器。
改革開放後，讀經的時代可以說是壽終正寢了。但是，隨著信息爆炸時代的到來，出版物特別是網路信息如同洪水猛獸一般洶湧澎湃，讀書在中國竟然越來越變成一種奢侈。在這種情況下，在有限的範圍內，有選擇地讀書，對於多數還想讀書的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了。而因為相對於鋪天蓋地般的信息洪水，每個人讀書的範圍都只能變得十分狹窄有限，人們自然也就少了通過大量閱讀來比較鑑別的種種可能。
再受到先入為主和主觀情感因素等先驗經驗的左右，“死讀書”、“讀死書”、“以為上了（某些）書的就是對的”等好似早已過時的現象，重又死灰復燃。以至於讀書人中間分化對立、各執一端、不相調和乃至於相互攻訐的現象，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成為當今許多讀書人所面臨的一大困惑了。
圍繞著剛剛過去，在各場合中反覆咀嚼議論於國人中間的中國近現代政治、軍事或外交的歷史，自然就更加容易被讀者自身先驗的經驗所牽制了。上面所說讀書人分化對立、各執一端的情況，有相當部分就發生在喜歡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讀者之中。說起來，這裡既有國小、國中、高中，以至大學學習過程中受到的各種觀念的刺激；也有因為民族、黨派、地域、階層及其家庭在歷史或現實中的感受不同，所帶來的立場情感上的差距與隔閡的作用；更有每一個關心中國現在和未來的讀者，想當然地把自己看成半個歷史當事人的某種自以為是。
既然上帝造出的人每個都互不相同，人們相互間在一些問題上的看法會有歧異，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當然用不著大驚小怪。只是，每一個受過歷史學訓練的研究者，總不免希望自己的客觀研究，也能夠被客觀的讀者客觀地去看待和了解，從而提供給讀者多一種認識和思考歷史的角度與渠道，不至於僅僅因為讀者的主觀好惡，或被捧到九天之上，或被拋於九地之下，或者乾脆因為自己對某些歷史“生而知之”，就認定了凡是近現代歷史研究，都只是故弄玄虛，根本就無所謂客觀，故不讀也罷。
毫無疑問，人之所以為人，都有七情六慾，說歷史學家可以做到絕對客觀，在研究歷史時能夠做到不夾雜有個人情感立場與價值觀，肯定是一派胡言。但是，把歷史看成是胡適筆下那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認定每個歷史學家筆下的歷史都只是服從於其個人好惡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也斷斷乎不能成立。不管實際上研究歷史之人能夠做到幾成，至少，學問本身對研究者態度客觀與否這一點，是有相當嚴格的要求的。任何太過明顯地帶有情感立場傾向的歷史著作，至少在學術領域內，都是難以得到多數歷史學研究者的認同的，也是注定不會有太長的生命力的。
當然，話雖如此，要想保持一種客觀的態度，對研究歷史的人來說，仍舊是困難重重。想當年參觀韓國的歷史博物館和戰爭紀念館，不期然發現那裡所講的朝鮮半島的歷史，大部分都是講述朝鮮民族對中國和日本的抗爭史。影響所及，韓國民眾理所當然地認為古代高句麗，乃至於渤海國，就是古代朝鮮的一部分。結果，2003年6月24日中國《光明日報》刊登的一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牽頭的“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集體撰寫的文章，因為一改過去承認古代高句麗屬朝鮮歷史一部分的觀點，認定其應為中國古代邊疆民族政權，在韓國學術界、輿論界乃至於部分民眾中間，激起了強烈的反響，中韓兩國關係也幾乎受到了影響。進一步聯繫到前中國國家科委主任提議，同樣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牽頭組織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其立項與結項工作在國際學術界所引起的廣泛質疑，均不難看出，中國的歷史研究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中，處於一種何等尷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現代史更不必論。
上個世紀30年代，蔣廷黻一本《中國近代史》，得到了多少中國人的喝彩，蔣也因此聲名遠播、官運亨通。不過60年後，茅海建一本《天朝的崩潰》，卻被人狠狠地砸了頓板磚，差點兒弄得連教授都當不成。兩人所講的觀點其實十分相近，只不過一個提綱挈領，廣而論之；一個解剖麻雀，具體說明。其間的差別，說起來不過是因為時代不同，讀者心態各異，以至於兩人的境遇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罷了。
同樣的情況，研究抗戰史的學者大都了解，以上個世紀90年代為分水嶺，之前的研究相對較為學術，學者的研究也多就事論事，很少與現實政治扯上關係。之後的情況則大異，越來越多的學者參加到聲討譴責日本戰爭罪行和批判日本當局頑固態度的政治鬥爭的行列中去了，以往客觀冷靜的學術研討反而不大看得見了。說起來，日本當局在戰爭責任認識問題上的頑固態度其實長期以來並無實質性的改變，大陸學者態度上的改變，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政治經濟乃至於國防外交環境與形勢的變化使然。
俗話說：“距離產生美”；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都包涵著一個重要的真理，就是人們在看事物時，只有保持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的距離，才容易做到客觀公正。中國人研究中國史，再加上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不僅空間距離拉不開，時間距離也拉不開，要想真正做到客觀公正，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更何況，時間上越近，政治上的制肘和顧忌越多。不僅許多檔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難無所顧忌地按照歷史本來的面貌直言不諱。凡此種種，都使得今天我們中國人自己寫自己的歷史著作、歷史讀物，尤其是寫中國近現代史的著作和讀物，存在著很多嚴重的問題，需要讀者多抱一種懷疑的態度，多問一些為什麼，而不宜抱著“開卷有益”的態度，取“拿來主義”，以至於更加深了我們主觀武斷的傾向，被太多的“清癯”們誤引到非歷史的道路上去了。
清癯，想來也是深以中華民族為自豪的一位作家（如果不是歷史學家的話！）。他曾寫過一篇叫《吾國征俄戰史之一頁》的短文，大談成吉思汗征戰歐俄之經過，稱之為“吾國戰史上最有光彩最有榮譽之一頁”，其說辭頗有點像今天各種電視劇中對“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於雍正之輩戰功的頌揚。只不過，在他看來，中國的元朝還要更勝清朝一籌，因為“元時之兵鋒，不僅足以扼歐亞之吭，而有席捲包舉之氣象，有足以壯吾國後人之勇氣者，固自有在。”
對此，魯迅卻評論稱：“這隻有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還說得過去。否則，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朮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時咱們中俄兩國的境遇正一樣，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為什麼中國人現在竟來硬霸元人為自己的先人，仿佛滿臉光彩似的，去驕傲同受壓迫的斯拉夫種的呢？”
魯迅說：“幼小時候，我知道中國在‘盤古氏開闢天地’之後，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歲，又聽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歐洲，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到二十五歲，才知道所謂這‘我們’最闊氣的時代，其實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國，我們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即1934年——引者）八月里，因為要查一點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即俄羅斯——引者），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
下面這段話，也是魯迅講的：“我久不看現行的歷史教科書了，不知道裡面怎么說；但在報章雜誌上，卻有時還看見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過去，原沒有什麼大關係，但也許正有著大關係，而且無論如何，總是說些真實的好。”
很奇怪的是，魯迅上面的話，就好像是寫在今天一樣。
這即是本書題名“開卷有疑”的一個初衷，也是筆者讀書時一向堅持的態度。
只不過，在這裡必須要說明的是，本書所涉及的讀書範圍，僅限於中國近現代政治史，旁及外交和軍事史的個別方面或片斷歷史，而且所評之書多半還是當前史書中的佼佼者。因此，就本書所提及的問題而言，還遠不足以讓讀者充分了解在比較和疑問中感受讀書樂趣與意義的重要。但是，只要能夠在帶著問題讀書方面提供給讀者一些幫助，哪怕只能起到很少的一點作用，在筆者就已經是很大的一種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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