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簡介
《走出西柏坡》導 演：李歇浦
編 劇：任仲倫 李平芬 康麗雯 汪雲天 任中人
主演：
陳大偉（飾耿濤） 孫梅鷹（飾馬保山） 古月（飾毛澤東）
郭法增（飾劉少奇）孔祥玉（飾周恩來） 王伍福（飾朱德）
王健（飾任弼時） 劉文治（飾宋學仁） 孫清（紀小蘭）
上 映：2001年
地 區：中國大陸
語 言：國語
顏 色：彩色
類 型：劇情片
出品：上海電影製片廠
劇情簡介
1948年冬，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伴隨著攻克錦州的勝利喜悅，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五大書記卻已開始為即將到來的全國解放後的城市接管工作運籌帷幄。
跟隨毛澤東多年的警衛排長耿濤被派往接管華北重鎮……天津，他依依不捨地同毛澤東告別。此刻，天津“民生煤礦”的老闆宋學仁正和股東們緊張地商議著去留問題。
夕陽下，海河邊，金湯橋上，勝利的軍號響徹四方，耿濤重逢當年救命恩人，攻城突擊營馬保山，隨即馬保山在赴醫院療傷時又巧遇耿濤青梅竹馬的戀人，如今的戰地醫生紀小蘭。
為讓“民生”早日開工，耿濤奮不顧身跳入刺骨穿心的冰河中撈火車頭零件，因此而暈死過去。在醫院裡與日思夜想的紀小蘭相遇。
“民生”宋學仁的二姨太張淑芬某晚外出時險遭丐幫襲擊，幸被馬保山解救，張由此對馬保山留下印象。
馬保山被派往“民生煤礦”任軍代表。其時，天津大量缺煤，而“民生煤礦”卻因資金匱乏難以復工。馬保山赴宋宅找“民生”老闆宋老闆宋學仁商量復工事宜。宋不在家，張淑芬熱情接待了馬保山。結果，馬保山鬼使神差地投入了張淑芬的懷抱。
在資金難以籌措的困境下，宋學仁經不起其弟宋學智別有用心的挑唆，決定變賣設備，並且繼續隱瞞其藏有五千噸煤的實情。
《走出西柏坡》馬保山在銀行提出貸款時巧遇張淑芬，而此刻的張淑芬正與小叔宋學智密謀攜款私奔。他們以賣出五千噸煤為釣餌，誘騙馬保山上當。馬保山“求功心切”，在張淑芬的一番花言巧語下竟然將一筆來之不易。極其重要的巨款交給了不法之徒。馬保山的警衛員小於感到有些蹊蹺並提出是否請示一下領導。但喪失警惕的馬保山不聽勸阻，一意孤行。結果，小於為保護國家財產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耿濤聞訊將馬保山拘押，並立即採取行動追捕宋學智、張淑芬。馬保山得悉自己上當受騙後十分痛悔，設計逃出後捨命追巨款。在碼頭堤岸邊和小艇上與敵人殊死搏鬥，結果，宋學智被擊斃，巨款被追回，但是，馬保山所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己難以挽回……
初春的西柏坡，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正在勝利召開，毛澤東正在作了重要講話，耿濤站在會場外激動地聆聽著……
終於要離開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去北京了，毛澤東從小巷深處走來，身後還跟著一群活潑可愛的放羊娃，此時太陽正從坡後緩緩升起……
從此，中國革命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奪取全國政權，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演員介紹
古月孫海英
孫海英，17歲報考西藏軍區話劇團。１９７４年參軍，１９７６年轉業，轉業回瀋陽，進入瀋陽話劇團，演的第一部戲是《喧鬧的夏天》 。
孫海英影視作品： 《激情燃燒的歲月》 《父親進城》《金戈鐵馬》《雙旗鎮刀客》 《走出西柏坡》 《笑傲江湖》 《明月出天山》 《美麗的大腳》 《藍色妖姬》 《林海雪原》 《假裝沒感覺》
劉文治
劉文治，中國影視、話劇演員。生於遼寧鳳城，畢業於遼寧省戲劇學校表演系，任遼寧人民藝術劇院演員，現為該院院長。1977年，他參加拍攝長春電影製片廠故事片《熊跡》，由此開始了他的電影表演生涯。此後，他在《水晶心》、《失去的歌聲》 、《寒夜》 、 《孫中山》等影片中扮演主角或重要角色。其中，因扮演孫中山獲1987年中國電影金雞獎的最佳男主角獎。
古月
古月生平：(1937～2005)：古月原名胡詩學，1937年出生於湖北漢口。1949年參軍，1978年被葉劍英元帥親自圈定為演毛澤東的特型演員。從影二十七年間，古月已在84部影視作品中出演了毛澤東。
2001年3月1日，中央軍委為專業技術三級以上的文職幹部佩將官金色帽飾帶，扛將官柏枝，並配備工作用車。由此古月成為全軍17位文職將軍之一。
作為中國最形似毛澤東的特型演員，古月曾說過這么一句話：“演主席是我終身的任務，我會一直演下去。現在我最想演一些鮮為人知的老年毛主席的形象，包括文革那段時間。因為這段歷史不能空白，我們要對後代負責。”
代表作品： 《開國大典》 、 《大決戰》 、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影片看點
《走出西柏坡》《走出西柏坡》是上影繼《生死抉擇》後又一部重點策劃製作的巨片，主要描寫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任弼時等中央五大書記在西柏坡指揮解放戰爭的同時，對黨的任務如何轉向經濟建設所作出的重要部署和重大決策的過程。影片敘事角度新穎，場面恢宏大氣，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不但能解放全中國、而且能建設新中國的遠見和膽魄。影片劇本經過十多次的修改，上影選派了精兵強將組建攝製組。曾經執導過獲獎巨片《開天闢地》的李歇浦出任導演；而在《開天闢地》中擔任場記的梁山此番出任聯合導演。
建黨八十周年獻禮影片《走出西柏坡》，截取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勢如破竹、全面展開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召開這樣一個時空的橫斷面，講述了毛主席派身邊警衛員耿濤到天津接管城市，開展對民族資本家的工作，組織恢復工業生產，及時提供戰爭需要的各種戰略物資，支援前方戰鬥的故事，通過描寫以耿濤為代表的軍管幹部在尖銳複雜的環境中，與反動資本家作鬥爭，與我們幹部隊伍中用經驗主義的方法、簡單粗暴的態度來對待城市工作的不良現象作鬥爭，塑造出耿濤、馬保山這樣具有鮮明特色的人物形象，展示出一支英勇的革命隊伍從戰爭硝煙走向和平建設的艱難，揭示出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我們這支以工農為主體的幹部隊伍，才能在根本上實現從熟悉農村工作向熟悉城市工作的巨大轉變。電影給人的總體感覺，就是它仍帶有上影廠慣有的敘事流暢、性格飽滿、畫面逼真的特點。影片以其生動的英雄故事、深沉的歷史回憶、青春律動的影像風格和奮發昂揚的精神，深深打動了廣大觀眾，特別受到了青年學生和專家學者的好評。
《走出西柏坡》用較多篇幅集中寫了一個毛澤東身邊戰士的心路歷程。 影片以詩化的方式開頭：崢嶸如鐵的群山，毛澤東登高望遠的堅實腳步，傳遞著偉人此刻的心情。毛澤東站在高坡上望著遠山，他在思索：“仗打完了怎么辦？勝利以後怎么辦？”此刻，和身邊戰士的歡樂心情形成反差的是，他的思緒已飛到了更遠的治國方略上。他在思慮走出西柏坡後，這些在馬背上縱橫馳騁的部下能否順利地轉換到經濟建設中去。創業難，守業更難。這就是偉大政治家的高瞻遠矚。
《走出西柏坡》這部影片走出了一條新的路子。它與解放後二三十年間主要以普通革命者為表現對象的影片不同，結合了反映革命的領袖人物，同時，它又與近年來寫重大事件、重要領導的影片迥異，主要寫普通的人物、普通的事件，以真實的歷史環境和背景為依託，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充分展開藝術的想像虛構而成。在影片的結構上，它採取了迴環的方式，即故事的主人公從革命聖地西柏坡出發，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面臨一項嶄新的任務，經歷了難忘的戰鬥和嚴峻的考驗以後，又回到了西柏坡。通過這樣一種帶有情節片要素的故事敘述方式，影片把中國革命的總司令部和革命鬥爭的第一線聯繫在一起，把火熱的革命鬥爭生活和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景的憧憬和思考聯繫在一起，以對普通革命者的描寫負載起中國革命勝利後全黨面臨著重大的轉折這樣的大主題，並且很好地完成了這個主題的表現。應該說，以生動的故事，驚險的情節，新穎的角度，不多的人物，表現重要的革命運動，這部影片給人們提供了一些新的經驗。
影片一個可喜的收穫，一個重要的貢獻，就是它塑造出了兩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即軍管會工業處長耿濤和副處長馬保山，為近年來的銀幕人物畫廊增添了獨特的“這一個”。其最大價值，不在於它的歷史形態，僅僅讓今天的觀眾來感知那個曾經的存在，而在於創作者從歷史的規定情境出發，從歷史事件和人物在邏輯和聯繫之中，梳理出縱深的思想情感脈絡，並把它們和今天連線起來，使藝術形象的歷史審美獲得了自己的生命力，獲得了它顯著的當代性。它有力地昭示人們，每一個和平建設時期共產黨人，作為執政黨的一員，都應當敢於和善於迎接新的挑戰，肩負起建設中華的神聖使命，經受住嚴峻的考驗，與時俱進，永不落伍。
影片評價
《走出西柏坡》劇照影片成功之處，值得肯定，其缺憾以及在這背後體現出的創作者的矛盾和困窘，同樣蘊藏著值得我們主鏇律影片記取和總結的經驗。
成功之處，表現在：
一是注重了視點的平民化。影片《走出西柏坡》體現了編創者從“司令部真實”向“戰壕真實”嬗變的努力。在這裡，影片引用的概念取自於前蘇聯的文學作品。《走出西柏坡》在前幾年的全方位表現領袖人物的光輝業績的同時，也把注意力轉移到普通人的個體經歷上來。影片把毛澤東置入背景的位置，而將其警衛員耿濤作為主角，反映了他所體驗到的真實，以此來折射時代的風雲，旁證領袖的思想。可以說，這種影視作品視點的平民化，對於推動革命歷史題材影片的創作功不可沒。
二是注重了音畫的衝擊力。主鏇律影片如何吸引人，影片在這方面作出了可貴的探索。作為一部反映建國前夕側重於經濟領域的影片，本來不需要什麼大場面，但影片還是設定了幾場頗為震撼人心的重場戲，如黃土高原上毛澤東登上山項時移動跟蹤鏡頭所產生的一覽眾山小的移步換影的視覺衝擊力，火車站搶救遭轟炸的軍火（甚至採用了電腦特技來表現飛機的轟炸效果，雖然給人的真實感與上影拍攝的另一部電影《緊急迫降》都很差勁）、礦工們集體衝擊資本家辦公室等戲，這些場面巨大的畫面，配以間或響起的富有穿透力的昂揚的鏇律，的確不斷激發起觀眾觀看的興趣，使人感到影片的畫面感和氣勢感都較強，這應該是主鏇律影片如何吸引觀眾注意力的一個有益的嘗試。
三是突出了人物的感染力。影片濃墨重彩表現的主人公耿濤，的確體現了一種完美性。儘管這一角色的設定使人似曾看到《列寧在十月》中同樣來自於領袖身邊、到基層籌集糧食的瓦西里、以及《史達林格勒戰役》等片中塑造出的臨危受命、背負領袖重託、隨時奔赴前線堵漏補缺的朱可夫元帥等人物形象的移用痕跡，但他的確未曾辜負領袖對他的厚望，在異地傳揚著與領袖朝夕相處時所濡染的品質和氣質，在領袖謀篇布局的棋盤上身體力行著領袖的宏韜遠略，可以說，一個偉大的人物和一個平凡的戰士，一個巨觀決策者和一個具體執行者，在不同的時空里，心有靈犀般地行使著繪製著新中國藍圖的相同的使命。這一布局通過他們之間的思考、通過他們的書信往來、通過他們分別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的探索得到了充分發掘。當耿濤面對炮轟天津城的命令，克制著自己陳述著理由，幾乎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在戰場上的代言人；當他面對著冰窟、毫不猶豫地跳下去的時候，感動得老工人脫口而出“豁出去”了的共鳴，他的表現的確體現出共產黨人忘我奉獻的高尚情懷，令人百感交集；他有禮有節的對資本家的鬥爭，也表現出一個建設新中國的共產黨人的涵養和深度，這一形象，可以說力量源泉來自於毛澤東，思想深度延伸自毛澤東，從這一形象中，可以管中窺豹地感受到共和國締造者的無私的情懷和人格魅力。
《走出西柏坡》影片也有幾處硬傷，表現在：
一是創新上的欠缺。看影片，總有似曾相識之感，它在某種程度上講，是幾部影片業已用過了的素材的重新組合和嫁接。如毛澤東和耿濤的關係，其實在電影《毛澤東的故事》中早已解讀。自從毛澤東的形象被權延赤模擬警衛員的口吻得到唯妙唯肖的刻劃之後，影視中的毛澤東形象或多或少地受其影響，都變成了警衛員眼中的一個婆婆媽媽的毛澤東。一個睿智的、深刻的、思想層面上的毛澤東，因為毛澤東的秘書們撰寫回憶錄的空缺，或者這種回憶錄不具備生動感人的情節因素，而成為影視創作上的無法汲取有益營養的“盲區”。這部影片依然承襲著毛澤東與警衛員的關係的套路，和《毛澤東的故事》一樣，開始警衛員對毛澤東說的“你不要我了”等對話也似乎如出一轍。而耿濤的天津之行，也就成為七屆二中全會主題思想的圖解，它似乎把《大決戰》等影片的膠片剪開，見縫插針地剪輯進了這么一個小插曲，而最終並不影響《大決戰》的進程。天津的經歷，也或多或少地與《新中國第一大案》的情節結構相類似。可以說，這決定了影片的原創意義並不是很充足。
另外，影片情節的時間限制也讓故事捉襟見肘。故事主要發生在天津1949年1月14日解放到同年3月5日七屆二中全會召開這段時間裡，如此眾多的事件濃縮在有限的時空里，使得編造的痕跡太濃，人物的性格展開也不充分。
二是基調上的錯位。自從電影《開國大典》率先從汗牛充棟的歷史中發掘出毛澤東把進京喻為“趕考”的史實並予以藝術化的再現之後，這一對當代具有隱喻性質的“象徵元素”便被同類影視創作奉為圭臬。當毛澤東以不同於歷史上的任何農民起義的精神狀態組建政權時，他顯然是有足夠的清醒、智慧和魄力書寫、醞釀出應答的試卷的，但影片中與毛澤東的如椽巨筆相應和的直接書寫這份答卷的具體執行者們，卻並沒有寫出他們在這方面的從容，反而表現出他們在城市工作中的失策。《走出西柏坡》顯然沒有寫出解放軍所特定的對城市的感召力，沒有寫出他們為城市帶來的一種新鮮的民族再生的生機和活力。
影片中看到馬保山進城後，居然如流寇一樣肆無忌憚地搶劫車站上的糧食(按理說，是他指引耿濤走上了革命道路，不至於在革命的大熔爐里一點沒有進步)；看到攻城的解放軍首長一意孤行準備炮轟城市，幸虧耿濤及時趕到，且苦口婆心講了那么多道理，才使那位首長放棄了急火猛攻；當耿濤面對資本家的嘲笑無言以對時，邊上的那位女同志又像紅衛兵那樣橫眉立目，顯示出對生產經營的外行；而馬保山前期表現的莽撞的素質，居然一點沒有影響到他的後來的使用，竟被任命為進駐私營企業的軍代表，這與影片前面介紹的以陳雲同志為首的共產黨人為接管城市所作的充分準備顯然缺乏應有的對應和關照。接下來，馬保山在城市裡繼續著他的莽撞，並不斷激化著資本家與勞工的對立，這雖使影片的矛盾較為集中，但可信度卻大打折扣。他在短短的兩個月內，就被城市的香風熏得喪失理智，被禁閉後，居然對看守的戰士施以武力，逃出看守房，追到江邊，又麻痹大意地倒在敵人的槍口下，更讓人難以理解他是如何在部隊里經受革命的考驗的。
《走出西柏坡》劇照同樣，由於沒有寫到解放軍的獨特的感召力，看不到工人階級對解放軍進城的渴盼的表現，看不到他們迫切需求推翻壓在身上的枷鎖的內在欲望，看不到他們以面貌一新的姿態、投身到工廠的恢復生產中去，反而把筆觸重點放在資本家們惶惶不可終日上，仿佛是解放軍的到來，使得城市生產的精英們不得不在“走”與“留”上作出生死的抉擇。特別是影片毫無鋪墊地寫到宋學仁在街上偶然見到掛著“奸商”牌子的刑車駛過時的震驚，不但影片中那個一臉堆笑、和藹可親、左右搖擺的資本家要丟魂失魄，就是觀眾也會對突如其來、沒有前因後果交代的鎮壓畫面感到聳然一驚。
因此，影片中表現的解放軍進城、接管城市過於強調了軍事上的力量、攻擊，而未表現出共產黨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化在感召人心、凝聚城市各界所起到的作用。
三是性格上的失衡。影片對於故事的努力，一方面為推動影片的可看性作出了貢獻，同時，也把編創者自己束縛住了，使矛盾糾葛只漂浮於表面化，淺嘗輒止，不敢深入地挖掘下去，因為再稍微用一下力，故事的完整框架就要崩潰了，這給我們的啟示，就是好萊塢影片對於故事的曲折的努力與人物性格的豐滿的塑造，一般情況下吻合得很好，而影片在這方面就缺乏這些基本的技巧。
影片的故事框架是耿濤、馬保山、紀小蘭三人在天津的重逢，撇開人為的生硬的設定痕跡不說，這三個人中，耿濤和紀小蘭是戀人關係，歷經磨難相逢，只是為故事增添了觀賞性的好看因素，但兩人從再度見面那一刻起，關係即已定型，也沒有任何性格上的糾葛和進展。影片也意識到這一角色的游離性，硬性地加進了她的戲分，如在描寫耿濤到宋府宣傳黨的政策時，其女朋友紀小蘭也隨同前往，雖然予影片的畫面增添了生動感，但紀小蘭作為一個護士，沒有公務需要，與自己的男友直接出席重大的會晤，於人物、於事實都很難說上相符。由此可見，這樣的沒有矛盾的人物關係設定未嘗不是故事影片的一個大忌。由於這一人物關係設定的明顯弊端，使得影片產生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吸引觀眾的懸念最終倒讓位給了那個資本家的二姨太與馬保山的關係上來，當然，這一結局同樣沒有扭轉宿命的、概念化的安排。
紀小蘭這一線索基本沒有戲了，耿濤和馬保山的對立無疑是編導們重點刻劃的內容，但是這兩個人體現的矛盾核心並不是對立的。從某種意義上講，兩個人都與資本家建立了一種特別的較為密切的關係。耿濤要為資本家放貸款，利用資本家使工廠復工，就是影片中提到的為了讓雞下蛋而不殺雞的比喻（這個比喻恰當與否暫且不論，即使可能毛澤東有背後的形容，但能否由耿濤在大庭廣眾之下一點不迴避資本家而對工人們進行宣傳闡述，也值得推敲），體現了對資本家寬鬆的利用的政策，而馬保山也是與資本家做生意，向其購買煤炭，只不過是他遇到了一個奸商而已。耿濤的思想，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而馬保山則被當作“糖衣炮彈”擊中的典型。這兩種象徵，最後都在毛澤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講話中得到了點題般的歸納。
編導為了分開他們與資本家密切接觸所帶來的不同的後果，只得將資本家分成兩種類型:一個是“民生公司”老闆宋學仁，另一個則是其弟宋學智。前者被塑造成一個可以調教好的資本家，而其弟則被定性為投機分子，這樣的定性後，耿濤對資本家的支持的動機顯得頗為正當，而馬保山則踏上了賊船。道德上的評價，沖淡了本來應是階級屬性上的深入分析。資本家的階級性被個人的品質所代替。可以說，影片對歷史事實採取了一種簡單化的傾向，未能寫出資本家的複雜心態，把破壞生產歸之於歹人。最後給好資本家以貸款，所有的矛盾也就立刻迎刃而解。影片中的資本家的兄弟兩人，分別改變了兩個不同共產黨人的命運，而這最終決定因素，僅僅是因為兩個兄弟中一個是好人、一個是壞人而已，這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簡單圖解代替了歷史真實的複雜性。
影片中作為“糖衣炮彈”來表現的宋學仁的二姨太江淑芬，其實結合影片的交待來看，很難稱得上名副其實，其腐蝕的動機也非常令人懷疑。從本質上講，她也受著資本家肉體和精神上的奴役，應該屬於被壓迫者，她與馬保山的關係，也並沒有什麼腐蝕的動機。馬保山救過她的命，她又聽過馬保山的英雄事跡介紹會，她對馬保山的接近、痛說不幸身世，未嘗不可以看作是一個金絲籠里的女性對新生活、對自由的嚮往。而到了最後，她卻在編導的一廂情願和概念性說明“紅粉炮彈”的動機下，背叛了自己的角色屬性，居然投入到她一直不理不睬的丈夫之弟宋學智的懷抱中，在這裡，影片出現了唯一的具有性暗示的鏡頭，如果說她是糖衣炮彈的象徵，倒好像是在這裡，不過她的行徑只是如張藝謀在《搖啊搖，搖到外婆橋》中表現的姨太太周鏇於老大、老二之間那樣，是一種純個人、無政治企圖的個體行為。而她有意親昵馬保山當初並沒有資本家的幕後支使，更沒有什麼明確的政治企圖，影片也沒有說她與馬保山有肌膚之親。影片用以說明的利用她的色相去與馬保山做生意也很牽強，因為即使不是她，馬保山也可能出於對煤炭的需要，而去與資本家做生意的。影片發展到後來，她的性格把握更加失衡，一意孤行地投入到丈夫之弟的懷抱，並莫名其妙地持槍置追蹤而來的馬保山於死地，使其性格十分破碎，“糖衣炮彈”的概念化象徵幾乎難以自圓其說。
幕後製作
《走出西柏坡》創作史詩作品
《走出西柏坡》以1947年黨中央從延安遷往河北西柏坡至1949年離開西柏坡進北京的歷史為主要線索，講述了在這個時期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和軍事較量。“在整個劇本創作中，借鑑了美國著名作家赫爾曼·沃克的《戰爭風雲》和《戰爭與回憶》的寫作方式，令《走出西柏坡》的結構獨具匠心。”《走出西柏坡》由兩條並行的故事串聯起來，一條為國共兩黨高層的鬥智，另一條則是國共兩支軍隊的鬥勇。
大事不虛 小事不拘
談及此次創作大題材劇本的感受，鄧賢直言難度太大了，最難的便是如何將歷史與傳奇結合起來。“歷史大題材作品很多事件都為人熟知，創作時最怕的就是放不開手腳。幸好自己的紀實文學創作經歷幫了大忙，讓我能將領袖戲和草根戲結合起來，放手創作。”鄧賢笑言，他的創作理念是“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對於大事件，他嚴格遵循歷史的真實，而對於局部的個人故事，則採用了藝術的虛構，如劇中一條重要的故事分支——兩支軍隊的鬥勇，就是鄧賢虛構的。 歷史是一面多稜鏡，從不同的角度看過去，能看到不同的色彩。我通過文學創作，讓歷史的色彩更絢爛。”他透露，《走出西柏坡》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比例，大概各占一半。
8易其稿 3年半完成劇本
2006年，上影集團邀請他擔任《走出西柏坡》總編劇，該劇的題材吸引他暫時中斷原來的寫作計畫，全身心地投入到電視劇劇本創作中。3年半來，他查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僅圖書就達數百本之多，劇本前前後後共修改了8次。
張藝謀引薦張慧科
片中有一個小牧童，戲不重但要出彩。製片方多方尋找未能如意，最後還是在張藝謀引薦下，找到了在《一個都不能少》中表演出色的張慧科。14歲的張慧科已於1999年9月被石家莊精英藝校特招入校，在戲曲系就讀。
影片最大場面的戲是中央領導離別西柏坡前往北平，需要很多民眾演員。開始時質樸的山裡人感到拍戲很新鮮，但長時間簡單重複與室外刺骨的寒氣，讓不少人越來越缺少激情。這時張慧科帶著一群山里娃走到鏡頭前，孩子們的天真活潑，給凝滯的拍攝氣氛帶來新的生氣。
冰河實拍
主人公耿濤“冰河撈零件”是片中的重頭戲，這組鏡頭是今年3月初到哈爾濱補拍的。當時剛好下了一場雪，現場氣溫在－18℃左右。當演員陳大偉、劉曙光脫掉棉衣只穿一件單衣時，禁不住陣陣發抖。可為了畫面真實，他們還被人用水從頭到腳淋了個透濕。在鏡頭前，他們艱難地在冰面上翻爬著、在冰窟窿中翻騰著，而岸上的人則拿著棉被、端著薑湯等他們上岸。一旁看著的民眾演員連連感嘆：“拍電影真不容易啊！”
緊急掃雪
河北山區當年的小山村西柏坡是《走出西柏坡》的主要外景地。攝製組分兩路前往。因接連幾天下雪，當地的山巒、原野、村落、道路……到處覆蓋著皚皚白雪。為了與影片的歷史環境吻合，攝製組與當地村民組成了一支數百人的掃雪隊伍，用一天半的時間將拍攝點20多厘米厚的積雪清掃成殘雪的模樣。
劇組完成了棚內拍攝後，馬不停蹄兵分兩路趕赴石家莊西柏坡景點。當劇組到達時，西柏坡剛下過一場大雪，厚達20厘米，這不僅給拍攝工作造成極大困難，而且也不符合中央“五大書記”離開西柏坡的真實情景。為了再現歷史真實，製片主任立即動員攝製組人員和村民，組成數百人的掃雪隊伍。經過一天半的努力，村口的積雪被清除了90％。達到了劇情要求。
影片意義
《走出西柏坡》《走出西柏坡》講述了新中國誕生前夕，中國共產黨開始從農村走向城市，從戰爭邁向建設的偉大歷史轉折。影片中描寫了少數共產黨員意志薄弱，經不住考驗，被資本家“糖衣炮彈”擊中並蛻變的過程。 這部影片在當前全黨深入開展學習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風廉政建設活動中，具有很強的教育意義。
《走出西柏坡》講什麼？有很多的議論，多是說它教育共產黨員要牢記兩個“務必”，即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樣看《走出西柏坡》當然不能算不對。但是《走出西柏坡》是以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為背景，“走出西柏坡”的深刻內涵，是七屆二中全會精神。
《走出西柏坡》說得是一段黨史。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舉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著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七屆二中全會指出：我黨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領導城市人民進行勝利的鬥爭，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在領導城市人民的鬥爭時，黨必須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民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和共產黨合作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條戰線上，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反動派和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全會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關鍵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第一是公營企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企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建設工作，工會工作和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應當為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全會號召全黨同志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繫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並且發出警告說：如果我黨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儘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並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黨和人民就將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
鑒於具有偉大國際意義的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不久就要到來，七屆二中全會特別警戒全黨同志不要驕傲自滿，不要被人們的無原則的捧場所軟化。毛澤東在全會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是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走出西柏坡》通過毛主席的警衛排長耿濤奉命去接管天津，從農村走向完全陌生的城市這一轉折過程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這一電影主題，反映了七屆二中全會的主題，而影片中馬寶山的問題，則是整個電影主題的組成部分。今天，我們之所以要重視七屆二中全會，歸根到底就是深刻理解江澤民同志關於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我們黨要不斷地提高執政水平和領導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一告誡的重要意義。
紀念建黨90周年影片
|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90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而不懈奮鬥，取得了新民族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在迎接中國共產黨90華誕之際，上海市教育委員會主辦、上海聯和電影院線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大光明院線有限公司舉行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 周年電影展映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