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簡介
郁達夫郁達夫感傷情調的積極意味
這種積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郁達夫的頹廢以及這種頹廢的具體表現——性苦悶，不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的。這種頹廢和性苦悶，是當時青年的普遍心態，郁達夫則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時代病”，從而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到了歷史與社會面前，所以，具有積極性。第二，郁達夫的感傷、頹廢包含著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戰。正如郭沫若在《郁達夫》中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要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相關資料
《郁達夫自述》郁達夫：《寫完了〈蔦蘿集〉的最後一篇》，見《蔦蘿集》，上海：泰東書局。
郁達夫有意或無意之間，用了19世紀俄國文學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意象——“零餘者”（SuperfluousMan）。這個名詞首見於屠格涅夫的小說《零餘者的日記》 ，該作品也是一針見血，刻繪出19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心情：他們和政治脫了節，對於社會現實（農奴）有沉重的罪惡感，但他們能做些什麼?大多數的人在沙龍里喝酒，談黑格爾，也是同樣地自暴自棄，頹廢度日，後來，終於有些年輕知識分子掙出了“零餘者”的牢籠，要改變政治和社會現實，於是變成了“虛無黨”的恐怖分子，或參加所謂“人民主義”（Populism）運動，到農村去為農民服務。早期的列寧，就深受這種氣氛的影響。
郁達夫的自我懺悔，反映出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相似的現象。郁達夫和所有其他的知識分子，皆困擾於同一個問題：人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情，但是到底能夠做些什麼?
回顧歷史上的中國知識分子，這種“疏離”的現象，並不完全存在，因為“學而優則仕”，考試制度為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搭好了一座溝通政治與社會的橋樑。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問題，不是“能做些什麼”，而是“怎樣做”。在平常時期，他們常彷徨於“忠孝難兩全”的困境；在非常時期，他們徘徊於“仕與不仕”的選擇。五代的馮道，可以從容不迫地事十主，而宋末的文天祥，卻以遺臣盡前朝，為“正氣”而死。知識分子必須在社會上“做些事情”，對國家文化盡責，這是中國兩千年來的傳統，所以才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名句。西方各國，也有這樣的傳統，法國“文人”至今仍不離薩特所謂的“Engagement”（承擔精神），對人生如此，對社會文化更是如此。
20世紀的中國，政治上動盪不安，早期軍閥割據，使得大部分知識分子與政治脫了節，“五四”後大批文人由北京湧入上海，大半也是這個原因。於是，在十里洋場，租界仍未撤除的上海，這些文人能夠做些什麼?古代受了教育幾乎就等於可以做官，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後，知識分子已不再有制度上的橋樑，於是，教育非但沒有帶來“權力”，卻使受過教育的人感到“割勢”，其所割之“勢”，豈非中國兩千年傳統所遺留下來的政治之“勢”?
從事文學寫作，對於古代的士大夫階級，是一種業餘的消遣，或是在異族統治下不得已之舉（如元朝之戲曲小說），但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寫作不但成了“正業”，而且成了知識分子僅有的少數職業之一。知識分子當然可以教書，也有不少“文人”在大學裡兼教職，但學院畢竟是一座象牙塔，適值多事之秋，不少“悲天憫人”之士，不願意逃避在書堆里，而且，正逢“五四”思潮鼎盛之時，不少人想以小說、雜文來改革社會風氣，介紹西方文化的新潮流。魯迅由廈門、廣州跑回上海，棄教鞭而從筆桿，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在許多自暴自棄、自哀自慚的外表遮蔽下，也藏有不少為知識分子應有的職責所困擾的“有心人”，郁達夫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酗酒、玩女人、性變態，大部分是自相誇飾的幌子，他頹廢的面具，蓋不住一顆赤誠之心，在上面提到的同一篇短文中，他又寫道：我若要辭絕虛偽的罪惡，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寫出來。世人若罵我以死作招牌，我肯承認的，世人若罵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認的，罵我無恥，罵我發牢騷，都不要緊，我只求世人不說我對自家的思想取虛偽的態度就對了，我只求世人能夠了解我內心的苦悶就對了。
影響
1932年10月，郁達夫的《蔦蘿集》問世，又馬上引來一批評論文章。對之持肯定態度的，有萍霞的《讀〈蔦蘿集〉》、胡夢華的《讀〈蔦蘿集〉的讀後感－－覆郁達夫的一封信》，他們都中肯地指出郁達夫小說積極入世的思想傾向和浪漫率真的特點。但是，持批評意見也不少，如徐志摩、殷公武等人就認為郁達夫是“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膿糜爛的創作來吸引過路人的同情”。
評價
《蔦蘿集》郁達夫作品
| 郁達夫(1896.12.7~1945.9.17) 原名郁文，字達夫，幼名阿鳳，浙江富陽人，中國現代著名小說家、散文家、詩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說集《沉淪》、小說《遲桂花》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