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資料
與毛澤東書信交往黨外名流黃炎培的信函參政
黃炎培,字任之,號楚南,筆名抱一,江蘇省川沙縣(今上海浦東)人,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上海。1902年應江南鄉試中舉,1903年因不滿晚清弊政,公開在南匯演講而入獄,被營救脫險後東渡日本。歸國後,在上海創辦浦東中學。辛亥革命爆發後,即被公推為江南五地代表,策動江蘇巡撫起義。1914年,因不滿張勛弊政憤而辭去江蘇省教育司司長等職。袁世凱稱帝後,他在教育界率先通電聲討,從而成為江南最有代表性的正義鬥士之一。五四運動爆發後,黃炎培在上海積極組織聲援。1932年,他與章太炎等愛國人士以中國國難救濟會的名義發出通電,要求國民黨歸政於民。翌年,他與蔡元培等人發起紀念馬克思逝世50周年活動,從此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朋友。
從延安的首次相見,到北平的書信交往,黃炎培與毛澤東相識恨晚
1949年8月的一天,居住在北平東城一條小胡同深處的黃炎培,忽然收到毛澤東從城外雙清別墅派人送來的一封親筆信。毛澤東在香山給黃炎培寫信的起因,系他前一天從報上讀到黃炎培及其領導的中國民主建國會發表的文章。1949年8月5日,華盛頓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公然詆毀中國共產黨和即將宣告成立的新中國。正是這份白皮書,引起了寓居北平的黃炎培的極大義憤。他讀了白皮書後,無法按捺心中怒火,馬上組織民建其他負責人在北平召開座談會。雖然此時新中國尚未成立,但黃炎培能以同仇敵愾的民族感情及時組織民建進行討論,並在《人民日報》上率先發表聲明,確實需要一種愛國的勇氣。毛澤東讀到《人民日報》8月24日以黃炎培和民主建國會名義發表的《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以後,欣然命筆,給黃炎培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說:
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很好,這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是極大的,民建的這類檔案(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
從小就追求民主進步的黃炎培,此前雖從報刊上多次見到毛澤東那龍飛鳳舞般的瀟灑草書,但從沒想到毛澤東會主動給他寫信。毛澤東的來信,不僅書寫蒼勁有力,而且以中共領袖的高瞻遠矚展望即將宣告成立的新中國的壯麗前景,尤讓黃炎培這位深諳歷史風雲的社會活動家心如潮湧。同時,黃炎培也從北平報紙上讀到美國對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抱有的敵意,深感民主黨派的任重道遠。他在拜讀毛澤東的來信後,即於8月24日揮毫給毛澤東覆信。這是黃炎培在建國前夕第一次以書信方式向中共中央領導人闡述他的看法和意見。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潤之主席:
讀尊示對民建斥美帝白皮書的發言的指示,我們是很感動很興奮的。
民建自接受團結全國民族資產階級任務以來,我們常在奮勉之中帶一些悚懼,不是對外倒是對內的教育問題,整個的對外政策的勝利我們確是有信心的。問題是在如何使得一般民族資產階級迅速了解到建設中鬥爭,鬥爭中建設的道理,而鼓起他們的勇氣,發揮出力量來,希望主席指教。
此文經過在平許多民建同人開會研究,小組討論而定稿,執筆起草者是孫起孟兄。謹謝厚愛,並致敬禮。
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收到黃炎培的覆信後,不禁回想起他與這位民建負責人當年在延安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毛澤東在1945年夏天與黃炎培見面之前,就對這位江南才子敢於反抗邪惡的精神有所耳聞。他記得1937年當國民黨反動派幽禁著名“七君子”於蘇州的時候,延安報紙就刊載了黃炎培等人於當年5月從上海組團前往蘇州探視“七君子”的新聞。如果說黃炎培此前與陶行知、蔡元培等人推崇馬克思為“偉大的思想家”已經引起毛澤東的敬意,那么當黃炎培等人不顧個人安危,為營救七位愛國人士赴蘇州時,毛澤東對黃炎培的敬意和好感更深。所以,當1945年7月黃炎培與褚輔成、傅斯年、章伯鈞、左舜生等六位知名人士為促成國共合作來到延安的時候,毛澤東在機場上與黃炎培初次見面,就感受到這位民建負責人熾熱的愛國深情。
讓毛澤東尤為感動的是:在眼下戰爭的烽煙尚未消散,國共兩黨爭戰勝敗難辨的關鍵時期,黃炎培作為民主建國會的負責人能夠捨棄他江南地區的舒適生活,毅然北上來到古都北平與中國共產黨精誠合作,足以說明這位著名民主人士對共產黨的嚮往、追求與信任。自從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北平以後,黃炎培就積極參與共產黨為解放全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工作,為共產黨解放江南廣大地區出謀劃策,甚至到了知無不言的至誠境地。特別是在上海戰役即將打響前,黃炎培更是為解放軍解放上海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設性意見,而這時他的愛子卻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之下。噩耗傳來,老人淚灑衣襟。然而,當他聽說民建將公推他為代表參加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時,黃炎培不僅欣然受命,而且將失子之痛化為力量,信心百倍地投身到支持共產黨的鬥爭中來。其中,黃炎培參與包括共產黨在內10個黨派負責人簽名的《反對北大西洋公約聯合聲明》,就表明他已經毅然走上了為國家為人民參政議政的道路。
毛澤東想起與黃炎培的交往,馬上欣然命筆,再復一信。對於在即將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擔任要職的黃炎培,毛澤東對他充滿信任與期待。他多么希望能夠不斷傾聽到這些黨外民主人士的建設性意見啊!
8月29日,當黃炎培在北平東城那座幽靜四合院裡再次收到毛澤東的親筆信時,他的心也飛向香山的雙清別墅。他想起重慶談判之前,自己與其他五位知名人士訪問延安的往事,毛澤東與他相識恨晚的感情,讓黃炎培引以自豪。在延安期間,毛澤東特備酒肴款待他們六位參政員。席間肴饌雖然都是深山野菜,然而毛澤東那些深謀遠慮的話,早在黃炎培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平生喜歡書法的黃炎培,為能夠多次得到毛澤東那龍飛鳳舞的親筆信而自豪。他認為毛澤東的書信不僅在政治上高屋建瓴,甚至每行字也都是珍貴的藝術品。黃炎培把毛澤東的來信反覆閱讀幾遍,決定再寫一信,以便把他思考多時的肺腑之言向這位中共領袖一吐為快。他感到與坦蕩無私的毛澤東進行對話,任何戒心和隱晦都是不必要的。黃炎培揮毫寫道:
潤之主席:謹陳三事:
一,近作一文,題目是“中華職業教育社奮鬥三十二年發見的新生命”。自己很高興,環境允許我今天暢暢快快把過去幾十年經過,很真實地寫出來給大眾看看,同時已經安排好一條新的途徑,讓這一群人繼續努力,前者很願先生更親切些。鑑察到我們自己樂於陳述出來的長期苦鬥中所犯的毛病與自己感覺到這些病根的由來,而賜以指正。後者更願先生指示,我們這條新的途徑有沒有錯誤。因此陳上小冊,敬求公余賜覽。
二,續奉手示,承對民建辦事方式,加以讚許。正觸及我心頭一點,各方都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時急須將這一名詞,作一番具體的說明,否則萬一發生兩種不同的措施,一方以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為是集中。據我所讀到的,民主集中制初見於1938年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四項,而劉少奇先生修改黨章報告第五節亦已詳確地分析清楚。我意再為具體說明。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備之條件:組織、首腦、小組,它的施行法。關於選舉:及編奉名單起到開會當場無記名圈送,應該怎樣怎樣。關於開會怎樣召集、討論、議決,到怎樣通過記錄,怎樣保留不同意見,以及關於執行、關於檢討獎懲等等,一一舉出實例,說明理由,這些天工夫,管見頗以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過沒有?尊見以為怎樣?敬求公餘賜教。
毛澤東在收到黃炎培寄來的信及附屬檔案以後,當即抽時間閱讀,並於9月17日再次給黃炎培復了一封信,內稱:“此文很好,我一口氣讀完。末兩頁更好,這是你們的綱領,應該送報館發表。”黃炎培遵從毛澤東的意見,將民主建國會起草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奮鬥三十二年發見的新生命》交給《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兩報遂於當年10月15日將文稿全文發表。
黃炎培頻頻上書毛澤東,所有合理化建議都包含著為共產黨分憂的一片赤誠
新中國成立後,黃炎培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的時候,黃炎培作為民建的主要負責人,不僅在會議上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而且還兼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等職。建國之初,百業待興,黃炎培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全力參與全國的經濟建設工作,為聯合全國工商界人士共同建設繁榮昌盛的新中國而不遺餘力。他雖然年屆高齡,可是仍然多次深入到全國各地進行調查研究,只要發現問題,回京後都會主動向周恩來反映。對一些帶有普遍指導意義的重要問題,黃炎培還要直接給毛澤東寫信匯報。他喜歡暢所欲言地向毛澤東陳述問題,同時也提出一些解決矛盾的合理化建議。當時,中共中央和政務院許多重大問題的決策,都有黃炎培等民主黨派負責人參與。
1953年9月7日,就私人工商業改造問題,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包括黃炎培在內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討論。時任民建負責人的黃炎培在參加這次座談會後,對中國共產黨的工商業改造政策有了更深的體會,尤其對中國共產黨對工商業者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思想改造和當時將要展開的全國性認購公債兩項任務,更是積極贊同和擁護。作為副總理的黃炎培,對當時國家經濟建設中存在的資金緊缺問題很是憂慮和焦急。他認為毛澤東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說到了當時國內經濟問題的根源。黃炎培遂於當年11月9日在京召開了民建領導成員全體會議。在會上,他傳達了毛澤東在頤年堂會議上的講話要點,號召和鼓勵民建會員擁護和支持中共中央的私人工商業改造政策。12月1日,黃炎培又一次給毛澤東寫信,匯報全國工商聯的近況。他在信中寫道:
毛主席:
民建會員經過了這次大會,一般說來,對社會主義改造,有了新的認識。工商界同志有些(人)願以實際行動,答覆政府的號召。九月七日頤年堂給予工商業新的指示以後,承囑勸榮毅仁等內地設分廠,此次會後,他們具體答覆了。
民建接著這次大會,正號召各地分支會會員,為了貫徹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有步驟地展開學習、宣傳(以愛國守法為中心),相互幫助、監督、檢查、了解、表揚(或批評處分)各項工作,希望民建會員在工商界實際上起一些帶頭作用。
公債條例公布後,還須與勸募公債結合進行。當隨時向第六辦公廳秉承辦理。
此次公債,我個人以為總額並不算大為好,努力爭取超額,應不至困難,這樣將在國內外起莫大的政治影響。建議由總工會首先大聲回響,要求私營企業踴躍認購,那私營企業家將追隨恐後了。
毛澤東對一些民主黨派負責人寄來的信件和材料,一般都會給予格外關注和重視,尤其對黃炎培的來信,不但每一次都要抽空披閱,而且還要在閱讀之後有信必復。這對於每天星夜披閱重要檔案的毛澤東來說,確是難能可貴的。黃炎培在收到毛澤東的信函不久,即於當年12月29日再次給毛澤東寫信,信中談到了他即將開始的出行考察。他在信中寫道:
主席:
我在考慮,此時我似乎應該也可能向(到)幾個地區走一遍,也許多多少少地有些貢獻。
為了民建這次大會決定了在半年內大力展開愛國守法教育,肅清殘餘的醜毒,為號召工商界貫徹國家過渡時期總路線而奮鬥,此時需要組織力量,前去做一番宣傳工作。
為了政府發行經濟建設公債,民建應分擔一部分宣傳推銷認購的義務,更必須有人前去好好做一番工作。這次公債總額一般認為並不大,最近上海來人,工商界這樣說,我個人以為必須爭取超額。這是於鼓舞人心,增進國際聲譽上很有政治意義的。我們值得努力。
這些結合起來,就工商界說,基本上都是於社會主義改造有關係。經過最近大張旗鼓地號召,工商界對社會主義認識可算進了一步。但遠是不夠的。根據民建陸續收到各地思想反映,是這樣的。我很想在這上邊盡一番力,作進一步的宣傳。
輕工業部自從宋劭文同志來,增加了不少領導力量。我離開一個時期,可無問題。如果成行,擬以民建代表者身份,建立小組,集體工作。向幾個大城市,京津以外,上海、武漢擬作為主要,如條件允許,再往廣州,此外城市分派組員前去。在黨政領導之下,與工商聯合作,對整個工商界作親切的宣傳。主題認定社會主義改造,時間似宜一月下旬出發,往返不超過一個月。以上所擬辦法,是否有(妥)當?敬候指示,以備進行。
在一般情況下,身為輕工業部部長的黃炎培到各省市進行調研,依例只需向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報告就可以成行了,可是,他多年養成的習慣,凡有重要行程幾乎都要向毛澤東直接報告,並且習慣於聽取這位良師益友的意見。黃炎培在這封信中著重提到建設公債的問題,不難看出在當時國家發行公債的任務是何等沉重,而黃炎培情願為國家發行公債而身先士卒,不辭辛勞深入基層進行宣傳則尤為感人毛澤東給黃炎培的四封書信,體現著與民主人士肝膽相照的精神。
1954年春天,黃炎培就有關問題寫信給正在杭州的毛澤東,隨信還寄去了幾份附屬檔案,希望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參閱。毛澤東對黃炎培寄來的函件連夜披閱,親自處理,並於3月12日寫了一封親筆信給北京的黃炎培。毛澤東在信中說:
黃副總理:
三月八日惠書閱悉。
附屬檔案已付周總理、李維漢部長斟酌奉告。“人們”是指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不包括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即不是“包括一切的”。“無痛分娩法”一詞最好不寫在印刷品上,因實際上那些不甚覺悟的人們總會覺得有些痛苦的。支票開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學習,不去提高政治覺悟,結果感覺痛苦的人們就會對我們不滿。尚請斟酌。
進入1954年夏季以後,中共中央在醞釀第一屆全國人大的領導人選時,考慮到黃炎培已至耄耋高齡,多年來始終為中國革命辛苦奔波,尤其是建國以後披肝瀝膽地為國家工作,身體狀況已不適宜繼續留在第一線工作。當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黃炎培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12月,在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又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雖然工作的擔子相對轉輕,然而黃炎培仍然老當益壯,還像從前在政務院和輕工業部任職時一樣,每年都主動請求到各省、市、自治區去調查研究和走訪工商聯基層單位。每次到基層調研回京以後,照例都要把自己在各地調研時發現的新問題、新經驗和新想法,一一寫在紙上,然後寄給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參閱,以期讓他的調研成果能夠成為中共中央制定方針政策時的參考資料。
原文
給黃炎培[1]的信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任之先生:
惠書敬悉。
你們的會議[2]開得很好,謹致祝賀之忱!
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並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訊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記憶體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間記憶體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
國際間麻煩問題不少,但是總有辦法解決的。我是樂觀主義者,我想先生也會是這樣的。
順致敬意!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詞[3],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水調歌頭·長江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根據手稿刊印。
注 釋
[1]黃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江蘇川沙(一九九三年併入上海浦東新區)人。當時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2]指中國民主建國會一九五六年十月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和同年十一月召開的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3]這裡的“去年”應為“前年”,即一九五四年;《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澤東這一年夏天填的。《水調歌頭·長江》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填的,一九五七年《詩刊》一月號發表時,改題為《水調歌頭·游泳》。詞中的“逝者如斯乎”,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給黃炎培的信中,更正為“逝者如斯夫”;“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在同年十二月五日將這首詞抄錄給周世釗時,改為“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