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中華民國時期，南京國民政府在上海逮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和執行委員沈鈞儒、王造時、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鄒韜奮、史良等7人的事件。因為被捕的是當時公認的社會賢達，所以世稱七君子事件。1936年5月31日，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發表宣言，通過《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向全國各黨各派建議：立即停止軍事衝突，釋放政治犯，各黨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進行談判，制定共同救國綱領，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日政權等。1936年11月23日，南京國民政府以“危害民國” 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等7人，於1937年4月3日向沈等提出起訴書，並於6月11日和25日在江蘇省高等法院兩次開庭審訊。沈鈞儒等人堅持抗日救國立場，在獄中和法庭上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從事件開始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和國內外進步人士就開展了廣泛的營救運動。七七事變爆發後，南京國民政府於7月31日宣布具保釋放沈鈞儒等7人，並於1939 年2月最後撤銷了起訴書。
事件
1936年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呼應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停止剿共。而1936年11月12日救國會舉行了孫中山的紀念活動，擔任主席團成員的史良也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聯俄容共、扶助農工。救國會多次同情中共的舉動惹惱了當時急於清共的國民黨，也得罪了上海的日軍。當時日本駐滬總領事若杉即命令領事約見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秘書長俞鴻鈞，要求逮捕救國會成員。南京國民政府於1936年11月23日上午，以“危害民國”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朴、王造時、沙千里等7位救國會的領導人。移送蘇州江蘇省高等法院羈押。由於7人都具有專業的社會地位，因此被稱為“七君子事件”。
這一事件激起了中國共產黨人﹑全國人民和國內外各方面人士的強烈抗議和譴責。宋慶齡﹑何香凝﹑張學良﹑楊虎城和國際友人羅素﹑杜威﹑愛因斯坦等紛紛要求無條件釋放沈鈞儒等人。中國共產黨和社會各界人士在全國開展了廣泛的營救運動。1937年6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要求入獄與沈鈞儒等人一起受監禁。“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政府於1937年7月31日宣布具保釋放沈鈞儒等七人，並於1939年2月最後撤銷了起訴書。
人物
沈鈞儒
沈鈞儒 沈鈞儒(1875—1963)，字秉甫，號衡山，原籍浙江嘉興，中國法學家，政治活動家，曾任民盟中央主席,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和中國政治法律學會副會長等職。著名的救國會“七君子”領頭人。
王造時
王造時（1903－1971）祖籍江西安福，原名雄生，一九〇三年九月二日出生於一個經營竹木生意的商賈。1917年就讀於北京清華學校中等科，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任清華學生會評議會主席。1925年8月，自清華大學畢業後，轉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就讀政治學，1929年6月獲政治學博士學位，8月到英國任倫敦經濟學院研究員，師從英國費邊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拉斯基主要研究國際政治。
李公朴
李公朴(1902－1946)號仆如，原名永祥，號晉祥，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市被國民黨特務暗害，次日身亡。原籍武進縣湖塘橋，中國現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主戰士，中國民主同盟早期領導人，傑出的社會教育家。後遭遇特務暗殺。
沙千里
沙千里（1901~1982）原名重遠，曾用名仲淵。原籍江蘇蘇州，生於上海。因家庭貧困，國小還未讀完，就到上海大豐棉布批發字號當學徒，五年升任帳房。與鄒韜奮等6人以“危害民國罪”被捕，即“七君子事件”。上海解放後擔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調北京，歷任貿易部、商業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秘書長、地方工業部和輕工業部長、糧食部長等。1982年4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
章乃器
章乃器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救國會“七君子”之一，中國近代史上一位特立獨行的愛國民主先驅。章乃器先生1903年進入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現為浙江工商大學）學習，當時他只有十六歲。此前在上中學的時候，他對國文和數學比較感興趣，曾幻想成為一名科學家。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出於救國救民的理想，曾投筆從戎，到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屬下的飛行營當過一年學兵。後來革命的果實被袁世凱篡奪，飛行營解散，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文已經投筆，武未能殺賊，退伍後四顧茫然”，只好來到杭州繼續求學。當時省城所有的學校都已經招考完畢，只剩下甲種商業學校還在招生，於是在很不情願的情況下進入該校。
鄒韜奮
鄒韜奮（1895.11.5～1944.7.24），中國卓越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出版家，原名鄒恩潤，乳名蔭書，曾用名李晉卿，祖籍江西餘江。出生在福建永安。先後就讀於福州工業大學、上海南洋公學附屬國小、南洋公學中院，1919年由南洋公學上院機電工程科轉入上海聖約翰大學文科。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史良
史良（1900—1985）字存初。女。江蘇常州人。1915年考入常州女師。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曾任常州市學生會副會長。1923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學，1927年畢業後任南京政工人員養成所指導員。1931年在上海開始執行律師業務，曾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九一八事變後，發起組織上海婦女界救國會，被選為理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後，被選為執行委員。1936年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同年底，與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等，因積極參加與領導抗日救亡運動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為歷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之一。
事件過程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國民黨政府下令逮捕了救國會七位負責人：沈鈞儒、李公僕、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章乃器、鄒韜奮。11月24日，國民黨上海市政府發出布告，宣布他們的“罪行”：“李公僕等自從非法組織所謂‘上海各界救國會’後，託名救國，肆意造謠，其用意無非欲削弱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結‘赤匪’妄倡人民陣線，煽動階級鬥爭，更主張推翻國民政府，改組國防政府，種種謬說均可復按。”沈鈞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們從事的抗日救亡活動，順應民心，代表民意。國民黨政府羅織的“罪行”，說到底無非只是“謬說”。以言論治罪本身違反法制，何況種種“謬說”未必可以“復按”。訊息傳出，全國譁然。北平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李達、許春裳等107人；天津文化界、暹羅（今泰國）華僑文化界200餘人；新加坡全體華僑紛紛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立即釋放他們。著名作家羅曼·羅蘭、著名科學家愛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抗議。
北平各大、中學校的學生聽到這個訊息，特地罷課兩天，派出5名代表赴南京請願。1936年12月12日，北平學生舉行大示威，高呼“爭取愛國自由、釋放愛國領袖”等口號。全國許多報紙把他們稱為“七君子”，把他們的案件稱為“愛國無罪”案。
按照國民黨政府法律規定，偵訊時間以兩個月為限，必要時可以延長兩個月。沈鈞儒等七人一身正氣，光明磊落，國民黨辦案人員偵無可偵，訊無可訊，只得延長羈押兩個月。1937年4月4日，也就是法定偵查期滿的最後一天的晚上八點鐘，檢查官才炮製出了“起訴書”。這個“起訴書”洋洋數千言，東拼西湊地捏造了“十大罪狀”。鄒韜奮憤怒指出：“故意羅織，入人以罪。”曾任律師的沙千里感慨地說：“我們萬不料偵查了四個月之久，起訴書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國家，污辱了神聖的職務。”
“起訴書”出籠，立即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抗議。宋慶齡、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發起“救國入獄運動”，發表“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向全世界莊嚴表示：“中國人民決不是貪生怕死的懦夫，愛國的中國人民決不只是沈先生等七個，而有千千萬萬個。中國人心不死，中國永不會亡。”宋慶齡親自率領愛國人士，攜帶寫給國民黨蘇州高等法院的檔案，直赴蘇州高等法院“請求羈押”入獄，與七君子一道坐牢。國民黨政府無可奈何，十分尷尬。
1937年6月10日，國民黨政府悍然開庭，公開審理此案。那天，法院門口擠滿了人群，前來瞻仰七君子風采，對他們表示敬意。法院當局見事不妙，貼出布告，改公開審訊為不公開審訊。沈鈞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這個案子根本沒有秘密審訊的必要，如不公開審理，他們就拒絕答話。他們的律師向書記長傳達了他們的意見，同時表示：如果當事人個個緘默，律師也將保持緘默，不發一言。
他們的律師都是來自上海的著名律師，全都是自願前來進行義務辯護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師，總共21人，組成一個律師團。他們不僅要為“被告”個人進行辯護，更重要的是為保障“愛國無罪”而鬥爭，為全國人民爭取愛國的自由。法院當局無法審理，只得答應“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屬和新聞記者放進來。
“起訴書”又臭又長，全然建立在誣陷、歪曲的基礎上，因此破綻百出，不堪一擊。沈鈞儒等七人於1936年11月22日被捕入獄；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西安事變”。他們不可能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絡接洽”。“起訴書”卻無中生有地把西安事變列為他們的“罪狀”之一。法院當局藉口救國會曾於11月間致電，籲請張學良出兵援助綏遠抗戰，誣陷他們“勾結軍人，圖謀軌外行動”，“釀成巨變，國本幾乎動搖”。西安事變中張學良發表通電提出八項主張，其中第三條為“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這就構成了彼此“勾結”的“證據”。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沈鈞儒頭一個受審，他義正辭嚴作了回答：“我們發電報給張學良，是為綏遠事件共同抗日，同電還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宋哲元，希望他們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於拿西安事變的責任加在我們身上，我本人很奇怪，應請審判長傳張學良作證。”
鄒韜奮也據理進行駁斥。他指著電報說道：“這個電報內容明明說希望張學良‘請命中央援綏抗日’，並非叫他進行‘兵諫’，並同時還打了同樣電報給國民政府和傅作義，為什麼不說勾結國民政府？為什麼勾結國民政府不管，而單問張學良？”
辯護律師接著說：“起訴書中所謂‘勾結’，所謂‘互相聯絡’，是什麼意思。這是雙方的事，現在只問單方，怎可判罪？所以無論如何，非向張學良調查不可。”
這無異給法院當局將了一軍。西安事變中，蔣介石表示“寬恕”張學良、楊虎城，“既往不咎”，可是張學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蔣介石就把張學良軟禁起來。怎會讓張學良到蘇州法院“作證”呢？審判鬧劇演不下去了。不久，爆發了“七七事變”，國民政府於1937年7月31日釋放了這七位愛國領袖。
七君子結局
鄒韜奮：1944年7月24日死於上海。
李公朴：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遭到國民黨特工槍擊身亡。
沈鈞儒：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院長，1963年6月11日在北京醫院病逝。
王造時：被打為右派，1969年1月14日在獄中悲憤而死。
章乃器：1957年起被當成右派，文革期間曾被打到體無完膚、奄奄一息。1975年雖然被摘帽，1977年5月13日病逝於北京醫院。
沙千里：1982年4月26日辭世，幸運逃過反右及文革。
史良：1985年9月6日於北京病故。文革時曾經遭到抄家，後來受到周恩來保護才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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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出現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過用筆寫寫文章，用嘴說說話，而他所寫的，所說的，都無非是一個沒有失掉良心的中國人的話！大家都有一枝筆，有一張嘴，有什麼理由拿出來講啊！有事實拿出來說啊！（聞先生聲音激動了）為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來打來殺，而偷偷摸摸的來暗殺！（鼓掌）這成什麼話？（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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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血不會白流的！李先生賠上了這條性命，我們要換來一個代價。“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戰士們的血換來了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李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換取政協會議的重開！（熱烈的鼓掌）我們有這個信心！（鼓掌）
“一二·一”是昆明的光榮，是雲南人民的光榮。雲南有光榮的歷史，遠的如護國，這不用說了，近的如“一二·一”，都是屬於雲南人民的。我們要發揚雲南光榮的歷史！（聽眾表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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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倒下去，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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