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李井泉[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

李井泉(1909年(己酉年)11月1日—1989年(己巳年)4月24日),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優秀的政治工作者;曾任中共川西區黨委第一書記、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軍區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賀龍、羅瑞卿、譚政、李井泉在西柏坡 賀龍、羅瑞卿、譚政、李井泉在西柏坡

李井泉(1909年—1989年),江西省臨川人;1926年在省立第三師範讀書時參加學生運動;翌年春加入共青團;8月組織農民參加南昌起義隊伍,後留廣東豐順一帶堅持鬥爭;1930年夏進入中央蘇區,同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政委辦公室秘書長、紅三十五師政委、紅軍獨立第三師政委,紅三軍團第一、第三補充師政委。 1934年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次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調紅四方面軍工作。1936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在甘孜會師,7月紅二方面軍正式組建,任二軍第四師政治委員。10月抵達陝北。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八旅副旅長、政治委員,率部挺進晉西北岢嵐、五寨一線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參加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1938年6月任八路軍一二○師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由五寨進入雁北地區,繼向綏遠挺進,開闢了包括綏南、綏中、綏西地區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粉碎日偽軍多次圍攻。

毛澤東視察長江時與李井泉、林一山等交談 毛澤東視察長江時與李井泉、林一山等交談

1940年11月晉西北軍區成立,任第三五八旅兼第三軍分區政治委員、大青山支隊政治委員,頑強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反封鎖鬥爭,在綏西、綏南堅持抗日游擊戰爭,保衛陝甘寧邊區。1942年9月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成立,任組織部長。同年冬,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政委,為人民軍隊輸送大批軍政幹部。1945年7月任晉綏野戰軍政治委員,協助賀龍領導晉綏軍民展開對日偽軍的攻勢作戰,攻克和擠掉日偽軍據點,解放大片土地。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晉綏軍區政治委員,領導晉綏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支援西北人民解放戰爭。

1949年赴四川,負責中共四川工委工作,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向西南的進軍。

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川西區黨委第一書記、川西行政公署主任兼軍區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協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

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第十、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三、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9年4月在北京病逝。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9年,李井泉出生在江西省臨川縣唱凱鎮倉下村一個農民家庭。在家中,除了姐姐和妹妹,三兄弟中他是老大。因此,重活累活少不了他。家裡種的幾畝薄田,從栽種到收割,他都是主要勞力。

李井泉從小喜歡讀書。他父親是鄉間少有的知識分子,望子成龍心切,經常把兒子關在房裡,要他讀四書、五經。待他年歲稍長,又送他到撫州進洋學堂。

1924年秋天,年滿15歲的李井泉進入江西省立第三師範學校讀書,隨即就為校園內掀起的新文化運動的熱潮所振奮。教他國語的青年教師章滌昌,曾經在北京參加過“五四”愛國運動。他利用授課之便,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課餘,還將《新青年》、《嚮導》、《每周評論》等進步書刊偷偷地拿給李井泉等學生看。為了掩人耳目,李井泉與舒同(曾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等進步學生商議,成立了一個“讀書會”,明為鑽研功課、交流心得,暗中卻研究和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問題。

李井泉在校學習努力,成績好,國語水平更高出其他同學一籌。他寫過不少進步文章,其中有的文章化名登在當時的地方報紙上,有的文章在“八一”起義部隊南下時曾當眾宣讀。由於他思想進步,1927年春天由該校老師章滌昌介紹,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曾出席過在省會南昌召開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

投身革命

1927年夏天,中國革命處於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李井泉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參加了周恩來、葉挺、朱德、賀龍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

對此,官方的《朱德傳》是這樣記載的:起義部隊南下到達臨川時,“還有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數百人,在李井泉、蕭志戎帶領下,也參加了起義軍的行列。”隨後,朱德派他到第四軍第二十五師任政治宣傳員。有老同志深情回憶:“你冒著槍林彈雨深入前線,到士兵中去宣傳革命道理,戰士們在你的宣傳鼓動下,士氣大振,群情激昂,紛紛表示決心:我們要抱定必勝的信心,去和敵人勇敢的戰鬥。於是部隊繼續南下,與敵人進行了殊死戰鬥並取得了許多勝利。在這同時,你還深入農村,動員農民協會骨幹參軍參戰,教育農民幫助起義軍,送軍糧,抬擔架,支援前線。”同年9月,他“在廣東大埔三河壩戰鬥後,留在大埔、豐順、梅縣一帶做地方工作,先後在豐順縣黃金鋪區任共青團區委書記、共青團東江特委秘書長,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的堅強意志。”(《李井泉同志生平》,新華社,1989年5月9日)

土地革命

1930年夏天,李井泉受東江特委派遣,去中央蘇區紅四軍前委送信做聯絡工作,前委書記毛澤東接見了他,語重心長地說:“你很年輕,精明強幹,又有文化,很適宜做政治工作,希望努力學習馬列著作,深入實際,深入基層與士兵共甘苦。把自己的知識和才能貢獻給工農大眾。”隨即,他被分配到紅一方面軍政委(毛澤東擔任)辦公室擔任秘書長,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老戰友曾經評價他:“你對毛澤東同志很崇敬,很擁護,堅定不移地跟著毛澤東走,你是毛澤東同志的一名忠誠戰士。”同年底,李井泉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從1931年春天起,由於毛澤東認為李井泉“適宜做政治工作”,並著力培養他,李井泉歷任紅四軍補充團政委、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直屬隊黨總支書記、紅三十五軍政委、贛南獨立第三師政委、紅二十一軍政委、紅三軍團第四師政治部主任、第一補充師政委、第三補充師政委。“20歲剛剛出頭,就能擔任軍師一級的政委,沒有相當的政治水平,那是很難想像的!”

1931年春,被調到紅三十五軍任政委。紅三十五軍改編為紅軍獨立第三師時,仍任政委。1932年8月中旬作為紅21軍政治委員參加了樂安戰役;1933年2月27-28日,率部參加了“黃陂戰役”。後任紅三軍團第四師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三補充師政委。在中央根據地工作期間,李井泉同志曾受到錯誤批判和不公平的對待,但他忍辱負重,積極工作,在反“圍剿”中帶領部隊英勇戰鬥。

長征路上

1934年10月,李井泉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開始在中央直屬縱隊擔任沒收委員會主任,負責為直屬縱隊提供糧食等後勤供應。“這一時期,他嚴格掌握黨的有關政策,不該沒收的堅決不沒收,反對和制止濫打濫殺地主的現象,以實際行動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政府誣衊紅軍是‘流寇’的宣傳,擴大了紅軍正義之師的形象。”

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後,李井泉調任中央直屬縱隊政治處主任,協助司令員劉伯承抓好直屬縱隊的思想政治工作,為紅軍大部隊做出表率。5月,紅軍經過四川時,他擔任過冕寧縣革委會主席、游擊總隊政委,發動民眾起來革命,有力地策應了主力紅軍的行動。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匯合後,兩軍交流調整幹部,他因“適宜做政治工作”,調任紅四方面軍第九軍政治協助員。當年8月3日,中央軍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戰役計畫》,決定紅一、四方面軍混編,兵分左右兩路北上:以紅一方面軍主力和紅四方面軍的兩個軍組成右路軍,由毛澤東、周恩來率領,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以紅一方面軍一部和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向阿壩地區開進,再到班佑地區向右路軍靠攏,相機占領夏河、洮河流域廣大地區,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川陝甘革命根據地。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會議,以決議的形式肯定了上述方計。面對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的大好革命形勢,李井泉由衷高興。

1935年8月下旬,左、右兩路軍通過了渺無人煙的水草地,這也是李井泉第一次過草地。右路軍到達班佑、巴西等地區,勝利進行了上包座戰鬥,殲滅胡宗南部5000餘人,打開了通往甘肅南部的大門;與此同時,左路軍主力到達阿壩地區,並按計畫準備渡噶曲河與右路軍會師。這時,讓隨左路軍行動的李井泉吃驚的事情發生了:

1935年9月3日,張國燾藉口噶曲河漲水不能通過,命令已進到嘎曲河附近的部隊返回阿壩,然後南下。1935年9月8日,他又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命令“右路軍即準備南下”。當天,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明確指出:“左路軍如果向南行動,則前途極不利。”張國燾對黨中央的再三爭取置之不理,下令右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部隊隨他南下。張國燾此舉,分裂了黨,分裂了紅軍。

1935年9月中旬,張國燾在阿壩召開了中共川康省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說:“毛兒蓋會議是錯誤的,北上是行不通的,還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蘆(山)雅(安)根據地,相機向四川發展。”一些受蒙蔽的與會者,在張國燾的蠱惑下,竟然圍攻紅軍總司令朱德、總參謀長劉伯承,逼他們表態。朱德、劉伯承都主張:“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釘子的。”張國燾(出生於江西萍鄉上栗)竟然利用老鄉關係拉攏李井泉,李井泉不卑不亢地說:“總司令、總參謀長都說話了,他們肯定比我站得高、看得遠,我贊同他們的意見!”張國燾碰了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一怒之下,他把李井泉貶到紅四方面軍紅軍大學當政治教員。

張國燾一意孤行,率領部隊過草地南下,企圖在四川建立根據地。結果,南下行動徹底失敗,嚴重消耗了紅軍有生力量。面對嚴重危局,李井泉對張國燾錯誤路線進行了抵制,並利用政治教員身份對廣大學員進行說服教育。

1936年7月,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張國燾走投無路,被迫同意北上,李井泉又隨著紅四方面軍過草地北上。同年秋,他被調到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第四師擔任政委。對於李井泉坎坷的長征路,黨中央評價極高:“在長征中,李井泉同志先後在一、四、二方面軍工作,他兩次過草地,歷盡艱辛,始終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維護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李井泉同志生平》,新華社,1989年5月9日)

抗日戰爭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北上抗日;時任紅二方面軍第四師政委的李井泉,擔任了第一二O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第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副旅長(不久改任政委),在民族抗戰之初就聲名大噪。

“10月3日,日軍侵占寧武城。賀龍指揮李井泉支隊襲擊寧武。事前,他反覆叮囑李井泉要做好民眾工作,取得當地人民的協助。李井泉照此辦理,派出工作組進行民眾工作,效果顯著。由於寧武城裡有10多名民眾跑出來報告情況、做嚮導,使攻城部隊迅速襲入寧武,殲敵50餘人。”10月中旬,為配合國民黨軍搞好忻口會戰,“張宗遜、李井泉按賀龍指示,指揮第七一五團14日黃昏襲擊了南北大常,攻占了永興村,殲敵100餘人。襲占南北大常、永興村以後,張宗遜、李井泉即率部向東活動,襲擾敵人,牽制日軍”。(見官方的《賀龍傳》)

平綏鐵路在大青山南麓通過,聯接歸綏(今呼和浩特)、包頭、集寧3個重鎮,是日軍侵華的重要樞紐。大青山東西綿延300多公里,南北寬50多公里,面積2萬多平方公里。從戰略上看,大青山地區是通往大西北和陝甘寧邊區的北部門戶,又靠近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北翼,地位甚為重要。1938年5月,毛澤東致電賀龍等:“在平綏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擊根據地甚關重要,請你們迅即考慮此事。”6月11日,毛澤東又致電八路軍總部:大青山脈的重要性如來電所述,該地區派何種部隊、何人指揮及如何作法,由你們依據情況處理。不過,他特彆強調:派往該地區的部隊“須選精幹者,領導人須政治軍事皆能對付,且能機警耐苦,而有決心在該地創立根據地者”。

八路軍領導人朱德、彭德懷決定,去大青山的部隊由第一二O師派出,歸賀、關指揮,並且根據毛澤東的有關指示,建議由李井泉率隊前往,其他事項由賀、關決定。

賀龍、關向應等立即決定組織大青山支隊,任命李井泉為支隊司令員兼政委、第三五八旅參謀長姚喆為支隊參謀長,支隊主要武裝是王尚榮、朱輝照率領的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團。朱德、彭德懷選中李井泉,說明他們認為李井泉“精幹”、“政治軍事皆能對付”、“機警耐苦”。這個評價當然是極高的。

1938年9月初,李井泉第一二O師大青山支隊共2300餘人冒著酷暑北上,下旬由晉北進入綏遠。他們按賀龍、關向應指示,在涼城地區留下一個營依託蠻汗山建立綏南根據地,以保障晉西北與大青山區的聯繫,主力越平綏路抵達歸綏、武川、陶林、集寧地域,開闢綏中根據地。9月下旬,支隊主力進到歸綏、武川公路以西。

大青山地區崗巒起伏,村落稀疏,在遼闊的草原和崎嶇的山地上,步兵行動十分困難。而日軍和偽軍不是機械化就是騎兵,行動比較迅速。1938年11月,黨中央據此指示:大青山支隊迅速將步兵改為騎兵,以適應鬥爭的需要。在具體執行黨中央“化步為騎”指示中,李井泉、姚喆出色地完成了任務。他們一方面從消滅偽軍、圍殲頑匪中繳獲了大批戰馬,另一方面向開明紳士和大地主募捐,很快解決了馬匹問題,組建成一支精幹的大青山騎兵支隊,李井泉任司令員,姚喆任副司令員。

大青山地區土匪甚多,不但影響民生,也影響抗戰;許多土匪最終成為漢奸。從1938年12月開始,李井泉決定剿滅匪患,到1939年2、3月間,初步肅清了當地的土匪,鎮壓了罪大惡極的漢奸,安定了社會秩序。

大青山地區居住著蒙古族、回族和漢族,是民族雜居之地,搞好民族關係對於團結抗戰意義重大。李井泉深入蒙古包和回族居住之地,積極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平等待人,以極大熱情去做少數民族上層人物和各寺廟喇嘛的工作,把他們中絕大多數吸收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積極同我黨我軍合作,實行全民族的共同抗戰。

挺進大青山地區一年裡,大青山支隊共進行大小戰鬥百餘次,粉碎了敵人15次大規模“掃蕩”和圍攻,消滅日軍1000餘人,繳獲各種槍枝500餘支,成功地把敵人擠了出去,使人民軍隊在根據地站穩了腳,開闢了大青山抗日根據地,以鐵的事實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回憶往事,老戰友褒獎他:“1938年秋,你率領八路軍的一支部隊,穿過日軍的數道封鎖線,突破敵人的阻截和包圍,冒著冬季的嚴寒,橫穿平綏線,深入大青山開展游擊戰。”“你為創建大青山根據地,建立了功勳,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0年1月,在大青山根據地形勢相對穩定後,李井泉調回晉西北工作,擔任新三五八旅(旅長是彭紹輝)兼晉西北軍區第三軍分區政委,參與領導了反擊國民黨頑固派閻錫山發動的“山西事變”戰事。官方的《毛澤東傳》有言,“中共中央軍委把李井泉從大青山根據地調來,加強對這個地區的領導”。

1941年春,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李井泉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理論修養得到很大提高。1942年秋,他被調到晉綏聯防軍司令部(司令員賀龍,徐向前為副司令員)擔任秘書長,成為“賀龍的筆桿子”,為聯防軍的軍政建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1943年春天,毛澤東任命徐向前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抗大)總校校長。既然是軍政大學,校長無疑要懂軍事,政委當然要適宜做政治工作,他想到了李井泉。這時,抗大總校剛從敵後河北邢台縣漿水鎮遷回陝西綏德縣西山寺。同時,黨中央又決定將設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抗大第二分校、晉西北的第七分校、延安第三分校(即軍事學院)與總校合併,合併後新的學期統稱第八期。

徐向前、李井泉到達綏德,一面建校,一面接收學員。從1943年4月至6月,中心任務是整編機構,端正思想。為便於管理教育,他們將抗大編成三個教育基本單位,即抗大總校、第二分校和第七分校。

整編中,幹部教員缺乏是一個大困難。物資可以通過生產解決,幹部怎么辦?作為抗大總校政委,李井泉負責“黨管幹部”事宜,他除了從學員中解決一部分,又請求軍委從延安編餘人員中調來一部分。

整編就緒之後,從1943年8月至1944年11月,中心任務是整風審乾和開展大生產運動。整風占用時間最長,經歷了曲折的進程。整風的領導機構為抗大總學習委員會,按黨中央指示,由徐向前、何長工、李井泉、徐文烈及各部部長、各大隊政委組成,徐向前為學委會書記。作為總校政委,李井泉協助徐向前做了大量工作。

1943年8月14日,總學委會頒發《關於學校整風學習的決定》,標誌著抗大整風的開始。《決定》確定的總方針是“清算思想,清算歷史,檢查工作,審查幹部,四種工作有機的密切的配合進行”。

前兩月為第一階段。內容是學習檔案,思想整風,和風細雨。10月中旬,康生派整風審乾工作組進駐抗大,抗大整風進入第二階段。其方法是康生“搶救失足者”的那一套,有“坦白運動”“勸說運動”“開大會”“作報告”“集體勸說”“個別談話”等等。結果,懷疑壓倒了信任,使一些人蒙受了冤屈。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毛澤東開始下決心糾正整風中的偏差。抗大整風才開始擺脫那種左的做法,轉入運動的第三階段。學校總學委會召開整風工作總結會議,徐向前因在延安沒有出席,由李井泉、何長工主持。從這時開始,實際上停止了民眾性的審查運動,轉入專職幹部和骨幹、積極分子為主的甄別複查。在中共中央正確指導下,李井泉、徐向前十分關注整風、審乾工作,經過甄別複查,那些“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基本得到平反。對於李井泉擔任抗大政委,有抗大第八期畢業生這樣評價:“李政委關心愛護幹部,很好地掌握了毛主席的幹部政策!”

解放戰爭

1945年8月,抗戰取得完全勝利,國民黨卻想獨攬勝利果實,國共內戰危機日重。就在當月,李井泉擔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賀龍)政委,從賀龍的老部下成長為賀龍的好搭檔。1946年春,他正式就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書記(賀龍為常委)兼晉綏軍區政委,與賀龍一起成為中共在晉綏地區的主要領導。

為迎擊國民黨可能發動的大規模內戰,李井泉於 1946年6月19日主持召開了晉綏分局高級幹部會議,他與賀龍在會上一致強調:國民黨打內戰是靠美國人,而我們是靠人民。真正把農民的土地問題解決了,民眾鬥爭的積極性就會起來。會議根據黨中央指示,決定進行土地改革,並根據賀龍的建議通過決議:減輕農民負擔。人民的生產、支前的熱情大大提高,為晉綏地區解放戰爭的勝利準備了深厚的民眾基礎。談起這次高級幹部會議,李井泉歸功於賀龍:“都是老總唱的戲!”賀龍真誠地說:“你可是分局書記啊!”

1946年11月,根據全面內戰爆發後國民黨大打出手的現實,賀龍、李井泉商量之後報經中央軍委批准,將晉綏野戰部隊組成三個縱隊。不久中共中央軍委即來命令,調其第一縱隊西渡黃河,保衛邊區。賀龍、李井泉二話沒說,親自到第一縱隊駐地,動員部隊愉快地服從命令。1947年3月,中共中央軍委又下令調晉綏第二縱隊開赴陝北。賀龍、李井泉照樣不折不扣地執行命令,送王震部過了黃河。

1947年12月,在賀龍、李井泉領導下,晉綏軍區和晉綏分局聯合召開對敵鬥爭會議,全面檢查1946年來的對敵鬥爭,發現不少問題。根據黨中央十二月會議的精神,賀龍、李井泉主持通過會議決議:

地方工作要糾正過去的錯誤,正確執行政策,組織反對閻錫山、傅作義反動統治的統一戰線,集中打擊依附國民黨的惡霸地主,縮小打擊面;軍事鬥爭上,地方兵團和游擊隊要進一步學習和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針對敵軍活動規律,適時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敵。在敵大兵團出動時,則集中更大的兵力,主動積極作戰。爭取在一兩年內,配合友鄰軍區奪取太原、歸綏,解放全山西、全綏遠。

李井泉與農民交談 李井泉與農民交談

由於賀龍、李井泉十分重視地方部隊的建設,及時使游擊隊、地方兵團逐步升級為野戰部隊,晉綏地區的野戰機動兵力增加了近3倍,戰鬥力也日漸提高。“晉綏部隊1948年作戰1173次,殲敵5.5萬餘人,到當年年底,除太原、大同、歸綏、包頭等大城市及平綏路西段外,晉綏廣大地區都已為人民解放軍所控制。”(見官方的《賀龍傳》)生前談起在晉綏地區的工作,李井泉總是謙虛地說:“講功績首先要講賀老總,我只是賀(龍)唱李(井泉)和!”


主政四川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下達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從命令中可以看出,李井泉當時是能夠和劉伯承、鄧小平、陳毅、粟裕、譚震林、林彪、羅榮桓、聶榮臻、徐向前、彭德懷、賀龍等相提並論的戰略區領導人之一。

1949年5月23日,毛澤東在部署各野戰軍向全國進軍的電報中,明確指出:“一野(4個兵團35萬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領蘭州、寧夏、青海,年底或年初準備兵分兩路:一路由彭德懷率領位於西北,並於明春開始經營新疆;一路由賀龍率領經營川北,以便與二野協作解決貴州、四川、西康三省。”根據這個指示,賀龍與李井泉商量,從晉綏分局、晉綏軍區機關抽出一些幹部,組成調查小組,化裝成商人、老百姓,潛入西南,調查了解當地的軍事、政治、經濟情況,為向那裡進軍作準備。

1949年冬,賀龍、李井泉等領導第十八兵團由陝西入四川,參加和領導進軍西南的戰鬥。從這時起,他就與鄧小平、賀龍等一起,為我國西南地區的開發和建設事業,嘔心瀝血,艱苦奮鬥。之後,他歷任川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任、成都市軍管會主任、西南軍區副政委兼四川省委書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書記、西南軍區副政委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省政府主席、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彭德懷),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倒,在四川戰鬥、工作長達16年以上。 毛澤東說過:“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要使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的發展,必須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據此,李井泉提出民眾大搞水利和機電提灌相結合的方針,並主持重修都江堰,合理開發和利用水利資源,使農田灌溉面積不斷擴大,糧食產量不斷提高,年年獲得豐收。在視察都江堰水利工程時,毛澤東主席緊緊握住他的手,連聲稱讚說:“你幹得很好,為四川人民立了一大功。”

影視作品

《李井泉》電視紀錄片將於今年5月開拍,共分5集,拍攝完成後將在中央電視台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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