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的英文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是泰勒最具爭議的一本著作，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指1939年9月以後，德國、波蘭、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泰勒大膽地推翻社會主流的觀點，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希特勒的計畫。
內容簡介
1961年，英國歷史學家泰勒 (A.J.P.Taylor) 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在這本非同尋常的書中，泰勒對歷史做出了獨到的解釋，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希特勒預謀的，儘管這次劫難有極為複雜的歷史原因，但是交戰雙方在戰爭開始之前一系列外交失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泰勒對此進行了大量無法辯駁的論述。泰勒甚至斷言，希特勒在國際事務中除了是一個德國人之外，其本人並沒有什麼過錯，人們之所以“把罪責從德國民眾推給希特勒個人，僅僅因為這是一種簡便可行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可以“使每一個人滿意……尤其會使德國人滿意。”在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原因時，泰勒的觀點與很多嚴肅的歷史學家的觀點不謀而合，即：“第一次世界大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實際上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一起事件造成了另一起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即戰勝國運用這些勝利果實的方法。”(引文均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是泰勒最具爭議的一本著作，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指1939年9月以後，德國、波蘭、英國和法國之間的戰爭。泰勒大膽地推翻社會主流的觀點，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並非希特勒的計畫。他在書的開首首先指出，太多人深信於所謂的“紐倫堡理論”，即二次大戰是希特勒與他的同謀的犯罪陰謀的結果。泰勒認為，這個理論實質過份簡單方便，一筆掩蓋其他國家元首的戰責，亦讓全體德國人民免去了承擔戰責的下場。這個理論也好讓於戰後成立的西德在冷戰中加入資本主義陣營。
關於作者
艾倫·約翰·珀西瓦爾·泰勒泰勒在1906年3月25日生於紹斯波特（Southport）百特戴爾（Birkdale），在蘭開夏郡（Lancashire）渡過童年，並曾在不同的貴格會教會學校讀書，而其中一所是位於約克的布特罕學校。據聞泰勒還是學生的時候，校長已說他聰明得來，卻又十分反叛。泰勒最初的興趣是考古學，年青的時候曾經是業餘考古學家，對英格蘭北部的教會歷史很有研究。正因為對考古學懷有興趣，泰勒漸漸也對歷史產生了極濃厚的興趣。在1924年，他入讀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主修現代歷史。
A．J．P．泰勒1906年出生於英國蘭開夏一個棉紡廠主家庭。在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求學期間，曾是該學院唯一的一位工黨俱樂部成員。大學畢業後，即去維也納大學師從普里勃勒姆研究歐洲外交史。1930－1938年執教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1938－1963年執教於牛津大學馬格達倫學院。他是一位極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多產的作家並有活躍的社會活動。他的主要著作還有：《歐洲外交中的義大利問題》、《德國爭奪殖民地的最初企圖》、《哈布斯堡王朝》、《德國歷史教程》、《爭奪歐洲霸權》、《俾斯麥評傳》、《惹是生非者》等。此人在學術研究上好獨樹一幟，在社會政治問題上總是對英、美政府的現行政策持批評態度，品評世事，臧否人物，常常語出驚人。凡此種種，都為矜持的英國大學教授圈子所側目，被目為“知識界之牛虻”。因而，儘管泰勒著述宏富，聲名遠揚，公認是歐洲外交史方面的一大名家，1965年還入選英國科學院，卻始終未獲教授頭銜。
關於起因
他用極為簡潔的一句話就概括了——“1939年的戰爭不是希特勒預謀的，它是一個錯誤，是交戰雙方外交上失策的結果”， 而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係，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且實際上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說是一起事件造成了另一起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以及運用這些勝利果實的方法。”如此精闢簡練的論述讓那些冗長繁複的從所謂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種種方面加以論述的歷史著作黯然失色。
關於結束
在國際事務中，希特勒除了是一個德國人之外，他沒有什麼過錯。
本著有關希特勒的這一章節，擬在泰勒先生此著結束的地方開始，並且將那個驚世駭俗的論斷稍加修改，使之獲得應有的徹底：在人類歷史上，希特勒除了是那個叫做尼采的德國人之外，他沒有什麼過錯。在尼采向人類宣布上帝已死的時候，他借用查拉圖斯拉的名義扮演了上帝；而同樣的戲劇性，在希勒特卻直到他失去生命終了還未被他和世人所明確意識到：在一個號稱上帝缺席的世界上，查拉圖斯拉供希特勒之手在人類歷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記。當時沒有為人意識到，是因為戰爭的勝利者都忙於將自己奉獻為英雄，順便把失敗者定為罪犯；
今天沒有明確這一點，是因為世人認同了勝利者的審判，從而將歷史十分輕鬆地讀解為好人壞人的故事；有一個叫希特勒的惡魔，糾集了所有的壞人悍然入侵，於是地球上所有的好人群起反抗，打敗了壞人及其首犯希特勒，按照這樣的故事框架，人們順便批評一下張伯倫那樣的綏靖主義者，其錯誤在於姑息希特勒的種種作孽；然後順理成章地表揚和讚美羅斯福、邱吉爾連同史達林在內的戰爭領袖，其業績在於拯救了世界拯救了人類。歷史就這樣按照勝利者的尺度而不是按照泰勒那樣的歷史學家的原則被構築起來，其性質一如在交戰期間雙方構築的工事壕塹，既圍著道德鐵絲網，也架著毫不留情的道德機關槍；致使後人一跨進這段歷史，除了義憤填膺一番外一無所獲.
作者理論
希特勒本人並不是二次大戰爆發的核心人物，而且還是一位在外交政策上沒有不妥的德國領袖。他又引德國史家弗里茨·費歇爾的論點，指出第三帝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上與魏瑪共和國和第二帝國無異。此外，他又指出希特勒除了是位平常的德國領袖，而且也是位平常的西方領袖。作為一位平常的西方領袖，希特勒著實與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尼維爾·張伯倫和達拉第沒有甚么分別。泰勒的論據是，希特勒希望德國成為歐洲最強的國家，但他卻無意，也沒有計畫去發動戰爭。1939年所爆發的大戰，實乃因意外而不幸造成，而且是每人也應負上責任。
泰勒對希特勒個人有一番獨到的見解，認為希特勒是一位貪婪的機會主義者，除了追求權力和信奉反猶太主義外，甚么也不信。泰勒辯護到希特勒沒有訂下任何計畫，而他的外交政策也只是因應機會而見步行步。他甚至認為，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情緒根本不是獨一無二的，當時其實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其實也懷有強烈的反猶太情緒，因此沒有理由單獨由希特勒負起反猶太人的責任，而廣大民眾卻獨善其身。
泰勒又指出，二次大戰的爆發，應歸根於《凡爾賽和約》之失當。該條約對德國之苛刻，足以使德國人產生復仇和怨恨之情，卻不足以徹底摧毀德國潛在的軍事威脅，也沒法阻止德國再次成為強國。正因如此，德國人對《凡爾賽和約》所建立的國際系統根本是不公義的，所以就本能地要推翻《和約》，亦所以《和約》本身是造成不穩定的一大因素也。泰勒認為，如果《和約》不是如此嚴苛，第二次世界大戰便可能不會發生。
精彩論述
就是對於希特勒的看法。“……現有的一個及時能使每一個人感到滿意，並且看來可能排除一切爭論。這個解釋乃是：希特勒。他策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是他的個人意志導致戰爭爆發。這個解釋顯然使從邱吉爾到納米爾這些‘抵抗分子’都感到滿意……這種解釋還會使‘綏靖分子’感到滿意……這種解釋尤其會使得過人感到滿意。……把罪責從德國人推給希特勒個人，這是一種簡便可行的方法。……他已以死抵罪。身後的罪責再多，對他也沒有什麼傷害了。”如此多層次多方位對歷來人們對於希特勒的批判做個解釋，不得不使人嘆服。
另一方面，泰勒也對定希特勒以及德國的罪行所依據的檔案的客觀性。“……證據太多，和證據太少……這些檔案被挑選出來，不僅僅是為了證實受審人的戰爭罪責，還為了掩蓋起訴的大國的罪責。如果紐倫堡法庭四大國中的任何一國單獨主持此事，那它就會更加肆意毀謗。西方大國將要提起蘇德條約；二蘇聯則將以大談慕尼黑會議和更加曖昧的交易來反唇相譏。既然是四國的法庭，唯一可能遵循的方針就是假定只有德國一國有罪。判決在審判之前已做出；檔案只是被用來證實早已確定的結論。”用如此嚴密的邏輯來揭示當時各國之間的微妙關係，不得不使人拍案叫絕，同時也告訴世人，對於希特勒，不應該只是按照傳統世人的觀點來看待，這樣永遠也不可能接近歷史本身，這充分體現了他在本書一開始就申明的自己寫本書的側重點——“我現在關注的是了解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對之辯解或者譴責。”
精彩賞析
風格特點
在泰勒的筆下，當時國聯的孱弱無能躍然紙上，不乏幽默，筆鋒犀利，直至本質。
“列寧是發現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引起戰爭的第一人；而且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在打著的時候他才發現了這一點。當然他是對的。因為1914年時每個大國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明顯地"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不過，正好同樣明顯的是它也曾經"造成過"前一代的和平。這就是另一個解釋一切因而什麼也不能解釋的籠統解釋。1939年前資本主義大國英國和美國是最急於要避免戰爭的國家；而在每一個國度里，包括在德國，資本家是最反對戰爭的階級。確實，如果誰要指控1939年的資本家，那就得指控他們的和平主義和膽小怯弱，而不是追求戰爭。”《第六章 半武裝的和平》
文辭品味
呵呵，不知我們堅定的列寧馬克思信仰主義者看到這段會有何感想？
“法西斯主義的作用表現在公共道德上，而不是經濟上。它永久地敗壞了國際交往的風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我炫耀擺脫了公認準則的束縛。他們對作出的承諾根本不打算信守。墨索里尼公然違背義大利保證信守的國際盟約。希特勒在頭年重申洛迦諾，只是為了在次年背棄它。西班牙內戰期間這兩個人公開嘲弄他們對之發過誓的不干涉制度。當在人懷疑他們的言詞或提醒他們違背了諾言時他們還怒氣勃發，更是把這同一手法推進了一步。其他國家的政要們被這種無視公認準則的行徑弄得莫名其妙，卻又想不出別的辦法。他們繼續尋求某種協定，它對法西斯統治者要極有吸引力，以致能爭取他們回到誠信守約上來。1938年張伯倫在慕尼黑做了這件事；史達林則以1939年的納粹—蘇維埃條約做了這件事。這兩位後來都對希特勒依舊我行我素髮了一通天真的義憤。
不過，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麼呢？某種性質的協定似乎是除了戰爭之外的唯一選擇；而且直至最後始終存在一種強烈的感覺，即某種難以辦到的協定就在前面拐角處。非法西斯主義的國務活動家們沒有逃脫那個時代的污染。煞有介事把法西斯獨裁者當作"紳士"來對待，他們自己卻不再是紳士。英國和法國的部長們，一度委身於獨裁者並不存在的誠信，當別人仍然表示懷疑時，他們接著也怒氣勃發起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不干涉一事上公然撒謊；張伯倫、勃魯姆和德爾博斯也好不了多少。西歐的政治家們蹣跚在一片道義和心智的濃霧中—有時為獨裁者所欺騙，有時自己欺騙自己，更經常的是欺騙他們本國的公眾。他們也開始相信，某種肆無忌憚的政策才是唯一機智的對策。很難構想，愛德華·格雷爵士或德爾卡塞會把他的名字簽在慕尼黑協定上；也很難構想列寧和托洛茨基，不管他們怎樣蔑視布爾喬亞道德，會把他們的名字簽在納粹—蘇維埃條約上。”—《第六章 半武裝的和平》
面對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無賴行徑，英法蘇也無奈了，只好也採取無賴行徑來保護自己，於是慕尼黑協定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也紛紛出台。
爭議
此書在出版的時候引起了社會輿論的激烈反響和爭論，並遭到很多人的大肆抨擊。由於此書發行後不久，信奉新納粹主義的美國史家大衛·霍根（David Hoggan）在1964年發行《被迫出的戰爭》（Der Erzwungene Krieg）一書，以致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被公眾與新納粹主義混為一談。泰勒於是加以反駁和否認，並對霍根的書加以批評，指出該書所說的英、波陰謀使德國無辜牽連一事，乃無稽之談。
輿論對此書有林林總總的批評，包括不滿泰勒所說，綏靖政策是合理的政治策略；二次大戰是《凡爾賽和約》所命定，又是外交失敗的“意外”結果；希特勒是一位“平常”的領袖；以及忽略了納粹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所起的作用。在眾多抨擊中，以休·特雷弗-羅珀最為突出。泰勒在書中指出，從1937年的《霍斯巴赫備忘錄》所見，希特勒並沒有就大戰立下任何計畫。可是特雷弗-羅珀卻反駁，指出希特勒在備忘錄中清楚表達開戰的意欲，而大戰的爆發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另外，其他批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的史家還包括了艾薩克·德意志（Isaac Deutscher）、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格哈特·溫伯格（Gerhard Weinberg）、哈利·辛斯利爵士（Sir Harry Hinsley）、約翰·惠勒-班奈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Bennett）、戈洛·曼、戈登·A·克雷格（Gordon A. Craig）和A·L·羅塞（A. L. Rowse）等等。此外，亦有不少史家撰寫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的書籍，對泰勒的論點加以反駁。
一如英國，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於1962年1月在美國發行的時候，也遭到了輿論一致憤怒的抨擊。幾乎每一位美國史家都對該書留下了負面的書評。相反新納粹主義組織卻宣稱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已“宣判”希特勒無罪，不須負上戰責，而且更稱譽於泰勒。泰勒對此備受困擾，除了多次強調自己與新納粹主義份子沒有絲毫關係外，又高調錶明自己對新納粹主義感到極度反感。
泰勒對義大利的評價也成為學界的批評要項。泰勒形容墨索里尼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人，但背後卻是一個無能笨拙，沒有任何信仰的領導人。他又點出墨索里尼最初幫助英國和法國組成斯特雷薩陣線（Stresa Front），以抗衡德國，只是因為義大利後來因入侵阿比西尼亞而被國際聯盟制裁一事，才使墨索里尼轉投納粹德國。近年來，不少義大利歷史學家對此作出挑戰，他們認為墨索里尼信奉以“生存空間”為外交方針，並視地中海、巴爾幹半島、中東和非洲之角之土地為他們所應得的。只不過是因為英、法兩國盤踞地中海才使義大利之國力不能伸張。
最後，泰勒亦因為以“腐化墮落”（La décadence）形容第三共和國而備受批評。泰勒認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是一個衰落的政權，政治不穩、黨派分裂、政壇頻頻更迭、貪污嚴重，加上種種失業、罷工、暴動和民眾失望的情緒，使第三共和瀕臨於左翼和右翼間的內戰。在第三共和國的眾多總理中，只有對人民陣線政府的萊昂·布魯姆較有好感，認為他在任內有切實推行社會改革。不少法國的史學都認同泰勒的觀點，但他們多不認同他以過份諷刺的手法來描寫法國政治。
雖然泰勒因為此書而備受非議，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仍然在史學史的範疇內，被視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的分水嶺。以下列出一些史家對此書的一些褒獎梗要：指出綏靖政策是一項受歡迎的政策，而且是英國外交政策在1933年以後的延續。推翻以往認為綏靖主義者只屬少數，神秘地在1930年代中期“騎劫”了英國政府，而且為廣大民眾所反對的觀點。德奧合併不是奧地利在不情願的情況下進行，所以奧地利不是受害者。
首位以正常人，而非“狂人”來描述希特勒的歷史學家。指出德國自1871年至1939年外交政策的延續性，雖然這種延續性仍存有很大的爭議。指出德、意外交政策的飄忽性，繼而引起學界對德、意外交政策是有計畫，抑或是見機行事的辯論。
指出希特勒是機會主義者，從而引發其他史家反駁希特勒是“知行合一”的人，但卻以彈性的手法達至目標。
意義
泰勒的這本書視野高闊，語言精警，向幾乎每一個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現存結論發出了挑戰。泰勒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是希特勒按“計畫”和“時間表”預謀策劃的結果；綏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懦怯的同義詞；這場戰爭植根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均勢的更大破壞，直接產生於各國政治家們事與願違的忙中出錯。此書一出，學界震動，立即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動感情的爭論。爭論不僅在學術講壇和專業刊物上展開，還曾擴展到電視螢屏甚至家庭內部。貶之者認為此書是為希特勒翻案，是對一系列公認的歷史判斷和價值標準的放肆褻瀆；褒之者則認為它標誌了一個新的“修正學派”的興起，泰勒則是當代英國最偉大的史學家。對一本書及其作者的褒貶竟如此極端的對立，這在學術史上確是不多見的。但是，不管這場爭論的最終結果如何，在二戰起源問題上定於一尊眾皆諾諾的局面被打破了，人們驚異地發現，原來還有這么多事情需要深入探討，還有這么多問題可以重新思考！
爭論初期的激情逐漸平復以後，隨著研究環境的改善和大量檔案資料的解密公開，二戰起源的研究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人們通過平心靜氣的研究，既發現泰勒這本書的許多粗疏、武斷、強詞奪理和自相矛盾之處，同時也驚異於他的許多獨到見地和敏銳觀察(有時幾乎是直覺的推測)居然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回顧起來，誰都不能否認這本書振聾發聵的開創性意義。
評價
關於本書：在西方學術界，泰勒的這本書已被列為經典史學著作之一。這是因為泰勒的這本書視野高闊，語言精警，向幾乎每一個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現存結論發出了挑戰。泰勒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是希特勒按“計畫”和“時間表”預謀策劃的結果；綏靖政策也未必就是愚蠢和怯懦的同義詞；這場戰爭植根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均勢的更大破壞，直接產生於各國政治家們事與願違的忙中出錯。此書一出，學界震動，立即激起了一場持續多年的動感情的爭論。
《外交事務五十年書目》在評介本書時告誡讀者：“這是一本重要的書——精警、冷嘲、精心編撰——但是應該參照它仍在招致的評論來讀它”。對於西方國家的讀者尚且如此，我們就更應當持審慎的批判態度，切切不可像南方人吃茶淘飯那樣不加咀嚼和辨味就大口吞下去。
關於作者：此人在學術研究上好獨樹一幟，在社會政治問題上總是對英美政府的現行政策持批評態度，品評時事，臧否人物，常常語出驚人。凡此種種，都為矜持的英國大學教授圈子所側目，被目為“知識界之牛虻”。因而，儘管泰勒著述宏富，聲名遠揚，公認是歐洲外交史方面的一大名家，1965年還入選英國科學院，卻始終未獲教授頭銜。
“這既是對阿比西尼亞也是對國聯的致命一擊。52個國家曾經聯合起來抵抗侵略；他們完成的全部業績就是使海爾·塞拉西在國聯大會發表一次申訴而進一步冒犯了義大利；然後又因其罪在把國聯盟約當真而趕走了他。日本和德國已經退出了國聯；1937年12月義大利也隨之而去。國聯只是靠著對其周圍發生的事情別轉了眼睛才得以繼續存在。當外部勢力干涉西班牙內戰時，西班牙政府向國聯呼籲。
國聯理事會起先答應"研究這個問題"；接著表示它的"遺憾",並同意把普拉多博物館（位於馬德里，藏有世界上最豐富最全面的西班牙繪畫以及其他歐洲畫派的傑作）的圖畫收藏在日內瓦。1938年9月，國聯大會恰恰召開在捷克危機的緊急關頭；它設法在毫不理會一場危機正在展開的情況下度過這屆會議。1939年9月，沒有一個人費神去通知一下國聯戰爭已經爆發。1939年12月，國聯以入侵芬蘭為由開除了蘇俄—國聯大會一字不提德國和西方列強之間的戰爭以忠誠地遵奉瑞士的中立。1945年，國聯有一次最後會議以自我了結，並把它的資產移交給聯合國。”—《第五章 阿比西尼亞事件和洛迦諾的終結》
地位
英國學者A．J．P．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初版於30年前的1961年。在這之前，尤其是在這之後，涉及同一主題的歷史著作真可謂汗牛充棟，它們都在或一方面有其不等的價值。然而，唯有泰勒的這本書，至今還在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就專業研究者而言，不論他們對本書的觀點讚同與否，也都不能迴避地要對它作出討論。在西方學術界，泰勒的這本書已被列為經典史學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