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皖南事變發生於1941年1月4日－1月14日，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與新四軍之間的一次衝突事件。事件中，中國共產黨新四軍所屬軍部兵力與皖南部隊遭到了嚴重的損失。“皖南”即指事變發生地區——“安徽南部”，而新四軍則是指中國共產黨轄下，由葉挺、項英分別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1941年1月4日，駐在皖南涇縣雲嶺的新四軍軍部及其所屬的一支部隊，共約九千餘人，奉命北上到日寇後方開展游擊戰爭，到達茂林一帶時，突遭國民黨軍隊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包圍襲擊。因寡不敵眾，除突圍兩千多人外，三千多名指戰員壯烈犧牲，其餘被俘。蔣介石隨即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並下令向新四軍其他部隊進攻。這個嚴重事件，震驚中外，史稱“皖南事變”。
作者簡介
黎汝清黎汝清，山東省博興縣人，1928年生於一個農民家庭，16歲參加革命工作，歷任宣傳幹事、醫院副政委、黨委秘書等職，參加了濟南戰役、淮海戰役。1958年調南京軍區徵文組（後為創作室），從事專業創傷至今，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當代作家研究叢書編委會編有《黎汝清研究專集》一部。
主要作品有：詩歌散文集 4部，中篇小說4部，長篇小說有《湘江之戰》、《海島女民兵》、《萬山紅遍》、《冬蕾》、《雨雪霏霏》、《生與死》、《芳茗園之夜》、《深谷英魂》、《滴血的夕陽》、《深谷英魂》、《滴血的夕陽》、《碧血黃沙》、《漠野煙塵》、《故園暮色》、《叢林戰爭》等15部。
創作動機
《皖南事變》一、皖南事變是中國共產黨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一個大悲劇，是震驚中外的重大事件，它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的發生，具有歷史的、現實（指當時的現實）的、國際的、國內的、個人的種種因素，是一個複雜多面的綜合體。通過這個事件輻射出去，可以展現巨大的多方面的背景。它是以項英、葉挺為主角，由他們直接構成上下左右、敵我友頑之間的矛盾與糾葛，既可以橫攬歷史風雲，又可以劈入歷史縱深。
二、皖南事變不是中國共產黨軍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卻是一首英勇悲壯的史詩。托爾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開頭就說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話：“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歷史的災難往往造成文學的不朽。因為悲劇提供給人們的內涵要比喜劇多上十倍百倍。因此，皖南事變所提供的歷史重量和價值，就遠遠超過了戰爭正義非正義與戰略戰術得失的一般意義。這個事件是演出各種道德觀念、人生哲理，展示每個人的複雜內心的具有豐碑意義的舞台。九千人的命運的急劇變化、跌宕、挫折與歸宿，是一部人生啟示錄。
三、早在二十年前就矚目於這個題材，因為它難度太大，是個險峰，再加思想不夠解放，所以遲遲未能動筆。但是，這個歷史悲劇不僅太大，而且太特別。九千人的生離死別與悲歡，所提供的經驗教訓是多方面的，有著現實的、未來的意義，堪作多方面的前車之鑑。所以，我終於下決心攀登這個險峰。
內容概要
這部六十餘萬字的長篇小說是黎汝清的力作，它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為小說描寫的主體，以新四軍的著名將領項英和葉挺為小說的主人公，展開了對這一歷史事件的巨觀描述，表達了作者對這一歷史的分析和認識。小說分為三卷：事變前、事變中、事變後。
這是一部具有突破性的軍事題材長篇小說。它具有鬥爭史詩和心靈史詩交融的特點。它值得有識之士、有心之人一讀。
它不是《百年孤獨》，不是《世界末日之戰》它有中國古典軍事文學真實而浪漫的情節，有紀實小說型的確鑿的歷史依據。真實性是它的生命。思辨性是它的靈魂。
第一卷概要
《皖南事變》第一卷主要描寫新四軍領導階層對部隊轉移路線的選擇過程。
作為新四軍政委兼副軍長的項英，是中國共產黨資深名高的將領，在紅軍長征時，他曾留在中央蘇區領導過3年的游擊戰爭，積累了豐富的游擊戰爭的經驗，成為名震中外的英雄人物，美國著名記者斯諾和史沫特萊都曾拜會過他。史達林也給予他很高的評價。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組織了南方八省的游擊健兒，創建了新四軍，被任命為副軍長、在軍長葉挺的領導之下，實際上他是政委，是新四軍的最高領導。但是，由於他多年獨擋一面的工作和成績，也使他滋生了傲慢自信的情緒和家長式的獨斷專行的作風，因此他和葉挺軍長的關係始終不夠和諧，也影響了他對1940年前後的國際和國內政治及軍事形勢的看法。當時英、法等國對希特勒的侵略行徑採取姑息態度，日本帝國主義者對國民黨改變策略，採取誘降的詭計，致使蔣介石強化了所謂“攘外必朱安內”的作法，在1939年冬到1940年春天，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不久，又以新四軍侵占友軍陣地，進攻友軍為藉口，命令駐紮在皖南的新四軍撤到長江北岸。黨中央從抗日的大局出發，為了維護國共兩黨統一抗戰的局面，對蔣介石的這一要求作了讓步，命項英率軍北移。但是中央的這一主張與項英一向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一直希望日軍進攻浙江和江西，屆時國民黨軍隊必然撤退，新四軍即可乘機南進，恢復當年的中央蘇區，發展實力，壯大革命隊伍。他的這一想法使他對中央的指示採取了拖延的舉動，因而中央於1940年12月26日來電，批評項英行動“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毫無定見，毫無方向”，又電告他將機密檔案“統統銷毀，片紙不留”，這使項英陷入極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他反覆思考著北移、南進的利弊得失，總是對自己南進的固有的想法留戀難捨，“他用想像去虛構、去補充、去美化這個目標”，同時，他對中央讓他在北進後去延安接受新任務，新四軍的工作交由葉挺、陳毅負責的命令很不滿，所以他仍然決定南進。12月27日午夜，他先後找來新四軍副參謀長兼教導總隊總隊長周子昆、新四軍司令部參謀處處長趙令波，向他們滲透自己的觀點和主張。周子昆態度曖昧，趙令波隨聲附和項英，使項英很高興，立即命令他“著手制訂向南開進的實施計畫”，並在明天以前搞出個“略圖”。
12月28日，項英作為軍分會的書記，召集軍分會會議，討論新四軍轉移路線。會上，葉挺提出東進方案，被項英否決。作戰科長林志超擺出大量事實，慷慨陳辭，直言抗辯，說明南進方案不可行，前往茂林是自殺，只有東進才是安全出路，符合了葉挺的主張。趙令波主張南進，符合項英的主張。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和周子昆在兩者之間游移。觀點難以統一，項英終於以書記的身分確定了南進的方案，並闡述了南進的好處。1941年1月1日，項英給中央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打了措辭含糊的六點內容的電報，致使中央在3日就批准了項英的南進方案。然而在即將行動之前，趙令波卻中了敵人的美人計，把新四軍的行動方案，向國民黨派駐新四軍軍部的聯絡副官聞瑗全部泄露無遺。蔣介石得到情報，立即命令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調集軍隊，在茂林一帶擺開包圍的陣勢，準備伏擊新四軍。
這時，葉挺分析敵情，覺得敵軍南去，東西空虛，新四軍應當向東進發，然而項英固執己見，不肯接受葉挺的建議。而且堅持於1月4日召開與民眾告別的大會，貽誤了寶貴的時間，又在行軍中遇上暴雨，雖然項英親自指揮，但部隊仍然在5日才到達茂林。
第二卷概要
《皖南事變》第二卷主要描寫項英和葉挺指揮上的失誤及其嚴重後果。
新四軍的三個縱隊五日下午全部到達茂林，但是由於休整，特別是開了各種與民眾的聯歡會，演出節目，再次拖延了時間，貽誤了戰機，致使敵人完全做好了包圍新四軍的態勢：敵五十二師、一○八師在新四軍左翼，七十九師在右翼，新七師和一四四師在側後，四十師在正前面，形成前堵、後進、兩翼夾擊新四軍的局面。在6日下午的緊急軍事會議上，葉挺做出左路縱隊出球嶺，中路縱隊出丕嶺、博道嶺，右路縱隊出高嶺，三路會攻星潭，打開缺口以便突圍的決定。但是項英開始以為友軍發生誤會，才來進攻，因而不願輕裝突進，希望小打或不打，直到得到蔣介石向顧祝同所下“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手令後，才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知道自己陷入了敵人真正的包圍之中，而且目前的戰鬥已經失利，他這才決心輕裝打仗。但他反對葉挺攻打星潭的主張，一則攻星潭傷亡大，再則星潭東邊是平原，不易打游擊。他主張向西南方向的高嶺進軍，避實就虛，另選突圍點，而且這一帶是山區，易於打游擊。正在這時，毛澤東、朱德來電，命項英、葉挺率軍早離茂林，東進突圍。項英扣下這份對他的主張不利的電報、公然抗拒中央，而堅持自己的決策。葉挺雖然憤怒已極，林志超堅決反對，也無可奈何。在執行項英的後撤命令時，左路一縱隊傅秋濤、趙令波部失掉聯繫，二三縱隊沒有攻下高嶺，傷亡很人，敵人得勢，收縮包圍圈，新四軍被逼迸狹小的石井坑一帶，無法突圍。項英陷入極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他感到惆悵、空虛、孤獨和絕望，他想自殺，但又不甘心，卻採取了臨陣脫逃的辦法，帶領周子昆、袁國平等十七人悄然逃走。中央得知此情，迅速命令葉挺和饒漱石主持新四軍的軍事和政治工作，指揮大軍脫離險境，挽救覆滅的厄運。
中央對中原局劉少奇要求撤項英之職的請求，沒有批准。恰在這時，項英逃跑未成，又回到軍部。這時葉挺已奉命指揮全軍，他決定從茂林突圍，打回雲嶺根據地。但是敵情沒有摸準，葉挺沒有選準突圍的方向，部隊遭到李宗仁、白崇禧的寵兒和王牌部隊新七師的頑強阻擊，受到極大傷亡。於是，葉挺只得命令部隊“退到石山陣地、堅工固守”。部隊以慘重的傷亡為代價，堅持到元月12日，林志超以為保存實力是至關重要的事情，因此提醒葉挺應當採取分散突圍的辦法打出包圍圈。葉挺沒有這種游擊式的戰鬥經驗，沒有採納林志超的主張。但是中央恰在這時來電，命令葉挺最好採取分散突圍的辦法，葉挺誤解了中央的命令，沒有執行。項英也讓周子昆去向葉挺轉達他的主張：分散突圍。葉挺已決意與陣地共存亡，沒有採取分散突圍的辦法。
但到13日，新四軍固守的東流山主峰也將保不住，葉挺只得同意按中央指示精神分散突圍。但是良機失掉，分散突圍為時已晚，除一縱隊因失去聯繫突圍成功外，二、三縱隊幾乎全軍覆沒，但是英勇的戰士們都表現出崇高的英雄品格。到最後時刻，林志超勸葉挺實圍，葉挺卻絕不採納“這種游擊方式”的有損身份的突圍，說他只能站著死，決心以身殉職。直到饒漱石提出為保全剩餘官兵的生命，請他去與顧祝同談判，並說這是中央的指示精神，他才依命而行。
第三卷概要
《皖南事變》第三卷主要描寫新四軍將領們的最後結局。
葉挺被一○八師俘虜，又被帶到顧祝同的客廳，顧祝同和上官雲相本想以老同學的身分誘降葉挺，但是葉挺卻巋然不動，唇槍舌箭，義正辭嚴地揭露蔣介石的背逆行徑，斥責他的種種罪惡，決不肯接受蔣介石的所謂器重和高官厚祿，寧死不投降，顧祝同和上官雲相只好逮捕了他。在突圍中，趙令波投降敵人，供出我皖南地方黨組織的秘密。袁國平負傷很重，他知道沒有治癒的可能，又怕拖累同志，便自殺身亡。項英和周子昆、林志超突圍後來到赤坑山相遇，項、林丟棄前嫌，熱心相互關照，項英沉痛地承認自己全錯了，他要負這次軍事失敗的責任。林志超勸項英去江北找陳毅，但項英不肯，卻要留在江南打游擊。正在這時，中央已重新組建了新四軍，由陳毅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委。
3月24日夜，項英和周子昆在蜜蜂洞睡覺，竟被平時十分忠誠的項英的副官劉厚忠槍殺了。劉厚忠搜走了項英、周子昆的大量法幣和財物、槍枝，去投降敵人，準備領賞，但途中被劫，錢財一空，後來他也被當作精神病人弄死。突圍出去的林志超等投奔江北，投入了新的鬥爭。
刻意追求
黎汝清作品一、首先追求的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和諧與統一。雨果在《九三年》中有這樣一段話：“1792年到1800年間，布列塔尼森林的歷史是可以自成一段的。因為史料只提供事件的經過，很少提供人物的形象、氣質、性格、品德、情操、閱歷、學識、智慧和日常生活，更難提供人物的七情六慾和內心世界的激烈衝突，這些需要通過藝術的想像力去完成。事件是不會重複的，既是空前也是絕後的，而人物的思想，感情、品質卻是永久的，前有古人、後有來者。
二、歷史是嚴肅的、客觀的。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不能硬減，沒有發生的事情不能硬加。儘管文學藝術允許虛構，但我塑造的是歷史人物，我遵循的原則是實事求是，尊重歷史：高尚的不要刻意美化，自然高尚；卑劣的不用刻意醜化，自然卑劣。
三、陳美蘭在《文學評論》第4期著文認為：在近年來長篇小說創作中稱得上成功的藝術典型仍不多見。究其原因，顯得尤為突出的是兩個不平衡：其一，是作家的感受力與剖析力的不平衡。創作思想的解放，使作家能夠真誠地貼近生活，自由地感受生活。其二，是人物豐富複雜的性格與所獲得的藝術空間的不平衡。長篇小說容量大，但這個特點也就決定了它要求在人物典型塑造上，不僅從性格的某個側面，或某種性格的橫斷面來體現，而且要從性格的發生史或發展史的角度作縱深的開掘，以增強藝術形象的厚度。
作者同意她的觀點。在這部書中努力解決這兩個不平衡——不僅感受歷史、反映歷史，而更重要的是剖析歷史、評判與評價歷史。不僅寫出人物的性格來，而且寫出性格的發展、跌宕、豐富性和流動性來。
四、追求哲理色彩和思辨色彩，不僅給人以情緒的感染，給人以信心和力量，也不僅給人以美的享受，而更重要的是啟迪人的心智，引起人們對歷史、對人生的深沉的思考。
五、還追求作品的人民性，追求雅俗共賞的藝術特色。有的同志認為文學的任務在於塑造典型、激發感情，而不在於敘述事件。我也同意。但不須一概作此要求。
項英
項英它所寫的皖南事變是震驚中外的、人人皆知的歷史大事件，這就給作者的創作帶來很大的困難，因為畫鬼容易，畫人難，畫人人皆知的人更難，自然寫項英和葉挺這樣的名將非常難。但是作者卻通過艱辛的勞動，很好地處理了歷史人物與藝術形象的關係，忠於歷史和藝術虛構的關係，嚴格按照歷史事實所作的符合人物性格、符合事物發展邏輯的推理去想像去創作，使作品達到了歷史的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和諧統一，成功地寫出了項英和葉挺等歷史人物的形象，突破了描寫這類英雄人物的一般的思維定勢和藝術方法，使我們看到了有血有肉的真實可信的項英和葉挺的形象。
項英是我們黨內老資格的軍事指揮員，是名揚中外的將軍，是新四軍的政委和副軍長，他對皖南事變這一歷史悲劇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如他自己說的，他是個罪人。但作者並沒有簡單地去醜化他，去評判他的罪過，而是形象地揭示了歷史悲劇產生的大背景和種種原因，因而作者筆下的項英，既是領導過三年敵後游擊戰爭的名將，愛人民、愛戰士、愛國土，有較遠大的革命目標，有傑出的軍事才能，特別是有游擊戰爭的豐富經驗。但同時他又是個有嚴重缺陷的指揮貝，他在多年的成功的戰爭中，養成了家長式的獨斷專行的作風，因而不能團結像葉挺這樣的名將共同革命，不肯傾聽他人意見，哪怕是正確的意見也常常聽不進去，而是固執己見，自尊心特強。他的南移茂林的作戰和轉移方案，既有其革命的想法，也有其維持私利的念頭，而且私心占據了上峰，使他在軍分會的討論中，千方百計地否決了葉挺的東進方案，巧妙而又頑固地通過了他的既定方案，導致了悲劇的產生。這種固執己見、顧全面子的思想作風，這種在革命思想中滲透著私利的嚴重問題，致使他明知錯了，也不肯公開認錯。所以在他逃走不成，重回新四軍後，不肯去見葉挺，不肯親自去向葉挺提出東進的想法；而在突圍成功後，林志超勸他去江北找陳毅，他也不肯，執意要留在南方打游擊。
小說中的項英在對待部下的問題上，也存在著封建家長制的思想，他對副官劉厚忠的態度，劉厚忠對待項英的一言一行，最後項英的生命竟葬送在他的手裡，都說明項英這位風雲將軍的人格的不完美。特別是項英在極艱難的時刻，丟下了隊伍，成為逃兵，犯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不該發生的大錯，說明他的思想品格還有不完美，甚至是低下的地方。
但是小說中也寫了項英斥責妻子出賣瞿秋白的剛烈性情，反映了他對革命的忠貞。作者既看到了他的現在，也看到了他的過去，反映出項英思想隨著革命環境的變化而有所變化的客觀事實。小說善於從思想深層去挖掘項英的內心活動，揭示他的本質特徵，因而小說里的項英形象是很真實的，是當代軍事文學中少有的成功形象。
葉挺
葉挺小說中的葉挺寫得也很成功，在對待如何北移和具體執行北移或南行的重大決策的問題上，他表現出北伐名將的一貫風格，抗言直諫，敢於提出與項英不同的東進主張。在行動中，在新四軍遭遇重大挫折的關鍵時刻，他與項英臨陣脫逃不同，而是堅定地固守陣地，誓與陣地共存亡，指揮堅毅果斷。在他與顧祝同和上官雲相的鬥爭中，慷慨陳辭，大義凜然，一派英雄豪氣。但是由於他在新四軍中沒有實權的地位，使他傑出的軍事才能的發揮受到限制，心情常常不舒，因而他在具體執行指揮任務時，又一再犯判定敵情不準和貽誤戰機的錯誤，甚至固執地不肯接受分散突圍的所謂游擊式的戰術，致使軍隊蒙受更多的犧牲。他自己本來也可以逃出敵人的重圍，然而他卻固執地寧願站著死，也不肯丟下名將的身價，結果被俘，後來又被逮捕。按著他一貫的性格，他本來不可能低調地要求同顧祝同談判，但小說中卻寫了他為保全剩餘新四軍將士的生命，以低調姿態向顧祝同要求談判，表現了他複雜的心理活動和性格特點。小說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寫得都很真實，就連敵方將領顧祝同這個人物，作者也沒有簡單地寫其醜惡，而是把他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既寫其奸滑反動的本質，又寫其與葉挺的同學之誼，使人感到真實可信。總之，《皖南事變》在塑造歷史人物方面，確有突破以往同類小說的成就，值得重視，小說結構宏偉，語言流暢，特別是作者善於描寫人物的心理活動，善於發掘人物思想深層的潛在的東西，來揭示人物性格的本質，這在當代小說中也是很突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