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一部豪傑縱橫天下的“帝王之書”、“權謀之書”、“生存之書”。
“有寫史,有考史,有論史,兼具這三方面的成就…….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
——錢穆
這是一部豪傑縱橫天下的“帝王之書”、名臣良將從政經略的“權謀之書”、芸芸眾生安身立命的“生存之書”。
全書分冊基本以朝代及重大事件為分界,保持單冊內容的相對完整。便於讀者搜尋。
內容簡介
《資治通鑑》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為宋代名臣司馬光主持編寫,將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共1362年的大事,按年記載,一氣銜接,使自漢末以來學者所編纂的各朝斷代編年之書,一變而為聯結古今的大編年史。為學史者必讀之著作。
司馬光編寫《資治通鑑》之目的在於“資治”,凡有關國家興替、生民休戚的重要事件人物,都敘述詳明。而對無關國計民生的事及人物,如眾多的文人、高隱均不予提及。
司馬光所處時代,距今已900餘年,其所言與當下白話已相去甚遠,故現代人讀之,多有因感到吃而放棄的。有鑒於此,20世紀80年代初,由台灣學者黃錦鋐先生領銜主持,集台灣各大學27位著名教授之力,歷時3年,將這部大著譯成白話,深受中文世界讀者所喜愛。
司馬光是我國古代史學、文學、政治大家,其識見、才能早有公論;他與當時最優秀的史家一起,枯坐19年,抉擿幽隱、薈萃熔鑄,用功極深,而成此煌煌大著。成就之高,後人難以企及。故此,譯者在翻譯時力圖貼近、還原《資治通鑑》,不以“現代眼光”作解人,不擅作發揮,旨在讓讀者讀到“乾乾淨淨的《資治通鑑》,乾乾淨淨的司馬君實”。
作者簡介
司馬光:北宋名臣,文學家、史學家、政治家。
目錄
《資治通鑑》譯序1
宋神宗《資治通鑑》序4
司馬光進《資治通鑑》表6
宋神宗獎諭詔書8
宋史司馬光傳9
執行編譯教授簡介18
第一冊 卷第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卷第二十八 漢元帝永光二年(前403~前42)
卷第一周紀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烈王七年(前403~前369)……1
卷第二周紀二周顯王元年~四十八年(前368~前321)……15
卷第三周紀三周慎靚王元年~周赧王十七年(前320~前298)……31
卷第四周紀四周赧王十八年~四十二年(前297~前273)……44
卷第五周紀五周赧王四十三年~五十九年(前272~前256)……60
卷第六秦紀一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秦始皇帝十九年?前255~前228)……76
卷第七秦紀二秦始皇帝二十年~秦二世皇帝元年(前227~前209)……93
卷第八秦紀二秦二世皇帝二年~三年(前208~前207)……111
創作背景
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學者難以遍覽,因欲撮取其要,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起戰國至秦二世,表進於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詔置書局於崇文院,繼續編纂。宋神宗即位,賜書名為《資治通鑑》,並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
《通鑑》由司馬光總其大成,協修者有劉恕、劉攽、范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自《史記》以下諸史,旁及私記雜說,無所不覽,對《通鑑》的討論編次,用力最多。劉攽於漢史、范祖禹於唐史,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後,由司馬光修改潤色,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一出於光。
《通鑑》徵引史料極為豐富,除十七史外,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敘事,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跡有歧異處,均加考訂,並註明斟酌取捨的原因,以為
《考異》。《通鑑》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
《通鑑》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統一修辭,故文字優美,敘事生動,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於敘事外,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寫了史論118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採取了批判的態度,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鑑》成書後,元豐八年,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餘姚重刻本,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標點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鑑》最好的版本。
作品分析
立場主題
《資治通鑑》全書共294卷,約300多萬字,書中記載的歷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寫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征淮南為止。是司馬光以為君親政,賢明之道為出發點所編寫成的一本巨著,所謂“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詳近略遠,隋唐五代371年,占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等。
帝後死稱“崩”,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資治通鑑》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鑑》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雲,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修正處極多。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
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才編寫《資治通鑑》,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在編纂《資治通鑑》時,在繼承前人的同時,又有所發展。
他把歷史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
除政治之外,《資治通鑑》在文化、科技、經濟、軍事等方面均有記載。在文化方面,就學術思想來說,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對於佛教、道教的起源、發展,以及儒、佛、道之間的鬥爭也有敘述。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典籍的校理,石經的刻立,九經的雕印及流傳,都有較系統的陳述。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
在科技方面,記載最多的是歷代的曆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築(如秦代的長城,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反映。
《資治通鑑》也注意關於經濟的記載,因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因此,它對於商鞅變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記載。
對於軍事的記載,《資治通鑑》也很突出,對戰爭的描述也很生動。凡是重大的戰役,對戰爭的起因,戰局的分析,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都是傑出的例證。
計時術語
《資治通鑑》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時索則事敘。
值得注意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於漢語“甲”,“攝提格”相當於漢語“寅”。為
什麼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乾支體系呢?司馬光沒有交代。《史記》的《曆書》裡面也用到了這套多音節乾支術語,司馬遷也沒有交代其來源。這為後人胡思亂想提供了口實,如竺可楨就建議梵語學者用梵語破譯這套術語。更有人藉此宣稱中國人祖先來源於西亞兩河流域或古埃及。其實,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云:“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淡泊無為而俗自化,始制乾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其十乾曰:於逢(又名“閼逄”——編者注)、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蔡邕《獨斷》曰:‘乾,乾也。其名有十,亦曰十母,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枝也。其名十有二,亦曰十二子,即今子醜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取其天開於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取其地辟於醜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取其人生於寅之義也。故乾支之名在天皇時始制,而地皇氏則定三辰,道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而乾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始得天地之氣而有子母之分,於是乾支始有所屬焉。”所以,司馬遷和司馬光所使用的這套多音節乾支術語是中國最早的官方時間術語,屬於“皇綱”性質,故而被採用為歷史的紀年詞語,以表示歷史的正統。請參考本百科詞條“三皇五帝年表”。
評論
於敘事之後,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其中裴子野的論占了10篇,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唐紀〉所占篇幅最多(81卷)、其次為〈漢紀〉(60卷)。
陳垣《胡注通鑑表微》曰:“《通鑑》書法,不盡關褒貶,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續《左氏傳》,有所感觸,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余則據事直書,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以為鑑戒,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禮之綱紀”這個概念,可謂貫穿《通鑑》之核心。張須在《通鑑學》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恆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漢武帝等相提並論。
作品失誤
《資治通鑑》雖被譽為“體例嚴謹,脈絡清晰,網羅宏大,體大思精,史料充實,考證稽詳,敘事詳明,繁簡得宜”,但《資治通鑑》本身也有不少錯誤,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鑑》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資治通鑑》對此並無糾正,將錯就錯,《資治通鑑》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勒。”《通鑑考異》:“諸書或作特勤,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鑑》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資治通鑑》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而《資治通鑑》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鑑》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司馬光舍《史記》的紀傳體,未據《紀年》詳加考查,只增加齊威王十年,減少齊湣王十年,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跡相同,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據今人考證,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鑑》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鑑》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後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後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鑑疑年錄》歸納出《通鑑》紀時所發生錯誤,總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唯讀著都無血脈意思,何如存之,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凡與己意不合者,即節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鑑》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鑑》,著有《資治通鑑補》,列舉通鑑有七病(漏、復、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鑑》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玩弄文字遊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自稱糾正《通鑑》的謬誤,共670餘條。
作品局限
《資治通鑑》也有不少缺點,如《資治通鑑》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如載“租庸調製”僅“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通鑑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通鑑》皆不取,但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采之,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杜甫這樣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通鑑》寫白居易很多,因為他是翰林學士,多次上書,時時評論朝政。晚唐藩鎮割據,朝廷姑息,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資治通鑑》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卻不記玄奘譯經,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凡與政治無關者,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
作品影響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書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體史書《資治通鑑》。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3]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所謂,鏇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實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資治通鑑》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著作,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這部書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北宋時代,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實現了國家統一,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繁榮了學術文化;同時,內政多弊,御戎不力,“積貧積弱”,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是個前進的時代,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君主將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慮如何生活,尋找出路。於是,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鋌而走險,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特別是歷史學家,如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歷史,企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借鑑歷史,為了有助於治國安邦,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其中,司馬光主編《通鑑》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而得名。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時,不僅妥善地將紀傳體揉入編年體中,使紀傳之詳細與編年之簡明結合起來,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及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資治通鑑》更臻於完善,將我國的歷史編纂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馬光對《資治通鑑》文獻整理思想,文獻整理模式及方法,不僅結出了豐碩成果,豐富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理論,而且對文獻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品評價
《資治通鑑》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註《資治通鑑》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鑑》的稱譽除《史記》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鑑》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鑑》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鑑》。《通鑑》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鑑》可以當之。”
《通鑑》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鑑》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啓超評價《通鑑》時說:“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鑑》,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鑑》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4]
相關版本
宋本
1.餘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由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餘姚縣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後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諸種版本,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這一版本。
2.清章鈺《胡刻通鑑正文校宋記述略》認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園群書經眼錄》認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號為景祐本者。
明刊本
1.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興文署原版歸入南雍,歷朝多次修補。
2.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並版本
3.元刻明修補本:明天啟刻本,陳仁錫評閱,附刻劉恕《外紀》、胡三省《辨誤》、薛應旆《宋元通鑑》與《甲子會要》,陳仁錫序;陳仁錫評閱本,明天啟六年白口本,附薛應旆《宋元通鑑》,有墨印眉批朱筆圈點。
清刻本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興文署本;清仁宗嘉慶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蘇書局修補本。
2.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書局本。
3.清光緒十四年上海蜚英館石印本。該版本附畢沅《續資治通鑑》。
民國刊本
1.民國元年:涵芬樓鉛印本。附《通鑑釋文》十二卷。
2.百衲本:書題作《百衲本宋本資治通鑑》,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附設圖書館影印本。
3.上海國學整理社刊本。
4.影印宋刻本,《四部叢刊》初編,民國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備要》,民國二十五年鉛印。
註:胡三省《資治通鑑音注》的注本最為人稱道,現為最通行版本。
翻譯本
(台灣)黃錦鋐等譯《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8年,沒有古人的夾注)
沈志華、張宏儒主編《資治通鑑文白對照》(中華書局出版,2009年)
作者簡介
司馬光(1019-1086),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北宋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夏縣)人,出生於河南省光山縣,原字公實,後改君實,原號迂夫,後改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司馬光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鑑》,還有《通鑑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記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