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另一個中國》
《發現另一個中國》前言
這本書是作者這幾年來零散隨筆的一個選集，編輯成三個部分：
廟堂：皇權遊戲中的知識分子這一編說的大致上就是皇帝（皇權）與文士的關係。在皇權陰影下，中國知識分子的某些智慧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其實，早期的儒家講“湯武革命”，講“受命放殺”，甚至幻想老百姓的意願可以與天命統一起來，這是董仲舒、程朱等人所不敢想的。然而預防和限制皇權的機制終究沒有發展起來，隨著治統和道統的合而為一，中國傳統政治更陷入了一片絕望，直到清末民初，才露出一條縫的希望。清代儒生，每下愈況，再無往昔氣象，如人們所說“理學家好色，漢學家好貨”。
江湖：隱性社會的生存、奮鬥與理想這一編可以看作是《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發現另一個中國》民命：有一個賤視民命的傳統珍愛生命是現代社會的主題，可是在歷史的長河裡，民命賤於螻蟻。儒家講“仁”，講“溫良恭儉讓”，有愛惜生命的理論；然而人們經歷的卻多是暴政與酷刑。暴政與酷刑培育了暴民，形成了暴力的接力和歷史的輪迴。於是才有了一治一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要走出這個怪圈，我們還要在文化與制度上作許多思考。
序言
中國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中國文化是什麼樣的文化？中國人的思想、心理是什麼樣的思想、心理？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對開放、改革以來又熱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國文化、中國思想的學者來說，可能還不會離開所謂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遠，認為中國大體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為體，以禮為用”的禮儀之邦，是“亞洲價值”的搖籃與基地。……這些當然都不是錯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學泰先生的這本書，可能會有一番新的思考。原來中國還有一個歷來被文人學士忽視的遊民社會，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但與官方的、正統的意識形態對立，而且還支配著半箇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要如實地了解中國與中國社會，了解中國人的心理與思想，不看到這一些，不能認為是完整的。雖然學泰用力甚勤，搜羅極廣，但正如任何一門學科開始建立時一樣，還只是開了一個頭，對中國遊民社會的起源歷史，特徵與作用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與發揮。當然，正是由於遊民的性質，它所傳世的文獻，與歷朝的官書不一樣，是極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難也是極大的。正如學泰所考證的那樣，雖然遊民的歷史很悠久，活動很廣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國》
《發現另一個中國》近幾十年來，出土文物之多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與遊民問題有關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個墓穴中發現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間刊印的《花關索出身傳四種》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價值（正統的文史學家或許會稱之為“負面價值”）實在並不亞於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 《花關索出身傳》講的是，漢末劉關張聚義之初，關羽、張飛各自到對方家裡殺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絕自己的“回心”，只是張飛還是手軟放走了關羽的已經懷孕的妻子胡金定，後來生下了小英雄關索。關索長大後到荊州找到關羽要認父歸宗，但是關羽不認，關索大怒便翻了臉威脅父親，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來捉拿關羽等五虎上將。這個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學泰，因為這是完全違背中國人古往今來一體稟遵的“孝”的道德觀念的。過去歷來認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無例外都不敢公開聲言違背的，而遊民意識之強烈竟能達到與正統意識完全對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驚。但是後來與一些老同志說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剛剛過去的我們這場革命舉事之初，也曾有過許多完全可以與之相比的“大義滅親”的事例，目的也就是為的“絕了回心”。讓小資產者變成無產者，然後強迫他們革命。這些使我懂得了與所謂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與行為，實際上就存在於我們身邊，我們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憐了。
不能排除今後還會在什麼地方發現《花關索出身傳》這樣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進我們對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認識。然而，守株待兔總不是積極的辦法，我看今後要深入廣泛地開展對中國遊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獻以外，恐怕還要注重活材料的採訪。我知道學泰最重視的是“遊民意識”，我相信這樣的意識還肯定地存在於我們的民族心理中。過去的學者沒有足夠重視，因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現在學泰已經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個相當完整的參考系，也就已經有了一個耳聰目明的優勢，再進行發掘與研究，應該可以容易許多了。
學泰起了一個新名詞叫做“遊民知識分子”，有無數無名作家都可以歸進這一類。只不知到現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羅貫中、施耐庵、關漢卿
《發現另一個中國》學泰把中國遊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為他認為只有到了宋代，遊民才大量產生。他當然要根據材料說話（即胡適所謂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而且他對唐文化與宋文化的差異，也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認為唐文化是貴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總覺得，既然《禮記》
《發現另一個中國》大約十年以前，“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時候，有一股海外來的思潮，說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為代表的激進主義（我們稱做“極左思潮”）即導源於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運動”
《發現另一個中國》要研究遊民問題，實際上不能不研究整箇中國社會與全盤中國歷史，學泰在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農民、流民與遊民的區別。然而因為遊民實際上來自農民，而農民曆來在中國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觸到在完成現代化以前中國社會變化一個不能逃避的問題，即人口增加與耕地不足的矛盾。這是中國歷史所以脫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亂的大循環的根本原因。雖然學泰力圖分清遊民不是作為人口的主體的農民，而是完全被社會拋棄的“脫序”農民，然而遊民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也許竟不在聖人賢人以下，因為按照五十年來流行的“農民戰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觀點看，作為農民運動的先鋒與渠帥的恰恰正好是遊民中的勇敢分子與領導人。他們當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後不是一樣要上“聖文神武”的尊號嗎？
學泰對所謂農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革命的精義在於進步，因此只有經濟是否發展和社會是否進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並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檢驗革命的試金石”。因此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最富革命性的並不是如李自成、張獻忠那樣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帶勤勞致富和追求發展的農民。這樣他就不但解釋了杜亞泉所說的“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這些都是極其精闢的論點。
學泰還研究了中國農業社會中的城市與市民同西方農業社會中城市與市民的差別，認為中國中古城市的存在與發展主要是由於存在著能夠維持高消費的政治統治者，是以剝削和犧牲農村的穩定和發展為代價的，因此，中國的“城裡人”與歐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業維持生存，享有特別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並論。“這種城市的發展必將迅速地拖垮整個的社會，並帶來經濟的崩潰”。因此，決不能“像某些歷史學家那樣一廂情願地認為：它將使中國‘緩慢地走進資本主義社會’”。
這些都是學泰的重要結論，有助於澄清近年來流行的“中國在明末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糊塗觀念。當然，這個問題還可以進行更廣泛深入的比較研究，從遊民問題入手將可以大大地拓寬研究的視野。
學泰在本書中做了許多極有意思，也極有趣味的研究。遊民是在主流社會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們所託命的空間稱做江湖。不過這個“江湖”與文人學士“處江湖則憂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裡風波險惡，一飽難求。他們朝不保夕，因此輕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發跡變泰”。“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是他們的美好願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們的最高理想。他們沒有原則，“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則。他們與法制完全是對立的，更不用說法治了。他們一方面顯得很英雄豪邁，一方面也魚肉良善，全不覺得有何矛盾而於心有愧。他們醉心的是無法無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組織起來，忠義堂上交椅卻不容有絲毫差池。其紀律不但嚴格而且殘酷，所謂“欺師滅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發重誓：“五雷轟頂”、“萬刀砍殺”。他們的最高規則，也是最高的道德標準是“義氣”，有時也叫“忠義”或“仁義”。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夠不夠義氣了。代表義氣的尊神就是“義氣千秋”的關羽。這個本是遊民出身的普通武將因為被歷代遊民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斷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來越高，雖然也曾遭同是遊民出身的趙匡胤與朱元璋兩度貶黜，還是最後在順治九年被皇上封為“忠義神武大帝”，以後歷代加封，名號越來越顯赫，簡直可以凌駕大成至先師孔夫子而上之。這在正統士大夫看來完全是荒唐無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學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論證。
《發現另一個中國》作者簡介
王學泰，1942年12月生，北京人。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著有《中國人的飲食世界》、《華夏飲食文化》 、 《人世百態》 、《中國流民》、《中國人的幽默》、《燕譚集》、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發現另一個中國》目錄
廟堂：皇權遊戲中的知識分子
說父母官
說皇帝
說乾節
說科舉
說八股文 附：八股文釋
《發現另一個中國》洪憲鬧劇·楊度·帝王術
《洪憲紀事詩》中的王闓和楊度
大儒杜甫江湖：隱性社會的生存、奮鬥與理想
說韋小寶
說“大哥”
說遊俠
說江湖
說暴民
說招安
民命：有一個賤視民命的傳統
說民命
數位化與量化“管理”
閒話聶紺弩與馬三立
人是怎么變得無趣的
從卡斯楚讀報談起
說“摩洛哥綜合症”
說“不確定性”
說窩裡鬥
破夢者如是說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