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
正文
現代文學刊物。月刊,1932年 5月創刊於上海,現代書局發行。前兩卷由施蟄存編輯,第 3捲起由施蟄存、杜衡合編。6卷1期出版後,改由汪馥泉接編。1935年5月出至6卷4期,因現代書局關閉而停刊。在20世紀30年代激烈複雜的鬥爭中,《現代》雜誌曾經採取比較超脫的中間路線。《創刊宣言》說:“本並不預備造成任何一種文學上的思潮,主義,或黨派”;“本所載的文章”,以“文學作品的本身價值”為標準。雜誌的作者隊伍相當廣泛,如魯迅、茅盾、郭沫若、馮雪峰、張天翼、周起應、沙汀、樓適夷、魏金枝、郁達夫、巴金、老舍、戴望舒、施蟄存、穆時英、杜衡、楊邨人、侍桁、沈從文、周作人、趙景深、李金髮、蘇雪林等不同傾向的作家,都在該刊發表過創作或論文。著名短篇小說如茅盾的《春蠶》、郁達夫的《遲桂花》、張天翼的《仇恨》、彭家煌的《喜訊》、沙汀的《土餅》、艾蕪的《南國之夜》、杜衡的《人與女人》、穆時英的《夜總會裡的五個人》,中長篇如巴金《海底夢》、老舍《貓城記》,話劇如歐陽予倩《同住的三家人》、楊晦的《伍子胥》,評論如茅盾的《徐志摩論》、侍桁的《文學上的新人》、蘇雪林的《論聞一多的詩》、《王魯彥與許欽文》,都發表於《現代》上。法國左翼作家伐揚·古久列來華參加遠東反戰大會後,他的《告中國知識階級》一文也首先由該刊譯載。此外,刊物上還有計畫地發表過一批有關新文學社團與作家的重要史料。在“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後上海出版界一度比較沉寂蕭條的情況下,《現代》雜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學界產生過較大的影響。 《現代》雜誌曾以顯著地位發表過一批具有現代派特色或傾向的作品。編者施蟄存在刊載新感覺派小說家劉吶鷗的《赤道下》和穆時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時,曾說:“我覺得在目下的文藝界中,穆時英君和劉吶鷗君以圓熟的技巧給予人的新鮮的文藝味是很可珍貴的。”杜衡也盛讚穆時英:“確實是在這新技巧的嘗試上有了相當成功的。”穆時英收在《公墓》、《白金的女體塑像》兩集中的那些現代派小說,大多發表在《現代》雜誌上,有一段時間幾乎達到每期一篇的程度。在此前後,施蟄存自己也繼續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寫心理小說,還用意識流手法寫了《四喜子底生意》、《鷗》等風格韻味頗近似於穆時英的作品。在詩歌方面,《現代》上不僅刊出戴望舒、李金髮等人的現代派詩作,編者施蟄存自己還創作了一組《意象抒情詩》。戴望舒的《詩論零札》、施蟄存的《又關於本刊的詩》,都表明了他們現代派的詩歌主張。施蟄存說:“《現代》中的詩是詩,而且純然是現代的詩。它們是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現代的情緒用現代的詞藻排列成的現代的詩形。……《現代》中的詩大多是沒有韻的,句子也很不整齊,但它們都有相當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們是現代的詩形,是詩!”這些詩含意比較晦澀,因此有的讀者稱《現代》上的詩為“謎詩”。《現代》上介紹的外國作家,也以現代派的居多,如法國的阿波里奈爾、約可伯、桑德拉爾、茹連·格林,美國的福克納和幾位意象派女詩人,日本的橫光利一等。可見,《現代》雜誌雖然並非現代派的雜誌,但《現代》雜誌里確實存在一個現代派──至少在小說、詩歌兩方面確是如此。
在“左聯”與自稱“自由人”的胡秋原發生激烈的爭論時,杜衡(蘇汶)在《現代》上先後發表《關於“文新”與胡秋原的文藝論辯》、《論文學上的干涉主義》等文,以所謂“第三種人”的面貌參與爭論。此後,周起應、瞿秋白、魯迅、馮雪峰等先後為這場爭論寫了文章,給蘇汶以批評,這些文章也都在《現代》雜誌上發表,這就是文學史上著名的“文藝自由問題論辯”。《現代》正是這場論辯的一個主要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