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華書院《漢語札記》是法國漢學家馬若瑟的最重要著作，拉丁文標題為《Notitia Lingae Sinicae》，是馬若瑟死後70多年才出版的遺著。又譯《中國語言志略》、《中國語文札記》。《漢語札記》於1831年由英國倫敦傳道會刊行。 1831年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用拉丁文出版，後來這部書由一位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譯成了英文，於1847年在廣州出版。
作者簡介
馬若瑟（Joseph de Premare 1666-1736），法國著名漢學家，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出生在法國北部城鎮歇爾堡。1698年來華後，在中國語言文學、哲學等方面付出了30多年的心血，直到去世。他在漢學方面造詣極深，被後世學者公認為是西人漢語文學專家和易學專家中的佼佼者。馬若瑟有許多重要的著述或譯著。在涉及中國語言文字的著作中，他的拉丁文手稿《中文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堪稱傳世力作。他是把中國歷史悲劇《趙氏孤兒》傳入法國的第一人，全文發表在法國1783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全志》中。
成書背景
馬若瑟精通漢文，他著有許多用漢文寫成的宣傳天主教教義的書籍和用拉丁文、法文寫成的研究中國的書籍。馬若瑟的最重要著作就是《漢語札記》（拉丁文標題為Notitia Lingae Sinicae，1831年在馬六甲出版。是馬若瑟死後70多年才出版的遺著）。
馬若瑟編寫這部著作的想法，在當時說來是很新穎的，他認為學習中文，不應該沿襲拉丁文文法的理論和方法，而應該通過實踐來學習。這部著作的問世有一段不尋常的經歷，從馬若瑟寫成寄回法國到這部書在一個多世紀以後方才問世，經歷了頗為曲折的道路。
根據法國漢學家阿貝爾·雷米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的看法，是馬若瑟的這部《漢語札記》和另外一位來華的西班牙人多明我會傳教士萬濟國（Francisco Varo）於1703年在廣州出版的《官話語法》（西班牙文標題為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被法國的中國學家傅爾蒙剽竊了。
馬若瑟在當時和在巴黎的傅爾蒙有通信來往，便把自己寫的新的中文語法的手稿在1728年寄給傅爾蒙，以便使傅爾蒙高興一下；但是當時傅氏自己也在編寫中文語法書《中國文典》（拉丁文標題為Grammatica Sinica，按上述說法倒不如是剽竊了萬濟國的著作）一書，於是便趕忙在馬若瑟的稿件尚未到達巴黎之前，將《中國文典》手稿存放到法國皇家圖書館（即現在的法國國立圖書館），然後在馬若瑟的稿件到達後說是自己的稿件遠勝過馬氏的《中國語法札記》稿件，於是馬氏的5卷稿件就被束之高閣，而《中國文典》則先於1737年出版了一部分，即《漢學沉思集》，又於1742年出版了完本（拉丁文標題為Grammatica duplex）。
出版前後
馬禮遜馬若瑟的有生之年大多用於研究中國文學，其研究對象從保存下來的早期文獻一直到宋朝的哲學家、文士和詩人。他在這些研究中所獲得的對中國文學的深刻認識，使他在寫作《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時獲益匪淺,《中國語言志略》(是一本關於中國語言和文學的指南書，後來，這部作品成了歐洲漢學研究的奠基之作。
馬若瑟與在華、在歐的許多教士、學者建立了通訊聯繫，他把自己的論文寄給他們，希望能出版。被放逐到廣州後，他在《特雷武論叢》上見到傅爾蒙關於中文的論文摘錄，於是與傅爾蒙開始了長期通信，其中大量內容是關於中國語言的討論。1728年，馬若瑟向法國寄去一件包裹，內有大量書籍、手稿和書信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五卷《漢語札記》手稿。在其隨附的信中，他請求傅爾蒙幫助出版《漢語札記》，既為了將來人華的傳教士，也為了歐洲學者的研究工作。這件包裹直到1730年才被送到巴黎皇家圖書館。傅爾蒙並沒有為出版此書出力。他在其《中文語法》(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ectica daplex， Paris 1742)的前言中，評論《漢語札記》一書組織得很糟糕，行文冗長，舉的例子過多，提出的規則又太少，總之算不得一本真正的中文語法書。而另一方面，後來的漢學家又指責傅爾蒙在著作中剽竊了馬若瑟的研究。傅爾蒙死後，馬若瑟的手稿一直在巴黎皇家圖書館中沉睡，直到19世紀初，被年輕的漢學家雷慕沙喚醒。雷慕沙抄錄了手稿，他後來寫的《漢文啟蒙》(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ze)很大程度上是以馬若瑟的研究為基礎而完成的。在《漢文啟蒙》的前言中，雷慕沙介紹了《漢語札記》，既高度評價了馬若瑟的成就，又重複了傅爾蒙的批評，認為它不適於出版。馬若瑟生前恐怕萬萬想不到，他的《漢語札記》的出版最終要由英國新教徒完成。
近代中國新教傳教事業的開創者，英國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son，1782—1834)獲得一位英國貴族的資助，決定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出版《漢語札記》。當時還是雷慕沙的學生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為生計謀，給馬禮遜抄錄了手稿(根據雷慕沙的抄本)。1831年這部著作終於在馬六甲出版了。該書隨即獲得許多人的推崇。馬若瑟也由此確立了他在漢學史上應享有的地位。
圖書簡介
馬若瑟在書中或信中都沒有明確指出他在何時何地如何完成《漢語札記》的。在前言部分，馬若瑟先是對中國自古以來的作品作了介紹，列出49個題目，範圍涉及經史子集，根據年代和寫作風格分為9級。然後，他講了學習漢語的路徑和方法，詞典的情況，關於文字、發音與音調的情況等等。前言最後附錄“漢語諸音總索引”，列出漢語的1445種音節，每一音節列出一個漢字，及其解釋。馬若瑟說他只收人了普通常用的字，入門者須用一兩個月牢記這些字，然後通過《漢語札記》，他將展示索引中沒有的字，一步步擴大學習者的識字量。
馬若瑟介紹自己窮三十年心力研究中文，認真閱讀了無可勝數的中文書籍，做了大量筆記，《漢語札記》正是長期刻苦工作的結晶。人們通常稱《漢語札記》是一部中文語法，但實際上它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馬若瑟寫成的是一部關於中文和中國文學的複雜著作。他的目的是向傳教士提供一本適用的教材，並且為進一步研讀中文作品打下基礎，而非總結出一套系統嚴格的語法來。馬若瑟著眼於教學實踐，他強調“學漢語最好通過例子，因此不要奇怪我給你們舉的那么多實例。我這么做是因為通過例子比通過規則能更快地通曉中文”。這一點正是他受到傅爾蒙、雷慕沙批評的原因，而從其本身的目的來看，馬若瑟的做法是適宜的。
馬若瑟在書中強調中文語法與西方的語法體系的巨大差異。他說：“事實上，如果我試圖用我們的語法形式套中文，那簡直是犯傻。”要想真正學好中文必須認清這一點。“我遠不是要將我們語言的規則用於漢語。相反，我希望傳教士們解放他們的觀念，將觀念從他們的母語中抽取出來，再讓這些赤裸的觀念穿上中文的服裝。”馬若瑟的希望是不現實的，他還沒有認識到人們的思想觀念在多大程度上受制於固有的語言習慣。當然，他呼籲人們努力擺脫頭腦中的語言成規的束縛，對於學習差異性極大的語言是十分重要的。
但頗為矛盾的是，馬若瑟一面高呼：“因此，再見吧Despauterus和Alvarus，我們的拉丁語法。一面仍然採用拉丁語法模式解說中文。馬若瑟沒有一套適合漢語特徵的術語，儘管他引用中國傳統的實詞與虛詞的概念，歸根結底他還得套用西方傳統的語法範疇。對於當時的西方人來說，所謂語法只存在由傳統的拉丁文法發展來的那一套體系，這也是他們描述其他語言規則惟一可用的工具。馬若瑟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矛盾處境，因此有時甚至採用頗具自我解構意味的表述方式：他列出漢語的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副詞等詞類，但又指出這些說法其實在漢語中沒有什麼意義。
馬若瑟在他的《漢語札記》(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中講了他如何通過《四書》學中文：“首先，我抄錄整部《四書》。我在練習本的左頁寫漢字，按照我看到的助手寫字的正確筆順，一筆一畫地寫。同時，我努力牢記每個漢字的各部分的意義。在相對的一頁，我寫下想到的各種註解與評論。與此同時，我還在單獨的本子上列出人名、地名、動物和花草的名字等等。”他又在每個本子上按字母作了索引，以便查找。
馬若瑟說：“我們真的應該用心學《四書》，中國人從童年起就被讓這么做。我們應該一到中國就開始記憶它們。”馬若瑟又講了學習《四書》的恰當順序，以及應選用的註解。這是一個成功者的經驗之談，因為馬若瑟被公認對中文和中國文化有精深造詣。但是從馬若瑟的敘述中可知，當時許多傳教士不像他那樣做。他寫道，年輕的傳教士一到中國就急切地要一本中一歐詞典，然後花很多時間抄寫。馬若瑟認為這樣做效果不好，不如把精力用在《四書》上。
馬若瑟的話很有道理，但對大多數人而言，要學習外語，雙語詞典和語法書仍是必不可少的。在以《四書》為入門教材的同時，傳教士們也需要這些東西的幫助。
圖書評價
應當承認《漢語札記》作為語法書顯得不夠系統，而且明顯缺陷是沒有句法部分。但《漢語札記》的豐富性使它遠遠超越了一本語法書的範疇，它充分體現了馬若瑟在中國語言文學方面的淵博知識和深厚功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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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傳教士與西學東漸》/尚智叢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5]《耶穌會與中國科學》/樊洪業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6]《國際漢學》第7輯/任繼愈主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