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1989》

《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1989》

《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1989》是彼得·伯克所寫的作品,2006年9月1日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發行。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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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版(2006年9月1日)
叢書名:歷史學的實踐叢書
平裝:147頁
正文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16開
ISBN:730111009X
條形碼:9787301110096
商品尺寸:22.9x15.5x0.9cm
商品重量:259g
ASIN:B0011CD93G

內容簡介

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1989》是法國年鑑學派的批評史,考察了這一史學研究群體自《年鑑》雜誌1929年創建之日起六十年的發展歷史。毫無疑問,年鑑學派是20世紀影響最大的史學革新運動。在所謂“新史學”的發展過程中,它是最為重要的推動力。年鑑群體將傳統的歷史學與地理學,經濟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多種社會科學相結合,把治史領地擴展到了廣闊的人類活動領域,開創了一系列的新方法,如問題導向的歷史、比較史,歷史心理學、地理史、長時段史、系列史、歷史人類學等等。彼得·伯克區分了年鑑學派的發展過程中的三代學人。第一代包括創建者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克·布洛赫,他們與傳統史學體系開戰,創建了《年鑑》雜誌,鼓勵跨學科合作。第二代由布羅代爾主導,他已經被譽為同時代最傑出的歷史學家。第三代包括杜比、勒高夫、勒華拉杜里等當代著名史學家。伯克的分析絲絲入扣,簡明扼要,年鑑運動的關鍵經典與支脈源流均一覽無遺。

編輯推薦

《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1989》是英語世界關於法國年鑑學派的一本新著,伯克以年鑑學派幾代史學家中占主導地位的史學思想、史學方法的演變為線索,試圖通過對1929-89年這60年間年鑑學派的發展、演變的考察來分析和評價年鑑學派的史學成就。系統地梳理了年鑑學派的發展歷程,並且對年鑑學派的成就和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為一個和年鑑學派有密切交往的英國歷史學家,其著作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年鑑學派。

作者簡介

作者:(英)彼得·伯克譯者:劉永華
彼得·伯克(PeterBurke),英國歷史學家。1937年生,獲牛津大學博士。曾執教蘇塞克斯大學、劍橋大學,現為劍橋大學文化史榮休教授及伊曼紐學院(EmmanuelCoLlege)研究員。伯克的研究專長為西方史學思想和歐洲文化史,致力於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的溝通,探索文化史寫作的新領地,是當代最著名的新文化史學家之一。著作宏富,包括《法國史學革命》、《歷史寫作的新視野》、《20世紀的歷史與歷史學家》、《什麼是文化史》、《文化史的多樣性》、《圖像證史》、《歐洲近代的語言與社群》、《義大利文藝復興》等四十多種。彼得·伯克的系列作品將在北大出版社“社會文化史澤叢”與“歷史學的實踐叢書”中陸續推出。

目錄

費雷、夏蒂埃、雷維爾:“超越年鑑派”(代譯序)劉永華/1
鳴謝/1
導論/1
第一章歷史編撰學舊體制及其批評者/1
第二章創建者:呂西安·費弗爾與馬克·布洛赫/6
一早期歲月/6
二斯特拉斯堡/10
三《年鑑》的創辦/15
四年鑒派的制度化/20
第三章布羅代爾的時代/27
一《地中海》/27
二後期布羅代爾/37
計量史學的興起/48
第四章第三代/60
一從地窖到頂樓/62
二系列史的“第三層面”/68
三反動:人類學、政治、敘事/73
第五章全球視野下的年鑑派/88
一接納年鑑派/88
二結清賬目/99
術語表年鑑派的語言/105
參考文獻/110
索引/135

文摘

費弗爾論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像布洛赫一樣,在完成其歷史地理學的
舊計畫後,費弗爾將其興趣轉向集體態度,或是他有時(像他的朋友亨利·貝爾)稱之為“歷史心理學”的研究。在他的剩下的生涯里,他將其嚴肅研究集中於文藝復興史與宗教改革史,尤其是在法國的情況。
他研究生涯的這一階段,開始於四場討論法國早期文藝復興的講座,一
本路德的傳記,以及一篇討論法國大革命起源——他認為這是個“提得不好的問題”——的商榷文章。所有這些文字的焦點都是社會史與集體心理學。比方說,那些討論文藝復興的講座駁斥了文學與藝術史學家(包括其老導師愛彌爾·梅爾)對這一運動作出的傳統解釋,這些解釋強調內部的演變。費弗爾反倒對這一“革命”提出社會的解釋,強調也許可說是對新思想的“需求”,與弗朗什—孔泰的論文一樣,強調了市民階級的興起。同樣,費弗爾討論宗教改革的文章,批評教會史學家在處理這場運動時,在本質上關注的只是制度的“濫用”及其改革,而不是“宗教感的深刻革命”。根據費弗爾的意見,這一革命的原因還是市民階級的興起,他們“需要……一個清晰的、理性的、人性化的、溫情脈脈的兄弟般的宗教”。訴諸於市民階級的做法,現在看來有點取巧,但力圖將宗教與社會史聯繫起來仍然是激動人心的。讀者可能很吃驚地發現,在其生涯的這一關節點上,費弗爾居然會撰寫歷史傳記。然而,作者在路德研究的序言中指出,它並不是本傳記,而是試圖解答一個難題。在這裡也就是“存在於個體與群體之間、個體的倡導與社會的限制之間的關係的問題”。他注意到1517年存在著路德的潛在追隨者,仍舊是市民階級,這一群體正得到“新的社會重要感”,對教士在上帝與人之間的媒介位置感到不適。不過,費弗爾拒絕將路德的思想化約為市民階級利益的表現。相反,他爭辯說,這些創造性的想法並不總是與其社會處境相吻合,它們必須由路德的追隨者,尤其是梅蘭奇霍恩,根據市民階級的需要與心態進行調整。現在應已顯而易見的是,某些中心主題在費弗爾的著作中不斷重複。在其對個人的迷戀與其對集體的關注之間有著創造性的張力。這種張力同樣表現於,他一方面對編撰宗教社會史有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卻強烈拒絕將精神態度與價值僅僅化約為經濟或社會變遷的表達。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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