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鑑學派的誕生
對年鑑學派影響最大的當推法國歷史學家亨利·貝爾（1871—1954）。貝爾於1900年創辦了《歷史綜合評論》雜誌，並在這個雜誌上表明了如下一些史學觀點：主張拓寬歷史研究的領域，歷史學家不僅要注意政治史、軍事史，也要注意社會其他方面的歷史。他提倡歷史學家打破過分專門化所造成的歷史研究的狹隘性，主動同其他學科的專家進行合作，運用歷史學、歷史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學科的方法解釋歷史。他還堅持史學研究必須依靠理論的指導。他認為理論指導是歷史學獲得科學性的前提。亨利·貝爾的史學觀點後來得到了年鑑學派的高度評價。有人甚至把貝爾看成是年鑑學派的真正奠基人。《歷史綜合評論》還直接培養了年鑑學派的歷史學家，年鑑學派的第一代人物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克就曾於1907年和1912年先後參加了《歷史綜合評論》的編輯工作。亨利·貝爾雖然邁出了第一步，但這一步無疑是不大膽的，他只是夢想把歷史學同社會學結合起來，而對經濟學卻一無所知。這一遺留工作正是由呂·費弗爾和馬·布洛克完成的。1929年，費弗爾和布洛克退出了《歷史綜合評論》編輯部，聯合創辦《經濟與社會史年鑑》，從此開創了一個與傳統史學截然不同的新史學流派──年鑑學派。
歷史淵源
年鑑學派在法國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伏爾泰。伏爾泰主張歷史不應當是君主和偉人的歷史，而應當是所有人的歷史。他的《路易十四時代》是近代西方第一部文化史著作。19世紀上半期的歷史學家基佐對年鑑學派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他認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應當是人類過去的文明，這文明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19世紀中期的法國史學家米什列在《法蘭西史》序言中指出，傳統的由傑出人物組成的歷史有兩大主題：第一，在物質方面，它只看到人的出身和地位，看不到地理、氣候。食物、人的影響；第二，在精神方面，它只談君主和政治行為，而忽視了觀念、習俗以及民族靈魂的內在作用。在米什列之後，還有一個提倡新史學的法國學者西米昂。他在《歷史方法與社會科學》一文中指出，歷史學要發展，就必須打破傳統史學的三個偶像。一是政治偶像，就是把研究重點放在政治事件上，誇大戰爭等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二是個人偶像，即孤立地描寫某個歷史人物，而不把歷史人物同當時的制度和社會現象聯繫起來。三是年表偶像，即喜歡把歷史事件按年表排列，不去對典型事實進行分析。西米昂這一反傳統史學的呼聲，在當時法國的學術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年鑑學派的影響
50年代以後，年鑑學派的理論和方法開始滲透到歐美各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整個西方史學的變革。在德國，一批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史學家接受了年鑑派的主張，創辦《歷史與社會》雜誌，宣傳年鑑派的觀點，倡導作為整體的社會史研究。在英國，社會史學派和年鑑學派保持了密切聯繫，利用計量方法研究歷史人類學和社會結構史。在美國，年鑑派的觀點得到了歷史學界的高度評價，著名的研究年鑑派的著作有伊格爾斯的《歐洲史學新方向》、斯多雅諾維奇的《法國史學方法：年鑑模式》，都是在70年代出版的；在紐約州立大學還成立了布羅代爾研究中心。斯多雅諾維奇認為，年鑑學派對史學研究和歷史方法作出的重大貢獻，在20世紀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團體能望其項背。在日本、拉美，在東歐的波蘭，年鑑派都擴大了自己的影響。總之，年鑑學派所開創的新史學潮流已經遍及整個西方，乃至世界。
年鑑學派的發展
年鑑學派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29年一1945年，第二階段從1945年一1968年，第三階段從1968年至今。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克是第一階段年鑑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費弗爾（1878—1956）生於法國洛林地區南錫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02年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1911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費弗爾的主要著作有《腓力二世與孔德省：政治、宗教和社會史研究》、《地理歷史學導論》、《馬丁·路德：一種命運》、《16世紀的不信神問題：拉伯雷的宗教》。除此之外，費弗爾還出版了一本論文集，名為《為歷史而戰鬥》，其中匯集了他1929年後在年鑑雜誌上發表的大量關於史學理論的文章，全面系統地表達了年鑑學派的觀點。布洛克（1886—1944）出生於法國里昂的一個猶太人家庭，1908年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1920年在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曾長期在斯特拉斯堡大學擔任中世紀史教授。布洛克的主要歷史著作有《創造奇蹟的國王們》、《歐洲社會歷史的比較研究》、《法國農村史的獨特性質》、《封建社會》。此外布洛克還有一本歷史理論方面的著作《為歷史而辯護：歷史學家的職責》。年鑑學派第一代學者的歷史研究有五個特點：一是提倡總體歷史學，把研究的觸角伸人到人類歷史的每一個細節；二是提倡對歷史學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廣泛套用歷史學方法以外的社會學方法、心理學方法、計量方法和比較方法，並注意開拓史料的來源；三是對經濟史、社會史和心理史給予足夠的重視，其中經濟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發；四是強調歷史學與現實的聯繫，強調歷史學家不斷進取的精神；五是用問題史學代替傳統的敘述史學，所謂問題史學即不是讓史料自己說話，而是史學家帶著現實中提出的問題進行研究。在語言表達形式上也由描述轉向解釋和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年鑑學派進人其發展的第二階段。其標誌是原來的《經濟與社會史年鑑》改名為《經濟、社會與文明年鑑》，這一階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費爾南德·布羅代爾。布羅代爾（1902—1985）生於法國東部的農村，20歲大學畢業後被派往阿爾及利亞一所中學教書，1935年又到巴西聖保羅大學任教。1947年，布羅代爾接替費弗爾任年鑑雜誌主編。布羅代爾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地中海與腓力浦二世時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該書的出版在年鑑學派的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全書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描寫地中海地區10個國家的地理環境，包括山脈、平原、海岸、島嶼、氣候、城市、交通等，力圖說明地理與歷史、空間與時間的辯證關係；第二部分主要研究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社會和經濟狀況，包括人口、勞動力、貨幣流通、物價、商業、財政。交通、人民生活、宗教等；第三部分涉及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政治、軍事史，主要描述土耳其和西班牙兩大帝國爭霸地中海的過程。顯然，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具有與傳統史學不同的鮮明特色，這就是他力圖把16世紀西班牙國王腓力浦二世在位時期的地中海世界作為一個密切相聯的整體加以考察，而社會、文化和經濟則隨著漫長的歷史緩緩的流動，傳統的政治事件和軍事衝突似乎對局部歷史並不發生根本的影響。布羅代爾的這種寫作方式，深刻反映了他的歷史觀，這就是長時段的理論。
1958年，布羅代爾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題為《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闡述了他的長時段歷史觀。他認為，歷史學所以不同於其他社會科學，主要體現在時間概念上。歷史時間就像電波一樣，有短波、中波和長波之分，布羅代爾分別稱為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所謂短時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時間，主要是歷史上突發的現象，如革命、戰爭。地震等等；所謂中時段，也叫局勢或社會時間，是在一定時期內發生變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結構的現象，如人口的消長、物價的升降、生產的增減；所謂長時段，也叫結構或自然時間，主要指歷史上在幾個世紀中長期不變和變化極慢的現象，如地理氣候、生態環境、社會組織、思想傳統等等。他認為短時段現象只構成了歷史的表面層次，它轉瞬即逝，對整個歷史進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時段現象對歷史進程起著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長時段現象才構成歷史的深層結構，構成整個歷史發展的基礎，對歷史進程起著決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歷史學家只有藉助長時段的觀點，研究長時段的歷史現象，才能從根本上把握歷史的總體。這一觀點成為布羅代爾全部歷史思想的出發點。
布羅代爾晚年主要有兩部著作，第一部是《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這部書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結構》主要討論15—18世紀人類的物質文明，也就是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這一時期人們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和細節。除此之外，布羅代爾還談到了人口、氣候、耕作技術、能源狀況等等。總之，這一卷是全書的重點。布羅代爾說，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過去被傳統史學所忽視的日常生活引入歷史研究領域。第二卷《交易的規則》主要討論市場經濟，包括生產、交換、經濟組織等等。第三卷《世界的時間》主要談資本主義的產生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按地區和年代順序，從義大利的威尼斯開始，直到英國工業革命結束。
從書的結構來看，其中仍然貫穿著布羅代爾長時段的思想。他認為，資本主義的出現並不是一朝一夕的現象，而是千百年來人們日常物質生活演變的結果。布羅代爾說，人們的日常生活雖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是卻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次，並規定了社會存在和社會行為的各種方式。因此，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種長時段的現象，而市場經濟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則主要決定於生產與交換機制的發展，這種生產與交換機制是屬於中時段的。至於資本主義的中心從義大利到荷蘭、到英國的轉移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短時段現象。
布羅代爾晚年的另一部著作是《法國史》，原計畫寫三卷，但到逝世時只完成了第一卷，題目叫《法國的特性》。第一卷又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叫《空間與歷史》，第二部分叫《人與物》。在這部著作中，布羅代爾主要表達了兩個觀點：首先，他認為法國的民族特性只能從長時段的深層歷史中去尋找，象農業、村落、人口、種族、語言、習俗等長時段現象在新石器時代就存在了，因此，他非常重視法國新石器時代的歷史。其次，他不認為法國人應當對法國在歷史上的命運負責，法國在二戰中的迅速敗北和二戰以後的迅速繁榮，都不是人的行為所能決定的，而是法國長時段的深層結構和中時段的局勢演變的結果。因此，首先是歷史創造了人，然後人才能創造歷史，歷史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總而言之，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衝擊了傳統史學狹隘的政治史觀，進一步體現了年鑑學派總體歷史學的思想。它不僅從內容上擴大了歷史研究的對象，廣泛涉及地理、生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科技在內的各方面，而且從地域上延伸了歷史研究的範圍，把歷史學的視野投向整個地中海和全世界。因此，他的（地中海）和《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與資本主義》兩部著作，成為現代西方新史學的典範。布羅代爾還發展和完善了費弗爾首創的地理歷史學，強調地理因素對人類活動的極大限制作用，並把生態環境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系統引人歷史研究領域，但他同時又反對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生存發展的過程就是擺脫自然控制的過程，這一闡述無疑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布羅代爾思想中最有價值之處是他十分重視歷史研究中的時間因素，並對歷史上的時間作了多元化的理解。從這種歷史事件的多元性出發，布羅代爾又對整個歷史進程做了多層次的解釋。然而，正是這種時間的多元性和歷史解釋的多層次性，構成了現代西方史學發展的一個主要趨勢。布羅代爾強調歷史上的深層結構對整個歷史進程的長期影響，這一點是正確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長時段理論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之間具有某種相似之處。正因為如此，布羅代爾的著作也得到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高度評價。
但是歷史學家們也尖銳批評了布羅代爾歷史思想的缺陷，例如沒有充分闡明三個時段之間的聯繫，否認人在歷史中的主體地位，看不到政治事件對社會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反作用，以及歷史觀中的宿命論色彩。這些批評實際上已經隱含了新史學所面臨的危機。
年鑑學派第二代學者除布羅代爾外，還有一些知名人物，如厄內斯特·拉布魯斯，主要研究經濟史，著有《18世紀法國物價與收人的變動》等；羅伯爾·芒德錄和米歇爾·弗費爾主要研究精神狀態史；雅克·儒爾塔、迪·施納佩、讓·埃克則把口碑史學引人了法國；路易·昂利和比埃爾·古貝爾主要研究人口史，成果卓著。他們繼承了第一代學者的一些特徵，如總體史學、跨學科綜合研究、重視理論建設與指導等等。此外，他們還有自己的一些特點：比第一代學者具有更多的開放性，如廣泛接納不同流派的學者參加工作；在年鑑雜誌上刊登不同觀點，甚至反年鑑學派的文章；積極開展學術交流。在長時段理論的指導下，他們把研究重點放到歷史的深層結構上，並注意對人民民眾的物質生活進行考察。與之相適應，史料的範圍也在逐步擴大，主要表現為口碑資料和私人檔案的套用。另外，數量經濟史和歷史人口學得到了迅速發展。在計量方法的推廣上，拉布魯斯有突出貢獻。他對18世紀末法國物價進行統計分析，進而揭示物價變動對法國革命的影響，取得了一定成果。第二代學者在提高史學的社會地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們加強對歷史著作的宣傳，注意研究成果的信息反饋，不斷調整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注重研究者和使用者的掛鈎。由於他們的努力，法國歷史學在50石0年代一直處於興旺的狀態，並走在了整個西方的前列。
1968年，布羅代爾辭去了年鑑雜誌主編的職務，由年輕一代的史學家雅克·勒高夫和勒瓦·拉杜里接任，這標誌著年鑑學派進人了第三個階段。勒高夫（1924－）被公認為第三代年鑑學派的領袖，他生於法國南部的土倫，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曾到捷克、義大利和英國留學，1962年開始擔任高等實驗研究院第六部的教授，主要研究歐洲中世紀史，著有《中世紀的商人和銀行家》、《中世紀的知識分子》、《中世紀的西方文明》等。這些著作大都注重長時段和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著力描寫人的日常生活。勒高夫一反對中世紀的傳統認識，認為中世紀既不是一個毫無成就的黑暗時代，也不是神話史詩般的光輝時代，而是歐洲各民族覺醒和形成的時期。這一認識和上述著作奠定了他在法國史學界的地位。拉杜里（1929一）生於法國西北部的諾曼第地區，1951年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1963年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70年代以後在巴黎大學文學院任教，並參與了第六部的研究工作。拉杜里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1966年出版的《朗格多克的農民》，主要通過稅收檔案研究法國朗格多克地區的農村社會，被認為是年鑑學派的重要代表作。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的奧克鄉村》，主要研究14世紀初法國蒙塔尤地區異端教派加達爾教教徒的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並大量套用當時對異教徒的審判記錄，成為法國幾十年來最暢銷的歷史著作之一。1979年出版的《羅馬人的狂歡節》主要描寫1580年法國境內羅馬人的起義，並通過這一事件剖析當時整個法國的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狀況。除此之外，拉杜里還有兩本關於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論文集，分別是《歷史學家的領域》和《在歷史學家中間》。拉杜里是當代法國最傑出的史學家之一，他的成就不僅得到了法國史學界的承認，而且得到了國際史學界的高度評價。
年鑑學派發展到第三階段，出現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傳統的年鑑學派提倡總體史學，把社會看成是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而第三代學者卻認為歷史的間斷性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否認各種歷史事件之間有任何聯繫。因此，他們研究的也都是一些歷史上孤立的現象。另外，傳統的政治史和人物史也開始復興，以至於許多人反對把第三代學者劃人年鑑派範圍，而籠統稱為“新史學”。與此同時，歷史人類學研究得到重視。所謂歷史人類學，就是把歷史學和人類學結合起來，在歷史學領域內回答人類學所提出的問題。由於歷史人類學著眼於人們的日常生活，而且歷史學家的寫作往往又通俗易懂，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讀者歡迎。精神形態史也有了進一步發展。70年代以後，更多的學者開始轉向精神形態史研究，涉及的問題有集團心理、生死觀、對性和宗教的看法等。跨學科的研究傾向得到進一步加強。第三代史學家的抱負是在歷史學的基礎上統一整個人文科學，所以，歷史學在法國的社會科學中一直居於領導地位。
由此可見，年鑑派第三代學者在前輩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礎上取得了更加驚人的成績。除了高等社會科學院這個年鑑派大本營外，新史學已經遍布法國的各個大學，形成了一股比布羅代爾時代更加強勁的新史學潮流。年鑑派第三代學者還把他們的觸角伸進了出版界和新聞界，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年鑑派的活動不僅提高了自己的地位，而且提高了整個史學的社會地位，推動了歷史知識在法國的普及。
當然，年鑑學派也存在一些缺陷：他們反對和排斥歷史哲學，片面追求方法論的革新；忽視政治史，片面追求結構和長時段的研究；對古代史、現代史和對歐洲以外的歷史涉及不多；用不變的觀點看待歷史，忽視對人物和事件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