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
格雷厄姆•格林(1904~),英國著名小說家。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受僱於《泰晤士報》。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交部工作,二戰後一直為自由撰稿人。作品甚豐。早期的驚險小說即具一定的思想深度。所寫劇本《第三個人》成為二戰後著名間諜影片。二戰後重要的作品有長篇小說《問題的核心》、《沉靜的美國人》、《病毒發盡的案例》和短篇小說集《二十一個故事》、《現實的意義》、《我們可以借你的丈夫嗎?》等。
小說簡介
格雷厄姆-格林,二十世紀聲譽最響的英國小說家之一。四十二歲的卡特和善良的朱麗亞走入神聖的結婚殿堂,開始了他們的甜蜜生活。約瑟分(卡特過去十年的同居女友),卻以愛的名義糾纏著這對新婚夫婦。她折磨著想抹掉過去的卡特,卻總能得到朱麗亞的諒解,因為她深愛著她的丈夫,所以她相信可以和深愛著卡特的約瑟分建立起友誼。
可是卡特無法理解朱麗亞那過分的寬容,朱麗亞更無法容忍卡特對回憶的憎恨,最終矛盾爆發了,約瑟分的陰謀得逞了。可是卡特的噩夢在繼續…
那個叫約瑟分的,我代表聖母瑪麗亞問你,你真的愛卡特么?如果你回答不出來,我可以告訴你,那不是愛,是占有欲。
過去,他是你的,但是如今,他卻和另一個女人開始了幸福婚姻生活。你感覺到不公平、甚至有挫敗感,用自己的“愛”去折磨、報復他們。其實成全不是失敗,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愛他就不要讓他受傷害,屬於你的他一定會來。
走向電影
2001年,好萊塢重拍了格林的《沉靜的美國人》改編電影,老影星麥可·凱恩和新銳後輩布蘭登-法拉瑟擔綱主演。在這個時代重拍此片,難免教人有些聯想。《沉靜的美國人》不能簡單地被看作一部描寫亂世男女情感糾葛的小說,也不僅是一篇異國烽火中的傳奇故事,經過近五十年的歲月,它在新的國際形勢中再次煥發出深刻的社會意義。從這篇小說的歷久彌新,也能看出格林雖然是一位文學家,卻對國際政治和歷史發展有著獨到而精闢的洞察。格林是以過來人的身份向年輕的美國人講道理的,這又讓人想起一個文化上的有趣命題,即歐洲文化和美國文化的對比。此類比較文化的探討曾是腳踏歐美兩地的大文豪亨利·詹姆斯最喜愛的題材之一。隨著美國的國際地位提高,這樣一種傾向越來越明顯,認為歐洲文化莊重典雅但保守世故,道德上常常是可質疑的,甚至散發出腐朽氣息;美國文化粗獷簡單但開放活躍,道德上更富有純潔的使命感,流動著以拯救人類為己任的熱情。不過,在格林的小說中,對於美國人的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給與了尖銳的嘲諷和批判。在《喜劇演員》中,他活靈活現地描寫了一位來自美國的前總統候選人史密斯,而這位一心要在杜瓦利埃血腥獨裁統治下推廣素食運動的刻板先生終於也魂斷異國。
四十多年後,格林的《沉靜的美國人》再度受到青睞,恐怕不能說是個巧合。美國在一些鷹派保守右翼的操控下,其惟我獨尊的單邊主義姿態和自命正義的國際警察形象比起當年不遑多讓,美國中心的價值觀更是在全世界蔚為潮流。此刻,格林的聲音再度被記起,及時而且必要。美國人如果不能猛醒,早晚也會“招來了殘酷的復仇女神”。
創作背景
格林一生共獲21次諾獎提名。儘管從未獲獎,但在生前,他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已毫無疑義。格林的寫作並不注重技巧上的花樣翻新和文體的實驗雕琢,他作品中的許多描寫筆法完全是現實主義式的,極少有先鋒味道。正是這種堅持傳統的寫作姿態,有違二十世紀大行其道的“小說創新精神”,使他作品的價值很長時間裡都沒有得到正確的評估。儘管格林的作品在歐美、日本等很多國家備受推崇,他在中國卻遠沒有薩姆塞特·毛姆獲讀者青睞。格林成長於大不列顛帝國的衰敗時代,一代精英在一次大戰中傷亡慘重,帝國體系面臨不可避免的鬆動乃至瓦解,“羞愧和絕望的悲觀主義”紮根於很多人思想之中。安德魯·博伊爾稱:“在每個國家的歷史上都有這樣的轉折點:驕傲自大——古希臘人稱之為傲慢——似乎為它自己招來了殘酷的復仇女神。”不過,這樣的教訓,卻也令英國人從日不落的帝國迷夢中清醒。格林在《沉靜的美國人》中對殖民地的態度和吉卜林時代的英國作家已經截然不同,他承認,五百年後,即使倫敦和紐約不復存在,但這裡(越南)的人們依舊在種他們的稻米,賣他們的作物,孩子們則騎在他們的水牛背上。
藝術鑑賞
格林小說中的時政背景不但有廣度,也有深度,充分體現出他的敏銳觀察力和求知精神。他遊歷甚廣,但不是走馬觀花,對異國的政經人文特點考察得相當仔細。從這點上來說,格林還是一個優秀的新聞記者,眼光銳利而知識龐雜的社會學者。這個功夫,尤其是後者,在許多作家們過於關注個人意識體驗的現代文壇上,也成了一門瀕臨失傳的技藝。
格林無疑是這樣一位紳士。他讀過公學,兄長是BBC的高層,妹妹畢生效力于軍情六處,背景相當良好。儘管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曾加入過四個星期的共產黨,但在左翼浪潮吸引了無數年輕人的火紅的三十年代,這並不算什麼大不了的問題。格林畢業後,曾做過記者和編輯,多次在國內外遊歷,社會交遊廣闊。最完美的是,他在此前寫的小說《斯坦布爾列車》(1932年)就是諜報題材,此後的《一支出賣的槍》(1936年)和《密使》(1939年)也是涉及國際政治和追蹤罪案的故事,可以算得上“專業對口”。
在格林和勒卡雷筆下,間諜不過是和你我一樣有七情六慾的凡夫俗子,但時時要面對忠誠/背叛、懷疑/確信、收買/出賣乃至生存/死去之類的兩極抉擇,沒有中間路線。格林曾說:“事物的危險邊緣是我的全部作品的概括”。正是在這種危險邊緣,人的道德原則、生活信念一再受到空前的挑戰。考驗還並不僅限於此,秘密工作的特殊壓力令間諜們在日常生活中也倍受煎熬,他們警覺、多疑、抑鬱,永遠都無法逃避那不間斷的孤獨帶來的痛苦。
格林的這種探索熱情或許也表明了他的立場:文學應該發揮其固有的社會功能。這樣的口號看起來有點像出自薩特之口。薩特強調作家要對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表示明確的態度,要採取“積極介入”的立場。格林雖然沒有像薩特一樣樂於去示威、鼓動來表達他的“介入”,卻也通過講故事道出了他的堅持和關切。在對非人道的、殖民主義的、野蠻和不公正的事物的批判嘲諷方面,他做得不比任何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們遜色。
名家評說
一部具有藝術價值的文學作品,從不輕易地展現它的內在含義,而是像喬伊斯或艾略特的作品那樣,以獨特的方式使讀者積極地進行參與,挖掘各種隱蔽的意義。這也正是洛奇的小說追求的目標。他的作品充滿隱喻、轉喻和寓言,充分調動語言和文學常規派生意義的能力,表現了一個學者把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例如《小世界》的“聖杯傳奇”結構,使許多人物進行漫長的旅行,在不同的地點、不同的聚會中頻頻相遇,發生糾葛,既保持敘述的連續性又使讀者深感興趣。這種做法使作者既可以以作品本身體現對後結構主義的否定,同時又可以以反諷的方式表現出後結構主義的某些特點:一切詞語既是能指又是所指,語言無確定意義,寫作系文字遊戲,讀者可以賦予文本以任何意義,而意義永遠處於解構過程之中。柏斯對安吉麗卡的追求,溫賴特寫不出論文,都可以說是作者通過隱喻和轉義表現他對後結構主義的看法。然而,洛奇並不反對所有的新派理論,例如他非常讚賞接受美學的某些觀點。他自己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是一種遊戲,一種至少需要兩個人玩的遊戲:一位讀者,一位作者。作者企圖在文本本身之外控制和指導讀者的反應,就像一個玩牌者不時從他的座位上站起來,繞過桌子去看對家的牌,指點他該出哪一張。但願我尚未因這樣的錯誤而掃了讀者的興。”換句話說,由於語言本身的特殊功能,不論作家具有多么強烈的自覺意識,作品也會產生超出作家意識的某些意義;這些意義取決於讀者,讀者通過閱讀過程不僅可以理解作家的意識,而且可以根據文本和自己的意識投射建構新的意義,從而獲得一種審美活動的享受或快感。正是由於重視讀者的能動作用,所以洛奇經常採用讀者喜聞樂見的方式表現寓意深刻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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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books/1/51222.shtml
2.http://vip.book.sina.com.cn/book/book_read.php?book=37648&chapter=2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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