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偽經考》
《新學偽經考》為康有為所撰，於光緒十七年廣州康氏萬木草堂刊本。
新學偽經考《新學偽經考》為康有為所撰康有為（1858—1927）的一生中，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等重大的歷史事件，他的主要的政策論文，就是在他戊戌變法運動期間寫就的。 在對待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大問題上，甲午中日戰爭前，上層社會中表現為不同觀點的四個政治派別：一派是以慈禧太后為頭子的地主階級頑固派——反動的封建專制勢力的代表頑固派極力維護腐朽沒落的封建專制制度，反對一切政治改革，仇視資本主義的文明，一方面，他們害怕外國勢力促使封建社會解體和資本主義因素髮展，因而盲目地排外；另一方面又極其害怕國內人民的革命鬥爭，不惜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勾結帝國主義對之進行鎮壓，他們雖在垂死掙扎，卻得到朝野上下一切反動的封建勢力的支持，形成強大的同盟，牢牢地掌握著軍政大權，一派是以李鴻章，張之洞為代表的洋務派，即地主階級中的改革派，用他們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利用掌握了一部分的政治、經濟實權，在不動搖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創辦洋務、訓練軍隊，籌建海防，創建新式的海陸軍；建立官辦的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開設同文館、西學館和派遣官學生，出國留學，洋務派舉辦新政，標榜求富求強。 但也對內堅持鎮壓人民，對外妥協乞和，在維護封建專制制度上，洋務派與頑固派的本質並無二致，一派是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領導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他們是地主階級中由民族資產階級轉化過來的人物，代表著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維新派指摘洋務派只是學了西方的皮毛，沒學西方富強的本原，西方富強的本原不在於軍事裝備，機器生產，而在於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要求進行自上向下的全面的根本的改革，以君主立憲形式的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專制制度，另外，還有一股政治勢力，就是圍攏在光緒皇帝身邊的所謂“帝黨”的開明官僚集團，代表人物有光緒的師傅翁同龢以及沈曾植、文廷式等，他們本是官僚地主階級的上層分子，但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化，他們對形勢逐步有了較清醒的認識，並希望通過變法從慈禧太后為頭子的頑固手中奪回最高權力，使國家變弱為強，因而支持光緒皇帝進行革新政治，成為維新派的同盟者，甲午中日戰爭後，這四股勢力大體上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頑固派和洋務派沆瀣一氣，為了維護封建專制，對外國侵略者步步屈辱投降，堅決反對國內任何改革，維新派則和帝黨官僚聯合在一起，為了挽求民族危機，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發動了戊戌變法，也稱“百日維新”。 戊戌變法運動，是一場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它雖然最後失敗了，但其啟蒙、創新之功是不可埋沒的。它在我國近代史上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和起過積極作用，范文瀾同志對此有很精闢的分析，他在《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一文中說“戊戌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主要表現在知識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國的封建制度相沿幾千年，流毒無限，清朝統治者，選擇一整套封建毒品來麻痹知識分子，務使失去頭腦的作用，馴服在腐朽統治之下，這些毒品是程朱理學、科舉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經學（訓詁考據）等等，所有保護封建制度的東西，一概掛上孔聖人的招牌，不許有人搖一搖頭，其為害之深之廣，與象徵帝國主義的鴉片（當然不止是鴉片）可稱中外二豎，裡應外合，要中國的命。 以康有為為首的思想家們，公然對清朝用慣了的毒品大搖其頭，拿陸王來對抗程朱，拿今文來對抗古文，拿學校和策論來對抗科舉和八股，所有資產階級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掛上孔聖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變成托古改制，拿孔子來對抗孔子，因此，減輕了非聖無法的壓力。當時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沖盪，知識分子從此在封建思想界添加了一些資本主義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來，應該說，前進了一步。”知識分子的思想解放，是通過戊戌變法這一場資產階級思想的啟蒙運動而進行的，在向進步的西方和日本學習的思想指導下，維新派思想家紛紛著書立說，闡發資產階級思想和近代科學文化，康有為一面聚徒講學，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一面從事變法理論的研究，他還與今文經學家廖平晤談，獲得很大啟發，多年苦思之“道”一旦豁然貫通，他融匯今文經學的“三世”、“三統”說，儒家學說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以及他的理解，吸收的西方歷史，政治社會學說和進化觀念，構築成自己的變法理論體；並向維護封建專制的僵化的“舊學”進行挑戰，寫出有“火山大噴發”、“颶風”、“地震”之稱的代表作《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宣傳變法“改制考”的思想，在政治上打擊“恪守祖訓”的封建頑固派，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作了輿論準備。 “新學偽經考”，又名《偽經考》，十四卷，初刊於1891年，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康有為打著公羊派的旗號，宣揚托古改制思想的重要著作，“新學偽經考”著重從經學方面進行論述，對傳統的“古文”經學展開猛烈的攻擊，康有為認為，歷代封建統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經典，如《周禮》、《逸禮》、《古文尚書》、《左傳》、《毛詩》等都是西漢末年劉歆偽造的，因此都是“偽經”。而劉歆製造偽經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王莽篡奪西漢的政權、建立國號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經學是新莽一朝之學，只能稱之“新學”。 清代的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龔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對劉歆及一些古文經傳發動過攻擊，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學考》、《知聖篇》、《辟劉篇》，主張今文經是孔子的真經，古文經是劉歆竄改過的，而康有為繼承和發展了廖氏的學說，對所有古文經進行徹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學術上，攻破了古文經學“述而不作”的舊說，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擊了“恪守祖訓”，不願變法的封建頑固派，為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作了輿論準備。 《新學偽經考》在廣州出版後，各省紛紛翻印，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震動，1894年夏曆七月，御史安維峻彈劾康有為“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聖世不容，請焚《新學偽考》，而禁粵士從學”，兩廣總督李瀚章令康有為將此書自行焚毀，戊戌政變後，又曾兩度被禁，由此可見《新學偽經考》在政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了。 《新學偽經考序》里說明了書名中“新學”偽經之所所指。作者認為東漢以來經學，多出劉歆偽造，“始偽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所以叫做偽經，劉歆“飾經佐篡”，身為新臣，是新莽一朝之學，與孔子無涉，所以叫作新學，他攻擊“新學”，指斥偽經，認為這是一切惡行敗德的罪魁禍首：“於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為傳，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且為斷爛朝報，“六經”顛倒，亂於非種；聖制埋瘞淪於■霧；天地反常，日月變色，以孔子天命大聖，風載四百，地猶中夏，蒙難遘閔，乃至此極，豈不異載？日後世之大禍，日任奄寺，廣女色，人主奢縱，權臣篡盜，是嘗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無有是，而皆自劉歆開之，是上為聖經之篡賊，下之國家之鴆毒者也，夫始於盜篡者終於即真，始稱偽朝者後為正統，司馬盜魏，嵇紹忠；曹節矯制，張奐賣。 所以作者“不量綿薄，也要“推為盜”，以“雪先聖之沉冤，出諸儒於雲霧者。” 《新學偽經考》光緒十七年廣州康氏萬木草堂刊本，接著，“各省皆”縮印，曾見“光緒帝卯年暮春武林望雲樓石印本”，1894年，遭清政府焚毀。1917年重新刻本出版，改名《偽經考》，書前有題詞：“光緒辛卯，初刊於廣州：各省五縮印，甲午奉旨毀板；戊戌、庚子兩次奉偽旨毀板，丁巳冬重刊於京城，戊午秋七月成，更生記”1931年有北平文化學社鉛字排印本，1936年有商務印書館的國學基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