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考康有為，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別號更生，晚號更，又號天游化人，門生尊為南海先生。出身於以理學傳家的封建官僚家庭。有為少年聰穎，又加上家庭環境的影響。四歲時就會識字，五歲能夠背誦幾百首唐詩。六歲入私塾，師從番禺簡鳳儀，當年就讀完了《大學》、《中庸》、《論語》、《孝經》，老師出“柳成絮”為題讓他作為，康有為應聲而答“魚化龍”，聽這說件事的人都認為康有為是個能幹大事業的人。後來，他拜讀廣東名儒朱九江門下，深受老師“特重氣節而主濟人經世”，及“掃去漢、宋之門戶而歸宗於孔子”的治學態度的影響。
但康有為“日有新思”，獨好陸王心學，並以陸、王來對抗程、朱，“捨棄考據貼括之學，專意養心”，“以經營天下為志”。同時又涉獵西學，“知西人治國有法度”，為他的閱歷而開闊境界。儒學和西學成為康有為維新思想和哲學思想的源泉。1888年，上書極言當時的國運危機，請求變法。1891年—1895年，他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講學的宗旨就是“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在這段時間內，他又結識了今文經學家廖季平，從廖的《知聖篇》、《辟列篇》等文中受到啟迪，相繼寫出了《新學偽經考》及《孔子改制考》，宣稱東漢以來統治者獨尊為儒學正宗的古文經，實際上是劉歆為王莽篡漢而偽造的新學，這些偽造的新學，湮沒了孔子學說的“微言大義”在尊奉孔子為托古改制的偉大的改革家同時，康有為闡發了今文學家“通三統”、“張三世”的學說，完成了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
1895年，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發起“公車上書”。後來他又創立學會，辦報刊，大力從事變法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多次向皇帝上書，爭得了1898年的“百日維新”。戊戌變法失敗後，他逃亡在國外，此後與國內形勢要求背道而馳，成立保皇帝黨，反對革命，堅持改良。1927年，病故在青島。康有為的著作主要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戊戌奏稿；大同書》、《禮運注》、《康南海先生詩集》等。《孔子改制考》是一部被稱作“火山大噴火”一樣的變法理論著作，是他倡導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共二十一卷。這部書集中體現了康有為的政治思想。首先，書中體現了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天下大同，是維新派孜孜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在康有為的思想體系中占有很重的位置。這種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學說和中國傳統的今文哲學中變易的哲學觀點融為一體，又吸收了《禮運》的小康大同說，附會公羊三世論，認為人類社會是循著“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規律發展，最終達到“政府皆由民造”，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隨著康有為對西學認識的逐漸加深，尤其在甲午戰敗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加劇，中國人民滅臨著亡國滅種的命運，康有為和其弟子便決定把這種大同思想廣為傳播，並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武器。《孔子改制考》也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寫出來的。康有為在序中開門見山地宣稱：“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為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淒悽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澤，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
在千餘言的序文中，有為提到“太平之治，大同樂”達八、九次之多，後人往往認為《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為變法改制張本”的著作，卻忽略了它同時也是一部張揚大同思想的宣言。在這部書中，康有為把孔子極力描寫為一個力主改革的聖人，把大同思想說成是孔子教義的最高境界，只是由於“新歆遽出，偽左盛行，古文篡亂”，才使孔子地位降低，“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暗然不明，郁而不發。”
同時，為了宣揚大同思想，康有為對當時統治地位的朱熹思想也進行大膽的譏諷。他在序言中說朱熹“多言義而寡言人，知省身寡過而少極民患”，實際上是指責程朱理學只注重宣傳綱常教義，束縛人們的手腳，禁錮人們的頭腦，而不注意解決實際問題，把人們從現實的苦難中解救出來，因為他們“蔽於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因此，認為朱熹的言論，實際是偏安之論，而康及其弟子就是要撥開雲霧見日，使大同思想重現於世。
《孔子改制考》的序言集中表達了康作書的目的，用大同社會代替封建專制統治，向封建社會提出了挑戰，振聾發聵。
其次，在書中，康有為猛烈抨擊了封建專制主義，表現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為認為，人類大同理想要到遙遠的太平盛世才能實現，“方今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然而，康有為並不是消極地等待大同之世，而是主張積極爭取。
例如，第十二卷《孔子論制法堯舜文王考》中，康有為認為孔子改制只是效法堯舜，原因在於“堯舜以行民主之太平，然其惡乎奪而重仁讓”。所以有了禪讓制，他非常推崇這種盛德，“堯舜為民主，為太平世，為人道之至，儒者舉以為極者也”，並進而引申說：“春秋，詩皆言君主，惟堯典特發民主義，自欽若昊天后，即舍嗣而巽位，或四岳共和，或師錫在下，格文祖而集明堂，辟四門以開議院，……故堯典為孔子之微言，素王之臣制，莫過於此。”康有為托古喻今，與他選“議郎”，開議院的論說相照應。
另外還有許多文章熱情地稱頌民權，認為百姓應該有“自主自立之權”。第八卷《孔子為製法之五考說：“孟子大義云：民為貴，但以民義為主，其能養民，教民者則為主，其殘民、賊民者，則為民賊。”又說：“一畫貫三才謂之王，天下歸往謂之王，天下不歸往，民皆散而去之，謂之匹夫。以勢力把持其民謂之霸……。夫王不王，專視民之聚散與向背名之，非謂其黃屋左■，威權無上也。康有為完全用人心向背來解釋王權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資產階級的民權思想來批判封建的君主專權。
不僅如此，文中有不少篇章直接批評中國延續的封建君主專制。第十七卷《儒政諸子考》中說：“孟子、荀子都認為桀紂非君，湯武非弒，其道理在於：“為民賊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他甚至由此引申開來，把陳涉起兵反秦看作是順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種舉動“見秦王無道，人人皆得而誅之，而陳涉，項羽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湯、武也。”康有為在此把農民起義的領袖和歷來被推崇為聖人的湯武相提並論，確實是一種石破天驚的論調，表現了他鮮明的階級感情。
由以上的綜述中可以看出，《孔子改制考》言民權、倡大同。是康有為假託孔子的名義來實行變法的一個理論基礎。他以封建統治階級最尊崇的權威孔夫子來打擊政治上守舊的頑固派，以減少新法推行中的阻力。
但是，事情並非像有為預想的那樣，《孔子改制考》一刊登，在封建士大夫的各個階層中間都掀起了軒然大波。頑固派視民主大同如洪水猛獸，指責它是邪說，他們認為“孔子之制在三綱王常，而亦堯舜以來相傳之治道也。”指責康有為偽典籍滅聖經，托古論制而亂法律，主張民權，目無君上，是士林敗類，名教罪人，要求清政府嚴懲。
洋務派和頑固派的觀點大體相同，張之洞見到刊出《孔子改制考》後，十分惱怒，在《勸學篇》中予以反駁。洋務派認為，君臣之義“與天無極”，而《孔子改制考》卻完全拋棄三綱五常，鼓吹民權。洋務派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康有為的觀點。張之洞指責他有菲薄名教之心，批評他“忘親”、“忘聖”，“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
不僅如此，原來與維新關係極為密切的帝黨官僚也開始改變對康有為的看法，翁同龢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四月）初十日，……上命臣索康有為所進書，令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孔子改制考》知之。’”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改制考》的刊出在當時的思想界確實影響很大。康有為本來是想借孔子改制的理論為他的變法找一個可以依靠的基礎，喚起民眾的注意，以轉換人心。結果卻事與願違。他的民主大同理論樹立得太高，曲高和寡，不但一般士子難以接受，還引起了整個官僚、士大夫階層的不滿。是康有為有關孔子改制的考證，牽強附會，生拉硬扯，很不嚴密，這在儒學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反感。朱一新在政治上不滿慈禧的專權，他在學術上指出康有為的不嚴謹，說：“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很明白，《孔子改制考》，不僅沒有起到預期的作用，反而給人可以攻擊的口實。剛毅、徐桐等頑固派因此書對維新派愈加怨恨，即使原先同情變法的官吏也因此書而生疑忌之心。
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上書給光緒皇帝，請求嚴禁這種悖論之書。協辦大學士孫家鼐揭露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第八卷中《孔子製法稱王》一篇：“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必證實孔子改制稱王而後已，言春秋即作，周統遂亡，此時王者即是孔子。無論孔子至聖，斷無此僭亂之心，即使後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覆徵引，教化天下？”孫認為，正當朝廷宣告維新，百廢更張之時，康有為卻要“以衰周之事，行之今時，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這樣，必然“導天下於亂”因此，他請求皇上明降諭旨，將康有為書中有關孔子改制稱王等字樣，“亟令刪除，實於人心風俗大有關係”。
更有甚者，原來與維新派過往甚密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也上書說：“其徒松之，持之愈堅，失之愈遠，器然自命，號為康學，而民權平等之說熾矣。甚或呈其橫議，幾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因此，他要求皇帝“飭下康有為將所著孔子改制考一書板本，自行銷毀”，認為這樣既可“以正誤息事”，又能使其“平日從游之徒不致味味然守成說誤宇於歧趨”。另外，百日維新期間還有御史文悌，禮部尚書許應癸等人均曾攻擊過康有為的民權學說。
但是，我們知道，《孔子改制考》並未被光緒帝下令禁毀，而是在維新變法失敗後被禁的，光緒未被一系列的彈劾說動，這其中是有原委的。
根據一系列的資料證明，康有為所進呈給光緒皇帝的《孔子改制考》與刊本有所不同，其中有很是經過了一番大大改繕的，《孔子改制考》寫本與戊戌五月初一日（6月19日）遞交總理衙門，五月初四日（6月22日）再由總理衙門進呈光緒帝。
戊戌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維帝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宣告了醞釀多年的變法高潮的到來，二十八日（6月16日），又召見康有為，商討變法方略。兩天之後，康有為又將《孔子改制考》一書加以修改繕寫呈給光緒，而當時，此書已經有了刊本，康有為此舉實在很令人費解，對比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進呈本和刊本有著很大的區別。
首先：進呈本在一定程度上磨滅了大同思想的精神。前文我們對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已有論述，不再多言。而在進呈本中，康有為將戊戌正月所作序言中有關大同思想的論述全部刪去，而寫了一篇旨意相反的序言，把寫此書的目的稱為“尊聖扶教，防遏橫流”，強調“釋老詞章之舉行，至使天下不知尊聖，不知親聖，異教橫流……則我君臣父子之道將此將湮，豈不畏哉？””顯然，這裡的大同思想已被沖談了許多。
其次，進呈本的主旨是宣揚以孔教搶救世變的思想。
康有為認為，要在政治上推行新法，振興民族，必須用孔教來統一人心，認為孔子的教義和他的哲學思想最適合中國的國情，他說：“天哀大地生人之多艱，乃降聖人而極民患，為神明，為聖王，為萬民作師，為萬民作保，為大地教示。”而他這裡所講的聖人，也就是中國封建社會尊奉了幾千年的孔子。而進呈本的孔子是一個典型的君權維護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懼，作六經而大義明，傳之其徒，行之天下，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綱，家知仁恕忠愛之道，不然則民如標枝，人如野鹿，賊心亂性，悍鷙狠愚。”若孔子的教義深入人心，那么情況就大大不同了，皇上可以“晏安無為”，“垂裳而治之”。在這裡，孔教成了中國封建社會末世的靈丹妙藥，成了國家的頂梁大柱。
顯然，康有為已把孔教的傳播，當成推行新法，挽救世變的根本大計。他以，他進呈《孔子改制考》並作了大幅度的改動，以稱光緒之心，求得信任和支持。事情正如康有為所料，他的刊本《孔子改制考》大受攻擊，而因為他事先有改過的進呈本交給光緒，所以，他的書也因此被保存下來。
但是，戊戌變法失敗後，不用說康有為，連光緒皇帝也是自身難保，《孔子改制考》也和它的作者遭受了同樣的命運，被清政府禁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