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點
科學證據現在不容置疑：氣候變化是對全球的嚴重威脅，急需做出全球反應。
這份獨立的回顧由財政大臣指示編寫，並向大臣和首相報告。本回顧為評估證據，建立對氣候變化經濟內涵的理解做出了貢獻。
本回顧首先分析了關於氣候變化本身的經濟影響的證據，並探索了穩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的經濟內涵。本回顧的第二部分考慮的是複雜的政策挑戰：在向低碳經濟轉變中，在保證社會能夠適應已經無法避免的氣候變化的後果中都有複雜的政策挑戰。
本回顧採用了國際視角。氣候變化的原因及後果都是全球性的，只有採取國際集體行動，才能在所需規模上做出有實效的、有效率的和公平的回應。回應要求在多個領域中進行更有深度的國際合作，最明顯的是建立碳的價格信號和市場，刺激科技研究、發展和套用，推廣適應，開發中國家尤其應該這樣做。
氣候變化在經濟學上提出了獨一無二的挑戰：這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市場失靈現象。因此經濟分析必須是涵蓋全球，著眼長期，把風險和不確定的經濟因素擺在中心，並考慮發生重大的、非邊際變化的可能。為了達到這些要求，本回顧採用了經濟學大部分領域的思想和手法，其中包括很多最新的發展成果。
內容
減少溫室效應的成本與收益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儘早採取有力行動的收益大於成本。我們現在開始的行動需要很長時間才會對未來氣候變化產生影響。我們現在的行動只能對未來40 到50 年的氣候產生有限的影響。但是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在今後10 年20 年的行為將對本世紀後50 年和下個世紀的氣候產生深遠的影響。
雖然沒有人可以完全肯定地預測氣候變化的後果，但是我們現在有足夠的信息，知道這些風險。緩解，也就是採取有力的行動減少排放，必須被看成是一種投資，是一種為了避免在現在和未來數十年里產生非常嚴重後果的風險所需要的成本。如果投資明智的話，這些成本就是可以掌控的；而且在整個過程中還有非常廣泛的增長和發展機會。如果要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讓政策帶來良好的市場信號，克服市場失靈，並把公平和緩解風險作為核心。以上基本上就是本回顧的概念框架。
本回顧以三種不同的方式考慮了氣候變化影響的經濟成本，以及開展行動，減少造成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和收益。
• 使用分解手段，換句話說就是考慮氣候變化對經濟、人類生活和環境的物理影響，並分析利用不同技術和戰略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資源成本；
• 使用經濟模型，包括用於預測氣候變化經濟影響的綜合評估模型，以及顯示總體經濟轉變到低碳能源系統的成本和效益的巨觀經濟模型；
• 以當前水平和“碳的社會成本”（溫室氣體排放每增加一個單位的相關影響成本）的未來軌跡與少量的緩解成本（逐漸減少排放單位的相關成本）進行比較。
從所有這些角度來看，本回顧收集的證據所提出的結論很簡單：儘早採取有力行動的收益明顯大於成本。
證據顯示，忽略氣候變化最終將損害經濟發展。我們在今後幾十年里的行為可能會產生給經濟和社會活動帶來重大幹擾的風險，這些干擾將類似於20 世紀前半葉重大戰爭和經濟蕭條時期的規模。而且很難，甚至不可能扭轉這些變化。對付氣候變化是有利增長的長期戰略，而且不會限制富國和窮國的發展願望。有效行動開展得越早，所需付出的成本就越小。
同時，氣候變化已經在發生。所以，幫助人們適應變化的措施很重要。如果我們在緩解方面採取的行動越少，那么在未來需要不斷適應的難度就越大。
本回顧的第一部分考慮了關於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的證據和採取行動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和收益的證據，還考慮了這些證據與前述的概念框架的關係。
科學證據顯示，如果在排放上走“照常營業”的道路，那么氣候變化帶來影響的風險就將越來越嚴重，而且不可逆轉。
氣候變化的原因和未來途徑
關於氣候變化的原因和未來途徑的科學證據不斷增加，越來越有說服力。科學家現在可以測算出各種可能出現的溫度，可以把對自然環境的影響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不同程度的穩定值聯繫起來。現在，科學家還對過去幾次氣候變化中極大增強了物理過程的動態反饋的潛能有了更多的了解。
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存量（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亞硝酸氧化物和一些從工業過程中產生的氣體）正在上升，這些都是由於人類活動引起的。溫室氣體的來源見下面圖表1。
表1當前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水平或存量相當於大約430ppm二氧化碳1，這個數字在工業革命之前僅為280ppm。這個濃度已經使全球變暖了攝氏半度多，而且由於氣候系統的慣性還將在未來數十年中繼續上升半度。
即使每年的排放沒有超過今天的速度，到2050年，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存量也會比工業革命之前增加一倍，達到550ppm二氧化碳當量；而且將繼續上升。但是，排放還在加速。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的國家向高碳基礎設施投資，隨著世界增加對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可能到2035年就會達到550ppm二氧化碳當量。照這個水平並根據所使用的氣候模式看，全球平均溫度上升超過2攝氏度的幾率至少是75％，也許還會高達99％。
在“照常營業”的情況下，溫室氣體的存量在本世紀末將增加三倍多。未來幾十年里，全球平均溫度變化超過5度的風險幾率至少是50％。這將把人類帶入未知領域。舉例說明如此增溫的嚴重性：我們現在的氣溫比上個冰河時期僅僅高出大概5度。
這樣的變化將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的物理地理。世界物理地理的急劇變化必然將給人類地理，也就是人類在哪裡生活以及怎樣生活帶來重大的影響。
圖表2 總結了科學證據證明的以下關係：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全球平均溫度變化的不同程度的可能性、在每個程度上預期將發生的物理影響。如果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上升強勁，就會增加氣候變化帶來嚴重的、不可逆轉影響的風險。
表2氣候變化威脅全球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包括對水的獲得、糧食生產、健康、土地使用和環境。
雖然預計氣候變化的經濟成本並不容易，但是有一系列的方式和做法使我們能夠評估風險可能的規模，並和成本進行比較。本回顧考慮了三種此類做法。
氣候變化對經濟活動，人類生活和環境的影響
本回顧首先詳細的考慮了對經濟活動、人類生活和環境的物理影響。
按照當前的趨勢，全球平均溫度在今後50 年之內將上升2－3 攝氏度5。如果排放繼續增長的話，地球溫度上升必將還要增加幾度。
變暖將會產生很多嚴峻的影響，而且經常通過水起中間作用。
• 融化的冰川開始時會增加洪水的風險，之後會嚴重的降低水的供給，最終會威脅到六分之一的世界人口。這些人主要居住在印度次大陸、中國的一些地區和南美的安第斯山脈。
• 糧食生產逐漸下降，特別是非洲，這可能導致數以億計的人失去生產或購買足夠食物的能力。在中到高緯度地區，糧食生產雖然因為溫度稍微上升（2 – 3 度）而增產，但是溫度持續上升將導致產量下降。當穩定達到並高於4 度時，全球糧食生產很可能受到嚴重的影響。
• 在更高緯度的地區，與寒冷相關的死亡會減少。但是氣候變化會使因營養不良和熱應力而死亡的人數上升。如果有效的控制措施不到位，像瘧疾和登革熱這樣的媒介傳染病的傳播範圍會擴大。
• 當全球變暖3 或4 度時，每年遭受洪水襲擊的人口將由於海平面上升而增加上千萬甚至是上億人。東南亞（孟加拉和越南）、加勒比和太平洋的小島、以及大的沿海城市，例如東京、紐約、開羅和倫敦將面臨嚴重風險，沿海防洪的壓力將越來越大。根據一項估計，本世紀中期可能有2 億人會因為海平面上升、洪水越來越嚴重、乾旱更加嚴酷而永遠離開家園。
• 生態系統將尤其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大概有15－40％的物種可能會在變暖2 度後面臨滅絕的命運。還有海洋酸化。酸化是二氧化碳水平上升之後的直接結果，這將對海洋生態系統產生重大影響，還有可能對魚類的存量產生不利的後果。
全球繼續變暖將加速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害。
溫度升高將會增加觸發突然的、大規模變化的幾率。
所有全球平均穩定都是相對工業革命（1750－1850 ）之前的水平而言。
• 變暖可能導致區域天氣模式的突然改變，例如南亞的季風或是厄爾尼諾現象。這些變化都對水的獲得和熱帶地區的洪水狀況有著嚴重的影響，也威脅著成百萬人的生計。
• 有數項研究表明，亞馬遜的熱帶雨林有可能受到氣候變化的不良影響，因為模式預測這個地區會出現重大幹旱。比如，有一個模式顯示，如果溫度上升2－3 度，就有可能給亞馬遜雨林帶來嚴重的，甚至可能是無法挽回的損害。
• 冰層的融化或者坍塌最終將威脅到二十分之一人的家園。
雖然關於這些挑戰，我們可以掌握的知識還很多，但是氣候變化有增無減所導致的溫度上升將把世界帶入超出人類經驗所能認知的境界。也就是說，有可能出現非常具有破壞性的後果。
氣候變化的影響分布並不平均，最窮的國家和人民最早受到損害，而且損害程度也最深。而且當損害一旦出現，想扭轉這個過程就太遲了。因此，我們必須放眼未來。
氣候變化是對開發中國家的重大威脅，是持續減貧各方面工作的主要障礙。第一，發展中地區處於地理劣勢：平均來講，它們的溫度已經比發達地區高，而且降雨量起伏很大。進一步變暖會給窮國帶來更高的成本和更少的收益。第二，開發中國家，特別是最窮的國家，都高度依賴農業；而農業是所有經濟領域中最容易受到氣候影響的部分。這些最窮的國家健康供給不足，公共服務品質低。第三，由於收入低、易受影響，它們在適應氣候變化時尤其有困難。
因為這些易受影響的特性，氣候變化很可能會進一步減少開發中國家已經很低的收入並使疾病和死亡率增加。農田收入下降會增加貧困，減少家庭為改善未來所做投資的能力，迫使他們用盡微薄的儲蓄去餬口。在國家層面上，氣候變化將會減少稅收，增加開支的需要，使公共財政情況惡化。
很多開發中國家應對當前的氣候已經很困難。雖然現在溫度上升了不到1 度，這種氣候衝擊就已經使開發中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遭受挫折。如果氣候變化沒有緩解，也就是說上升3－4 度甚至更多的話，就會極大地增加這些事件的風險和成本。
這種規模的影響將會蔓延出國家的邊界，加劇損害。海平面上升以及其它由氣候驅動的變化將迫使數百萬人搬遷：只要海平面上升1 米，孟加拉就將有五分之一多的土地被淹沒，而這種情況在本世紀末就可能發生。與氣候有關的衝擊在過去就已經觸發過暴力衝突，在西非和尼羅河盆地及中亞都有衝突的嚴重風險。
雖然氣候變化最初可能在少數已開發國家有少量的積極影響，但是如果“照常營業”，到本世紀中、晚期，當溫度上升到高得多的時候，氣候變化就很有可能帶來很大的損害。
在高緯度地區，例如加拿大、俄羅斯和北歐，如果溫度上升2－3 度，則有可能因為氣候變化而獲得好處：農業產量提高，冬季死亡率下降，對供暖需求下降，還可能促進旅遊業。但是在這些地區，同樣也會因為溫度上升最快而使基礎設施、人類健康、地方生計和生物多樣性受到損害。
在低緯度的已開發國家將更容易受到不良影響。比如，如果全球溫度上升2 度，在南歐國家裡，水的獲得和糧食產量預期將下降20％。本來就缺水的地區會面臨嚴峻困難，成本不斷增加。
極端天氣（風暴、颶風、颱風、洪水、乾旱和熱浪）的損害成本不斷增加，將抵消早期因氣候變化帶來的收益，這種損害還將隨著溫度的升高迅速增加。根據簡單的外推法計算，到本世紀中期，僅是極端天氣的成本就可能達到世界每年GDP 的0.5－1％。如果世界繼續變暖，這個數字還會持續上升。
• 由於颶風風速與海水溫度上升相關，所以人們預計如果溫度提高5－10 ％，這將使美國每年遭受損害的成本接近翻一番。
• 在英國，一旦全球平均溫度增加3－4 度，每年僅僅洪水的損失就將從今天占GDP 的0.1%增加到GDP 的0.2－0.4％。
• 歐洲2003 年的熱浪導致35000 人死亡，農業損失達到150 億美元。到本世紀中期，這種熱浪將變得司空見慣。
溫度上升後，發達經濟體面臨大規模衝擊的風險將不斷增加。例如，極端氣候事件的成本不斷上升將導致保險成本提高，而且因其起伏不定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
綜合評估模型提供了估計經濟總影響的工具；我們的估計認為，結果很有可能比之前提出的影響更加嚴重。 在本回顧中採用的第二種做法是綜合評估模型，以提供估計金額總計的方法來分析氣候變化的風險和成本。
建立氣候變化全面影響的正式金額模型是個巨大的挑戰，建立全世界兩百年或更長時間的模型是有局限的，這要求我們在解釋結果的時候更加小心。但是像我們之前已經解釋過的一樣，從行動到實效之間的時差很長，為行動提供信息而進行的定量分析將依賴於這種時間跨度很大的模擬。氣候變化的金額影響預計會比之前研究顯示的要嚴重得多，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為之前的研究往往把一些最不肯定但是可能最有破壞性的影響排除在外。由於近期科學的發展，我們現在可以更加直接地使用機率來研究這些風險。
過去大部分正式模擬都把起點定在全球變暖2－3 度的情況上。在這個溫度範圍內，氣候變化的成本與氣候不變化情況下的全球產出相比，相當於永久失去全球產出的大約0－3％。開發中國家遭受的成本會高出這個數字。
但是，早期模型對變暖的預測過於樂觀了：最近的證據顯示，如果按“照常營業”的情況繼續排放的話，到本世紀末溫度變化也許會超過2－3 度。這就增加了影響擴大的可能性，是之前的研究沒有考慮到的。很多這樣的影響都很難量化，例如突然和大規模的氣候變化就是這樣。下個世紀，全球變暖很有可能達到5－6 度。現有的模型在考慮到突然、大規模氣候變化的風險之後，估計溫度上升5－6 度將造成相當於全球GDP 5－10％的損失，而窮國遭受的損失成本將會超過GDP 的10％。此外，還有證據顯示溫度上升有可能超過這個範圍。雖然超出的風險不大，但是足以產生影響的風險。溫度這樣上升將把我們帶入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未知領域，並將給我們周圍的世界帶來劇烈的變化。
由於這樣的可能性已經可以預見，顯然，本回顧使用的模型框架必須圍繞風險的經濟內涵而建立。在不同可能性之間取平均值的做法隱藏了風險。結果比預期嚴重得多的風險確實存在，而且有可能是災難性的。氣候變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關於如何減少這些風險。風險無法完全消除，但是可以大量減少。這樣的模型框架必須從道德上對收入分配和如何對待子子孫孫做出判斷。
分析不應該只是狹隘地集中在GDP 這樣的收入度量上。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健康和環境的後果有可能非常嚴峻。不同戰略的全面比較也會包括對這些後果的衡量。同樣，考慮概念、道德和量度問題也很不容易，必須以應有的謹慎來對待結果。
綜合評估模型
本回顧特別使用了PAGE2002 這個模型的結果，以顯示來自於綜合評估模型的估計在加入最新的、有關溫度上升度數的科學證據之後是如何變化的。我們選擇這個模型是為了清楚地分析風險。能夠執行這個任務的模型很少，PAGE2002 就是其中之一。此外，這個模型所做出的假設涵蓋了之前研究的範圍。我們使用這個模型分析了一組與2001 年跨政府氣候變化專家小組報告的氣候預測相一致的數據，還分析了一組包括氣候系統中反饋放大少量增加的數據。這些增加說明了氣候變化風險增加的一個方面，這個方面在2001 年以後發表的，經過同行評估的科學文獻中已經提到。
我們還考慮到其他方面的因素將會如何增加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成本的估計，這些方面包括對摺扣率的適當套用、在對窮國影響估價時所做的公平加權方面的假設以及對壽命和環境影響的估計。
我們使用這個模型，在考慮到現階段能夠納入分析的那些因素之後估計，在今後200 年裡，在“照常營業”狀況下排放的總影響和總風險的成本將相當於平均降低全球人均消費的5％，從現在開始，永遠如此。雖然這樣估計的成本已經相當高，但是還有很多重要的因素沒有被計算在內。
如果我們的模型系統地考慮三個重要因素的話，“照常營業”的成本還會更高。
• 第一、如果考慮到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直接影響（有時被稱為“非市場”影響），那么我們對氣候變化總成本的預測就必須照同樣方法把全球人均消費量的減少從5％提高到11％。無論從分析還是道德衡量的角度看，這裡都有棘手的問題。模型中使用的方法在給這些影響確定價值時相當保守。
• 第二、有些近期的科學證據顯示，氣候系統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反應可能比之前的看法更快，這是因為有像甲烷排放和碳吸存減弱這樣的反饋放大。我們做模擬時，把這種反應速度的增加設定在很有限的程度上。以此所做的估計顯示，如果是“照常營業”的話，氣候反應的潛在速度有可能把氣候變化的成本從全球消費量的5％增加到7％。如果把上面所講的非市場影響因素考慮在內的話，成本則將從11％增加到14％。
• 第三，世界貧困地區所承擔的氣候變化負擔不成比例。如果我們適當的加權這樣不公平的負擔，變暖5－6 度所造成的全球成本估計要比沒有加權高出四分之一多。
把這些額外的因素累計之後，“照常營業”情況下氣候變化的總成本將相當於當前以及未來人均消費減少20％。
總的來說，如果分析中考慮到所有的影響和可能結果，換句話說就是使用了基本風險經濟學，就可以看出“照常營業”的氣候變化所減少的福利將相當於使人均消費減少5－20％。如果考慮到越來越多有關風險增加的科學證據、考慮到需要避免可能出現的大災難，以及比狹隘的產出衡量更廣泛的計算後果的方法，那么比較合適的估計很有可能是更加偏向20％這一端。
僅僅為幾年的經濟做出預測是一項困難而且不準確的任務。氣候變化的分析，從本質上講，要求我們向前看，要看50、100、200 年或更遠。任何此類模擬都需要以謹慎和謙虛的態度對待，而且結果只是針對所採用的模式及其假設而言。在結果的準確和肯定程度上不能帶有無法實現的期望。此外，在科學和經濟學中有些很大的不確定性來自我們知道最少的領域（比如說溫度非常高時所產生的影響）。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為這是未知的領域。這些模型說明的主要問題是，當我們試圖對比較高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做出應有考慮的時候，可能性加權的成本看起來非常大。但是，大部分（但不是全部）風險可以通過一個有力的緩解政策來減少。所以我們提出，實現這個目標的成本遠遠低於氣候變化所帶來影響的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講，緩解是一個具有高度建設意義的投資。
排放過去一直並將繼續由經濟成長驅動；但是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不僅可行，而且與持續發展一致。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經與人均GDP 緊密相連。概由於此，從1850 年開始，北美和歐洲的能源生產排放占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70％，而開發中國家只占不到1/4。未來大部分排放將來自開發中國家，這些國家的人口和GDP 快速增長，並且在能源密集型產業中所占的比重也在增加。
儘管存在這樣的歷史格局和對“照常營業”的推算，世界仍然不需要在避免氣候變化和促進增長和發展之間做出選擇。能源技術和經濟技術的變化已經減少了排放對收入增長的反應，在一些最富裕的國家尤其如此。如果能夠做出有力而周詳的政策選擇，就有可能在發達和開發中國家中實現所需的“去碳”規模來穩定氣候，同時保持經濟成長。
不管是要實現哪個程度的穩定，都需要降低每年的排放，使其符合地球從大氣中排除溫室氣體的自然能力。排放量超過地球能力的時間越長，最終的穩定點就越高。在長期來講，需要把全球每年的排放降低到5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下，只有降低到這個程度，地球才能吸收，而不增加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濃度。這比現在每年排放的絕對水平低80％多。
溫室氣體的排放
本回顧集中考慮把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450－550ppm二氧化碳當量的可行性和成本。如果要使全球排放穩定在或低於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就必須在今後10－20 年中封頂，然後以每年1－3％的速率下降。各種途徑的範圍見圖表3。到2050 年，全球排放必須比現在的水平低大約25％。上述排放的減少還必須考慮到2050 年時的世界經濟情況。屆時，世界經濟比現在要大3－4 倍。那時每單位GDP 的排放僅能是現在水平的1/4。要穩定在450ppm 二氧化碳當量而不超過的話，全球排放必須在未來10 年內就封頂，之後每年降低5％，在2050 年前達到比現在低70％的水平。
從理論上講，即使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超過峰值之後也仍然可以回落，但是這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會非常困難，而且不明智。超過峰值的途徑包含更大的風險。這是因為溫度會很快上升，並在一個更高點上達到峰值，而且幾十年後才會回落。同樣，排放超過峰值之後需要下減到極低的程度，低於碳的自然吸收，這可能不可行。而且如果高溫減弱了地球吸收碳的能力，超過峰值時就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么未來的排放會需要更快的降低速度才能實現所制定的大氣濃度的穩定目標。
圖3要想大幅度減少排放就會有成本。本回顧估計，如果要穩定到500－550ppm當量，到2050年前每年的成本大概占GDP的1％。這個水平很高，但是可以控制。逆轉排放增長的歷史趨勢，把排放比今天的水平降低25％或者更多，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世界從高碳轉向低碳軌跡是有成本的。但是低碳、高效商品和服務市場的擴大也將帶來很多的商業機會。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可以通過四種方式。不同的方式組合，不同的行業，減少排放的成本會有很大的差異：
• 減少對排放密集型商品和服務的需要
• 增加效率，這既可以省錢又減少了排放
• 採取行動減少無能源排放，例如避免砍伐森林
• 電力、供暖和交通向低碳技術轉化
評估這些變化的成本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把措施資源成本，其中包括引進低碳技術和在土地使用上的變化，與“照常營業”途徑的成本相比較。這使成本呈現上揚的狀態，因為沒有考慮到由於減少對高碳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所帶來的新機會。 第二是使用巨觀經濟模式來探索系統範圍內向低碳能源經濟轉換的影響。這對在一段時間內跟蹤不同因素的活力互動是非常有用的，其中包括經濟因素對價格變化的反應。但是因為結果受到一整套假設的影響，所以可能會很複雜。 以這兩個方法為基礎的中心估計是：將溫室氣體穩定在500－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的平均成本在2050 年前占年均GDP 的1％。這個比重有相當的分量，但是和持續發展和增長完全一致。對比之下，如果氣候變化不緩解，將會最終給發展帶來相當的威脅。對資源成本的估計顯示，每年減排的預期成本與實現穩定在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的軌跡一致；到2050 年，其上限將大約占GDP 的1％。本回顧詳細的考慮了跨行業減少排放的技術和措施的潛能和成本。和氣候變化的影響一樣，這些考慮也有很重要的不確定性。其中包括預測未來幾十年的技術成本以及化石燃料價格在未來的發展都很困難，而且很難知道人們對價格變化會做出什麼反應。 緩解影響的努力具體將如何演變，減排在各個行業之間到底如何組成，都取決於這些因素。但是有可能做出一個在一定範圍內不同選擇的組合之間的中心推測。
提高減少排放和成本效率的技術潛力是巨大的。過去100 年來，已開發國家能源供應的效率提高了10 倍，甚至更多，進一步提高的餘地遠沒有窮盡。國際能源機構的研究顯示，到2050 年，能源效率有可能成為能源行業中節約排放的最大的單一來源。這既有益於環境，又有益於經濟：能源效率措施減少浪費，經常還能夠節約資金。 非能源排放占全部溫室氣體排放的1/3；在這個領域採取行動將做出重要的貢獻。有很多證據顯示，如果有正確的政策和體制結構的話，採取行動防止砍伐森林與其它緩解形式相比，成本很低。
要在中長期大幅度減少減排，就必須大規模的採用一系列清潔電能、熱能和交通技術。世界上所有的發電行業都必須在2050 年之前去碳至少60％，也許要75％，才能實現穩定在或低於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的目標。在短期內實現交通行業大幅減少排放的目標可能更加困難，但最終必須做到。雖然已經有很多能夠實現目標的技術，但是優先重點是降低這些技術的成本，使這些技術在碳價格政策機制中和化石燃料相比也有競爭力。
穩定排放需要技術的組合。一個單一的技術不大可能提供所有必需的排放節約方式，因為所有技術都有不足之處，而且產生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和行業又非常多樣。再者，最終到底哪種技術價格最低還不一定。所以要實現低成本的減少，就需要組合。
全球經濟向低碳轉變的同時，世界上仍有大量的化石燃料。換句話說，在現有政策下以有利可圖的方式提取的碳氫化合物的存量很大，使用起來足以超過把溫室氣體的濃度增加到750ppm 二氧化碳當量的所需水平，這會帶來非常危險的後果。如果“照常營業”，能源使用者很有可能會轉向碳密集型的媒和油頁岩，加快排放增長。
即使再生能源和其它低碳能源來源大量投入使用，碳氫化合物到2050 年前仍然會占全球能源供應的一半以上。廣泛實行碳捕捉和儲存就可以繼續使用化石燃料而不損害環境，並且防止在某個階段因為化石燃料價格的降低因而使有力的氣候變化政策受到不良影響的危險。
對這些減排方法可能成本的估計顯示，把溫室氣體穩定在550ppm 當量的年成本在2050 年大概占全球GDP 的1％，並浮動在GDP 的－1％（淨得）到＋ 3.5％之間。
縱觀各種總量經濟學模型就可以證明這些估計。本回顧採用的第二種做法是比較一系列總量經濟學模型所做出的估計（如下面的圖表4）。這個比較發現，穩定在500－550當量的成本在2050年前大約為GDP的1％，浮動在GDP的-2% 到 +5%之間。這個幅度反映了幾個因素，包括技術革新的速度和政策在世界範圍內貫徹的效率：革新的速度越快，效率就越高，成本就越低。這些因素可以利用政策來影響。平均預期成本可能從本世紀中期起就維持在GDP 的大約1％。但是這些圍繞1 ％的估計對此後的推測就分歧很大。有些認為到2100 年將大幅度下降，有些認為將大幅度上升。這反映出在尋找更有革新性的緩解方式的同時，對成本的估算更加難以確定。
圖4 散點成本推測模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占世界GDP 的比重與減少程度的對比 與底部的差異(%)全球和美國全球變暖潛能
與底部二氧化碳的差異 (%) IMCP 數據組後SRES 數據組WRI 數據組 (僅限美國)到+15 ％之間。但這主要反映了非主流研究的結果；大來源：巴克和科勒(2006): “以技術改變緩解溫室氣體的成本：文獻中各種估計的分析”，4CMR ， 劍橋氣候變化緩解研究中心的研究，劍橋大學。 IMCP, EMF 和USCCSP 承擔的研究以及IPCC 所委託的一系列範圍廣泛的模擬研究顯示，與2050 年把排放穩定在二氧化碳當量一致的排放拋物線都聚集在GDP－2％到5％之間，平均值為1％。這個值域範圍反映出在緩解影響所需要的規模、技術創新的步伐和政策靈活度方面的不確定性。 上面的圖表使用巴克的三個模型結合的數據組，從基線和世界GDP 的相關變化中顯示每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減少。這些模擬的範圍廣泛，其結果反映出模型設計和其中假設的選擇，這些本身就反映出在推測未來時的不確定性和不同的內在做法。這表明選自不同的穩定途徑和年數所有估算的成本都在GDP 的－4％（淨得部分的估計仍然圍繞在GDP 的1％左右。特別是那些得出高成本估計的模型，他們對科技進步的假設從歷史標準上看是非常悲觀的。由於我們有可能在十年之內就達到450ppm 二氧化碳當量這一水平，把排放穩定在這點上幾乎已經是無法達到的目標。憑藉現有和可預見的技術，若要實現所需的大幅減排，存在著切實的困難。如果增加緩解影響的雄心，或突然採取行動，成本就會顯著上升。迅速減少排放行動的費用有可能十分高昂。由此可以得出一條重要結論，推遲行動的成本很高。如不及時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我們將不得不接受更多的氣候變化以及越來越高的緩解成本。未來10 到20 年行動不力的話，即使穩定在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的目標也將無法實現，而在這一水平上就已經有許多相當的風險了。
向低碳經濟的過渡將為競爭力帶來挑戰，但也為增長帶來機遇。緩解影響的成本約占GDP 的1%，與因此而避免的氣候變化的成本和風險相比很小。但是，對於某些國家和行業，成本會高於1％。對於一小部分跨國交易的產品和流程而言，其競爭力可能會受到一些影響。這些影響不應被高估。如果各國和各行業共同行動，就可能減少或消除這些影響。儘管如此，還是會有一個過渡期要把握好。對於經濟整體來說，創新將帶來益處，這會抵消部分成本。各國經濟都在經歷持續的結構性變化，而最成功的就是那些具有迎接變化的靈活性和活力的經濟。在範圍廣闊的行業和服務業內，也存在著相當的新機遇。到2050 年，低碳能源產品的市場價值可能會達到每年至少5000 億美元，而且可能還不止。各公司和國家應當調整自身定位，以利用這些機遇。 氣候變化政策有助於根除現有的低效率。在公司層面上，實施氣候政策可能會引起對節約資金機會的注意。在國民經濟層面上，氣候變化政策可能成為槓桿，用於改革低效的能源體制，取消產生扭曲作用的能源補貼。世界各國政府每年在這些方面的支出約為2500 億美元。氣候變化政策也有助於實現其他目標。這些聯帶益處能夠在相當程度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總體經濟成本。例如，如果氣候變化政策制訂得好，就可以幫助減少由空氣污染導致的疾病和死亡，有助於保護森林；而世界上相當比重的生物多樣性是靠森林維持的。國家能源安全目標也可以與氣候變化目標同步實現。能源效率和能源來源與供應多樣化是能源安全的保證，為發電投資方提供明確的長期政策框架也是能源安全的保證。煤為許多國家經濟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能源，要保持煤的這一角色，碳捕捉和碳儲存至關重要。
因此，減少預期出現的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既是希望所得，也切實可行。 我們在前兩種評估氣候變化影響之風險和成本的方法（綜合法與分解法）中，描述了不採取行動的高昂成本。我們將該成本與上述的預計緩解成本比較後，得出了上述結論。 對於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成本和收益，本回顧採取的第三種分析方法是比較緩解排放的邊際成本和碳的社會成本。該方法估計了預期收益的變化，將少量額外減排的成本按時間分攤，並將二者加以比較，沒有採用大規模的正式經濟模型。 本回顧採用這種方法進行的初步計算顯示，沿著“照常營業”的軌跡持續下去，現在的碳社會成本約為每噸二氧化碳85 美元，高於已發表的典型數字。這主要是由於我們明確對待風險，並納入了近來的風險證據。但是儘管如此，我們的計算仍然完全處於已公布的估計範圍之內。這一數字大大高於許多行業的邊際減碳成本。我們比較了兩種碳社會成本，一種是按“照常營業”軌跡持續下去，另一種是向穩定在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的道路前進。我們按照淨現值的方法估計如果今年實施強有力的緩解政策，使世界邁入較佳的發展道路，那么益處超出成本的幅度會有多大。我們發現淨收益有可能達到2.5 萬億歐元左右。這一數字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長。這不是對今年可實現淨收益值的估計，而是衡量假設今年採取行動的話則有可能產生多少收益，許多數字都是中長期的成本和收益。
即使我們已制訂了合理的政策，碳的社會成本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增長，使越來越多的科技緩解手段能提高成本效益。這並不意味著消費者目前享有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會一直上漲，因為由強有力的政策驅動創新，最終將減少各國經濟的碳密度。隨著低碳技術逐漸成熟，消費者將會看到自己支付的價格也在降低。
本回顧在分析氣候變化成本時採用的三種方法均表明，既然已經估算出緩解行動的成本，就應當採取有力的行動。但是應當採取多大的行動呢？本回顧繼續探討這一問題的經濟內涵。
現有證據顯示，應當把目標設定為將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450 - 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的範圍之內。如果目標高於上述範圍，就會大幅度地增加帶來嚴重危害的風險，而所節省的預計緩解成本則相對很小。如果目標設定在上述範圍的低端，緩解成本就可能需要迅速上升。如果目標低於上述範圍，必定會在近期沒有獲得很大收益的情況下付出很高的調整代價，而且可能行不通；原因之一就是過去採取有力的行動時也總是有耽擱。
由於不確定性，就更需要把目標設定得嚴格些、而不是寬鬆些，因為如果出現了最嚴重的情形，那么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將規模巨大。
溫室氣體的極限濃度決定了對碳社會成本估計值的軌跡；這也反映出特定的道德倫理判斷，以及在模擬中對不確定性的處理方法。本回顧的初步計算表明，如果目標定在450 至550ppm 二氧化碳當量，那么碳的社會成本起點將在每噸二氧化碳25-30 美元，這相當於全球保持“照常營業” 軌跡水平的三分之一左右。
碳的社會成本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上升，因為隨著大氣中溫室氣體存量的增加，邊際破壞也在加劇，而且存量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因此，政策應當確保減碳行動即使是在邊際領域也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強化。但是，政策也應當扶植能壓低減碳平均成本的技術發展。給碳定價本身不足以帶來所需的所有創新，初期階段尤為如此。
建議
因此，本回顧的前半部分顯示出採取有力的行動（包括緩解和適應）應對氣候變化很值得做，並為氣候變化政策的目標提出了建議。
本回顧的後半部分探討了此類政策的適當形式，以及如何置之於全球集體行動的框架之內。減少排放的政策應當基於三個根本要素：碳定價、技術政策、掃除改變行為的障礙。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涉及複雜的挑戰。政策框架必須放眼未來，還要考慮與一系列市場缺陷和市場動因之間的相互影響。
對於穩定溫室氣體含量這一長期目標的共識，是制訂氣候變化政策的重要指導：這種共識大大縮小了可接受的排放道路的範圍。不過，靈活確定每年減排的類別、地點和時間，會降低實現這些穩定目標的成本。
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氣候變化的成本和收益變得日益清晰。所以，應當調整政策，適應情況的變化。這些政策也應該根據各國不同的國情和決策方式來發展。不過，目前行動和長期目標的密切聯繫應當是政策的首要考慮因素。
緩解政策有三大要素：碳定價、技術政策、掃除改變行為的障礙。遺漏三要素中的任何一個，都將大大增加行動的成本。通過稅收、交易或監管確定一個碳價格，是氣候變化政策的一項重要基礎。政策的第一個要素是碳定價。從經濟學上講，溫室氣體具有外在性質。即：排放溫室氣體的人們造成了氣候變化，但他們並不會面臨自己行為的全部後果，而是把成本加在了地球和子孫後代身上。無論是通過稅收和交易明確制定，還是通過監管間接規定一個碳的適當價格，都意味著人們要承擔自己行為的全部社會成本。這將引導個人和企業放棄高碳商品和服務，投資於低碳的替代方式。從經濟效率考慮就能顯示出全球統一碳價的好處：哪裡的減排成本最低，哪裡就會減排。政策工具的選擇將取決於各國的國情、特定行業的特點，以及氣候變化政策和其他政策的相互作用。不同的政策對於不同個人之間的成本分配以及公共財政的影響也存在著重要的不同。稅收的優點是可以提供穩定的財政收入。在交易中，增加拍賣的使用很可能在效率、分配和公共財政方面帶來明顯的益處。有些政府可能注重交易，有些可能注重稅收或監管，還有一些政府會採取混合政策。政府的選擇在各個行業之間可能還各不相同。交易機制可能成為有效的方式，使各國、各行業的碳價格均等。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現在是歐盟減排的核心行動。要收穫排放交易的成果，這些機制必須為靈活高效的反應行動提供激勵措施。擴大交易機制的範圍往往能夠降低成本，減少波動。如果未來規則明確、可預見，再加上機制輪廓清晰，就有助於建立對未來碳價格的信心。要影響公眾行為和投資決策，投資者和消費者必須相信碳價格會在未來持續下去。這對長期資本投資尤為重要。諸如電站、建築、工廠和飛機之類的投資會持續數十年。企業如果對氣候變化政策是否會延續缺乏信心，就可能在決策中不考慮碳價因素。結果可能就是對長期高碳基礎設施的投資過多，這將使後來的減排更加昂貴和困難。
但建立可信度需要時間。未來10 到20 年將是過渡期，從碳定價機制初出茅廬過渡到碳定價普遍適用、並自動在決策中予以考慮的階段。在這個過渡期內，雖然政策的可信度仍在建立之中，國際框架正在成形，但至關重要的是政府必須考慮如何避免被鎖定在高碳基礎設施中的風險，必須考慮是否需要採取額外措施來減少這些風險。需要緊急制定政策，開始支持一系列低碳、高效技術的開發。
氣候變化政策的第二個要素是技術政策。這個政策必須涵蓋從研發到演示，再到早期使用的各個層面。要實現所需的排放量大幅削減的目標，研發各種低碳技術是關鍵。私營領域在研發和技術推廣上扮演著主要角色，但政府和業界如能更加緊密地協作，將進一步刺激低碳技術的廣泛發展，降低成本。
目前，許多低碳技術的價格都超過了化石燃料替代品。但經驗顯示，技術成本將隨著規模的擴大和經驗的積累而遞減，如圖5 所示。
給碳定價是對投資減碳新技術的激勵。如果沒有碳價，就失去了此類投資的動機。但是，投資於新的低碳技術存在著風險。公司可能擔心，如果給碳定價的政策不能延續到未來，自己的新產品就不會有市場。而且，從研發中獲得的知識服務於公共利益。如果公司擔心自己無法獲取全部益處，那就可能減少對那些社會收益大的項目的投資。因此，直接推廣新技術的經濟理由很充分。
過去二十年間，投入在研發和演示上的公共支出明顯減少。這方面現在的投入水平比其它行業低。如果這方面的全球總投資增加一倍而達到每年200 億美元，就很可能獲得高額回報，支持技術多樣化的發展。
圖5在有些行業，尤其是新技術可以勉強立足的發電業，支持早期技術市場的政策將至關重要。本回顧認為，全球用於激勵採用新技術的資金應當從目前的每年340 億美元，增加二到五倍。這種措施將有力地促進私營領域的創新，帶來所需的各種技術。掃除改變行為的障礙是第三個要素，這個要素在鼓勵抓住能源效益機遇方面尤為重要。第三個要素是掃除改變行為的障礙。即便減少排放的措施具有成本效益，也可能存在一些阻礙行動的障礙。比如：缺乏可靠信息、交易成本，以及行為和組織上的慣性。從能源效益措施經常未能實現潛在的成本效益的例子中就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出這些障礙的影響。 監管措施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洞穿這些複雜因素，確保清晰度和確定性。規定建築和設備的最低標準已證明是一種具有成本效益的提高績效的方式。在這個領域，光有價格信號，則發出的聲音太過微弱，不足以發揮能產生作用的影響。 信息政策包括貼標籤和共享最佳做法，這些都可以幫助消費者和公司做出明智決策，並刺激有競爭力的低碳高效商品和服務市場。融資措施也可發揮作用，通過打破可能的限制，幫助支付能源效益改進的先期成本。培養人們在氣候變化的性質和後果方面的共識，對於塑造行為、支持國家和國際上的行動至關重要。通過證據、教育、說服和討論，各國政府可以在對話方面起到催化作用。教育在校生有關氣候變化的情況將有助於形成並保持未來的政策制訂。在公眾當中以及在國際上開展廣泛的辯論將對當前的政策制訂者立即採取有力行動提供支持。適應變化的政策對於應對氣候變化不可避免的後果至關重要，但很多國家對此強調得不夠。
在緩解措施產生效果之前，適應變化是我們對未來幾十年將會發生的影響能作出的唯一回應。
與緩解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適應會帶來本地收益，不需要很長時間即可實現。所以，當個體對市場或環境的變化做出回應時，會出現一些自發的適應。適應的某些方面，如重大基礎設施決策，則需要具有前瞻性，需要規劃。適應還有一些方面要求公共商品顧及全球利益，包括改進氣候系統的信息，改善農作物和技術的氣候適應能力。
在一國經濟範圍內做出適應調整的成本和收益是多少，目前的量化信息有限。對氣候敏感行業進行的研究顯示，許多適應做法的收益都超出了成本。但是溫度較高時，適應的成本會迅速增加，殘餘的危害仍舊嚴重。在經合組織國家裡，新建具備氣候變化適應力的基礎設施和建築所需的額外成本可能達到每年150-1500 億美元（占GDP 的0.05 – 0.5%）。
在開發中國家，適應的挑戰將尤為嚴峻。這些國家由於更加容易受到影響，而且由於比較窮，能夠採取行動的能力將受到限制。已開發國家的成本不易估算，但有可能數以百億美元計。
對氣候信息做出回應的市場將激勵公司和個人採取行動以適應變化。例如，基於風險的保險機制可以提供有關氣候風險規模的強烈信號，因此鼓勵良好的風險管理。
政府要扮演提供政策框架的角色，指導個人和公司在中長期如何有效地適應變化。這裡有四個關鍵領域：
• 高質量的氣候信息和風險管理工具將有助於驅動高效市場。改善地區性氣候預測至關重要，尤其要改進降雨和風暴格局的預測。
• 土地使用規劃和績效標準應當鼓勵私人和公共部門在投資建築和其他長期基礎設施時考慮氣候變化的因素。
• 各國政府可以通過為氣候敏感的公共商品制訂長期政策的方式做出貢獻，其中包括自然資源的保護、海岸防護和應付緊急狀態的準備程度。
• 也許需要為社會上最貧困的群體建立金融安全網，這些人有可能最易受到影響，但又最無力負擔保護措施（包含保險）。
可持續發展本身會帶來多樣性、靈活性和人力資本，這些都是適應變化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許多適應行動不過是延伸優良發展做法而已。比如，倡導總體發展、改善災難管理和緊急反應措施。適應行動應當在各個層面上統合到發展政策和規劃之中。
對氣候變化的有效回應將有賴於為全球集體行動創造條件。
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可以採取的行動
本回顧指出了各社區以及各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可以自己採取的許多行動。
其實許多國家和公司已經開始行動了。但是，大多數國家的單獨排放量與全球總量相比仍然很小，而要穩定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卻需要大幅度地減少排放。緩解氣候變化提出了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安排這一經典問題，與其他環境挑戰有同樣的關鍵特徵，需要跨國管理共有資源，避免“搭便車”的現象。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以及其他許多非正式夥伴關係和對話都提供了支持合作的框架，也奠定了進一步採取集體行動的基礎。
對這一問題的緊迫性和氣候變化政策的長期目標要有共同的全球看法，基於多框線架的國際做法以及協同行動對於回應這樣規模的挑戰十分重要。氣候變化行動的國際框架應該鼓勵不同國家以不同方式體現出領導作用，並作出回應；還應當協助和激勵所有國家的參與。這些國際框架應該遵循效力、效率和平等的原則，這些原則已經為現有的多框線架提供了基礎。
採取行動的需要十分迫切：許多開發中國家對能源和運輸的需求正迅速增長，很多已開發國家也即將開始更新相當比重的資本。未來10 到20 年的投資，有可能把今後五十年的排放量鎖定在非常高的水平，但也有可能為全球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提供機遇。
國際合作必須涵蓋減少排放量政策的所有方面，既包括定價、技術、掃除行為障礙，也包括對因使用土地而產生的排放採取行動。同時，國際合作必須促進和支持適應行動。現在採取行動存在相當的機遇，既包括能夠產生直接經濟收益的領域（比如提高能源效益，減少廢氣燃燒），也包括開展大規模試點項目的領域。這些項目能夠獲取重要的經驗，指導未來的談判。
在行動的每個相關層面都要就一系列的相互責任達成一致，這將有助於實現降低氣候變化風險的總體目標。這些責任應當考慮成本和承擔責任的能力，還要考慮起點、增長的潛力和過去的歷史。
要確實獲得基礎廣泛和持續的合作，就需要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之間公平地分配所需做出的努力。沒有一個單獨的公式能夠在各個方面都做到公平。但是根據收入、歷史責任和人均排放量的計算都表明，富國應當承擔起責任，到2050 年時，把排放量與1990 年相比減少60-80%。
如果增加了透明度，使國家之間的行為可以比較，就能夠鼓勵和延續合作。
在全世界創造一個廣泛相似的碳價信號，並使用碳資金加速開發中國家的行動，是國際合作的迫切優先問題。
要降低減排的總體成本，就必須採用基本相似的碳價格。這個價格可以通過稅收、交易或監管來建立。通過國家行動和國際合作，可以加速私營領域向開發中國家轉讓技術。
《京都議定書》已經建立起支持國際排放量交易的寶貴體制。很有必要再接再厲，從這種做法中汲取經驗。我們有機會利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開展對話，回顧《京都議定書》的效力，再加上廣泛的非正式對話，以這些方式探索前進的方向。
現在，私營領域的交易機制處於國際碳資金流動的核心。連結並擴大各地區和行業的排放交易機制（包括國家層次以下的以及自願的機制）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也需要在發展適當的新體制上取得進展。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的第三階段現在做出的決定為該機制發揮影響，並成為未來全球碳市場的核心提供了機會。
歐盟排放交易機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場。目前正在討論該機制2012 年以後第三階段的結構。這是規劃明確的長期願景的機會，可以使該機製成為未來全球碳市場的中心。
有些因素會有助於為歐盟排放交易機制規劃可信的願景。歐盟設定排放量的總限制時，應當確保排放額度在市場上呈稀缺狀況，對所有相關行業的分配額度訂立嚴格的標準。交易期間應該經常發布明確的排放量信息，以此提高市場透明度，減少不必要的價格驟升或意外崩潰的風險。
修訂的規則，包括未來交易期的分配基礎都很明確，這將為投資者創造更好的可預見性。如果不同時期的排放額度可以儲蓄（或借貸），這將有助於價格在一段時間之後趨於平穩。
拓寬對其他主要工業的參與，以及對航空業等的參與，都將有助於深化市場；增加使用拍賣的方法也將提高效率。
使歐盟排放交易機制能與其他新興交易機制（包括美國和日本的交易機制）連結起來，同時保持和發展這些體系，使在開發中國家減少的排放量也能被利用，這些做法既有可能改善流動性，也有可能確立全球碳市場的核心。
按比例增加碳資金向開發中國家的流動，以支持各項減少排放量的有效政策和項目，這將加速向低碳經濟的過渡。
開發中國家已經在採取有實際意義的行動，使經濟的增長不依賴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例如，中國已經在國內採納了雄心勃勃的目標，要在2006 年到2010 年將單位GDP 能耗降低20%，同時推廣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印度也為同一時期制定了綜合能源政策，其措施有讓貧困人口獲得更多清潔能源，還有提高能源效益。
《京都議定書》提出的清潔發展機制是目前支持在開發中國家低碳投資的主要正式渠道。《京都議定書》允許政府和私營領域在迅速增長的新興經濟中向減排項目投資，並提供了一種支持不同地區排放交易機制之間聯繫的方式。
在未來，要支持符合成本效益的減排，就需要國際碳資金流動的規模實現轉變，也需要有相關的機構機制。在開發中國家，低碳型投資的遞增成本可能每年至少為200-300 億美元。要為這些成本提供援助就需要大大增強交易機制（諸如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的雄心。同時也需要有一定的機制，把私有領域的碳資金與政策和項目計畫連結起來，而不是只與個別項目相掛鈎。而且，援助應該在國家、地區或行業的減排目標下實施。這些資金流在加速開發中國家的私人投資和政府行動中將至關重要。
現在就有建立信任，嘗試形成大規模的資金流以投資於低碳發展道路的機會。如果現有的排放交易機制（包括歐盟排放交易體系）能儘早發出信號，表示能在何種額度上接受開發中國家的碳借貸，這將有助於在這個建立市場和展示可能性的重要階段中保持連續性。
國際金融機構在加速這一進程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世界銀行和其他多邊發展銀行構建的清潔能源投資框架，為促成和擴展投資流提供了相當的潛能。
擴大國際合作，加速技術革新和推廣將降低緩解的成本。
私營領域是世界各地技術創新和傳播的主要推動力。但是政府可以幫助促進國際協作，克服在這一領域的障礙；其方式既可以是正式協定，也可以是促進公私合作的協定，如亞太合作夥伴關係。技術合作有助於分擔風險，共享回報和技術進步，還有助於協調重點的確定。
如果各國單獨確定研發重點和部署支持，由此產生的全球組合可能缺少多樣化，而且很有可能對有些技術重視十分不夠。比如，生物質能技術。這些技術對發展中國尤其重要。
國際研發合作可以採取多種形式。連貫、急迫而基礎廣范的行動需要各國的相互理解與合作。這些理解與合作可以採取正式多邊協定的形式，使各國能夠聚合主要研發投資的風險和收益，這些投資包括示範項目和加速關鍵技術發展的專項國際項目。但是，正式協定只是一個方面。促進更多的相互協調，加強國家項目間的聯繫這樣的非正式協定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部署支持的國家政策上進行正式與非正式的協調，都會因為跨境擴大新市場的規模而加速降低成本。現在許多國家和美國都有具體的國家目標和政策框架，以支持可再生能源技術的採用。透明度和信息共享刺激了對這些市場的興趣。探索部署工具跨境交易的範圍有可能增強支援效力，包括調動所需資源，加速推廣碳捕捉和碳儲存技術的廣泛採用，並加速使用尤其適合於開發中國家的技術。
在監管和產品標準上開展國際協作，可以成為鼓勵提高能源效率的有力方式。這種協作可以提高監管和產品標準的成本效益，強化對創新的激勵，提高透明度，並促進國際貿易。
減少低碳商品和服務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包括國際貿易談判多哈發展回合在內，有可能為加速關鍵技術的傳播提供更多的機會。
制止森林砍伐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成本效益很好的方法。
因森林開伐產生的排放具有相當數量，據估計占全球總排放量的18%以上，超過了全球交通產生的排放量。
我們迫切需要採取行動，保護剩餘的原始森林地帶。要開展大規模的試點計畫，探索將各國行動與國際支持結合起來的有效做法。
應當制訂森林砍伐政策，並由該森林的所在國領導。但是，這些國家應該得到國際社會的大力幫助，而國際社會也從減少森林砍伐的行動中受益。在國家層面上，必須明文規定林地財產權、確定土地所有者、社區和伐木方的權利和責任，這些是有效管理森林的關鍵。這些都應該讓當地社區參與，尊重非正式權利和社會結構，考慮發展目標，並加強護林程式。
本報告的調查表明，在土地使用排放量占全球70%的8 個國家裡，森林保護的機會成本最初約為每年50 億美元。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邊際成本將會增加。
國際社會應當考慮土地替代使用的機會成本、運作和執行保護的成本，以及既得利益受到衝擊時管理好政治過渡所面臨的挑戰。
碳市場在長期提供此類激勵上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如果沒有大幅增加減排需求的協定就把森林砍伐包括在內，這會產生短期風險，使強化現有強大碳市場的關鍵程式受到動搖。這些協定必須以了解可能涉及的轉換規模為基礎。
開發中國家的適應行動必須加速並受到支持，包括國際發展援助的支持。
儘管最貧困的開發中國家在造成氣候變化的過程中責任很小，但是他們將最早遭受衝擊，而且所受衝擊最嚴重。這些國家收入很低，很難為適應變化提供資金。國際社會有義務在適應氣候變化上支持它們。如果沒有這些支持，發展進程將面臨遭受破壞的嚴重風險。
開發中國家要根據自身情況和願望，自己決定適應的做法。快速增長和發展將加強這些國家的適應能力。開發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額外成本有可能數以百億美元計。
由於這一挑戰的規模巨大，已開發國家應該履行現有承諾，即在2010 年前將援助額翻一番；而且履行承諾的需要從來沒有如此急迫過。這些承諾是2002 年在蒙特雷做出的，並分別在2005 年6 月的歐盟理事會和2005 年7 月的八大國鷹谷峰會上再次強調。
捐助方和多邊發展機構應當在對開發中國家的所有援助中，將適應變化納入主流並予以支持。國際社會也應當通過在全球公共商品上的投資來支持適應，投資對象包括對氣候變化監測和預測的改進，建立更好的地區影響模型，開發和推廣抗旱、抗澇農作物。
此外，還應加強努力，建立與氣候相關的保險的公私夥伴關係；強化改善風險管理和準備、災難反應以及難民重新安置的各項機制。
儘早開始有力的緩解行動可以發揮關鍵作用，限制適應變化所帶來的長期成本。否則，適應的成本會大幅度增加。
發展和保持集體行動現在是迫切的挑戰。
所有集體行動的關鍵組成部分都包括：就氣候政策的長期目標達成共識、建立合作的有效機構、展示領導作用、努力建立對其他方的信任。
沒有對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長期目標的明確看法，就不大可能採取足以達到目標的行動。
這些行動必須包括緩解、創新和適應。現在就開始行動的機會很多，有的可以產生直接收益，有的可以開展能夠提供有價值的經驗的大規模試點計畫。而且我們已經開始創建機構來支持合作。
我們面臨的挑戰在於要拓寬和加深所有相關行動層面的參與，包括合作創建碳價格和碳市場，加速創新，採用低碳技術，扭轉改變土地使用所產生的排放，幫助貧困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最惡劣影響。
如果現在就開始有力的集體行動，還有時間避免氣候變化最惡劣的影響。
本回顧集中探討了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經濟內涵，使用了各種經濟工具來對付這個具有長期深遠意義的全球性問題所帶來的各項挑戰。科學家和經濟學家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解決分析上的挑戰，應對各方面存在的不確定因素。但是有一點已經很明確，在面對氣候變化時不採取行動的經濟風險非常嚴重。
我們有方法減少氣候變化的風險。如果制定了合適的激勵體制，私營領域將作出回應，也可以提出解決方案。穩定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是可行的，其成本雖然可觀，但可以控制。
現在已有可以產生必要激勵機制的政策工具，可以改變投資模式，把全球經濟轉移到低碳道路上來。這必須與更多的行動同步進行，以應對現在已經無法避免的氣候變化的影響。
歸根到底，減少氣候變化風險需要集體行動。這需要各國通過支持實現共同目標的國際框架而相互合作。這需要在公私領域之間建立夥伴關係，與民間團體和個人共同努力。我們仍然有可能避免氣候變化的最惡劣的影響。但是我們需要採取有力、緊急的集體行動。耽擱則成本高昂，並且十分危險。
經濟影響
不過，這份歷時一年多完成、凝聚了20多位專家學者心血的報告，在經濟學上的意義仍然充滿爭議性。報告稱，如果不立即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到下世紀初，全球可能因為氣候變暖而損失5％－20％的GDP。11月2日出版的英國權威科學雜誌《自然》指出，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美元為單位的全球變暖影響估價”。
在接受《財經》專訪時，斯特恩表示，這只是基於長時間、世界多個地區以及一系列可能出現的情景的一個平均比例。但是，高達20％的GDP損失可能性，仍然使得不少人感覺受到了“驚嚇”。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經濟學家理察·托爾（Richard Tol）在接受《自然》採訪時就認為，在評估全球變暖對水供應、農業、健康以及保險等的影響時，實際上斯特恩只選擇了最為悲觀的研究結論。此外，在評估海水上升的影響時，也忽視了防波堤等設施所起的保護作用。
“這是一份很好的報告，但其中卻包含了太多的假設。”他委婉地批評說。
中國面臨挑戰
在接受《財經》採訪時，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江家駟表示，斯特恩報告雖然只是“系列警報”中最新的一次，但“中國過分重視能源問題，相對忽略氣候問題”的取向，確實到了重新思考的時候了。不少專家、學者在接受《財經》採訪時，也都發出了類似警告。
在目前《京都議定書》框架下，中國等開發中國家並不承擔強制性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相反，通過清潔發展機制，中國企業及政府還可以從碳交易中獲得一些收入。
但在“斯特恩報告”發布之後，一種擔心是——氣候問題有可能越來越多地成為新的“國際性工具”，中國必須提前做好應對的準備。
斯特恩報告，是直接受英國財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委託完成的。輿論普遍認為，布朗很有可能明年接任首相職務；屆時，英國可能會在歐盟提出更加激進的控制溫室氣體的政策建議。而隨著共和黨在剛結束的中期選舉中遭到挫折，一直對氣候變化持強硬立場的美國態度也有望出現鬆動，從而加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合唱”中。
根據國際能源署最新發布的報告，預計到2009年，中國將可能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接近政府決策層的人士在接受《財經》採訪時表示，至少在2050年之前，鑒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中國都不會傾向於接受硬性的排放限額。但是，中國面臨的壓力不斷增加，也是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斯特恩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就指出，要把全球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百萬分之五百五十，不僅已開發國家要作出大幅削減，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也必須使得2050年的排放與1990年相比，增長幅度不超過四分之一。
據聯合國的統計，目前中國的人均碳（溫室氣體）排放水平，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五分之一左右，只相當於美國的六分之一。但從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態勢來看，如果不做大的結構調整，中國人均碳排放突破世界平均水平並不遙遠。
11月10日，正在訪華的歐盟貿易專員曼德爾森在北京發表演講時就表示，將來的WTO談判中，可能會考慮到氣候變化因素，比如對“氣候友好型”的產品徵收更低的關稅等。而這些一旦付諸實施，顯然，會使得正在經受“綠色壁壘”困擾的眾多中國企業面臨更多的挑戰。
但是，中國要在短期內大幅度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面臨的政策、制度、技術以及資金方面的挑戰，也是可想而知的。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胡濤博士接受《財經》採訪時就指出，目前中國的大部分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更缺乏足夠的技術來完成這種轉型。他呼籲建立類似於“蒙特婁多邊基金會”這樣的機制，來確保開發中國家獲得良好的支持。
1987年，旨在削減臭氧層消耗物質用量的《蒙特婁議定書》正式簽署；三年之後，正式成立了一個基金會，來幫助開發中國家實現產品替代。截止到今年4月，已開發國家等對這個基金的投入已經超過20億美元；在全部189個締約國中，有143個已經達到了排放削減目標。 目前，已經有不少開發中國家的專家學者建議設立類似的基金會，由美國、澳大利亞等人均碳排放大國出資，通過基金的形式來購買其“超額額度”。
在接受《財經》專訪時，斯特恩也承認，僅僅依靠現有的機制，像中國這樣的開發中國家顯然難以在財政上得到保障。要知道，要完成這種經濟轉型，每年需要的投資都在200億－300億美元。
在技術方面，斯特恩則建議開展國際性的研發合作，包括統一市場標準以及分享信息等。長期關注氣候變化政策的國際資本結構委員會（ICCF）董事總經理瑪爾戈·托寧（Margo Thorning）博士也向《財經》記者強調：“已開發國家應該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開發中國家一起分享相關的智慧財產權，這才是真正‘雙贏’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