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第十章 游擊區經濟工作
俗話說：“兵馬未到，糧草先行”。我們這支游擊隊如何解決給養呢？
剛到浦東時，開始主要靠打漢奸，但大漢奸逃到上海了，中漢奸躲在據點裡，靠打
一些小漢奸根本解決不了吃飯穿衣問題。後來在沿海收些山芋捐，但經費還是很困難。
反“清鄉”前，我到蘇北根據地參觀，大開了眼界。我們抗日游擊隊完全可以名正
言順地在游擊區徵收“救國公糧”，但浦東是敵偽、頑、友犬牙交錯的地區，我軍的活
動區是不固定的。地方政權被日偽控制，他們以汪偽“中央”名義向商賈百姓征糧徵稅。
國民黨“忠救軍”占領地區，也以“正統中央”名義去徵收。我們只能夠在自己控制的
地區徵收。在反“清鄉”前，連柏生與馬伯生通過談判專門劃定了各自徵收的區域。反
“清鄉”一開始，雖然國民黨的“忠救軍”溜走了，但在敵偽嚴密控制下，我們小分隊
力量小，很難對“清鄉”區開展徵收工作。直到1943年底，我們才開始恢復游擊區的征
收救國公糧和愛國捐的工作。
要開展徵收救國公糧工作，首先要有徵收田畝的依據。鮑季良有個親戚叫施濟同。
他是坦直橋的國小教師，與住在坦直鎮的偽南匯縣錢糧櫃主任潘裕德熟悉。鮑就通過施
濟同的關係去拜訪潘裕德，通過教育，潘向鮑季良提供了南匯縣征收吏名單及各催徵吏
分管田畝數清單。另外，連柏生也寫信給前南匯縣錢糧科長張思華，張向我們提供了南
匯各鄉鎮徵稅額的有關歷史資料。有了這兩份資料，我們就以“五支隊”名義對農村展
開了錢糧徵收工作。
收繳的救國公糧都是“代金”。為了減輕農民負擔，我們根據抗日戰爭時期我黨減
租減息的主張，告示農民：農村每畝徵收2升半米的“代金”，合當時偽幣100元，無田
免收。這個數額只有敵偽各種捐稅的1B5不到。我們規定，什麼“牛捐”、“船捐”等一
律廢除，並且發動農民抵制汪偽“中央”、“正統中央”的各種苛捐雜稅。在征繳稅款
中，還撥出一部分資金支持農村教育，補貼教師的生活。在我們的控制區，嚴禁任何人
以任何藉口給老百姓亂攤派亂收費。如有檢舉，違者必究嚴辦。有個姓王的常備中隊長，
是黃家路外面的人，吞吃了一個鄉的愛國捐，民憤極大，事情被揭發後，我們按軍法條
例把他嚴厲懲處了。在我們控制的徵收區，收費公平合理，農民實際負擔大大減輕。這
也是我黨取信於民的重要原因。
錢糧徵收和我們部隊給養供需這項重要工作，是由鮑季良同志全面負責的。
鮑季良原是南匯縣的一個國小教師，為人正派，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共產黨員。
早在抗日戰爭初期，他就投身了抗日救亡活動，參加了周大根的“保衛二中”。連柏生
在南匯成立“抗衛四中”，就邀鮑季良協助工作。我初次到浦東時，他已經是支隊部管
家了，大家都親熱地稱呼他為“鮑秘書”。實際上他還參與了部隊許多方面的組織工作，
是我們領導的左右手。1942年，他隨五支隊去了浙東。1943年6月，浙東區黨委派他回浦
東協助我工作。回來後，他任黨支部書記分管的就是部隊經濟工作。他工作任勞任怨，
踏踏實實，一絲不苟。尤其突出的是，我們部隊的錢糧收繳存儲都由他一人經手，身上
經常帶幾萬現金，但他自己從來不花公家一分錢，克勤克儉，艱苦樸素，廉潔自律，對
部隊的錢糧賬目搞得清清楚楚，毫釐不爽。他經常講，這些錢是老百姓的血汗，是用戰
士的鮮血換來的，要用到抗日上去。這對那些貪贓枉法、一心發國難財的敵頑和反動分
子來說，是不可思議的。
經濟工作，關鍵要用好人，要挑選廉潔奉公的人，又要嚴格管理，警鐘長鳴。這是
我們浦東經濟工作的一條重要經驗。
愛國公糧代金，主要在我們控制的農村徵收。那么敵偽控制的城鎮據點怎么辦呢？
我們就通過偽商會會長或鄉、鎮、保長和催徵吏，徵收抗日“愛國捐”，這是我們浦東
特有的做法。我們決心這樣做，一是為了通過徵收“愛國捐”從經濟上、政治上給予敵
人沉重打擊；另外是減輕農民負擔，擴大財源，增加收入。浙東區黨委對我們這種大膽
而又有創造性的做法，予以很高評價。這一辦法收效也很大。
為了完成農村和市鎮繁重的徵收任務，我們按區成立了徵收隊，任命一批徵收主任。
奉賢的徵收主任是衛民，衛民同志犧牲後由張圮接替。南匯一、二區為夏筱塘；三區黃
川農；五區王守江，又名申善根；六區莫伯如，北撤時犧牲；七區葉五，1944年犧牲，
後由黃松濤繼任，北撤時犧牲；八區為張磊。其中三區和八區，因在敵人控制區，我們
還配上了短槍隊，協助徵收。
具體徵收工作，都通過催徵吏進行。每次在開徵之前，徵收隊先要召集鄉保長和催
徵吏開會，向他們宣傳抗日道理，交代徵收政策和辦法。這些催徵吏一般都能協助我們
認真征繳，但也有一些反動的偽鄉、保長，不僅抗繳愛國糧，而且威嚇催徵吏，甚至迫
害徵收主任。對這些極個別有罪惡和民憤的反動分子，我們就給予打擊和鎮壓。
進入敵人據點徵收愛國捐，要比農村複雜和危險得多。我們的徵收人員要化裝混進
據點，找關係人，把支隊部徵收“條子”傳進去，然後再派人聯繫，約定時間、地點以
及解繳款的辦法。開始比較困難。敵人據點布防嚴密，那些偽鄉鎮長和商會會長，有的
怕遭日軍報復，左右為難；有的則“不見棺材不落淚”，能拖則拖，能賴則賴，巧於應
付我們。工作做了很多，收效甚微。後來，由於我們部隊反“清鄉”戰果赫赫，那些開
明的士紳和偽職人員，在我們的教育下，也願意積極協助我們徵收了。我們還規定，凡
是協助我們徵收愛國捐的，按一定比例給予手續費，讓這些人也能獲得一些實惠。每一
個據點，該征多少，都由我們支隊部按市鎮大小，工商企業經營情況統一核定，大的最
多500石米的代金，小的100石米的代金。金額原則是：“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小商小
販不收”，公平合理攤派。
大團鎮漢奸韓鴻生被我們處決後，由周士奎接任大團鎮商會會長。1943年初，我們
派林志傑帶我親筆信去找周士奎，要周士奎召集大團鎮工商界籌辦軍餉500石大米。林到
周士奎開的“大盛和花米行”找周，周不在，受到經理室的盛根生熱情接待。盛表示：
“事關重大，等會長回來後再作答覆。”周回來後，看了我的信，背著敵人，把商界召
集起來，按照我們規定的“大商多收，中商少收，夫妻老婆店不收”的原則，攤派下去，
很快完成了徵收愛國捐的任務。這筆征糧經費，由周巧妙地委託良同濟藥店代收後，再
集中交給鮑季良。完成後周還派盛根生來支隊部專門匯報了徵收過程。我們讚揚周士奎
有愛國實際行動，不當真漢奸，歡迎周士奎先生團結工商界，為支援抗日，有力出力，
有錢出錢。
我們向農民和城鎮工商界徵收的“救國公糧”和“愛國捐”，都是鈔票。這些錢，
首先是購買糧食，以保證我們部隊的供應。糧食不能隨身帶，我們採取的辦法是在我們
活動的地區，建立各種大大小小的糧食儲存點。部隊轉移到哪裡，哪裡就有我們的“糧
庫”，以隨時保障供給。這些“糧庫”都選擇在十分可靠和容易掩護的地方。
南匯縣和奉賢縣交界處的徐家宅徐根海家就是我部重要的儲糧點之一。它時間長，
儲量大，發揮的作用也很大。這個儲糧點是我在反“清鄉”前，於1941年南進奉賢時秘
密建立起來的。
當時我兼做民運工作。游擊區從南匯向奉賢發展，徐家宅在兩縣交界處。地址是中
心橋以南，東新市以北，距新場、大團差不多有5公里。我們部隊經常在此宿營或進出。
為了建立比較穩固的駐地，我在徐家宅這一帶，組織“青年救國會”的民眾團體。徐家
宅有個名叫徐根海的青年，也熱情參加。他家是有100多畝地的中小地主。但徐思想進步，
是個熱血青年。於是我就與徐根海商量，在他家設了一個聯絡站，部隊不在他家宿營，
主要是儲存糧食，兼送情報。我們進駐這一地區後，部隊宿營在南匯唐家圈盤的邵家宅
和奉賢的喬陳家宅一帶，吃糧就到徐根海家去拿。有時我們的糧食吃完了，就吃他的。
在他家我們一般存放數十石米。選這樣的家庭存糧，敵人是不會懷疑的。因為，這么多
糧食與他們的經濟地位相當；如果存放在一般老百姓家，就要引起敵人懷疑了。
但是，與徐根海一起參加“救國會”的邵夢星，圖謀不軌，要去敲徐根海的“竹槓”。
邵夢星的父親是個催徵吏，邵家與上海國民黨軍隊的王敬久師長有聯絡親。邵把徐根海
騙到偽軍范根才部，要徐根海拿出一筆錢來，否則他就要告發徐通共產黨。徐根海怒斥
邵夢星貪財忘義，不要臉皮。邵夢星凶相畢露，把徐根海槍斃了。後來我部了解這個情
況後，將兇犯邵夢星鎮壓了。
徐根海犧牲後，徐家由他愛人當家。他愛人具體名字不知道，大家都喊她“南頭人”。
據說，她是工人出身，人非常能幹。徐根海去世後，這個令人尊敬而苦命的“南頭人”，
繼續為我們挑起了儲存糧食的擔子。她還派家裡老傭人周夢林，為我們送情報。這個儲
糧點隱蔽得非常好，一直到抗戰勝利。
像徐根海和他的愛人這些浦東民眾是不能忘記的。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淞滬支隊
是難以成長和發展起來的。
1943年夏以後，由於游擊活動區的逐步擴大，收繳愛國捐的地域也擴大，我們不僅
能在南匯全縣收到愛國捐，奉賢的5個區中我們也能收到3個區。當時，地方上有人還向
我提議，在黃浦江上設卡收稅，說只要用我們的名義就行，收到稅後給他們一點報酬。
但我考慮到我們部隊自己沒有那么多人去搞，由地方武裝部隊去乾，弄不好要敗壞我們
名聲。所以，除了1944年在三灶一帶海港收過稅外，沒有同意在黃浦江設卡。
我們的財政是自給有餘的。我們把多餘的錢，一部分送到浙東；有一部分換成硬通
貨積存起來，有的還入股投資。最後在大軍北撤時，全部帶到了蘇北根據地。糧食我們
是吃不完的，駐地暫存一些，還組織調運到浙東遊擊區去。為此，我們專門建立了一些
秘密錢糧轉運站，解決錢糧兌現、轉移和貯存的工作。
周浦是南匯重鎮、交通樞紐，是浦東地區貨物進出口要地，敵人重點把守。1943年
冬，我們決定在周浦建立一個糧食儲存轉運點。
為了便於掩護，我們請奉賢地方上有些聲望的、與我們關係密切的吳仙鶴先生在周
浦鎮上開爿米行。當時，吳仙鶴的“守望隊”已交給我們部隊，吳雖然沒有參加共產黨
游擊隊，但他的一些骨幹都參加了我們隊伍，有的成了共產黨員。我們向他說明情況後，
吳同意幫助我們。經過一番準備，在周浦“長豐米行”掛牌開張。吳選了兩個可靠的人
當幫手，都是他家鄉梁典一帶人。一個叫陸良弼，做糧店的帳房先生；另一個是朱剛的
朋友，叫肖仁傑，當經理。從表面看，長豐米行與其他糧行差不多，但實際上這個米行
有三個任務：第一，為我們部隊購買和囤積糧食；第二，組織調運，其中相當大部分運
到浙東去，有時一次就要有好幾百石米；第三，收集情報。糧店在開張時，為了掩護，
還請敵偽一些頭面人物捧場。但不久還是被日軍藉故封掉了。被封后，吳就通過關係，
送錢說情，繼續開張營業。吳仙鶴通過一番活動，當上了周浦的偽區長，有了這個合法
身份，當局對長豐米行就不敢隨便得罪了。吳仙鶴同志對浦東遊擊區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他後來是奉賢縣政協委員，現已去世。
奉賢蔡家橋北面的莫家宅，有個小地主叫莫海珊，是周家弄鄉的鄉長，比較靠攏我
們。他的家也是我們的一個重要的錢糧儲運點。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幫助我們換
“劃條”（即期票，也可當鈔票用），經手的款項比較大。當然，他也有一定好處，
“調頭寸”得來的盈利歸他。我們有一部分資金就暫存在他那裡，供我們部隊隨時取用。
“清鄉”期間，莫海珊被人告發，被日本人抓去嚴刑逼供，他嚴守機密，守口如瓶，後
在多方營救下獲釋。莫出獄後，我立即乘了一隻槳划船去慰問他，稱讚他為抗日做出了
貢獻。他出來後仍繼續為我們工作。1945年7月，當時已經投誠馬伯生的黃志英，帶了1
0多人去威逼莫海珊，要莫拿出我們存放在他那裡的錢物。莫海珊知道黃已叛變，堅決不
給他。黃就把莫海珊和他的大兒子莫良才殘酷地殺害了。莫海珊是開明士紳，他和他兒
子也是為抗日而犧牲的，我們要記住他們。莫海珊留有兩兒一女，有個兒子好像叫毛囡。
工商業者王家傑，是鮑季良同志的表兄。他擁護抗日，支持子女參加我軍。他敢冒
風險，為我軍代買西藥、白報紙、布匹等軍用物資，並想方設法運送到浦東或浙東。他
還為我們代買了橫淝大新紗廠的股票，給我們安插了一名工作人員在廠里，作為我軍在
橫淝鎮上的耳目。
其他一些工商者，如我軍活動地區一些小鎮上的糧行、藥店等，大多傾向於我們，
他們也積極為我們購買、暫存、運送糧食和其他物品，為浦東抗日做出了貢獻。
在開展經濟工作中，我們也有幾個同志獻出了生命。像奉賢的徵收主任衛民同志，
被叛徒黃志英殺害了。後來接替他的張圮同志，也被叛徒張阿六（與川沙土匪頭子張阿
六是兩個人）殺害了。我們部隊的經費，一分一毫，來之不易啊！
它是勞動人民的血汗，也是我們戰士的血汗。
張圮同志又名張妙根，原是“吳仙鶴守望隊”的，家住奉賢奉城附近的白衣聚。張
任“守望隊”書記員，即文書。他同朱剛、朱守藩、張四福、湯一鳴（後加入共產黨，
已犧牲）等，都是這個守望隊的骨幹。1942年初，這個守望隊集體參加了我們的部隊。
張圮同志的特點是小心謹慎，作風正派，適合做經濟工作。後來他擔任徵收主任，
負責奉賢縣境內收救國公糧代金，身邊常帶許多現鈔。當時，張圮帶有一個短槍隊，經
常活動在奉城的洪廟到新場一帶。
張阿六原名張明生，是張圮的同村人，也是國小的同學。張阿六思想墮落，拜鬼子
的翻譯陳方章為老頭子。張圮在洪廟一帶活動時，老百姓把張阿六的惡端告到了張圮那
里。張圮把張阿六叫來，嚴詞訓斥，張阿六苦苦哀求，表示願意改邪歸正，為抗日做些
事。這樣，張圮就原諒了他，並介紹到我們部隊，隨同張圮所帶的短槍隊活動。但單獨
活動一多，張阿六背著張圮又幹了不少壞事。我慢慢地也聽到了一些風聲。1944年的春
天，我以部隊需要人站崗放哨為理由，把短槍隊調回支隊部。張阿六對此極為不滿，我
單獨找他談話，嚴肅地對他進行批評教育。
有一天，支隊部派了一個通訊員，同張圮一起帶了瞿雲章、倪雲飛、夏阿二、張阿
六以及泰日橋附近的另一個人，去奉賢執行任務。第一夜，他們住在新場南面，沒有事。
第二夜，在泰日橋東南、資福寺廟北面的一家三開間門面的獨家野村宿營。到第二班崗
時，張阿六、倪雲飛這兩個傢伙，鼓動夏阿二，趁其他人熟睡之際，開槍殺害了張圮、
通訊員和泰日橋的那個同志。瞿雲章、衛夢生因是張阿六的親戚，才未遭毒手。
瞿被槍聲驚醒後，看到張阿六正將張圮同志身上的錢，塞進自己的口袋。眼前所發
生的一切，瞿心裡明白了。張阿六先是對瞿謊稱“手槍走火，誤殺了張書記”。後又赤
裸裸地說：“支隊部不信任我。”當瞿雲章問他下一步怎么辦時，張拍了拍身上的“快
慢機”，說：“有這隻‘旁開門’，到哪裡吃不了飯？”瞿又問：“家庭怎么辦？”張
惡狠狠地說：“我預備家裡出十隻棺材！”瞿雲章想想不對頭，他們的出路只有兩條，
要么投降鬼子做漢奸，要么當土匪。這兩條路瞿認為根本走不通。可是馬上反抗又不行，
只好先跟著他們，慢慢再想辦法。瞿雲章知道夏阿二平時還有點孝心，在向南逃竄的路
上，就用家庭、父母等利害關係，做通了夏的工作。到了平安偷鴨欄附近，他們三人乘
張阿六、倪雲飛睡熟時，用斧頭把兩個壞蛋幹掉了。
當我們得知張圮等同志遇害的訊息之後，立即派人到資福寺那裡收殮他們的遺體。
恰巧碰上瞿雲章、夏阿二和衛夢生等提了張阿六、倪雲飛的兩穎人頭以及張阿六搶去的
東西，趕了回來。
張圮同志未入黨，但我已經找他談過，準備發展他。事實上我們已把他當黨員使用
了。張圮等同志遇害，是我們部隊的一個損失。
由於我們經濟工作做得好，部隊有比較可靠的經濟來源，但我們部隊始終保持著艱
苦奮鬥的優良作風，衣、食、住、行，仍然是很艱苦的。
我們穿的是浦東土布，有的還是用廢舊料拼制縫補而成的。有時也有點洋布，那是
很少的。特別是“清鄉”開始那一年，已經到了農曆的十月份，我們還穿著單衣。我穿
的一般是浦東老百姓用洋紗織的俗稱“兩隔一”的土布，那已經算是“出風頭”了。腳
上穿的多數是有鴨舌頭的鬆緊鞋，少數還穿用布條和絨線打的“草鞋”。皮鞋是不穿的，
當然化裝執行任務那是另一回事了。如果下雨天，那只有打赤腳，有雨鞋的是少數。敵、
偽軍的制服，我們偶爾也穿穿，但這是很少有的。冬天，每人發一條1公斤重的小棉被。
冷怎么辦呢？只好底下鋪點稻草，身上再蓋點稻草，實際上就是鑽在稻草窩裡。所以，
我們在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時，把“八項注意”里的有一項，就改成了“早起門
板要上好”或者“早起稻草要捆好”。冬天，每個班有一件棉大衣，供哨兵穿著。1944
年的夏天，我們的經濟條件有了好轉，每人發了一塊紗布，睡覺時蓋在臉上，防止蚊蟲
叮咬。中隊幹部與戰士一樣待遇。只有我們支隊部的幾個幹部，才每人有頂小蚊帳，算
對我們的優待。
我們部隊在吃的方面，也是十分艱苦的。通常是鹹菜湯或青菜豆腐湯，有時也吃一
點豬肉、百葉結。1944年時每人每月500克豬肉，主食是大米。買菜是個問題，有時叫老
百姓上鎮買，有時自己化裝後上鎮買，但都要巧妙偽裝和十分警惕，否則容易暴露。所
以，通常只是向駐地老百姓買點鹹菜之類的東西。我們打了勝仗，民眾要來慰問，那些
與我們有關係的統戰對象也要來慰勞，送來不少雞鴨魚肉等葷腥，一伙食就好了。津貼是
很少的，幹部戰士同等待遇，每人每月偽幣三四塊錢，相當於現在的幾毛錢，主要買點
牙刷、牙膏、毛巾之類。那時香菸很貴，所以抽菸的人很少。那些抽菸的戰士，連一個
煙屁股也捨不得丟掉，四五個人輪流著還要吸它一口。我平時喜歡吃的就是一些大蒜、
莧菜、金花菜、土豆、番茄、黃瓜、辣椒，還有俗稱“獨腳蟹”的發芽豆，這比起我的
童年來，那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們還喜歡吃麥粞飯，所以有時用白米飯與民眾調來吃。
酒，我能喝一點，但在那種游擊環境裡，只能偶爾喝一次，數量也是很少的，生怕誤事。
部隊每到一個宿營地，首先要派出崗哨，根據可能發生的情況，明確各中隊戰鬥任
務。住房統一分配，一切服從於戰鬥需要。關於住房，我們有個規定，只能住老百姓的
客堂和偏屋，不準住內房。早晨起床後，立即打好背包，清理鋪草，打掃乾淨，把老百
姓的台、凳、椅、桌，按原來位置擺好。我喜歡睡門板、桌子，有時用兩條長凳一拼，
就睡了。晚上主要是靠蠟燭照明，一般都點在門後，不讓亮光射到外面。睡覺前一般都
要燒水洗腳，有時長途行軍後實在太疲勞了，也有不洗腳倒下就睡的。由於稻草比較潮
濕，又經常出汗，很少洗澡，就容易生虱子和疥瘡，瘧疾也比較多。
站崗、放哨是輪流的。白天，瞭望哨放在村子裡，夏天多數爬在大樹上。不但隱蔽，
而且視野較寬。步哨都是化裝成老百姓幹活，在村外水、陸交通要道口負責警戒。支隊
部一般都設在村宅的中心，便於掌握情況和組織指揮，不設門崗。白天在外放哨，如果
是帶槍的，不能背在肩上，只能拎在手裡，這樣有農作物掩護，遠處就不容易發現。晚
上，有固定哨和流動哨，固定哨有嚴格的交接班手續，把發現的火光、聽到的狗叫、周
圍變化的情況，都要交代清楚；然後將這些情況，由帶班的匯集攏來，報告給值班幹部。
有特殊的情況，值班幹部必須隨時向我報告。在緊張的情況下，還有值班機槍。換崗的
時間開始沒有鐘錶，只好用點香的辦法解決，由帶班的負責叫，直到1944年後才有鬧鐘。
帶班的都是班以上幹部。中隊幹部負責值班，都要查崗、查哨和查鋪。
晚上的口令，有時用簡單的口哨來區別，吹一下或者兩下等。大多用單詞，如“斗
爭”、“戰鬥”、“殲敵”等等，任意規定。一般都用一些與抗日和鼓舞鬥志有關的詞
語。開始因部隊小，又集中在一起，所以口令就由支隊部掌握。後來，部隊擴大了，各
中隊每天的口令，由各中隊掌握，逐天更換。
我們在浦東這塊狹小的土地上打游擊，原地宿營的情況是很難得的，不管下雪還是
落雨，都必須走。只有在走的中間，才能爭取主動權。部隊行軍，完全靠兩條腿走路，
所以非常辛苦。浦東農村的青紗帳起來後，那就是我們部隊活動的黃金時節，河浜兩岸
都有茂盛的稈棵、蘆葦，隔浜就不易被人看見，加上分散的自然村宅，這對我們部隊的
行動非常有利。行軍時我們這些指揮員，一般都是走在部隊的前面，便於處理突然發生
的情況，中隊或區隊幹部必須有一人隨尖兵行動，一旦碰到意外的遭遇，就迅速搶占有
利地形，先敵開火，從被動中爭取主動。我們的尖兵為了減少聲響，經常打著赤腳或穿
上草鞋在隊伍前面開路。
在行軍、作戰中，我們信守的原則是：平時，安全第一，其他次之；戰時，勝利第
一，其他次之。長年累月的夜行軍非常艱苦，容易疲勞，有時邊走邊打瞌睡。比如，打
蘇家碼頭和鎮壓鶴沙漢奸，我們奔襲和急行軍，由於極度疲勞在完成了任務往回走的時
候，不少人似睡非睡，似醒非醒，邊走邊睡覺。特別是在下半夜行軍，露水大，常常把
衣服搞得很濕。雨天行軍更苦，路上走的人一多，就越走越滑，後面常常有人跌倒。如
果在河邊行軍，也有滑到河浜里去的。偶爾也用船行軍的，但用船行軍目標較大，不太
安全，又興師動眾，多用民力，如果碰到敵人，一下子又展不開兵力，所以極少使用。
當時我們支隊部有十幾個人，除我和張席珍外，還有秘書鮑季良同志兼黨總支書記、
參謀楊明德同志，以及幾個小通訊員。他們是十幾歲的小鬼，所以稱他們為“小鬼班”。
支隊部的“小鬼班”，最早是杜銳等，接著有金文華、董金根、潘海根同志等。這些
“小鬼”苦大仇深，階級覺悟高，打仗機智勇敢。我們領導一天也離不開他們，與他們
感情也特別深。小戰士們不僅偵察敵情，傳送情報，參加戰鬥，甚至也去執行一些特別
任務。
支隊部有個短槍隊，人數不太固定，少時僅五六人，多則一二十人，主要任務是偵
察敵情、保衛支隊部和執行一些其他的特殊使命。我還任命了好幾個副官，有張副官、
李副官、王副官等，有些記不清了。副官主要是為執行支隊的臨時任務，為方便對外活
動而設立的。他們有時在部隊，有時在外面，也做保衛工作。朱伯英同志也是我部的副
官之一。部隊北撤後，他留在浦東，成為“浦東總隊”一個主力中隊長。一次敵人把他
抓住，關進死牢，在要槍斃他的前一天，他和另外兩個同志挖牆洞越獄逃出，一直堅持
鬥爭到解放。支隊部還有二三個炊事員，一個顧生祥，一個姚小篤，還有一個寧波師傅，
名字忘了。後來部隊大了，飯師傅也多了幾個。一般每隔一周，我們支隊部的幹部，總
要自己動手做一天飯，好讓炊事員同志休息一下。在部隊里，炊事員是最辛苦的，每天
起身最早，睡得最晚，行軍時負擔也最重。我們的炊事員年紀都比較大，如炊事員顧生
祥同志，那時他已40多歲了，而我才二十七八歲，所以在行軍時我也常幫他挑挑東西。
我們支隊部還有挑夫。我的挑夫是張朱家宅人，姓李，大家都叫他娘舅，聽說前些年剛
去世。鮑季良同志的挑夫叫王琴香，已病故，奉賢東新市人，他的年齡也較大，所以也
叫他娘舅。後來，每箇中隊也派了一個公勤人員，也是“小鬼”，幫助中隊幹部做些雜
務，來了客人負責燒茶招待。1944年3月以後，各中隊也建立了一伙食單位，在行軍時，中
隊幹部亦經常幫助炊事員挑東西。
我們的部隊生活雖然很艱苦，但在當時革命大家庭里，官兵之間非常親密，毫無隔
閡。也有個別人過不了這樣的艱苦生活，提出要求轉地方工作，甚至開小差的。對於開
小差的人，我們是區別情況，分別對待的。如果開小差出去幹壞事或者當漢奸，那就堅
決鎮壓；如果開小差出去後不幹壞事，我們的態度是“來者歡迎，去者歡送”。革命要
靠自覺，開小差本身構不成犯罪。掌握這一政策，有利於團結大多數。
我們部隊的物質生活是艱苦的，戰鬥生活也是緊張的，但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充實和
活躍，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內容是上政治課，講形勢，揭露
敵人的罪行，總結每次戰鬥的經驗教訓，組織新戰士和老戰士相互學習。另外，就是文
化課、體育課、武術課、教唱革命歌曲等等。這些活動形式多樣，內容活潑，思想健康，
鼓舞了鬥志，融洽了團結氣氛。
上文化課，既能教戰士識字，又能對戰士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等思想政治
教育，因此我們把它作為一項很重要的任務來抓。各中隊有專門的文化教員。支隊部的
鮑季良和我以及各中隊指導員，也都親自上課。
像我們這些人，雖然文化水平不很高，但為了上好課，動了不少腦筋。我們的戰士，
大多不識字，給他們上文化課，要求好學好記，又要生動。有一次，我上的一堂課，用
“拆字”的形式，給戰士講革命的道理。比如，在講“中”與“日”這兩個字時，我把
這“中”字間的一豎，寫得短一些，於是就說：站（豎）起來是一個“中”字，倒（橫）
下去就成了個“日”字，我們中國人民要打敗日本侵略者，就必須站起來。又比如，在
講春天的“春”字時，我說：工、農、兵好比這“春”字頭上的“三”與“人”兩字，
工、農、兵“三人”團結起來，就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如果不團結，各管各，那“日”
字就會冒出來。這樣講也算是深入淺出，戰士們比較喜歡聽。沒有黑板，我們就用門板
來代替；沒有粉筆，就用乾泥巴寫。1944年後，給戰士們發了一點紙張和鉛筆。特別值
得一提的是，我們在1944年，由鮑季良同志給幹部戰士們上文化課，教戰士學會拼音字
母，然後教識字，效果很好，很快“消滅”了文盲。因為大家都能說拉丁拼音字母，所
以，部隊的命令和“口訊”“口令”，有時也用這種“新文字”來傳遞，即使被敵人聽
到也不要緊。他們一時也弄不懂這究竟是什麼。到現在許多老同志還能講出來。
我在蘇北參觀時，看到他們連隊的牆報辦得很好。我回來後也抓戰士的牆報。由於
部隊流動性大，我們把文章寫在紙上，貼在布上，到了宿營地，就掛起來。內容有表揚
有批評，切合實際，鼓舞鬥志，效果也很好。
儘管戰爭環境很緊張，但部隊的文娛生活還是非常活躍的。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
吃過晚飯或者出發之前，大家總要唱唱歌。有時還要練練跳高、跳遠，玩丟手帕、摸
“瞎子”、蹺蹺腳等遊戲。碰上祝捷大會，會演戲的同志還要自編自導，上台演幾齣小
戲，像《理髮員殺鬼子》、《大補缸》等。張席珍是河北人，有時還主動登場，唱幾段
京戲，嗓音宏亮，倒也有板有眼。我則唱唱歌，有時也吹吹口琴。凡是這種場合，有吹
笛子的，有拉胡琴的，那些文藝人才，總是要大顯一番身手。附近的老百姓也都來觀看。
有一次，有個老鄉還登台彈了琵琶，這可謂是軍民同樂了。
當時，我們唱的歌曲中，有經過改編的小曲小調，但主要是唱那些雄壯有力的革命
歌曲。唱得最多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和《新四軍軍歌》，還有《國際歌》、
《跟著共產黨走》、《少年先鋒隊歌》、《黃橋燒餅歌》、《義勇軍進行曲》、《大刀
進行曲》、《游擊樂》、《松花江三部曲》、《我們是工農自己的隊伍》、《粉碎敵人
八路掃蕩》、《五月的鮮花》等等，至今我還能唱不少。這些歌曲我現在還經常唱。
《游擊樂》的歌詞是這樣的：
肩上扛著槍，
手榴彈掛胸膛，
挺著胸脯，前進，前進，
草帽兒背在肩樑上。
爬過了萬重山，
渡過了大小川，
搜尋著敵人，前進，前進，
好似群猛虎下山岡。
見敵人，莫驚慌，
急忙趴在大路旁。
找目標，瞄準槍，
乒乒乒，乓乓乓，
打得敵人著了慌，
丟下子彈和軍糧。
你拿槍，我拿糧，
唱支歌兒進村莊。
汗淌淌，樂洋洋，
唱支歌兒進村莊。
當年游擊隊戰士就唱著這樣的歌，精神抖擻，鬥志昂揚地行進在浦東平原。
再如，《我們是工農自己的隊伍》這支歌，也是大家所喜歡的。它的歌詞是：
我們是工農自己的隊伍，
我們在鬥爭中成長壯大，
千百次血戰和惡鬥，
鍛鍊出無限的偉大力量。
我們有共產黨堅強的領導，
我們有指戰員奮勇殺敵的決心，
我們是無堅不摧的鐵軍，
我們是無戰不勝的鋼軍。
我們緊緊地握著刀槍，
對準敵人胸膛，
誰敢向我們挑戰，
誰就一定遭受我們頑強的反擊；
誰敢向我們進攻，
誰就一定在我們面前滅亡！
在練習刺殺的時候，我們還唱過這樣一支歌曲：
槍刺兒尖，槍刺兒亮，
槍刺兒為何發亮光。
一面刺，兩面防，
游擊戰爭敵後方，
游擊敵後方。
前進刺，殺！
前進刺！殺！殺，殺，殺！
槍刺兒尖，槍刺兒亮，
槍刺兒為何發亮光。
一面刺，兩面防，
游擊戰爭敵後方，
游擊敵後方。
防禦刺，殺！
防禦刺，殺！殺，殺，殺！
在浦東，我們曾經搞過擴軍，新兵編隊後就一個連一個連地送往浙東。在擴軍時，
我們就唱《擴軍歌》：
抗戰到了新階段（呀兒呀），
革命力量要擴大（呀兒呀）。
我們擴大什麼人？
壞傢伙，不能要；
工農分子刮刮叫。
你一個，我兩個，
三個四個不怕多（呀兒呀依個呀兒呀），
看看啥人成績好（呀兒呀依個呀兒呀）。
根據當時部隊流行的歌曲，我們曾借用原譜，填上浦東自己的內容，在我們部隊中
教唱。比如，根據《呂梁山》改編的是：
星光映著杭州灣，
月色照著浦東平原，
我們是雄壯的革命鐵流，
英雄地行走在敵人的“清鄉”線上。
……
還有一首，是根據《粉碎敵人八路掃蕩》改編的：
田裡的菜花黃又黃，
勝利的歌聲響四方。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女，
千錘百鍊煉成鋼。
從不怕千難和萬險，
堅持抗戰在敵後方。
敵後方，敵後方，
前門有虎後有狼。
反動派進攻要打退，
鬼子兵來要反‘掃蕩’，
我們在夾擊中成長。
在《五月的鮮花》這一歌曲的改編中，我們加了“我們的浦東，已經淪陷了幾個月”
這樣的句子，唱起來就更加感到親切。
除了唱中國歌曲之外，我們有時亦唱蘇聯的一些歌曲，比如，《鋼人鐵馬》、《貝
加爾之歌》、《騎兵歌》、《新國歌》等等。
我現在記得起來的，只有這樣幾句歌詞：
怒吼犁你是鋼鐵的“戰馬”，
吼犁，你是我親愛的“戰友”，
你快發出那愉快的怒吼，
我們已到了開拔的時候！
當時，我們還唱過一首從浙東傳來的日軍反戰歌，歌名是《到新四軍里去》，用日
語唱，我們許多幹部戰士都會唱。
歌詞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勞動的人，
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
現在覺悟提高了，
把槍放下來，
你把槍放下來，
我也放下來；
我們好的出路，是到新四軍里去。
把日本的軍閥推翻之後，
建立一個民主的新國家！
總之，我們部隊教唱的歌曲是很多的，根據形勢的發展和變化，每個時期都有新的
歌曲在部隊里教唱。這些歌曲成為戰鬥的號角，呼喚和鼓舞著我們的指戰員和浦東人民，
去浴血奮戰，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
參考資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499418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