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毛澤東山東有可能成為戰略轉移的樞紐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胡服[1]同志:
(一)六月九日電早已收到，書記處各同志都看了，因在考慮，故遲復。(二)我們很望你來延並參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險，仍以在敵後依靠軍隊為適宜。(三)你的行止，以安全為第一，工作為第二，以此標準來決定頓在山東還是仍回軍部。(四)但有一點須與你商酌的，即是山東的重要性問題。國內外局勢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鬥爭今冬明春就有勝利希望，如此則明年秋冬就有戰勝日本希望。蘇、英、美三國團結得很好，影響到國共關係亦不會很壞。我們的方針是極力團結國民黨，設法改善兩黨關係，並強調戰後仍須合作建國。整個國際局勢戰後一時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國更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在此國際總局勢下，國民黨在戰後仍有與我黨合作的可能。雖然亦有內戰的另一種可能，但我們應爭取前一種可能變為現實。因此就須估計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新四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此點目前不須對任何人說)，如此則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同時又須估計那時國民黨有乘機解決新四的可能，如蔣[2]以重兵出山東切斷新四北上道路則新四甚危險，故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一一五師、山縱、楊蘇縱隊[3])造成新四向北轉移的安全條件，實有預先計及之必要。(五)上述掌握山東任務須請你擔負之。至於執行此任務，自以你在山東為便利，但如蘇北比山東更安全則在蘇北亦可執行，或在山東一時期再返蘇北，最後再去山東，請你斟酌情形決定。在你確定行止後，中央即通知華中、山東及北方局付託你以指揮山東、華中全局的權力。(六)日寇正積極準備攻蘇，時間有在本月底說，你們須準備應付此種局面。(七)日寇攻我方針之一是尋找我主要指揮機關給以打擊。八路總部被襲，左權陣亡[4]是一嚴重教訓，今春一一五師師部亦曾遇到危險，請予嚴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導機關及主要指導人總以安全為第一義。(八)學習二十二個檔案[5]在延安收到絕大效果(延安有一萬幹部參加學習)，在學習中發現各種紛歧錯雜的思想並獲得糾正，絕大多數幹部都說兩個月學習比過去三年學習效果還大，請你按照敵後特點注意指導此種學習。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
毛澤東
七月九日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毛澤東[1]胡服，即劉少奇。
[2]蔣，指蔣介石。
[3]山縱，指張經武任指揮、黎玉任政治委員的八路軍山東縱隊。楊蘇縱隊，指楊得志任司令員、蘇振華任政治委員的八路軍第二縱隊。
[4]一九四二年五月，日軍向太行區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進行“掃蕩”。五月二十五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麻田指揮突圍戰鬥中犧牲。
[5]二十二個檔案，見本卷第422頁注[4]和第423頁注[5]。
1942年劉少奇山東之行
毛澤東與劉少奇1941年10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中央決定你來延安一次，諒已收到電報，並希望你能參加七大”，“何時可以動身盼告”。此時，劉少奇離開延安已經兩年多了，中共中央交給他的“發展華中”的任務已基本完成。可是，華中局和軍部的負責人都不贊成劉少奇回延安去，認為“他不能暫離華中，否則會失掉中心”。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仍堅持劉少奇必須回延安，只同意他可以緩期起程。
一
1942年3月中旬，劉少奇（化名胡服）帶領華中赴延安幹部100多人，在八路軍115師一個團的護送下，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啟程，迎著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千里征程。華中局負責幹部一直送到黃河大堤，同劉少奇合影留念後，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遙在千里之外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此行極為重視，直到3月21日還在為劉少奇途中的安全擔心，並致電叮囑：“山東尚無回電，請你直接詢問，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但是，劉少奇已經出發3天了。
劉少奇急於啟程的原因是：毛澤東委託他在回延安途中，幫助解決山東軍政領導人之間的一些分歧。早在2月初，毛澤東就把有關材料轉給了劉少奇，並電告他：山東“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你經山東時請加考查予以解決”。
3月初，中共中央書記處就山東問題再次致電劉少奇，指出：“目前山東工作處在比以前更加艱苦的階段，不僅由於敵人殘酷‘掃蕩’、地區縮小與分割，主觀上亦存在相當嚴重弱點。表現在工作不深入，政策掌握不夠，特別是高級領導同志間存在互相不滿與極不團結現象。”
劉少奇是個心中只有工作的人。華中工作安排就緒，他已在考慮山東的工作。他曾向中共中央索取更多的有關山東的材料，毛澤東答覆他：“請到當地調查，此間材料不足。”於是，他就提前踏上了去山東的行程。
二
山東地區西鄰冀豫，北依平津，東瀕大海，南連隴海鐵路，境內山脈縱橫，地勢複雜，是連線華北、華中兩大地區的重要紐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山東是中國共產黨在敵後的重要抗日根據地之一，直接威脅著敵人南北交通的主要幹線——津浦鐵路，是插在日本侵略者脊樑上的一把利刃。
早在1940年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一封電報中，就特別指出：“發展則應著重魯蘇皖豫鄂五省，目前請特別注意魯省。該省我們已有基礎，但缺一個領導骨幹，當敵人的新進攻到來時請考慮解決這個領導骨幹問題。”此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毛澤東又先後發出了《山東根據地今後的任務》、《對山東華中戰略部署的意見》等電報，進一步闡述了山東根據地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並對山東根據地的任務和戰略部署作出了明確具體的指示。這次在抗日戰爭最艱苦、最關鍵的階段（即敵人的新進攻已經到來），毛澤東派劉少奇來山東，正是意圖考慮解決山東的“領導骨幹問題”。劉少奇到山東後，毛澤東的這種考慮更加成熟，意圖也更加明顯。1942年6月1日，毛澤東考慮到去延安路途無保障，山東又需統籌全局之人，曾電商劉少奇，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115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全局。7月9日，毛澤東再次專門致電劉少奇，提出了“山東的重要性問題”。在電報中，毛澤東在分析當時國際局勢後指出：
“因此就須估計日本戰敗從中國撤退時，新四軍及黃河以南部隊須集中到華北去，甚或整個八路新四須集中到東三省去，方能取得國共繼續合作的條件（此點目前不須對任何人說），如此則山東實為轉移的樞紐。同時又須估計那時國民黨有乘機解決新四的可能，如蔣以重兵出山東切斷新四北上道路，則新四甚危險，故掌握山東及山東的一切部隊（一一五師、山縱、楊蘇縱隊）造成新四向北轉移的安全條件，實有預先計及之必要。……上述掌握山東任務須請你擔負之。至於執行此任務，自以你在山東為便利，但如蘇北比山東安全則在蘇北亦可執行，或在山東一個時期再返蘇北，最後再去山東，請你斟酌情形決定。在你確定行止後，中央即通知華中、山東及北方局付託你以指揮山東、華中全局的權力。”
但是，山東近兩年的工作卻令人憂慮。1940年以來，日軍為了準備太平洋戰爭，鞏固戰略後方，加劇對各抗日根據地的“掃蕩”。在山東，僅1941年，就進行了29次大規模的“掃蕩”。在這種十分困難的環境下，山東分局、八路軍115師和山東縱隊各主要領導人，對反“掃蕩”策略和民眾工作等問題產生分歧。他們先後向中央申述各自的意見。中央一方面令統一指揮山東與蘇北境內所有八路軍部隊的八路軍第1縱隊司令員徐向前回延安匯報，一方面多次電示：“彼此間關係必須更密切，分局、山縱、115師師部應靠攏住近統一領導。”但是，成效不太明顯。山東黨的集體領導沒有形成，自然影響根據地的鞏固工作。這同它將要擔負的任務很不適應。
因此，毛澤東電令劉少奇在回延安途中，代表中共中央來解決山東問題；並電告山東領導人朱瑞、陳光、羅榮桓：“你們之間的爭論，中央派少奇去山東和你們商討解決，請你們先行準備總結山東工作一切必要材料。”
三
1942年4月10日，在警衛人員的護送下，身材頎長、面龐清癯的劉少奇身穿灰色舊中山裝，腳踏黑色粗布鞋，風塵僕僕地來到中共山東分局、八路軍115師師部所在地——諸繁村。至此，劉少奇一行經過22天的千里跋涉，越過敵人的層層封鎖線，來到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位於沂蒙山區南麓的諸繁村是當時山東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劉少奇等到來後，就住在這裡一家破落地主大院的三間正房裡。他住正廳靠右邊的一間房子，用兩塊門板做床，用包袱里換洗的衣服當枕頭。正廳做會客和飯廳用。左邊的房子由警衛員居住。劉少奇對山東的工作並不陌生，山東抗戰前夕和抗戰初期的工作，是在他指導下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只是對這兩年的工作情況不很清楚。
劉少奇一到山東根據地就開始了緊張的工作。他先後和山東分局書記朱瑞談話3天，接著又同115師代理師長陳光和政治委員羅榮桓談了一天一夜，然後同山東縱隊政治委員黎玉談了一天。他那帶有濃重湖南口音的樸實話語，使每一個接近他的人感到無比親切；他那一貫民主和謙遜的作風，令人無拘無束，暢所欲言；他那深入細緻的忘我的工作精神，更令人欽佩不已。他還聽取主動向他反映情況的各部門幹部的意見，仔細翻閱了山東分局黨刊《鬥爭生活》和黨報《大眾日報》。
經過半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認真分析，劉少奇基本上找到了問題的癥結。4月26日，他召集山東分局擴大會議，同分局成員朱瑞、羅榮桓、黎玉、陳光以及蕭華、陳士榘等交換意見。在會議上，劉少奇以他那一貫民主和謙虛的作風，啟發每個同志開誠布公地擺問題、談看法。會上有不少正確的意見，如羅榮桓主張發動廣大農民民眾，開展轟轟烈烈的減租減息運動。分局有些同志認為減租減息要提請參議會通過，然後實行。劉少奇認真傾聽各方面意見，還不時插上幾句話，提出一些啟發性問題。會議連續開了幾天，長期存在的問題和分歧意見都擺了出來。經過思想交鋒和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最後由少奇同志做了總結，大家思想逐步明確，在幾個重大原則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認識。會後，劉少奇向中央報告說：“在會上，我對五年來山東工作的基本總結及今後任務作了一個報告。參加者均有意見發表，他們都完全同意我對山東過去工作的批評及提出的今後任務。”
為了推動山東工作的全面進步，劉少奇抓住了充分發動民眾這個“牛鼻子”。劉少奇對民眾運動具有豐富的經驗，一進入山東境內，就千方百計地接近民眾，一見農民就問：“你們村裡有農救會嗎？老鄉是不是都參加了？農救會開不開會？減租減息減得怎樣啦？……”而且他還告訴隨行的工作人員，應該找一切機會和老鄉交談，看看黨的政策貫徹得怎樣，民眾的反映如何。經過觀察，劉少奇感到山東分局工作的弱點在於：“沒有把民眾運動擺在適當的位置上，而是被放在第四位的。山東的民眾和農救會還沒有發生血肉相連的關係，農救會沒有權威，民眾腰桿子不硬，積極性受到了壓抑。可以說，民眾運動是山東根據地各種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項工作。”針對山東分局負責人忽視民眾工作的實際問題，劉少奇專門作了《民眾運動問題》的報告。劉少奇在這裡列舉了聯共（布）黨史結束語中的結論，其中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之一就是黨與民眾的關係：我們黨如果離開了自己的母親——民眾，就如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脫離了土地一樣，隨時都有可能導致被對手勒死的後果。他十分尖銳地指出：“脫離民眾是共產黨員最危險、最嚴重、最應該受到責罰的事情。無論哪一個黨員，也無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做什麼工作，都應當十分注意做民眾工作，如果忘記了這一條，他雖還在黨籍，而實質已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了。”他明確指出：“在當前，減租減息就是山東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圍繞著這一中心來做。要全黨來抓，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幹部都來抓。”關於開展民眾運動的具體方法，劉少奇指出：民眾運動以農民運動為中心，以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為中心。
接著，劉少奇又連續作了《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改造政權問題》、《黨內鬥爭問題》、《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何謂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關於財政糧食問題》等報告，對如何以民眾運動為中心建設敵後抗日根據地做了全面系統的論述。他的這些報告“使與會同志受到很大的教育。大家一致反映：‘今後方向明確了’，‘工作有辦法了’；對克服困難，奪取勝利，充滿了信心。”蕭華形象地稱“實際上是辦了一次很好的黨校。”
這段時間，少奇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他“白天參加會議，夜裡忙於工作，在暗淡的油燈下，經常熬到二三更天”。據當時隨身警衛員吳文橋回憶：“由於連續幾天的報告，劉少奇嗓子都啞了，幾乎講一句話，就要咳嗽一聲，臉色也不太好。我說找醫生來看看吧，他總是微微一笑，搖搖頭說：‘不要緊，上了一點火，過兩天就會好的。’”
劉少奇的心血沒有白費，山東的工作很快出現了轉機。5月4日山東分局作出《關於減租減息改善僱工待遇開展民眾運動的決定》，鄭重決定：“以認真實行減租減息、發動民眾為建設山東根據地的第一位鬥爭任務。”從5月開始，山東分局抽調300名幹部組成工作團，以莒南、臨沭為中心縣，在9箇中心區、30箇中心村、120多個外圍村首先展開了雙減增資的民眾運動。
劉少奇身體力行。他一方面通過《大眾日報》指導山東各地的減租減息運動，另一方面親自深入東潘、夏莊、黑林子等村了解情況，及時為山東領導人提出明晰的指導方針和切實可行的措施。他指示朱瑞等山東分局負責人，說：“目前，減租減息就是你們這裡的中心工作，所有的工作都要圍繞著這一中心來做。要全黨來抓，黨政軍民各方面的幹部一起來抓這一工作。你們自己也可以親自下去走走，了解情況，幫助工作。”蕭華回憶說：“在少奇的具體指導下，山東根據地的減租減息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人民從土豪劣紳如山的重負下得到了喘息，從切身利益中感到共產黨、革命同他們的生存息息相關，極大的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抗戰熱忱，根據地的每座村莊就變成了堅強的堡壘。”
四
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期間，劉少奇還幫助山東分局切實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的錯誤。當劉少奇來山東的途中，中央書記處曾致電劉少奇，指出：“山東黨由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作風濃厚存在，因之在鋤奸工作上犯過嚴重錯誤，使黨在蘇魯豫邊區、泰山區、濱海區的黨與民眾工作遭受了嚴重悲慘的損失，許多黨的幹部無辜受戮，至今工作不能恢復。中央和北局雖自去年到現在幾次嚴厲糾正，但仍未徹底轉變。”“望你到山東時，對此問題徹底檢查，以糾正山東黨鋤奸工作的嚴重錯誤。”
劉少奇遵照中央指示，經過深入調查了解，認為：這是被壞人鑽了空子，這種自我摧殘革命力量的慘痛教訓，一定要牢牢記取，切勿重蹈覆轍。他指示山東分局組織部：“要實事求是地糾正鋤奸工作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對於已經查明的錯案、假案，應予徹底糾正。”在劉少奇的幫助下，山東分局作出《關於總結全山東鋤奸工作的決定》，強調今後鋤奸工作要有嚴格的制度，“任何地區或軍隊逮捕任何一共產黨員，必須經過分局、師政、縱政批准後執行。否則一經查出，直接負責之黨委及鋤奸同志應受黨紀律的處分，一直到開除黨籍。”羅榮桓並親自主持分局、115師師部和山東縱隊指揮部的保衛幹部複查案件，凡屬搞錯的馬上平反，恢復黨籍，分配工作，從而穩定了山東局勢。
劉少奇還幫助山東分局解決了“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的問題。山東根據地建立後，山東文化教育界一部分比較進步的國民黨員來這裡參加抗戰，並組成“國民抗敵協會”，願意接受山東分局的領導。1940年9月，分局卻幫助他們改組成半政黨性質的組織，改名“國民黨抗敵同志協會”，認為這樣才能體現出“國共合作”，還建立起一套同中國共產黨平行的組織和兩個旅共4000人的軍隊，每年由當地抗日民主政府提供數十萬元經費。然而，他們的某些基層組織卻被壞人利用，經常同中國共產黨鬧獨立，妨礙抗戰工作的開展。有幾個縣鄉幹部直接來找劉少奇請求幫助。劉少奇仔細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又派秘書深入了解情況，把問題基本弄清楚後，他徵求了分局意見，約“抗協”負責人座談。
夏夜，月白風清。“抗協”十幾位負責人來到劉少奇住處院內。劉少奇向他們誠懇地闡明抗日政黨、政團和民眾組織的不同性質和任務，以及“抗協”同中共的關係，請他們仔細考慮。座談會一直開到深夜。
經過一天的考慮，“抗協”負責人取得一致意見，表示：根據胡服先生懇切詳盡的指示，我們經過反覆思考和醞釀，深深認識到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才能真正達到抗戰勝利的目的，“抗協”作為一個政黨和政團不會對抗戰工作起多大的作用，也不可能有什麼大的前途。希望共產黨批准“抗協”成為山東的一個抗日民眾團體，統一在共產黨領導下，在民族抗日戰爭中貢獻力量。不久，“抗協”的各級幹部分別到有關部門工作，它的軍隊併入山東縱隊，“抗協”活動逐漸結束。
五
山東工作走上正軌後，劉少奇致電請示中央，準備啟程繼續前進。因不久前日軍在華北進行了殘酷的“五一大掃蕩”，敵情依然嚴峻。毛澤東擔心劉少奇路上的安全，電示他：“因沿途通過無保障，山東又缺乏統籌之人，故你不宜西進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權代表資格長駐一一五師，指揮整個山東及華中黨政軍似較適宜。”劉少奇便又住了下來，隨著115師師部，在魯南和江蘇北部一帶同日軍“兜圈子”。
劉少奇在山東分局所在地停留了近4個月，7月下旬，又踏上前往延安的路程。原山東領導人黎玉等回憶說：“當時從濱海去魯西路程幾百里，經過敵人層層封鎖線特別是津浦鐵路，大家都為少奇的安全擔心。分局領導研究了兩個方案：一是派主力部隊一個營護送，二是由魯南鐵道游擊隊小部隊化裝護送。多數同志主張第一個方案，去請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卻毅然同意鐵道游擊隊送。於是他就以一個普通戰士的身份，站在戰士的行列里起程了。”
劉少奇一行渡過沭河、沂河，經臨沂、費縣和抱犢崮山區的滕縣，到達棗莊西南。他們將在這裡越過津浦鐵路。護送劉少奇的是鐵道游擊隊隊長劉金山和杜季偉等。當他們走到距津浦路三四百米處時，突然從北面閃來一道白光。伴隨著突突的響聲，一輛日軍巡邏車從臨城方向駛來。劉金山、杜季偉後來回憶說：
“巡邏車在我們不遠的地方停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瞎打了一陣機槍，又突突地向沙溝方向開去了。鐵路兩邊又恢復了平靜。我們趕忙以戰鬥的姿態，掩護著劉少奇，沿著乾沙河，一溜小跑，從涵洞穿過了鐵路，接著離開乾沙河，避開大道，插向小路，直向微山湖邊挺進。”
由於日軍正在對湖西地區進行“掃蕩”，劉少奇等在微山湖中心一條小船上停留一個多星期。敵情稍有緩和，劉少奇等繼續前進。他們在豐縣同湖西軍分區派出的騎兵連取得聯繫，由騎兵連穿過湖西區。
這裡是魯西區黨委轄區，處在晉冀魯豫四省的接合部，是一片沙土地帶。地無三尺土，到處是沙窩。當地百姓主要靠種棗樹、挖土鹽維持生活。日軍為了隔絕魯西同冀南和晉東南的聯繫，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進行嚴密經濟封鎖，民眾生活困苦極了。這裡的負責人缺少辦法，情緒低落，同民眾的關係也不夠密切。
劉少奇了解到這種情況後，把沙區幾位負責人請到住處，聽取他們匯報，給他們出主意。劉少奇指示他們要千方百計地幫助民眾生活下去，動員老百姓種植瓜果蔬菜。他強調指出：“我們在這裡是要想盡一切辦法給民眾東西，而不是向民眾要東西。”“我們必須和民眾同甘共苦，在民眾中生根，要使民眾相信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離開這裡的。”他還幫助魯西區黨委解決了這裡比較突出的大刀會和小刀會問題。魯西區的幹部深有感慨地說：“這回胡服從這裡經過，真給我們解決了問題。”
8月下旬，劉少奇等離開山東，重新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從春暖花開，到秋實纍纍，劉少奇在山東近5個月的日日夜夜，始終和山東人民戰鬥生活在一起，共同探討革命問題，櫛風沐雨，勞頓奔波，廢寢忘食地工作，充分展示了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雄才大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