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文藝》
正文
現代文藝副刊。《大公報》是中國近代出現較早的報紙,1902年6月由英斂之創辦於天津。其後主持者屢有更換，報紙的傾向和性質也隨之發生變化。通常所稱的舊《大公報》，指1926年 6月，由吳鼎昌、胡霖、張季鸞組織的“新記”公司接辦後的《大公報》。1936年，《大公報》上海版創刊。抗戰爆發後，天津版遷漢口出版，武漢淪陷，再遷重慶出版；上海版遷香港出版，香港淪陷，再遷桂林出版。抗戰勝利後，天津版與上海版復刊。香港版也於1948年復刊，延續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上海、天津、北京先後出版過《大公報》，但與原先的情況很不相同。
《大公報·文藝》1933至1937年，是《大公報》文藝副刊最興盛的時期。它具有顯著的特色,並在文藝界發生一定的影響。文學史上所說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通常就是指這個時期而言。沈從文和蕭乾主編的《文藝副刊》和《文藝》，成為當時不滿於國民黨反動統治、又未能投身於革命政治運動，以京、津為中心的北方作家的主要文學陣地之一。副刊強調文學自身的發展，帶有藝術獨立於政治鬥爭的傾向。它擁有“五四”時期和30年代初即已蜚聲文壇的較強作家陣容。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廢名、凌叔華的散文，顯示出上述作家的創作在30年代的發展與變化；蹇先艾、靳以、冰心、老舍、張天翼、沈從文、楊振聲等人的小說，陳夢家、戴望舒、林庚、馮至等人的詩歌,繼續保持與發展著各自的藝術風貌;朱光潛的美學和文藝理論著述，迴避正面介入政治性的論爭，而專注於學術上的探討。副刊從一開始即有左翼作家的作品發表,但數量不多。1935年後,左翼作家的作品顯著增多。除張天翼、艾蕪等繼續發表作品外,荒煤、蕭紅、蕭軍、蔣牧良、羅烽、楊剛、胡風、葉紫等人都不斷有作品發表，魯迅也發表了他的《奇聞八則·前記》和一些譯作，從而增強了副刊的進步色彩。
注重文學新人的培養，是副刊的一個顯著特點。何其芳、李廣田、麗尼、陸蠡等人在該刊上發表的散文，後來分別收入他們的散文集《畫夢錄》、《銀狐集》、《白夜》、《海星》,反映出抒情散文在30年代的新發展；艾蕪發表了後來收入《南行記》的《偷馬賊》、《荒山上》、《私菸販子》等小說，顯示了青年左翼作家在小說創作方面的實績。最初在副刊上發表小說的還有蕭乾、蘆焚等。蕭乾的創作後來收入《籬下集》，蘆焚的則收入《江湖集》和《里門拾記》；在詩歌創作方面，孫毓棠發表了長篇敘事詩《寶馬》，在文壇上獲得好評。卞之琳、何其芳也時有詩作發表。副刊上湧現的文學新人的創作，還有嚴文井、歐陽山、王西彥、草明、姚雪垠的小說，劉白羽的小說和散文，辛笛、陳敬容等人的詩歌；他們後來都有更大的發展。
副刊十分重視文學批評。李健吾以劉西渭為筆名發表過不少批評文字。這些後來收入《咀華集》的文章，顯示出李健吾文學批評的特有風采。李長之、常風、李影心也是副刊上活躍的批評家。副刊還致力於發展書評，向讀者介紹新文學創作的最新收穫。還開闢專欄，討論曹禺的《日出》。
副刊以較多篇幅翻譯、介紹外國作家和作品。如高爾基、屠格涅夫、契訶夫、愛倫堡、雨果、司湯達、羅曼·羅蘭、法朗士、左拉、詹姆士、福樓拜、莫泊桑、顯克維奇、菊池寬、志賀直哉等人的小說；馬拉美、路易士、歌德、波特萊爾、里爾克、普希金、裴多菲、紀德、芥川龍之介等人的詩歌；史密士、查爾金的散文小品；莎士比亞、奧尼爾、蕭伯納等人的戲劇。除經常性地發表譯作外，副刊還不時刊出譯文特刊和譯詩特刊。這兩種特刊分別由黃源和梁宗岱編輯。此外，副刊辟有“文藝新聞·海外”、外國文壇如“倫敦文壇”等欄目，分別介紹國外文藝新聞和諸如美國、法國、德國、英國、波蘭、瑞典、阿比西尼亞、冰島、墨西哥、愛爾蘭等外國文壇情形。
同其獨立於政治鬥爭的傾向相聯繫，副刊一般迴避文壇的思想鬥爭。但以關心文學的藝術價值為理由，它發起過“反差不多”和“京派與海派”的論爭。1934年，它在北方組織過關於大眾語和通俗化的討論，與以上海為主要陣地的左翼文學陣營關於大眾語和通俗化問題的討論相呼應，是值得重視的一種文學現象。
1936年，由林徽因主編，編選出版了一部《〈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隨後，《大公報》又專門設立文學獎金；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畫夢錄》、蘆焚的《谷》，分別獲得戲劇、散文和小說獎。兩者都與《大公報·文藝》副刊有關，更擴大了這個副刊在文藝界和社會上的影響。
抗戰期間，漢口版《大公報》設副刊《戰線》，申明反對為文藝而文藝的傾向，主張文藝為抗戰服務，以發表戰鬥性的報告文學、詩歌、速寫、雜文、戲劇、木刻為主,成為抗戰初期進步副刊之一;重慶版設副刊《戰國》，為“戰國策派”陳銓、林同濟等人的陣地；香港版設《文藝》，由蕭乾、楊剛編輯。抗戰勝利後的上海、天津版《大公報》,分別設《文藝》與《星期文藝》,它們不再具有30年代中期的那些特點,無論規模或影響,也都無法與抗戰前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