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陝西省榆林市米脂縣楊家溝村當時會議舊址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軍已經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並迅速將戰爭推向國民黨統治區，這標誌著中國人民“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在這種形勢下，為了制定新的行動綱領，奪取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舉行了會議，即“十二月會議”。
除當時能夠到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外，還有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負責人參加。
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的書面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指出，人民解放軍已轉人戰略進攻，“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報告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土改、整黨、經濟、統一戰線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組成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綱領。
毛澤東向會議提供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報告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對於黨在目前階段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及黨組織整頓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說明。
參加會議的有
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彭德懷、賀龍、林伯渠、張宗遜、習仲勛、馬明芳、張德生、甘泗淇、王維舟、李井泉、趙林、王明、謝覺哉、李維漢、李濤，共19人。
內容概要
在楊家溝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今天講一講敵我形勢、統一戰線、英美蘇關係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敵我形勢。關於國際形勢，蘇聯的日丹諾夫、莫洛托夫等已經說過了，比我們說得更全面。我現在著重講一下國內形勢。國內形勢現在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政治方面，國民黨區域人心動向變了，蔣介石被孤立起來，廣大人民民眾站到了我們方面。孤立蔣介石的問題，過去在長時期內沒有得到解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比較孤立。進入抗戰時期，蔣介石逐漸失掉人心，我們逐漸得到人心，但問題仍沒有根本解決。直到抗戰勝利以後這一兩年來，才解決了這個問題。在軍事方面，蔣介石已經轉入防禦，我們轉入進攻。以前，我們把轉到外線作戰稱為反攻，不完全妥當，以後都要叫進攻。在經濟方面，蔣介石的情況到今年已經很嚴重了。
我們現在也困難，特別是山東、陝北兩處，但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我們搞了土地改革，而蔣介石沒有搞；另外我們的主力打出去以後，又減輕了解放區的負擔。解放區的土地改革與整黨已經走上了軌道。土地法大綱[4]的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間派曾勸我們發公債購買地主的土地，現在我們搞平分土地，他們也贊成了。土地會議[5]以前特別是以後，各解放區的土改和整黨都普遍動起來了。晉冀魯豫和東北在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東北在短期內建立了很大的軍隊，主要是得力於土地改革。山東和西北的土地問題最嚴重。晉綏地區工作的方向是正確的，雖然可能有一些缺點和錯誤。賀龍、習仲勛主持的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很有必要。近來《晉綏日報》、《戰鬥報》和《邊區民眾報》都辦得很吸引人看了，這就是工作方向正確的一個表現。
從現在起到明年一年內，國內形勢還會有很大的變化，有利於我們的變化。中國革命已經進入高潮，將來還會更加高漲。以前我們曾希望在革命高潮中有城市暴動來配合，現在看來這是很難了，只能有像巴黎解放和北伐軍占領上海[8]那樣的裡應外合。城市民眾運動在蔣介石發布“總動員令”後並沒有低落，學生中的地主、富農子弟在土地改革以後並不是造我們的反，而是造蔣介石的反，現在三青團完全灰溜溜了。在戰爭期間，革命高潮主要表現為軍事的勝利，這不但中國如此，外國也是如此。
戰爭仍是長期的，蔣介石和美國帝國主義這樣強大的敵人是不會甘心失敗的。美國直接出兵幫蔣介石打內戰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美國人只是怕蘇聯也出兵，否則對我們來個不宣而戰他們是不在乎的。戰爭的時間還要準備四五年，也可能還要長一些。戰爭需要不斷地進行，不讓蔣介石得到休息、整訓和補充的時間，但這一點不能說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間斷，例如蔣介石下台，推出別人出面講和，那時的和戰問題就要根據大城市和南方的民眾覺悟程度來決定。所以我們要爭取戰爭不間斷地進行下去，現在就要著手做揭露國民黨假和談的工作。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們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確的政策，依靠民眾，來爭取戰爭的勝利。
第二個問題，統一戰線。我們的原則是孤立敵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戰爭時期，我們黨本來是不孤立的，後來因陳獨秀[11]右傾而孤立了，脫離了民眾，脫離了農民，脫離了軍隊。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機會主義的主要特點是“左”，先是表現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後來在城市簡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農村。到了農村，他們又有軍事鬥爭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方面的“左”。他們把赤白對立絕對化；對中小資產階級實行過左政策，片面強調工人利益而把工商業很快搞垮了；主張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並損傷了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當然，我們黨在農村中還是有民眾的，不能說是在農民中完全孤立。
總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實行“左”的政策的結果，我們沒能孤立蔣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戰時期我們孤立了蔣介石(如果在抗戰勝利以後再孤立他就來不及了)，我們對他採取的是又團結又鬥爭的策略。堅決同蔣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鬥爭，這是反右，但如果只鬥爭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而改為減租減息，不實行“三三制”等政策，民眾就不能理解我們。黨在抗戰時期實行這些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過去我們吸收一些開明紳士參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將來占領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後也還是需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所規定的對蔣方人員的不同政策[13]也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劃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敗。
現在反右，第一是反對對敵人估計過高，不敢到國民黨區域去作戰，害怕美國。美國在中國搞得這樣久，現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實它並不可怕。劉鄧等三路大軍出兵國民黨區域，一個月就解決了棉衣問題，這證明到國民黨區域去作戰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對對中間派的認識模糊不清，對他們的動搖性估計不足。對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擊同經濟上的消滅是兩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者曾混淆了這兩點。現在，我們在對待中間派的問題上是既須反右又須反“左”。第三，在土改、整黨工作中反對右的傾向，是反對一些幹部對消滅封建階級、驅除黨內壞分子的鬥爭立場動搖，軟弱無力。當然也要反對“左”的傾向，內戰時期更容易犯“左”的錯誤。消滅封建階級的鬥爭，同對美蔣的鬥爭一樣，要求我們在全局問題上要大膽，在具體鬥爭上要謹慎。然而我們有些同志卻相反，重視抽象之敵，小視具體之敵。在土地問題上反“左”主要是反對對中農的冒險政策，哪怕只發生一戶中農被錯當作地主來整，我們也必須十分注意糾正。在農村中按戶數計算，地主、富農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農、貧農、僱農合占百分之九十，這個陣線不能混亂，許多同志對此沒有確定的觀念。
對地主、富農也要有些區別，《土地法大綱》已有規定，農民也會加以區別。對他們，在消滅封建剝削和平分土地問題上是沒有區別的，但在處置財產問題上有區別(個別惡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絕對平均。由於當地地主、富農太少就要同中農扯平，這也是不對的。對同中農有關係的事一定要徵求中農的同意。在土地問題上一定要把中農問題處理好，在城市問題上一定要把中小資產階級問題處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片面強調工人利益是錯誤的。在工廠勞資雙方可以共同訂生產計畫，在商店可以共同訂營業計畫。勞資兩利，公私兩利，這就不“左”不右。對學生和知識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錯誤，延安審乾就是一個嚴重的教訓。在國民黨區域，民主同盟等團體的反蔣鬥爭，對我們是有很大作用的，馮玉祥在美國反蔣，對我們也是有利的。“其他愛國分子”，是指開明紳士，例如地主階級中的李鼎銘、劉少白等人，他們同我們共過患難，在絲毫不妨礙土地改革的條件下，對這些人分別情形加以照顧是必要的，個別人物還可以留在我們高級政府內。
現在，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還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關於殺不殺反動分子的問題，不可不殺，不可多殺，在這個問題上也是反“左”反右。一個不殺，民眾不贊成；不可多殺，也是從民眾著想，不是從少數人著想。只要是不積極破壞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殺，把他們當作勞動力保留下來。對於外國人，像華萊士之類的，我們還是需要的，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指示在這一點上要作修改。華萊士主張反對戰爭、聯合蘇聯，同美國大資產階級的聯繫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資產階級，而且依靠工人。關於革命統一戰線中領導者同被領導者的關係問題，共產黨要實現領導需要兩個條件:第一要率領被領導者堅決同敵人作鬥爭，第二要給被領導者以物質福利和政治教育。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現在要公開講，不公開講容易模糊黨員幹部和民眾的思想，壞處多於好處。
第三個問題，英、美同蘇聯的關係。有兩種提法，一種是他們之間或者妥協或者破裂，一種是在若干問題(包括某些重大問題)上早一點妥協或者遲一點妥協。我看正確的應該是第二種提法，而不是第一種提法。世界上的反動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的危險是充分存在著，但戰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謂妥協當然不是在一切問題上的妥協，這是不可能的。美、蘇遲早要妥協。將來，美國還要和蘇聯大做生意，這就需要進行妥協。這種妥協是民主的妥協，而不是機會主義的妥協。蘇聯是個大國，它的妥協可能會對中國、法國、義大利等國人民的鬥爭產生一定的影響，但絕不是大國之間妥協了，其他各國人民也都要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的方針應當是按照不同的情況進行不同的鬥爭。
這是一次很令人高興的會議，和洛川會議相似，都是在時局開展中召開的。日本投降對於我們是個喜事，同時又有了新的擔心。因為日本人走了，又來了一個美國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我們同蔣介石的力量對比問題直到今年中央發出“二一”指示[21]時還沒有解決，還準備退出延安，並且後來確實退出了，直到現在這個問題才解決了。二十年來沒有解決的力量對比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這不但領導者看得出，而且人民民眾都能看出來。在北伐時期，革命鬥爭曾有短期開展的局面，隨後國民黨的壓迫就來了。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都是受壓迫的，生存的地方很小，黨內糾紛很多。長征以後情況更困難。我在日本投降以後一段時間內沒有寫過文章，是因為兢兢業業，對形勢只能作估計而不能作結論。現在國際國內形勢都很明朗了，人民解放戰爭正在不斷取得勝利，蔣介石被孤立了，土改、整黨等工作都走上了軌道。
在這次會議上，陝甘寧和晉綏兩個區域的負責同志講話講得很好，很令人滿意，說明他們政治上已經成熟了。晉西北的路線，賀龍同志、李井泉同志、習仲勛同志是正確的，晉綏告農民書總的是正確的。西北野戰軍在彭德懷同志的領導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禦轉入進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務，因此我們這次開會比今年七月在小河開會時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次會議通過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在今後打倒蔣介石時期是起綱領作用的。反對美帝國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打倒封建主義，這三個目標是立得正確的；團結中農，團結中小資產階級，以共同反對這三大敵人，這個方針也是正確的。這篇文章看起來似乎沒講什麼新的問題，其中所說革命戰爭的轉折點，已經成為歷史的事實；追述同蔣介石鬥爭的歷史，這更不是新的；十大軍事原則，也不是新的，僅僅把它概括出來是新的；土地問題，在土地會議上已經解決了，其中中農問題也是早已解決了的，這次只是特彆強調一下；中小資產階級問題，也是早已解決了的，但在今天有特別意義。
因為反對右的偏向問題在土地會議、晉西北會議、義合鎮會議上已經解決了，我們這次會議要解決的新的問題，是在中農、中小資產階級和黨外人士問題上新出現的“左”的偏向。中農問題之所以再提出來，是因為晉西北在劃分成分時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出現了強調不團結中農的偏向。中小資產階級問題，也是出現了偏向:我們有些同志在經濟工作中對團結中小資產階級的政策發生了懷疑、動搖。義合鎮會議好比一河水，這河水十個浪頭有八個是好的，但是沒有解決好中農和中小資產階級問題，發生了偏向，那末這兩個浪頭就是不好的。當“左”傾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反對這個潮流，如同在抗日時期反對投降傾向的潮流一樣。關於黨外人士問題，過去中央沒有解決，今天解決了。地主作為整個階級來說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還要分別情況不同對待。在土改中，對地主階級中贊成土地法的，或過去和我們合作過的上層人士，可以採取或分而不鬥的辦法，除個別人物犯了死罪的要出布告槍斃外，對一般的人採取上述辦法比較恰當。
關於打人問題，共產黨在原則上主張廢止肉刑，這個原則曾經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反封建的口號，無產階級應該接受這份遺產。一九二九年，我在為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中，就已提出廢止肉刑，但以後還發生過使用肉刑的現象。到了延安，還是沒有完全廢止肉刑，這表示共產黨沒有本領，只能依靠封建的辦法。現在必須重申，共產黨絕不要提倡打人，絕不要組織打人，這是一條原則。
今年晉綏地區財政困難，陝甘寧邊區出現災荒，都是嚴重的問題，必須用大力解決，我相信這兩個區域的同志是可以解決的。
關於憲法，近期內不會頒布，過早頒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應該著手研究。關於組織革命的中央政府，現在暫不考慮，要等到蔣介石更困難，我們取得更大的勝利的時候，至少在平綏路打通以後再考慮這個問題。
相關報告的主要內容
毛澤東向會議提供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毛澤東向會議提供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報告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對於黨在目前階段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及黨組織整頓問題，都作了明確的說明，報告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在形勢方面：《報告》深刻分析了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以後的國內外形勢，指出：“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
二、在軍事方面：《報告》系統總結了我軍戰勝蔣軍的經驗，提出了著名的十大軍事原則：1．先打分散孤立之敵，後打集中強大之敵。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廣大鄉村，後取大城市。3．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4．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兩倍、三倍、四倍、有時甚至是五倍或六倍於敵之兵力)，四面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在特殊情況下，則採用給敵人以殲滅性打擊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敵正面及其一翼或兩翼，求達殲滅其一部、擊潰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軍能夠迅速轉移兵力殲擊他部敵軍。5．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每戰都應力求有準備、力求在敵我條件對比下有勝利的把握。6．發揚勇敢戰鬥、不怕犧牲、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作風。7．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注重陣地攻擊戰術，奪取敵人的據點和城市。8．在攻城問題上，一切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和城市，堅決奪取之。一切敵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備、而環境又可以奪取的據點和城市，相機奪取之。一切敵人守備強固的據點和城市，則等候條件成熟時然後奪取之。9．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10．善於利用兩個戰役之間的間隙，休息整訓部隊。十大軍事原則是我軍克敵制勝的法寶，它是建立在人民戰爭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
三、在政治方面：《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基本政治綱領是“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報告強調說：要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首先必須鞏固統一戰線的基礎--工農聯盟。而鞏固工農聯盟的關鍵，在於徹底進行土地改革，滿足廣大農民的土地要求。為了保證土改徹底進行，必須堅持“依靠貧農，鞏固地聯合中農，消滅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路線。
四、在經濟方面：《報告》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為此，《報告》著重闡明了“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的三大經濟綱領。《報告》還指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中國的經濟構成，即：1．國營經濟，這是領導成份。2．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3．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緊地追隨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
五、在整黨方面：《報告》指出：“為了堅決地徹底地實行土地改革，鞏固人民解放軍的後方，必須整編黨的隊伍。”從1937年到1947年，我們黨的隊伍由幾萬黨員發展到270萬黨員，這是一個極大的躍進。這使我們的黨成了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黨。這使我們有可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並打退蔣介石的進攻，領導1億以上人口的解放區和200萬人民解放軍。“但是缺點也就跟著來了，這即是有許多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全黨同志必須明白，解決這個黨內不純的問題，整編黨的隊伍，使黨能夠和最廣大的勞動民眾完全站在一個方向，並領導他們前進，是解決土地問題和支援長期戰爭的一個決定性的環節。”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指出：“在政治方面，國民黨區域人心動向變了，蔣介石被孤立起來，廣大人民民眾站到了我們方面”；“在軍事方面，蔣介石已經轉入防禦，我們轉入進攻”；“在經濟方面，蔣介石的情況到今年已經很嚴重了。我們現在也困難，特別是山東、陝北兩處，但我們的困難可以解決。”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作結論說，這次會議是令人高興的一個會，20年未解決的優勢問題，今天解決了，局面開展，勝利可期。他從北伐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時期講到日本投降以後，認為優勢問題始終未解決。那時對形勢的估計，只能說“有利於我”，或者是說“可能”，而不能作結論。現在能作出結論，我們卻實是占了優勢。他特彆強調《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篇文章，是我們一個時期的政治綱領，它比《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更進一步。
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的這個報告和毛澤東1946年4月起草的《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以及其他重要決定。會議還詳細討論了黨內的傾向問題，以及土改和民眾運動中的幾個具體政策問題。討論的結果，後來由毛澤東寫入《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
會議還決定：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應該力爭不間斷地發展到完全勝利，應該不讓敵人用緩兵之計(和談)獲得休整時間，然後再來打人民。組織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時機目前尚未成熟，須待我軍取得更大勝利，然後考慮此項問題，頒布憲法更是將來的問題。
會議對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給予很高的評價，指出：“這個報告是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檔案。”
在中國革命偉大轉變關頭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二月會議具有重大意義，它為黨領導中國人民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一系列政策上作了充分的準備。中共中央要求全黨全軍，“進行深入教育，並在實踐中嚴格地遵照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