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作者于丹,如家作品。

作者:于丹

內容簡介

大家在讀《論語》時會發現,這裡面經常出現一個詞:君子。我們直到今天還常常將其作為做人的一個標準,說某某人非常君子。但是究竟什麼是君子呢?

“君子”是孔夫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標準,一部短短兩萬多字的《論語》,“君子”這個詞就出現了一百多次。

我們把孔子對於君子所有的言語、界定、描述規總在一起,會發現,大概做一個君子要有幾個層次上的要求。

做一個善良的人。這是君子的第一個標準。

內容介紹

君子的力量始自於人格與內心。他的內心完滿、富足,先修繕了自我修養,而後表現出來一種從容不迫的風度
司馬牛曾經問過孔夫子,什麼樣的人才能夠稱為君子呢?

孔子答:“君子不憂不懼。”

司馬牛又問:“不憂不懼,就可以叫君子嗎?”

他可能覺得這個標準太低了。

孔子說:“反躬自省,無所愧疚,當然沒有就什麼可憂可懼的。”

一個人反省自己的行為,而能夠不後悔、不愧疚,這個標準說低也低,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說高就是個至高無上的標準,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過的每件事都禁經得住推敲,實在又是極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子才把它作為君子的人格標準。

孔子在給學生講課的時候,曾經很認真地跟他們討論過君子的問題,他說:“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論語·憲問》)

孔子一上來很謙虛,說“不憂”、“不惑”、“不懼”這三點自己做不到。

什麼叫“仁者不憂”?

就是說,一個人有了一種仁義的大胸懷,他的內心無比仁厚、寬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細節不計較,可以不糾纏於小的得失。只有這樣的人,才能真正做到內心安靜、坦然。

什麼叫“知(智)者不惑”?

在區區半個世紀之前,一個人一生可能就在一個單位,婚姻基本上不會有任何變動,從小到老可能就住在一個大雜院裡。人們的煩惱可能是生活的惑然性和可選擇性太小。

但在當今社會,我們的痛苦不是沒有選擇,而是選擇太多。這是一個繁榮時代帶給我們的迷惑。

我們無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讓內心的選擇能力更強大。當我們很明白如何取捨,那么那些煩惱也就沒有了,這就是孔夫子所說的“知者不惑”。

什麼叫“勇者不懼”?

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兩強相遇勇者勝”,也就是說,當你的內心足夠勇敢、足夠開闊,你就有了一種勇往直前的力量,自然就不再害怕了。

一個真君子做到了內心的仁、知、勇,從而就少了憂、惑、懼。

孔子說這三條我做不到。子貢說“夫子自道也”,您說的不就是您自己嘛!

大家看,孔子告訴我們的做人標準,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是把有限的時間、精力,用來“苛責”內心。

一個人內心對自己要求更嚴格一點,對別人就會厚道一點。我們今天老說做人要厚道,厚道並不是窩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憫別人很多的過錯,可以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立場上想問題。

因此,只有真君子才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既不抱怨老天爺不給我機會,也不抱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了解我。

一個人內心沒有了“憂”、“惑”、“懼”,自然就減少了對外界的抱怨和指責,也就增強了把握幸福的能力。
而增強把握幸福的能力,正是學習的終極目的。

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憲問》)古人學習是為了提高自己,今人學習是為了炫耀於人、取悅於人。

真正尊崇學問的人,他的學習是為了人心靈的建樹。從書本上學,從社會上學,從國小到老,無非是學習一種把握幸福的能力。

做好自己的事,當一個善良的人,這是《論語》對於君子的第一條界定。但是不是做一個善良的人就可以稱之為君子了呢?還不是。

做一個內心完善的善良的人,是成為君子的前提。但僅有這個是不夠的,孔夫子心目中的君子,不僅是一個好人,還要是偉大和高尚的人,他要胸懷天下,奮發有為。

孔子曾經說過,“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就是說,一個人如果成天想的都是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小日子,那么這個人就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學生曾子曾經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

這樣一份擔當,後來就演化成了中國儒家人格中所謂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中國人的人格理想很有意思,儒家道家從來不是徹底分離的,而是人格理想的兩端。用林語堂先生的話來講,中國每一個人的社會理想都是儒家,而每一個人的自然人格理想都是道家。

這就是我們經常的一種表述,叫做“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孟子·盡心上》)。一個人在顯達的時候能以天下為己任,而在困窘之時還不放棄個人修養,還能心懷天下,這就是君子了。

孔子之後,中國古代有許多名士當自己窮極潦倒的時候,還念念不忘蒼生黎民。

詩聖杜甫在自己的茅屋僅能容身、破敗漏雨之時,他想的卻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想讓更多的人住上好房子。我們不會感到杜甫是在說大話,而是會被那博大的胸襟和熾烈的感情所震撼!

再比如范仲淹,他認為一個士人不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應該繫念天下君民,都應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岳陽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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