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報》概述
“文革”期間北京《大公報》停刊，於“1966年9月被迫改名為《前進報》”。《前進報》從1966年9月15日創刊，到12月29日被紅衛兵封停，畢竟存活於世103天，其間共出版45期報紙(每周三刊)。《前進報》可以說是中國當代新聞史上的一個“怪胎”。
背景
風雨飄搖的北京《大公報》
1966年“五一六通知”以後，文化機關幾乎無一倖免地都受到衝擊，北京《大公報》也在劫難逃。6月初，《大公報》的上級領導機關中共中央財貿政治部(原中央財貿部)派出以副主任馬定邦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報社，發動民眾廣貼大字報，揭批當權派及所謂的“牛鬼蛇神”。報社社長王芸生、副總編輯孔昭愷等人立即靠邊；報社中共黨組成員、副總編輯李光詒以及黨組成員、財經部主任胡邦定和記者部主任姚仲文等一批高中級領導幹部也相繼被“停職反省”，成為“黑幫”。報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壞，報社經受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6月中旬，中央財貿部工作組撤走。為使運動更加“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指示解放軍總政治部，派遣以某裝甲兵學院政委吳泰如為首的工作小組進駐報社，“參加領導報社的文革工作”。此時的報社人員已經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整天亂鬨鬨，朝不保夕，人人自危。
不僅報社內部亂了套，來自報社外部的壓力也與日俱增。社會上的紅衛兵、造反派紛紛指責《大公報》在舊社會對國民黨“小罵大幫忙”，解放後一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是一張“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報紙”，因此要把《大公報》的牌子“砸爛”。當時還在位的報社中共黨組書記、副社長兼總編輯常芝青和大家研究，為保護牌子，在報社大門口，用長長的寬幅紅布，上書“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漢白玉石雕刻的“大公報”三個大字遮掩起來，使路人不知此樓是報社。可是，紅衛兵並未因此就放過《大公報》，不時尋機挑釁鬧事。記得當時正值批判孫冶方同志的經濟理論，報紙一版往往刊登毛澤東的大幅人頭像，二版則是批判版，經常用“砸爛……”之類文字製作標題。有一天，當把這天的報紙透過陽光兩面對照時，恰巧“砸爛……”這個黑體字標題出現在毛澤東像的耳朵上，因而招來橫禍。北京商學院紅衛兵打來電話，聲稱歷史上一貫反動的《大公報》潛伏著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要用巫師的手法陷害偉大領袖。他們打電話要來揪斗報社總編輯。電話總機值班同志用了緩兵之計，告知報社夜班同志晚上8時上班，請他們夜間前來。當晚，辦公室負責人安排報社四門大開，張燈結彩，歡迎紅衛兵小將。具體接待則由我出面。我無可奈何地準備跟隨小將們前往北京商學院接受學生的批鬥。
晚8時許，四名學生代表氣勢洶洶地來到報社，興師問罪。聲稱，幾百名學生正集合在學校等待與報社同志理論。我和辦公室負責人一起先是用好言好語穩住他們，請他們在會客室落座、用茶，然後問他們是否參觀過報社?他們均答從未曾參觀過。我說，此時大樓內燈火通明，夜班人員已經開始工作，是否請幾位參觀一下報紙的流程，親眼看看編排工作是如何進行的，了解報紙是怎樣印出來的?他們對此感到興趣。我們便有重點地讓他們看了1至4版四個編輯室的工作。他們得知各個版都是獨立編排、各負其責的。各版編輯只是負責本版的稿件編排和標題製作，並不知道其他版的內容，即二版編輯並不詳知當天一版的稿件和圖片是如何安排的。他們當即質問我，你是夜班總負責人，你看四個版的大樣，應統負四個版的編排之責。我告知為了提早出報，每天夜間都是完活一個版，簽發一個版；兩版大樣從來不用燈光照射著看，因此不可能發現有什麼問題。而且，人們看報一般都是一個版面一個版面看，不會把正反面兩個版用陽光、燈光照射著來看。我們還向他們介紹了《大公報》雖然是一張舊報紙，但解放後17年努力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一筆抹殺。學生代表了解到這些情況後，方才感到釋然。答應回去向同學們解釋，不需要我去學校“請罪”了。
無獨有偶，“八一”建軍節的那天報紙，一版同樣是毛澤東大幅戎裝照片，四版是畫刊(照片)。如果把整張報紙平鋪開來，可見四版畫刊上的一尊大炮口恰巧指向了一版毛主席像。當天，又有學生聲稱：“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公報》要炮打毛主席。”真令人有口難辯，啼笑皆非。
在這種“內憂外患”的煎熬下，報社感到難以為繼。首先想到請中央領導同志給題寫報名，以緩和緊張形勢。1966年8月間，報社給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寫了一封請示報告(按：康生當時是中央文革顧問，給他寫信是因為康生曾授命《大公報》寫過一篇反修文章，我是作者之一；此稿最後由他審定，以“范秀珠”筆名發表)。報告這樣寫道：“最近一個月來，我們不斷地接到許多讀者的來信，要求把《大公報》報名改掉。即使報名不改，也要把現有的三個報頭字重新改換一個。關於要求改換報頭字的意見，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就有過”(按：在當時極左思潮影響下，不得不這樣表態)。報告特別提到“‘大公報’三個字是創刊時的樣子，是地地道道保皇派的一個牌子，一直沿用至今，的確面目可憎(按：這完全是自我上綱上線，自我鞭撻，以求過關)。改報名的問題，須請示中央和主席，當前是否可以，請示。至於改寫報頭，似乎可行。把《大公報》換個牌子，實在是時候了。我們請求康老給予支持。可否設法請主席寫一個，這是廣大讀者的願望，也是我們自己最大最高的希望。辦不到的話，是否請周總理寫一個，或者請康老寫一個。寫好後就換，或者擇期(例如國慶節)再換”。
當時急欲改換報頭的字型是受《光明日報》的啟發。“文革”初起，《光明日報》也是岌岌可危。後來，他們用毛主席在一個信封上書寫的“光明日報”四個字加以放大，作為新報頭，便聲稱毛主席親筆書寫了報頭，並大事慶賀，鎮住了紅衛兵，使報社得以相對的穩定。
被迫醞釀更改報名
隨著社會上的動亂日益加劇，《大公報》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我們天天盼望康生能有指示到來，挽救這一張歷史悠久的報紙。但是，盼來的卻是康生秘書打來的一個電話，傳達康生意見：“此事可以先給分管財貿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寫報告。”
《前進報》這時，社會上討伐《大公報》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大公報人感到《大公報》這塊牌子保不住了，退居其次，只好更改報名。報社於1966年8月22日給先念同志寫了報告，內說：“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廣大讀者和報社革命職工紛紛來信或貼大字報，要求改換《大公報》報名，並提出將報名改為《東風日報》或《進步日報》等建議。近日來，首都許多革命學生又要求報紙限期改名，有些中學的紅衛兵還向我們提出警告……”在未接到先念同志指示時，惶惶不可終日的報社又迫不及待地直接給毛主席寫了一份報告，寫道：“報社內外革命民眾迫切要求立即砸碎《大公報》這箇舊招牌，此事不宜再拖，建議先把報名改掉，可否將原名改為《進步日報》?……”(按：全國解放初期曾由毛主席命名將天津《大公報》改為《進步日報》。)
事後得知，毛主席把報告批轉給中央文革小組處理。最後由陳伯達向報社傳達：報名可用《前進報》，意思是在大風大浪中前進，報紙改出四開小報，每周出版三期。這個指示傳到報社，全體譁然。總編輯常芝青解嘲地說，辦小報是老區的傳統，他主持的《晉綏日報》和它的前身《抗戰報》都是小報，辦好小報比大報還難。
關於“前進報”三個字請誰來書寫，又頗費一番周折。一方面報紙要倉促改名，另一方面報頭用字一直定不下來。先是請毛主席寫，遭到拒絕。難題又轉到周總理處，周總理也難於書寫。直到臨近創刊，報社每日電話請示，均無下文。那些日子，報社同志焦急萬分，但也無可奈何。直至9月12日夜，李先念副總理給報社寫來一個字條：“剛才到總理處，總理指示，按魯迅字先出版。”
據此，《大公報》立即刊出“本報改名和改刊啟事”：“本報根據紅衛兵和革命民眾以及廣大讀者的要求和建議，並經上級批准，決定9月15日改出《前進報》。”“原有的《大公報》訂戶，一律改送《前進報》。”於是，1902年在天津創刊的《大公報》就這樣於1966年9月14日在中國內地被畫上了句號。
《前進報》創刊
1966年9月15日，《前進報》創刊。大公報人精雕細刻，編排出第一張四開小報。
在創刊後的第一版上，刊載了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右上角刊登了毛主席語錄：“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在毛主席像下，發表了“告讀者”，說明《前進報》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高潮中誕生的，是紅衛兵和革命民眾破‘四舊’立‘四新’大進軍中的勝利產物”，其根本任務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及時、迅速、正確地把毛主席的指示，把黨的方針政策傳達給民眾，用毛澤東思想去武裝廣大財貿職工民眾的頭腦，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財貿工作以及同財貿有密切聯繫的輕工業、手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報紙為自己確定了“新思想、新報風、新風格”的辦報方針：“旗幟鮮明，尖銳潑辣，具有鮮明特色；短小精悍，文字簡明，善於運用民眾語言，具有民眾喜聞樂見的文風。”
北京新聞界得知《前進報》的出版是“上峰”欽定的，紛紛猜測是“有來頭”的。當時有個傳言，說其他報紙也要陸續改為四開小報。因此在《前進報》創刊的這天下午，《人民日報》總編輯唐平鑄、《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痴、《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以及新華總社、《工人日報》等各新聞單位的負責人均親自登門致賀。唐平鑄特地送來了熱情洋溢的賀詞，有的還送來錦幛和鏡框等。報社民眾則在大門口鑼鼓聲喧，鞭炮齊鳴，以示慶祝，一時熱鬧非凡。其後，《光明日報》、《工人日報》還專門派人來了解大報改小報的經驗。
新出版的《前進報》雖然是一張小報，又是周三刊，但“報格”並不低。此時常芝青已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每次唐平鑄主持召開的首都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我都“恭逢其盛”。其時，中宣部被稱為“閻王殿”已被“砸爛”，唐平鑄成了中央宣傳口的主要負責人。
在狂潮中掙扎
《前進報》創刊後，編輯人員戰戰兢兢地緊跟“文革”進程，大力宣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綜觀45期報紙，它的宣傳報導並沒有自己的特點，只是一味地緊跟再緊跟，惟《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的馬首是瞻，一方面大量刊登毛主席的照片，大量轉載《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的社論；另一方面，自己發表社論，也是緊跟“文革”步伐，如《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在改造世界觀上狠下功夫》、《學一輩子“老三篇”，改造一輩子世界觀》、《把毛澤東思想學好宣傳好》等。在此期間，更加突出地宣傳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從9月17日至11月12日，分別報導了毛澤東第三、四、五、六、七次接見紅衛兵的訊息。這類訊息往往難於定稿，要從午夜一直等到次日中午。我和夜班同志(編、排、校、印)均不能按時下班，幾乎是24小時連軸轉，頭天下班不久，又到晚上上班時間了，真是苦不堪言。
《前進報》偶而也刊登一點自己采寫的訊息，如在抓革命的同時，也強調促生產。曾發表過社論《突出政治，支援三秋》、《做人民的稅務員》、《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用“只爭朝夕”的革命精神，抓緊收購農副產品》等等。只是篇幅很小，起不了什麼作用。
隨著形勢的發展，報社內部形成了兩大派，不斷發生衝突。忽地有一天，中央財金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孫大聖”支隊強行進駐報社，一群男男女女，風風火火地前來介入報社的“文化大革命”。他們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使得報社終無寧日。報社一到四樓樓道貼滿了大字報，各種鬥爭會、批判會不間斷地進行，民眾思想混亂，偌大的報社已安放不下一張安靜的辦公桌。其間，中央宣傳口調《解放軍報》副總編葉寒青到《前進報》任總編輯，想通過這位著軍裝的總編輯來穩住形勢，可是紅衛兵學生不理會這一套，照樣任意而為，報社繼續亂糟糟的。葉寒青工作了一段時間，感到回天無力，便自動退回《解放軍報》。
1966年底，年關將屆，因受當時“停課鬧革命”、“停產鬧革命”的影響，編輯採訪人員都已無心再把報紙辦下去了。1966年12月21日，報社又給中央寫報告，希望暫時停刊。報告說：“《前進報》社內部文化大革命已進入高潮，民眾已把主要精力放在運動方面，維持正常編輯出版工作已有困難，容易發生事故。另外，由大報改小報，由日刊改隔日刊，一般說基層財貿職工贊成出小報，但不贊成隔日刊。在編輯工作中，由於版面小、刊期長，重要訊息多，版面很不好安排，但在目前又無力出日刊。因此，我們意見，目前暫時休刊，集中精力搞好報社內部的文化大革命。然後，建立一個革命化的編輯部，在復刊時即出日刊。”這份報告很快獲得中央文革小組批准。於是，《前進報》內定於1967年元旦暫時休刊。
我和夜班同志都表示，站好最後一班崗，堅持天天上夜班。我們的任務是編完1966年最後一天的報紙，同時宣布報紙休刊。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12月28日夜10時許，我們正在編輯12月29日的報紙，“八八戰鬥隊”的學生們衝進編輯室，宣布封報。我和他們據理力爭，毫無結果。想打電話給報社上級領導李先念副總理，學生把住電話，無法聯繫。29日凌晨，我們堅持把整張報紙編好，由我簽發付印。可是學生們齊集在印刷機前，不準工人開動機器。這最後一張已經編排好的《前進報》終於被扼殺在“母腹”之中了．
宣判“死刑”
12月29日，《前進報》沒有出刊，報社大門口卻堂而皇之地貼出了由所謂“《前進報》治喪委員會”發布的白紙大字“訃告”，歷數《前進報》(《大公報》)的所謂“罪行”，宣布《前進報》“驗明正身，壽終正寢”。“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是中央財金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孫大聖”支隊隊長潘鋒，副主任委員有劉闖等多人。與此同時，又出了一份類似“海報”的東西，正面印有前進報社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部《告讀者書》，背面印有中央財金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孫大聖”支隊撰寫的《前進報》被判處死刑的《判決書》。
《告讀者書》宣稱：“《前進報》於1966年12月28日晚10時，被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孫大聖’支隊封閉了!封得對，封得好!我們前進報社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最堅決地支持這一革命行動。……《前進報》的前身《大公報》，執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的辦報路線，忠實地執行閻王殿的黑指示，大搞知識性和趣味性，惡毒地反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對光芒萬丈、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對黨對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前進報》被判處死刑的《判決書》也氣勢洶洶地寫道：“《前進報》於1966年12月28日晚10時被我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隊‘孫大聖’支隊封閉了!所謂《前進報》，就是《大公報》，改頭換面了的《大公報》!這家犯下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的報紙，從今滾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這是對把持《前進報》領導大權的一小撮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及其後台(按：指李先念副總理)的當頭一棒，是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沉重打擊，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奪得的新的重大勝利!”《判決書》還列舉了北京《大公報》的“六大罪狀”：
1. “經常利用各種機會，運用各種方法，抬高劉少奇，貶低我們的偉大統帥毛主席”；
2. “在轟轟烈烈的學習雷鋒的運動中，不予宣傳，甚至拒不刊登雷鋒日記”；
3. “在三年困難時期，鼓吹‘三和一少’，充當帝修反和國內牛鬼蛇神的應聲蟲”；
4. “精心炮製‘生意經’等許多毒草，宣揚資本主義的經營方針，散布剝削階級毒素，為修正主義傳播種子，為資本主義製造溫床”；
5. “1965年11月，在毛主席指示下，上海市委在報上發表姚文元同志《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吹響了這場震驚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號角。《大公報》預感到它的末日就要來臨了，出於它的反動本能，它極力抵制，破壞文化大革命。《大公報》像黑暗動物害怕陽光一樣，極端害怕真理，仇視革命，一直沒有轉載姚文元同志的文章，這在全國來說也是極其罕見的……《大公報》抵制破壞文化大革命的手段，不是比前《北京日報》還惡毒嗎?”；
6. “《大公報》為了保住它現在的生存，以利將來的發展，耍了一個金蟬脫殼之計，改頭換面，以《前進報》的面目出現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大公報》改為《前進報》的‘改刊啟事’中，竟隻字不提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提毛澤東思想，表現了《大公報》對毛澤東思想的刻骨仇恨”。
《判決書》還特別列舉了《前進報》的兩大罪狀：一是“1966年10月1日出版的《前進報》登載了歡呼我國三項核試驗成功記錄電影的訊息，新華社電訊強調指出，我國三項核試驗的成功是‘在黨中央，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正確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集中兵力打殲滅戰，群策群力，大力協同的結果’……《前進報》卻把它刪掉了”。二是“《前進報》擺了一副超然面孔，採取了所謂‘不介入’政策，不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反映文化革命的情況，不報導紅衛兵的動態，不宣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前進報》的所謂‘不介入’政策，實際上是自外於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表明它站在資產階級陣線之內”。
從以上對報社所列舉的種種“罪狀”可以看出，那時他們居高臨下，不可一世，駭人聽聞，大事鞭撻，執意要把報社置於死地。
全國解放後，《大公報》在內地曾有過兩次改名：一次是天津《大公報》於1949年1月更名為《進步日報》，僅歷時三年，天津報館於1953年1月1日與上海《大公報》合併，遷北京出版，又恢復了《大公報》原名。另一次就是“文革”時《大公報》被迫更名為《前進報》，僅歷時103天，因受外力脅迫，不能按計畫正常休刊，只落得個被封停的下場。
國外其他報紙
“德文的共產主義報紙”《前進報》
“每周出版兩次的德文的共產主義報紙”（恩格斯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18頁）。1844年在法國巴黎出版，四開小型報紙，出版人亨·伯恩施太因，1月2日創刊。他開辦了劇本翻譯社和法德廣告中介辦事處，需要一家報紙為自己的企業做鼓吹，其政治立場“溫和進步”。5月，原《德法年鑑》的撰稿人卡·貝爾奈斯成為該報主編。接著，其他《年鑑》的撰稿人陸續為該報撰稿。馬克思與盧格在報上發生論戰，通過論戰，大多數撰稿站到了馬克思一邊，盧格不再參與該報工作。從8月起，馬克思參加該報編輯部工作。他雖然名義上不是報紙主編，但通過自己的工作，很快成為報紙的理論指導者。報紙編輯部與恩格斯專談報紙工作的信件，由貝爾奈斯和馬克思共同簽署；巴黎報刊後來為《前進報》受到迫害進行抗議時，也是將他們兩人並提。8月28日，恩格斯從英國返回家鄉，繞道巴黎，與正在《前進報》工作的馬克思第2次見面。他們相互發現，兩人在一切理論領域意見完全一致。從此開始了他們終生的合作事業。恩格斯把他寫的兩篇關於英國狀況的文章交給了報紙，文章分11次發表在8—11月的《前進報》上。回到德國後，他為《前進報》的推銷做了許多具體工作。馬克思在報上也發表了兩篇文章，組織了不少有關社會主義的譯著片斷髮表在報紙上。海涅的長詩《德國，一個冬天的童話》，亦發表在該報上，編輯部按語不少研究者認為是馬克思寫的。
1844年底，法國基佐政府在普魯士政府的要求下，開始迫害《前進報》的工作人員。12月13日，巴黎風紀警察法庭以“報紙談論政治而不繳納保證金”為理由，判處貝爾奈斯兩個半月監禁，罰款300法郎。報紙編輯部立即宣布第二年改為月刊，而月刊根據當時的法律是不必繳納保證金的。1845年1月16日，法國政府對《前進報》採取了更堅決的措施。正當1月號排印的時候，馬克思、伯恩施太因等12位參與報紙工作的人員被限令24小時內離開巴黎，3天內離開法國。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法國政府後來放寬了離境期限，並向馬克思表示，如果他保證不再從事反對普魯士的活動，還可以留在巴黎。馬克思拒絕這樣做，2月3日，他離開巴黎赴布魯塞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