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生平
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享年73歲左右。
孔子，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南辛鎮）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孔子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的最博學者之一，被後世統治者尊為孔聖人、至聖、至聖先師、萬世師表、文宣皇帝、文宣王，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相傳他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曾帶領部分弟子周遊列國。修訂《詩》、《書》、《禮》、《樂》，序《周易》，撰寫《春秋》。孔子去世後，其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語錄和思想記錄下來，整理編成著名的儒家學派經典《論語》。其儒家思想對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的影響。
孔孟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指出：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布陣有一定的程式，交戰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已甚”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白勺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仿佛，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定性。但戰事的本身，還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盪。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時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閒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孔子沒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中，“仁”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里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是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重視。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厚葬顏淵；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知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名言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
孔子名言。語出《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悅）乎？’”王肅註：“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王釋“學”與“習”為一義，似專指誦讀。但孔子教人學“六藝”，包括禮、樂、射、御、書、數，“誦習”僅是“一端”（見劉寶楠《論語正義》）。皇侃疏“時習”說：“凡學有三時。”一指年歲，二指季節，三指晨夕。近人蔣伯潛認為“學是知新，習是溫故”（《十三經概論》）。
敏於事而慎於言
孔子名言。語出《論語·學而》：“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又《論語·里仁》：“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義相同。意為做事勤奮敏捷，說話卻謹慎。朱熹註：“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儘其所有余也。”（《論語集注》）又釋：“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韓詩外傳》、《說苑·雜言》等篇都有孔子語子路“慎言不嘩”的記載。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孔子名言。語出《論語·為政》：“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迷惘。鄭玄註：罔，猶罔罔無知貌。“殆”有兩義：一為危殆，疑不能定。一為疲殆，精神疲怠無所得。當從前解。此句可與“溫故而知新”章合參。近人楊樹達註：“溫故而不能知新者，學而不思也，不溫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學也。”（《論語疏證》）孔子首倡學思並重，對孔門弟子有很深影響。如子夏言博學近思，《中庸》言博學慎思，都認為學思不可偏廢。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名言。語出《論語·為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鄭玄註：“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國註：“言人而不信，其餘終無可”。朱熹說：“人面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朱子語類》卷二四）近人蔣伯潛區分信有二義：“說話必須真實；說了話必須能踐言。”（《語譯廣解》）孔子及後儒極重信，“言忠信，行篤敬”（《論語·衛靈公》）是孔門的處世原則。
訥於言而敏於行’
孔子名言。語出《論語·里仁》：“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包鹹註：“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朱熹引謝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論語》中尚有許多同義之句：“慎言其餘，則寡悔”（《為政》）、“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貫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參見“敏於事而慎於言”。
德不孤，必有鄰
孔子名言。語出《論語·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概述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相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長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這樣的話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孔子並沒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中，“仁”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系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地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里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系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孟子
生平
孟子
（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漢族，魯國鄒（今山東省鄒城市）人，相傳他是魯國姬姓貴族公子慶父的後裔，父名激，母仉（zhǎng）氏。孟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
孔孟政治上，孟子主張法先王、行仁政；學說上，他推崇孔子，反對楊朱、墨翟。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思想，但較之孔子的思想，他又加入自己對儒術的理解，有些思想也較為偏激。加封為“亞聖公”，被後世尊稱為亞聖。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孟子的言行記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彙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他提倡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遊歷於齊、宋、滕、魏、魯等諸國，希望追隨孔子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前後歷時二十多年。但孟子的仁政學說被認為是“迂遠而闊於事情”，而沒有得到實行。最後他退居講學，和他的學生一起，“序《詩》《書》，述仲尼（即孔子）之意，作《孟子》七篇”。
《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雖然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裡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而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坑埋——但是這時也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千”，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紀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句話可能反映著當時各國備戰的情況，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時國君草菅民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禮之別
圖集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估量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情感，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然生性為善，那么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裡，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後觀
為什麼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段距離?為什麼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麼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 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互通 有無，社會之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間，影響 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沒有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 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
儒家
研究孔孟離不開儒家。
章太炎說：儒源於需（卦——雲上於天
）“知天文、識旱澇”，儒家之學稱儒學、儒家學說，是中國古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學派。儒家最初指的是冠婚喪祭時的司儀，自春秋起指由孔子創立的以維護周禮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後來逐步發展以教化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孔子的大貢獻，就是“（1）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儒；（2）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近取的儒。”
儒家深刻體會到文之美、明之亮，儒家眼裡沒有死亡，沒有世界末日。儒家看到的不是毀滅而是輝光、日新。“儒家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是一個與時偕行、昂揚向上的群體，其堪稱民族的脊樑！”
儒家有道統，李學勤先生以為“宋儒的道統說還是相當有道理的。”
儒家的道統講性命之學。有人引《論語·公冶長》話說孔子只談政治、道德，不談性命、天道，對此李先生做了批評。“聽”和“聞”不同，耳進為“聽”，心領為“聞”。因此說《論語·公冶長》中“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子貢的謙辭，說孔子關於‘性與天道’之論深奧微妙，他自己也不懂。孔子實際是講‘性與天道’的，把孔子說成不言‘性與天道’，這種解釋是對孔子的根本貶低。郭店簡《性自命出》一篇就是專講‘性與天道’的。”
儒家的道統，就是來自於孔子、曾子、子思子、子思門人、孟子的傳統，就是孔孟之道。孔子為聖人，孟子為亞聖。
“孔孟之間”
孔子逝世以後儒學曾有很多演變：《韓非子·顯學》說“儒分為八”；秦火以後，儒家典籍損失嚴重，然而在《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還不算少，可惜後來又大多散佚；晚晴疑古思潮的衝擊，僅存的一些典籍又遭到懷疑否定，於是“早期儒家的傳流脈絡歸於暗昧”
，特別是孔孟之間似若一片空白。
其實，孔子是公元前6世紀後半到5世紀初年的人（-551年— -479年）。其門人即七十子，下延至5世紀前半，如曾子（-505年— -436年）。其再傳即七十子弟子，是在5世紀中晚，如子思（-483年---402年）。孟子與七十子弟子又隔一世，是在4世紀中晚，如子上（子思之子）-429年— -383年。孟子是-390— -305年人。漢代人多誤認孟子是子思親授弟子，是不對的。《史記》說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是對的
。
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先生指出：《韓非子·顯學》所謂“儒分為八”，“並不是並世的八個支派，而是輩分不同的八位學者，各有趨向。”
“郭店簡這些儒書究竟屬於儒家的哪一支派呢？我以為是子思一派。”
不僅如此，韓非子根本沒有涉及孔門的易學一派。
思想傳承
孔子“老而好易”，為易作傳（《易傳》），用李學勤先生的話說就是：“孔子晚年對《周易》十分愛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傳》（至少其中一部分）。”
孟子對孔子的易學思想不僅繼承而且有所發展。“孔子好《易》之前所講的‘人道’，是沒有會通天地之道的禮義說教。《易傳》所講‘人道’，是指會通了天地人三才之後所體悟的人道。”
孔子在其易經哲學中創立了仁、義範疇。孔子講仁、孟子講義。仁義是一對矛盾，義是對仁的節制。這是孟子大罵墨子”兼愛【泛愛（仁）】的理論依據，此其一；孟子的“性善論”來自於《易傳》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論斷。孟子與易學的淵源，杭辛齋有獨到認識，他說“孟子繼孔子之後，七篇之首，即揭明仁義大旨，而歸體於性善及經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及繼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見孟子之不知《易》哉！”
此其二。可見，孟子汲取了孔門易學思想的精髓。
重寫學術史
“重寫學術史”，不是續寫、修補，而是改寫。
“思孟學派”對孔子的易學思想又有發明。《易經》號稱“帝王之學”。《易經》解決了大易的問題醫國，《黃帝內經》解決了大易的醫病問題，是思孟學派的“德性論五行”學說，解決了大易的醫人問題。馬王堆帛書《五行》和郭店簡竹書《五行》的面世，正好補上了孔孟之間缺失的理論鏈環。這個鏈環就是荀子大罵的“按往舊造說”、“僻偽而無類”、“閉約而無解”的德性論五行思想。思孟學派比照元素論五行，將德性論五行概括為仁、義、禮、智、聖。義和智都是對仁和禮的節度。“聖”端就是指會通天道、地道的本事。“思孟學派這種將數術引入儒門的努力，高揚‘人道’主義旗幟的表現，是企圖把儒家的道德條目加以自然哲學和生命哲學化的明證。其理論勇氣是巨大的，對國人的思維方式的影響也是深遠的，甚至說其對我國古代社會發展進程影響都是深刻的。自此，易學真正走上了醫國、醫人、醫病的光輝歷程。孟子曾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其間隱含著終始交替意蘊。由此看來，應是思孟學派開‘五德始終說’之先河。”
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是孔子《易經》“革命思想”的發展。民可以革去慘無人道、怙惡不逡的帝王之命。孟子“民貴君輕”思想，是洛克“自然權利”思想的理論基礎。“洛克關於‘自然權利’的理論是孟子‘革命權利’理論的變種。”
李學勤先生指出：郭店簡和上博簡的出現，“使人們不得不提出重寫有關學術思想歷史的要求。在20世紀長期流行，似乎早已成為定論的若干觀點，正在遭受動搖，甚至導致根本性的改變。”
世界影響
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是唯一從未中斷、延續至今的一種文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能遠播海外，以偉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人文）、仁道、文明、和諧、中道思想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廣大的儒家文化圈，這充分說明了孔子思想不僅對中華文明，而且對世界文化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所以，孔子早已是屬於全世界和全人類的孔子，孔子的思想是屬於全人類的精神財富。《易經》的“以同而異”（求同存異理論來源）、“與時偕行”（與時俱進的出處）“和諧社會”（保和太和、萬國鹹寧）思想都成了世界共同遵循的治國方略。
儒學早在漢唐時期便超出中國範圍，向東南亞和東北亞國輻射，形成"儒教文化圈"。在整個人類文明發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孔子創立的儒學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構成，蘊含著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而且是東亞地區的文化傳統和文明精神，在世界思想史和世界文明史中占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許多學者認為，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遠播海外，輻射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廣大的儒學文化圈，復蓋的人口超過全人類的四分之一。孔子文化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傳到歐洲，造成很大震動。中國的文官制度經歐洲人改造，成為西方的文官制度；孔子、儒家思想還啟發了歐洲啟蒙思想家，在思想啟蒙運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法國霍爾巴赫主張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狄德羅認為中華民族的歷史、藝術、智慧、政治、哲學趣味，無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伏爾泰認為儒家是最好最合人類理性的哲學，並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寫入法國最早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萊布尼茲主張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相互結合、溝通，並依據易經先天卦位，發明了二進制原理（萊布尼茨於1716年臨終懺悔時，“講清了自己在阿拉伯人阿卜杜拉·白達瓦魯斯講述‘中國史’中學到了《易經》的‘二進制’知識的背景。”
）；沃爾夫主張以儒家倫理來補充基督教的不及，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用的精神辯證法與中國儒家經典《大學》的辯證法相吻合；費爾巴哈汲取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思想，強調對己以合理的自我節制，對人以愛，並試圖把這種道德推廣到家庭、集團、社會、民族和國家中去。
《童子問易》疾呼：我們應該把原本屬於世界的孔子歸還給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