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歲月生活》作者： （俄）愛倫堡 著，馮江南，秦順新 譯
出 版 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2-1
字數：
版次： 2
頁數：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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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本： 16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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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張：
I S B N ： 9787806455760
包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文學 >> 紀實文學
編輯推薦
俄國版《光榮與夢想》，“解凍文學”的開山巨作，歐洲的文藝史詩。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蘇聯出版後立即引發一場激烈的爭論，其譯本在整個西方轟動一時，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其節譯本在國內列為高層閱讀的內參資料，流入民間後被圈內人士私下傳閱，影響了一代知識分子的成長，本版本是首次全譯並公開發行的唯一中譯全本。
內容簡介
這將是一本寫自己多於寫時代的書。當然我將談到我認識的許多人——政治活動家、作家、藝術家和冒險家，他們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我的許多同齡人都陷在時代的車輪下了。我所以能倖免並非由於我比較堅強，或是較有遠見，而是因為常有這種時候：人的命運並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既不知道“暴風雨般的掌聲繼而轉為歡呼聲”，也不知道我們如何在深夜傾聽樓梯上的嘈雜聲的一代，正在成長起來。人們從迷信到具有科學思想的過渡延續了很久，然而那些在新的年代誕生的少年，卻在一天之內就從盲目地信仰被引導到批判地思考。
對於我在一部回憶錄里為藝術提供了這么多篇幅，這不僅同我的職業有關，而且同我的人生觀有關——我確信，只有一條腿走路是不能前進的，沒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會變革，任何科學發現，都不會給人們帶來真正的獻禮。
作者簡介
伊利亞·愛倫堡（1891－1967）是一位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蘇聯文學大師級作家。1910年開始文學創作。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任戰地記者。十月革命後曾參加蘇維埃政府工作。
1921年後以記者身份去德、法、比等國。在國外十多年中，寫了眾多作品。
30年代回國後，在衛國戰爭中任軍報《紅星報》戰地記者。著有長篇小說《巴黎的陷落》、《暴風雨》和《九級浪》等。1954年發表的中篇小說《解凍》在蘇聯文藝界引起巨大震動。後用五年時間寫成長篇回憶錄《人·歲月·生活》，於1960年開始陸續發表，在蘇聯及西方引起強烈反響和激烈爭議。此書被譽為蘇聯“解凍文學”的開山巨作和“歐洲的文藝史詩”。
目錄
第一部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難忘的1891年
童年和少年
童年時代的莫斯科
中學時代
15歲的地下工作者
年輕的女詩人娜佳
獄中生活
從波爾塔瓦流亡巴黎
初識巴黎
列寧要我去找他
僑居巴黎的革命僑民
與詩結緣
巴黎就是一所學校
結識詩人巴爾蒙特
初進羅浮宮
法國人與俄國人——有趣的誤解
愛玩小孩遊戲的沃洛申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爾斯泰
洛東達咖啡館與末代名士
兩位法國詩人
畫家莫迪利亞尼的悲劇
戰爭爆發了
應徵入伍遭拒絕
戰時的巴黎
畫家萊熱從前線歸來
初次當記者的遭遇回對
神秘可怕的薩溫科夫
夢遊症患者——墨西哥畫家迪埃戈
1916年記事
我認識的畢卡索
沙皇垮了
重返俄國
第二部
1917年的莫斯科
啟蒙者勃留索夫
鍾情而堅貞的女詩人茨韋塔耶娃
1917年的旁觀者
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塑像
1917—1941帕斯捷爾納克肖像
左翼藝術的“第一號命令”
無意中掉進作家的圈子
基輔，我的故鄉！
受盡折磨的基輔
在基輔結識的藝術家
逃離基輔
在考特貝爾的艱難日子
生來不是蹲監獄的曼德爾施塔姆
坐鹽船逃難
提比里西的“天藍色之角”
讓開，這是外交信使！
請您證明：您不是弗蘭格爾的間諜
梅耶霍德和戲劇
我非常需要一條褲子
這是整整一個詩歌的時代
杜羅夫和《全世界的野兔，聯合起來！》
葉賽寧和他的詩
泰羅夫和室內劇院
1921年我心中的懷疑
重訪巴黎遭驅逐出境
我的第一部長篇《胡利奧·胡列尼托》
第三部
1921年柏林之秋
在柏林：俄國僑民的出版物
詩人杜維姆“冰冷的睡夢”
古怪的天才——安德烈·別雷
列米佐夫及“偉大和自由的猿猴院”
我是“現代虛無主義者”嗎？
1924年的柏林：幕間休息
奈茲瓦爾的詩——它進人我的生活
又見莫斯科：《貪圖私利者》被拒絕
莫斯科寒冷的一月：關於列寧的回憶
1924年的義大利馬泰奧蒂事件
《1925年夏天》：新作品和新觀念
馬爾基什：小笛子和乾燥的嘴唇
時代的後門：《在活水胡同里》
戴眼鏡的巴別爾和《騎兵軍》
龐馬爾角——漁民、沙丁魚和全世界
《冉娜·涅伊的愛情》：對悲慘結局的恐懼
巴黎的作家群體
德斯諾斯與“死亡營”中的情詩
肥乳牛、瘦乳牛與西緒福斯的傳說
梅爾：一隻飛來飛去的白鴉
巴爾幹的高爾基——伊斯特拉蒂
持《時代的簽證》旅行歐洲
約瑟夫·羅特和《拉德茨基進行曲》
畫家帕斯金
從攝影鏡頭裡看《我的巴黎》
1931年秋首訪西班牙
從詩歌走向革命的托勒爾
兩訪柏林——怪誕不經的夢境
寫了19本書的40歲
出任《訊息報》駐巴黎記者
震動巴黎的戈爾古洛夫案件
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熱情”
《第二天》，大地和深淵分開了
第四部
好萊塢與革命的雜種
好朋友——伊利夫和彼得羅夫
1934年：報導巴黎工人總罷工
1934年，採訪維也納事件
從捷克斯洛伐克到巴黎
莫斯科“民族”旅館及奴隸心態
第一次蘇聯作家代表大會
建設與摧毀《一氣乾到底》
史達林想和我談談
收到帶 字形的匿名信
紀德——他不過是一隻螟蛾
國際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會
畫布上的巴黎——法爾克的油畫
不能容忍法西斯主義
最英明的導師和犧牲品
1936年春，西班牙和巴黎
自任西班牙前線特派記者
在西班牙前線
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
被射中的雄鷹——科利佐夫
馬德里戰時見聞
作家薩維奇當了記者
海明威，他雖死猶生
1937年的堂吉河德
作家將軍馬特維·米哈伊洛維奇
國際作家代表大會在炮火下召開
共和國軍占領特魯埃爾
莫斯科：史達林對作家作戰
西班牙：戰爭的結局
憂鬱和孤獨使我重握詩筆
《法國的悲哀》：慕尼黑挫傷了法國
偉大的西班牙詩人馬查多
加泰羅尼亞的最後一周
我被迫放下記者的工作
奇怪的戰爭
畫家馬爾凱也死了
在巴黎：再次遭逮捕
法西斯占領下的巴黎
史達林戲言《巴黎的陷落》
第五部
德軍人侵與書刊檢查員的剪刀
永遠留在了前線的詩人拉賓
在屠殺面前學會憎恨
作家和人民一起
經受“戰爭的X光照射”
叛徒弗拉索夫
為軍報《紅星報》工作的作家
戰士古德堅柯和他的詩
流血的卡德里爾舞
沉痛的1942年夏季
勒熱夫的戰士與勒熱夫的痛苦
偉大的心靈和渺小的政治
解放的庫爾斯克：
不屈的人們和苟且偷生者
博學多才的外交官烏曼斯基
1943年：深夜、深秋——深的戰爭
1943年：第一次出現的不祥烏雲
20年代最聰明的作家之一——特尼揚諾夫
外國的外交官和記者的趣事
明斯克包圍圈：
德軍指揮官、作家巴甫連科、倖存的人們
布洛克的筆與戰爭的口授
格羅斯曼頭上的災星：
命運不喜歡最高綱領派
《黑書》和它的編著者
發現人的心靈：伊娜和她的日記
進軍德國：歡樂中羼雜的悲夏
戰爭的最後幾周
我認識的法國總理赫里歐
勝利之夜，
我想著痛苦、勇氣、愛情、忠誠
第六部
1945年6月：我開始了漫遊
四個月訪問七個國家
紐倫堡：人的感情和行為鏇轉的軌跡
《暴風雨》與反“卑躬屈膝”運動
美國之行：首次出擊
美國之行：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美國之行：黑人的命運
美國之行：會見愛因斯坦
美國之行：人們很激動，但海洋很平靜
美國之行：
米哈伊爾·羅曼諾維奇的命運
戰後的法國：從痛苦中磨出麵粉
馬蒂斯為我畫像
自白：“祖國只有一個”
關於波蘭的抒情的說明
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歲月
巴黎：保衛和平代表大會
《人群》和斯洛伐克作家
法捷耶夫：不大為人所知的一面
義大利之旅
約里奧一居里：創傷和路標
斯德哥爾摩宣言
應邀與伊莉莎白王后談話
在倫敦遭遇冷戰氣候
關於薩特蘑菇和柳條筐的爭論
畫家孔恰洛夫斯基和紅方塊王子派
《九級浪》和擔任最高蘇維埃代表
去智利為詩人聶魯達頒獎
中國之行印象記
土耳其詩人希克梅特
兩位傑出的外交家：
李維諾夫和蘇里茨
法國詩人艾呂雅
毫無生氣的1952年。史達林癱了……
史達林肖像：上帝？老闆？
獨往獨來的伊夫·法奇
《解凍》：春天的開始
結語：分娩總是艱難的
譯後記
書摘插圖
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過的一些人、我所參與或目睹的一些事寫出來；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這個工作擱置下來：或為情勢所阻，或因心中猶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現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漸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記憶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終於坐下來寫這本書了。
35年以前，我曾在一篇遊記中寫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著園中的幾棵槭樹和幾張安樂椅。想當年阿克薩科夫有足夠的時間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來書簡對心靈和時代作了從容不迫的勾畫。而我們將在身後留下什麼呢？無非是一張張的收據：‘今收到一百盧布（簽名）。’我們既無槭樹，又無安樂椅，只不過是經過在編輯部里和貴賓席上那一陣陣使人精神空虛的瞎忙之後，在火車單問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罷了。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時代宛若一輛高速汽車，對汽車不能大喝一聲：‘停下，我要仔細看看你！’只能談談它的前燈一閃而過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覺地落在它的車輪底下——這倒也是一條出路。”
我的許多同齡人都陷在時代的車輪下了。我所以能倖免，並非由於我比較堅強，或是較有遠見，而是因為常有這種時候：人的命運並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說過，我們的時代沒有留下許多生動的記載，看來我說對了：很少有人寫日記，書信也寫得簡短、講求實際——“我活著，還健康”；回憶錄也少。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許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點：我們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們的過去，卻過分頻繁地和它發生爭執。在半世紀內，多次變更對人對事的評價。完整的語句說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於環境的影響。人們得從荒野里走出一條路來；有的人從懸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掛在枯樹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時是出於自衛的本能，因為懷著對往昔的記憶是不能前進的，它捆住了雙足。我兒時就聽說過這么一句諺語：“誰記得一切，誰就感到沉重”——後來我又深信，這個世紀太艱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憶的包袱。甚至連兩次世界大戰這樣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變成了歷史煙雲。世界各國的出版家們如今都說：“談論戰爭的書現在不吃香了……”對於過去的事，有些人已記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這當然很好；但古羅馬人崇拜雅努斯（羅馬神話中的鬥神）並非毫無緣由。雅努斯有兩副面孔，倒不是因為他是人們常說的那種兩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顧過去，另一副展望未來。雅努斯廟只有在和平的年代才關閉，而在一千年間只關過九次——和平在羅馬是極為罕見的事。我這一輩人雖然不像羅馬人，但我們所度過的多少還算得上平靜的歲月也是屈指可數的啊。不過看來和羅馬人不同，我們認為，只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於緬懷過去……
當目擊者沉默的時候，野史奇談便應運而生。我們有時說“攻打巴士底獄”，雖然誰也沒有去攻打巴士底獄——1789年7月14日只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許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輕而易舉地進入了監獄，原來那兒只關了很少幾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獄的那天成了共和國的國慶節。
流傳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時和實際情況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湯達在讀者的心目中還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就是說，是一個全神貫注於自己的心境的人，雖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義。人們通常認為，屠格涅夫喜愛法國，因為他在那兒度過了許多歲月，又和福樓拜相契；事實上，他並不了解，也不大喜歡法國人。有些人認為左拉是一個熟知各種誘惑的人，因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卻回想起他在為德雷福斯（19世紀末法國總參謀部一名猶太血統的軍官，曾被誣告為德國間諜）辯護時所起的作用，因而認為他是一個社會活動家、熱情的政論家；但是這位肥胖的眷戀家室的人卻是異乎尋常地貞潔，而且除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於那震撼法蘭西大地的內戰風暴之外。
每逢我路過高爾基大街，總要看見一個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銅鑄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驚訝，這竟是馬雅可夫斯基的紀念像，它跟我所認識的那個人是多么不同啊。
從前，傳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幾十年，有時甚至幾個世紀才能形成；而現在，不僅飛機可以迅速地掠過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間脫離大地，忘卻熙熙攘攘、陵谷變遷的花花世界。我有時覺得，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下半葉幾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學上的某種衰退，跟昨天的現實迅速轉變為社會習俗有關。作家很少描寫實際存在的人——某某伊萬諾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說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許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內心體驗，還有他對世界的理解。也許，歷史就是一位小說家？也許，活生生的人們對它來說便是原型，而它，把這些原型加以熔煉，然後寫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說？……
大家都知道，目擊者們對某一事件的敘述，常常是極其矛盾的。無論證人有多么善良，歸根結底，法官們在多數場合下，總還是應該信賴自己的洞察力。回憶錄的作者們再三聲稱，他們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時代，但幾乎總是在描述自己。幸虧司湯達留有日記，否則，如果我們相信司湯達的密友梅里美所塑造的司湯達的形象，那么我們就永遠也不會理解，一個具有上流社會風度的、敏銳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怎能描繪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爾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繪過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發的政治風暴；但當我閱讀他們的札記時，我卻覺得他們所寫的是不同的事件。
這種記述的不一致，有時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致，有時卻與那習以為常的健忘有關。契訶夫死後才10年，那些熟悉安東·帕夫洛維奇的人就在爭論，他的眼睛到底是什麼顏色——是褐色的、灰色的，還是天藍色的。
記憶力通常是保存了一些東西，而放過了另一些東西。我對童年時代、少年時代某些場景的細節至今記憶猶新，雖然它們絕不是什麼最重要的東西；我記得某些人，但把另一些人忘得乾乾淨淨。記憶力像是汽車的前燈，在黑夜裡，它們忽而照亮一棵樹，忽而照亮一個崗棚，忽而又照亮了一個人。人們，特別是作家們，在他們合乎邏輯地、詳盡地敘述自己生平的時候，經常用臆度揣測來填補空白，使人難以辨別，他的真實回憶在哪兒結束，虛構的小說又從哪兒開始。
我不準備有條理地敘述過去——我厭惡把真實的往事和虛構攪和在一起；何況我已經寫了許多部小說，在這些小說里，個人的回憶已成為各式各樣臆測的素材。我將敘述一些個別的人，敘述各個不同的年代，雜以某些未能淡忘的對昔日的見解。看來，這將是一本寫自己多於寫時代的書。當然，我將談到我認識的許多人——政治活動家、作家、藝術家、幻想家、冒險家；他們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不是不偏不倚的編年史家，所以這只是繪製肖像的嘗試。而且那些事件，不論是大事還是小事，我也試著不去按照歷史的順序敘述，而是結合著我渺小的一生，結合著我今天的想法來敘述。
我從不寫日記。過去的生活很不安定，因而我也沒能把朋友們的書柬保存下來——法西斯占領巴黎的時候，我不得不焚燒了幾百封信；後來毀掉的信也比保存下來的多。1936年，我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給成年人讀的書》；它跟我的其他小說不同，其中有幾章具有回憶錄性質。我將從這本舊作里摘取某些材料。
某些章節，我認為發表得過早了些，因為它們談的是尚在人世的人，或是還未成為歷史財富的事件；我將盡力不做任何有意識的歪曲——忘卻小說家的手藝。
石頭總是冷的，按其本質來說，與人體是不同的，可是自遠古時代起，雕塑家就用大理石、花崗岩甚至是金屬——青銅——來表現人。只有在他們眼前浮現了美麗的構思時，他們才採用木頭，雖然木頭更接近於肉體。石頭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因為它更難於雕琢，而且它能長期保存。在各種博物館裡，豎立著一行行石像；其中有許多精美絕倫，但卻都是冰冷的。不過有的時候，雕像在參觀博物館的人們眼中變得溫暖起來，充滿生機了。我但願能用滿含摯愛的雙目使往昔的某些化石充滿生機；同時使自己貼近讀者：任何一本書都是自白，而寫回憶的書籍——這更是一種不願以虛構人物的影子來掩蓋自己的自白。
難忘的1891年
1891年1月14日，我誕生在基輔。1891年——這是俄國人和法國造酒商難以忘卻的一年。當時的俄國正是哀鴻遍野；災荒毀掉了29個省份。列夫·托爾斯泰、契訶夫、柯羅連科募集捐款，開設粥廠，企圖賑濟災民；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杯水車薪，很久以後，人們還把這一年稱作“荒年”。法國造酒商卻在這一年大發酒財：酷旱毀滅了莊稼，卻提高了葡萄的質量；伏爾加河流域農民的凶年必定跟勃艮第和加斯科涅的造酒商的豐年聯袂而來；還在我們這個世紀的20年代，鑑賞家們就到處搜羅標有“1891”字樣的陳酒。1943年從列寧格勒由“冰道”運到莫斯科一車廂1891年的老牌“聖愛米里昂”酒。酒業公司要求阿·尼·托爾斯泰和我檢驗一下搶救出來的酒的質地。結果發現瓶子裡滿盛著微微發酸的水——酒消失了（跟流行的傳說恰好相反，酒，哪怕是最上等的，過了四五十年也會消失）。
1891年……現在看來這是多么遙遠的年代啊！當時統治俄國的是亞歷山大三世。高居大不列顛王座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她清楚地記得塞瓦斯托波爾的被圍、格萊斯頓（1809—1898，英國自由黨領袖，數度任首相）的演說以及對印度的鎮壓。那時在維也納順利執政的是弗蘭茨一約瑟夫，他正是在值得紀念的1848年登基的。上一世紀的正劇和鬧劇的主人公——俾斯麥、加利費將軍、沙皇俄國的著名外交家伊格納季耶夫、麥克一馬洪元帥、由於卡爾·馬克思的抨擊性小冊子而知名於我們大學生中間的福格特尚在人間。當時恩格斯也還活著。巴斯德和謝切諾夫、莫泊桑和魏爾蘭、柴可夫斯基和威爾第、易卜生和惠特曼、諾貝爾和路易絲·米歇爾（1830—1905，法國女革命家，積極參加了巴黎公社，寫過一些詩歌和長篇小說）都還在工作。1891年蘭波和岡察洛夫逝世了。
如果現在想像一下1891年的話，從外表上看，世界的變化如此之大，仿佛逝去的不是人的一生，而是幾百年的時光。當時巴黎還沒有燈光廣告，也沒有汽車。人們還把莫斯科叫做“大村莊”。在德國，迷戀菩提樹和舒伯特的浪漫派，還在度著自己的風燭殘年。而美洲卻是那樣的遙遠。
當時約里奧-居里、費密（1901-1954，著名的義大利物理學家）、馬雅可夫斯基、布萊希特、艾呂雅都還沒有誕生。希特勒才兩歲，世界上一片昇平氣象：沒有任何人挑動戰爭；義大利只不過在端詳著衣索比亞，法國在準備攫取馬達加斯加。報刊議論著法國艦隊訪問喀琅施塔得：顯然，法俄同盟是針對三國同盟的；愛好議論深奧政治問題的人說，“歐洲的均勢拯救了世界”。
俄國仍處於停滯狀態。亞歷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黨之後，有點放心了。不錯，5月1日在彼得堡舉行了一次小小的工人遊行。不錯，列寧在薩馬拉閱讀馬克思的著作。但這些瑣事能使全能的沙皇不安嗎？當法國軍艦來訪，軍樂隊奏起《馬賽曲》的時候，他毫不介意地舉手行禮。他洋洋自得地說：西伯利亞大鐵道已經鋪成，不久火車就能由伊爾庫茨克直抵莫斯科了……
5月1日是新鮮的。1891年，在法國北部的富爾米工人區，警察開槍射擊五一遊行隊伍。報上寫道：“公社社員不祥的影子復活了。”
在德國隆重地建立了“泛日耳曼主義聯盟”。那裡的人們都在談論生存空間、德國的使命、日後的遠征，未來的黨衛軍分子的父輩們叫嚷著“萬歲”。
饒勒斯（1859—1914，法國社會黨領導人）寫道，必將取得勝利的不是富爾米的劊子手，而是工人們、國際主義者和人權保衛者。
不，1891年並不是那么遙遠：當年種下的禍殃，為我們這一代人留下了無窮的後患。每一個人的生活歷程都是曲折而複雜的，但是，當你站在高處俯瞰它的時候，你就能發現，它本身也有著一條潛在的直線。凡是誕生在最平靜的1891年——是年俄國鬧饑荒，而法國的美味葡萄酒則大豐收——的人們，命中注定要看到許多革命、許多戰爭、十月革命、地球衛星、凡爾登、史達林格勒、奧斯威辛、廣島、愛因斯坦、畢卡索、卓別林。
1891年1月14日，在基輔的一條從克列夏季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學院街上，我來到了人間，就在這一天安東·帕夫洛維奇在由彼得堡寄給他妹妹的信上寫道：“我被一種極不明確、我不理解的濃重的惡意氣氛所包圍。他們饗我以午餐，對我唱一些俗氣的頌歌，而同時卻準備一口吞了我。為了什麼？鬼才知道他們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舉槍自殺的話，那將會使十分之九的朋友和崇拜者們大為滿意。他們是如何淺薄地表達著自己淺薄的感情啊！布列寧用小品文咒罵我，雖然無論什麼報紙都不容許咒罵自己的同事……”而那位布列寧正是這樣來議論契訶夫的：“上述平庸的天才們忘記了正視他們周圍的生活，一味隨波逐流……”安東·帕夫洛維奇是1891年1月開始寫中篇小說《決鬥》的。我經常重讀契訶夫的作品，不久前又把《決鬥》讀了一遍。當然，這部作品帶有時代的烙印。主人公拉耶夫斯基為邊遠地區的生活所苦，老是幻想著他回彼得堡時的情景：“火車裡的乘客在談著生意啦、新的歌女啦、法俄的修好啦；四處都能感到活躍的、有文化的、有知識的、朝氣蓬勃的生活……”可是，不論是法俄親善還是貿易發展，我不讀《決鬥》也都知道。我重讀這部作品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自己的一生。
書摘與插圖
《人歲月生活》
《人歲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