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心絞痛》《中國心絞痛》為張鳴先生近來撰寫的時評文字結集，談及文化、政治、民風、民族、教育、自由、學風等社會諸多讓人不忍目視的林林種種，作者身後的歷史學功力和思想見地，往往一針見血命中問題之要害，使得人讀之如醍醐灌頂，在快感與痛感之間，催人省思，給人啟示。
《中國心絞痛》集合了張鳴教授近來最有影響、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天下有心人自當體會張鳴先生的良苦用心！
作者簡介
張鳴張鳴，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生導師，個性鮮明。社會責任感使然，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深刻的人文關懷關注天下事，並以文人悲憫的情懷為當下人物事件揭下虛華假面，其獨立特行的觀點為蒙蒙大眾指點萬千醜態，真相豁然，真知畢然。張鳴教授的主要著作還有《武夫治國夢》、《鄉土心路八十年》、《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等數種，以及歷史文化隨筆有《直截了當的獨白》、《歷史的壞脾氣》、《歷史的底稿》、《歷史的空白處》等。
讀者短評
糾結於心，陣痛襲來，何以紓解？中國社會有病，張鳴老師稱之為“心絞痛”，這真是再貼切不過了。如今的中國，正從過去的營養不良漸漸地健壯豐滿起來。然而，成長的太快，必會帶來因內機與之無法協調而造成的病症。
心臟，是一人之本，亦為一國之本。心絞痛，直擊中心，怎能不治？然而，一個龐大的國家，一個龐大的體制，一個正在向前急沖的巨人，誰來為他醫治？更何況，在這個國家、這種體制內，更多的細胞是在試圖遮掩病態，試圖以狂奔的健壯形象湮沒陣痛發出的警示。
無法求助於外，外面的人似乎都在盼著他倒下，因此，這位巨人只能反求諸己。每一個中國人都是其體內的一個細胞，每一個中國人都在切身遭受著這種陣痛，每一個中國人都有責任結束陣痛。
但，誰是療愈傷口的白細胞？誰是淨化機體的免疫分子？中國文人無疑該擔負起這個責任。我國五千年，自古便是以文載道，文昌則國治，如果文人沒有這份責任心，如果文人沒有這種品德，則中國之病，無藥可治。同時，立志做於國有利的文人，還必須有足夠的理智，不可似憤青躁進，不可似“專家”趨炎，唯有理智，唯有深刻，唯有直指病患，才能起到警醒國民，治病救國的作用。
張鳴，無疑算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他針砭時弊，發人深省，“口誅筆伐”之下而又不乏人文關懷。他敢為大眾喉舌，敢為國痛呼，他是真正有文化脊樑的中國文人，是於國於民都有益的文人。但願中國再少一些憤青，少一些“專家”，多一些文人！
書籍文摘
不是序的序言
現在的中國社會有病。
一些食品生產廠家，本來是生產食品的，但是卻為了錢，往裡加添加劑，讓人吃了不死也病。
教師原本是教書育人的，但是現在有一些教師卻變著法地坑學生。
醫生本來是治病救人的，但眼下有一些醫生看人的眼神都不對，不看病，看人腰包。看病無非是怎么把人腰包里的錢都掏出來。
社會亂相種種，某些官員也是亂上添亂。
我們的官員，身處一個壓力體制。他們的官帽子，都是上級所賜。眼睛向上，是大勢所趨。眼下，中國不幸，又有了媒體。從平面紙媒到電視再到網路，一應俱全。凡是有媒體的地方，無論官員的烏紗帽是從哪兒來的，都要學會作秀。有的作秀是真作，表演完了，多少要兌現一點。有的作秀是假作，表演完了，也就完了。平面紙媒和電視好控制，不該說的話，及時地不讓他們說就是。但是網路不好辦，一個不留神，總有人喜歡把“皇帝沒穿衣服”這種大實話捅出來，讓官員難堪。
社會亂事多，官員不思改進，不去治亂，反而總在掩飾上面下功夫。有了網路，加上手機這么普及，手機上錄音攝像功能一應俱全。官員的手雖然比咱們平頭百姓的大，也難以一手遮下所有的醜事。遮不了也得遮，強遮，硬遮，捉襟見肘也得遮。於是，事情就更亂。有的時候，亂源來自於官員本身，為了自家的利益，四面出擊，到處拆遷。惹到天怒人怨，也不肯罷手。
當然，這一切的亂，其實是亂了老百姓，也苦了老百姓。
心絞痛，痛的都是我們自己。
我們都是老百姓，要想少點亂子，就得出來喊一喊。喊一嗓子，是一嗓子。多少讓製造混亂的人，感到有些膽驚。
天下總是亂中治，中國心絞痛也是驚醒劑，讓我們從盛世伊始的喧鬧里看清自我看清差距，從而知道萬里長征第二步的微妙與真切。
東方復興的路還遠，我們在路上！（張鳴 2010年2月）
這樣的五四
不消說， “五四”運動，是一場在國際上聲譽不錯的文明抗爭。雖然是排日愛國，但學生們有意識地避免暴力，跟義和團劃清界限。不僅不直接傷害日本人，而且面對警察時也不採取對抗手段。凡是爆發運動的城市，軍警的態度也大多曖昧，學生火燒趙家樓的時候，幾十上百的警察，大體上在旁觀。北京的警察總監吳炳湘，對於鎮壓學生一向不積極，後來上任的步兵統領王懷慶，雖然名聲不好，但抓捕學生，大體上屬於守勢。貓捉老鼠，其實軍警才是鼠，過街老鼠。第一次被抓的學生關在步兵統領衙門的監獄，條件不好，輿論一致聲討，後來再抓，就臨時關在北大法科，其實根本就沒打算真正把學生怎么樣。各地的軍警，就更加姿態低，萬一傷了一個學生，就像惹下塌天大禍，全國聲討，國會議員都跟你沒完沒了。抵制日貨，軍警雖說有上方的阻止命令，但根本不加制止，有的地方還暗中相助。
其實，運動中的暴力還是有的，只是對內不對外而已。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可以往死里打，但一個日本人，中江醜吉(著名哲學家中江兆民的兒子)出來擋駕，學生們就不打了。…… （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一言難盡的五四” ）
欺上瞞下的官僚體制
美國學者孔飛力有本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著作《叫魂》，裡面說到一個道理，說是在帝制的中國，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實質上就是信息控制的關係，皇帝想要知道地方的一切，而地方官則盡力不讓皇帝知道一切，在上面的擔心下面欺瞞，在下面的害怕自己那點不合規矩的事讓上面知道，後果不堪。這樣的信息控制戰爭，未必在今天就沒有。對於一個唯有上級才可能福之禍之的行政體系，無論自己幹了些什麼，只要能把上級瞞住，一切就等於沒發生。官僚機構，本身就是金字塔，上小下大，瞞住上級，具有可操作性，即使有人外露訊息，只要控制及時，局面就不至於失控。……內部人的這種“反叛”行為，是行政官僚最擔心的，因為，人人都知道，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如果不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控制住內部，一旦所有人都有這種“異動”，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將暴露在陽光下，上級自然什麼都知道了，自己的烏紗帽也就保不住了。
在這樣的體系里，身正不怕影子歪的說法，是沒有市場的，凡是強力控制內部輿論的人，都意味著箇中的貓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某個範圍內，幾乎是公開的，所要瞞的，只是他們的上級。真正要實現政務公開，首先要改革這種只對上負責的體制，落實體制、社會和輿論的三種監督，從體制改革入手，讓人權行動計畫落到實處。否則，王帥和吳保全的故事，就還可能重演。（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古今文字獄的異同”）
折騰
雖然眼下不折騰已經成為國家的共識，但是，我們的某些政府機構，還是喜歡折騰。不折騰，似乎就渾身難受；不折騰，似乎就顯不出來我這個機構的重要性。機構分管哪塊，就折騰哪塊，即使被人譏為吃飽了撐的，也要折騰。這些機構的人，似乎神經非常堅強，不在乎博得罵名。老百姓越是不滿意，自己似乎就越是得意。似乎不給百姓添堵，自己就堵得慌，沒事找事，利用手中的權力，給人們製造麻煩。這樣的行政決策，固然背後有某些專家的支持，從本質上講，依然是一種折騰。這么多年來，中國最大的問題，其實就是折騰。從前是以革命的名義，以政治運動的形式折騰，現在是以改革的名義，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折騰。總是無端生事，折騰老百姓，都是權力惹的禍。什麼時候能不折騰了，百姓和國家就有福了。（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沒事兒折騰漢字為哪般” ）
余秋雨“大師”
中國現在的工藝美術界，大師是種職稱。評上了，手裡的玩意，就能賣出好價錢。在和尚那裡，大師是我們這些俗人送給某些腦門鋥亮，腦袋大脖子粗，身為主持(也許是買來的)者的尊稱。一般來說，這種時候，都是俗人們有求於大和尚之際，不是求財，就是求官。恰好，這兩種道場，大和尚都能做。嗚嗚呀呀地念將起來，挺唬人的。在文化界，大師的頭銜挺金貴的，至少在官方那裡挺寶貝。迄今為止，真正由官方掛牌的，只有餘秋雨大師一個。
物以稀為貴。大師把自己端起來，理所當然。古往今來，有人寫文章不出錯嗎？沒有。但人家余大師就沒有錯，一個錯字都不能有。哪怕把自家胡亂認來的祖宗余玠寫成了餘珍，也是沒錯。要錯，也是余玠他爹錯了。費點心，把《宋史》連帶餘家的家譜改了就是。
誰要敢出面指證，哪怕是戰戰兢兢的，人家連手民之誤都不認賬，劈頭就是一棒子——你別有用心！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做了大師的人，有聖人的感覺——聖上的聖。聖上一出生就紅光滿眼，異香滿室，渾身上下，除了肚臍眼沒疤瘌。他的第一聲啼哭，如果不是一首歌，那也是歌的底稿，屬於最有文化那種。如果寫出來，得用鐘鼎文。當然，用蝌蚪文，也行。
余大師很清高，據說從不交結權貴，可惜權貴總喜歡交吉他，爭著搶著交吉他。要不怎么那么多官方慶典，都有大師出席呢？上海往新加坡派文化使者，派了一次是余大師，兩次還是余大師，三次四次據說依舊是余大師。人家大師領獎，都去釣魚台。那地方，我輩鼠民，連站在門口往裡望一望的可能都沒有。大師的清高，在權貴的爭相巴結下，也只好裝下半截。人家一巴結，也就琵琶半抱，出來見客了。（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大師別頌”）
無法回響的號召
一個我們學校曾經到邊疆支教的大學生告訴我，他其實蠻有理想的，支教在內蒙一個縣城，就打算畢業後在那裡做一個中學老師。但是，去了以後才發現，那裡的中學老師早就超編了，不僅中學超編，縣城裡所有吃公糧的地方，統統人滿為患。像他這樣的名牌大學畢業生，人家公開說，根本不需要。這種情況，其實相當普遍，很多內地的中小城市，吃公家飯的地方，早就人滿為患了。開公司創業，沒有當地強有力的靠山根本沒門。而且由於經濟不發達，大學生在市場上基本沒有多少空間。一個非常明白的事實是，無論什麼人，要想在市場上找機會，還得在發達地區，不僅農民工打工如此，大學生打工也是如此。 （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蟻族的逃離北上廣問題”）
密切隔開民眾
80年代，我去中央黨校，把門的人跟我們穿的一樣，進門登記一下即可，不登記，混進去也不是不可能。但是現在再去，把門的成了武警，進一道門，登記一次，盤查一次，到了要見的人樓門口，還要被檢查一次，然後通報清楚，才能放行，而我們要見的，無非是個學者型的副校長而已。
歷史的記載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曾經是打破等級界限的人，斯諾先生在《西行漫記》中感慨道，一系列被國民黨政府懸賞十萬大洋的中共領導人，從毛澤東到彭德懷，門口只隨隨便便地放了一個警衛，人們相互串門，推門就進。根據很多當事人回憶，延安時期的老百姓想要見到領袖，似乎很容易，在什麼地方都可以見。看那時候的老照片，領導人的合影，似乎並不按嚴格的等級，大家隨便一站，位於中間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對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么一來，當年密切聯繫民眾的原則，悄然變成了密切隔開民眾。官員但凡到了一定級別，衣食住行，在制度設計上處處考慮的是跟老百姓的隔離，住是有人把門的大院，辦公是有人站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開道的一路暢通，就算是下來走訪民眾，有關部門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隨便見，路線不能隨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見領導，即使領導有心見，也難過上青天。（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密切隔開民眾”）
權利與生命
當一個公民，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來保護自己的財產。當她全身澆滿了汽油，拿出打火機，馬上就要點燃的時候，為什麼還沒有擋住拆遷的行動？哪怕僅僅是暫時停止一下？一個人的生命，跟拆遷背後的利益，哪怕是所謂的公共利益，比較起來，哪個更重一點呢？
顯然，唐福珍之死，是一個悲劇。一個似乎連成都金牛方面都不樂意見到的悲劇。但不幸的是，悲劇還是發生了。造成悲劇的邏輯，就算我們承認成都金牛官方的說法，是刁民抗法，唐福珍所維護的，只是不在法律保護下的違章建築；而唐福珍又過於愛惜自己的財產，意圖用做釘子戶的方式，謀求更大的利益。但是，一個無可迴避的深層原因是，同樣是財產和利益，一些地方政府似乎依然覺得，公家的利益，公家的財產，還是要高於公民個人的利益和財產。因此，才在有人以命相搏的時候，拆遷的步伐依然不能停下。
退一步說，即使唐福珍的家，的確如成都金牛區政府所說，屬於違章建築，但唐福珍家蓋這個房子的時候，政府到哪裡去了？那時肯定有政府存在，不是真空狀態。既然那時沒有人管，任憑她把房子蓋好了，今天再說人家違章，那么政府勢必要負些責任。在政府方面也有責任的情況下，如此強硬地拆遷，是不是真的該如此理直氣壯呢？
……
人之常情，生命是人最看重的。這一點，中國人表現得尤為突出。即便唐福珍全無道理，屬於典型的胡攪蠻纏，但是如果她真的以命相搏，把自己的性命搭上了，政府也應該慎重對待，總不至於真的讓她死掉，畢竟，我們是在 21世紀。一個現代國家的政府，在沒有事關國家安全，其他民眾生命財產遭遇危險的情況下，尊重個體的生命財產，理應是最高的原則。就算一個人犯了錯，當她處於生命危險的時刻，政府也應該去救人，怎么能眼睜睜看著她一次一次把汽油澆遍全身，點燃起來，直到大火燒起來，待命的消防隊才開始滅火？（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在人的生命面前，權利需要自省”）
讓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事實上，除了個別特別差的官員，一般來說，政府和政府官員其實也希望下情能夠上達，上情能夠下達，溝通並不是一個令他們特別討厭或者害怕的事。很簡單，任何一級政府，都需要有政績，都不希望自己的轄區出亂子。但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卻往往相反，隨處可見上下不溝通的現象，上面下面想的問題根本不一樣，雙方南轅北轍，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官員說東，老百姓會往西去理解，有時候，明明是好事，都辦不出效果，甚至出反效果。官員覺得自己很冤，好心辦壞事，老百姓不理解，雙方的隔膜，越來越深，越來越重。老百姓有事就想通過媒體披露，曝曝光，而官員則覺得媒體總是給自己找麻煩，因此對媒體強烈牴觸。
說到底，之所以出現這種各說各的話，彼此不信任的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完善，人民找不到自己的代表，代表也找不到自己的人民，或者根本不想找自己的人民。原本制度設計最合適表達民意的機構，在溝通中，起的作用不大，或者根本起不到應有的作用。現在，有的地方人大自己都覺得自己是橡皮圖章，這種橡皮圖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人大代表跟自己的選民脫節，在制度上，就沒有組織措施保障代表和選民之間的聯繫，時間一長，選民選的時候，也不知道人大代表是做什麼的，有事也不找他們，代表也樂得清閒，開會的時候，也就沒有什麼事可做，只好吃吃飯，拍拍手。（摘自張鳴 《中國心絞痛》“讓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法律面前，該人人平等
事實上，天下的壞事，並不都是有錢有勢的人做的，就是這些人做壞事，也有大量所謂弱勢的人助紂為虐。弱勢的人，從來就不見得個個都心地善良，心術壞的人，也是有的。這些人做了壞事，尤其是做了破壞人類道德底線的壞事，無論理由是什麼，也一樣該遭到責罰，不能因為他們是弱勢，就原諒他們，甚至加以頌揚。沒錯，我們是應該堅持正義，對權貴的不義之行，對違法者的違法，以加倍的勇氣和毅力追究到底，但這絕不意味著要就此把這個世界分成這樣截然對立的兩極，弱勢者無論如何都是對的，而強勢者無論如何都是錯的，一邊是絕對的善，一邊是絕對的惡，如若這樣，最終會導致我們喪失起碼的善惡標準，走向殘酷的階級廝殺，這樣的廝殺，中國人已經經歷得太多了。（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面對弱勢群體違法，也需要理性判斷”）
我們的大學生病了
現在大學有病，病得不輕，病入膏肓，癌症晚期，癌細胞嚴重擴散。其病，不僅僅是行政化，還是行政主導的壟斷公司化，這才是真正可怕之處。現在的大學，不，全國的學校，其實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學，所有的學校，無論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連中國小的課程設定，教什麼，課間操跳什麼舞，跑步跑多少米，教育部都要管。大學的畢業證由教育部統一發，研究生錄取分數線，教育部定，哪個學校該上博士點，依然教育部說了算。大學有行政級別，副部級和局級，凡是副部級的大學，校長都是空降部隊，正如何兵教授說的那樣，閉門家中坐，校長天上來。農村里村民至少還可以選村長，大學教授對於誰來當校長，連問都沒有問起——教授算老幾？連繫主任你都沒資格選。
這樣的大學，是個掙錢的機器，學官們誰不說擴招好哇，一個幾千人規模的大學，變成幾萬人，從前一年學費幾百，變成幾千，個別特殊專業，打個幌子說是跟國外聯合辦學，就是可以收到幾萬，誰說錢不好花呢？誰說教育部不提倡產業化？它提倡的是壟斷性的產業化，全國上下，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教育部大學。民營的大學，只限制在職高層次，外面的人想進來辦學，進來連門都沒有。全國的老百姓，想上學嗎？只能上我們這裡來，除非你有本事出國。中國這么大，人口這么多，市場只消繼續壟斷下去，我們這天字第一號的教育部大學，不愁沒有生意。（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大學的病在哪兒？” ）
作者語錄
1、我們的官員，一般來說，麵皮都比較薄，聽不得不同意見，尤其是在公開場合發表的意見，無論如何都會臉紅心跳，進而怒不可遏，跳到半空，也不是不可能的。
2、地方政府公司化，在改革之初，也許還有點正面價值，但是到了今天，已經成了危及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最大禍首。如果一個政府部門把納稅人賦予的公權力當成撈錢的憑據，公開公司化經營公共事務，怎么有利潤就怎么辦，人們將會怎樣看待這個政府？——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能賣的賣，不能賣的也賣”
3、城市的和諧，是有錢有權人和平民百姓的和諧，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諧，也是四個輪子和兩個輪子的和諧，和諧的關鍵，在於多給眾多的弱勢者一點空間。——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平民百姓行路之難”
4、城市拆遷的腳步，是越來越沉重，也越來越有力了，似乎任何人都無法擋住它。上海的燃燒瓶，擋不住；成都唐福珍女士自焚，也擋不住。——摘自 張鳴 《中國心絞痛》“在人的生命面前，權利需要自省”
5、再好的制度，如果可以無端地被掛上許許多多的非制度的零碎，那么制度也就零碎了。——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助理是個啥官？”
6、我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媒體記者，更和紀檢部門沒什麼關係，但每周都有很多人把他們的問題、所遭遇的麻煩和“冤屈”通過各種形式反映給我，我只能挑一些看起來比較嚴重的，轉給我認識的編輯記者。之所以發生這種情況，最大的一個可能，就是底下的老百姓的確不知道該將問題反映給誰，因此，只好病急亂投醫。——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讓人民找到自己的代表”
7、 巴東一共發生了兩起案件，第一起是幾個官員對鄧玉姣的強姦，第二起則是巴東地方政府對全國人民的強姦。——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我控訴：強姦仍在繼續”
8. 強烈而不正常的仇富心理，背後的焦點，是公平與公正。——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仇富的背後”
9、在某些人眼裡，一個地方的首長，注定要比一個地方的所有人都大，比全國的老百姓也大。天大地大，不如官大。——摘自 張鳴《中國心絞痛》“特權公開化的膽氣從何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