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3月28日，元世祖忽必烈下詔改京師中都為大都，北京第一次成為統一王朝首都。對於蒙古統治者為何將國都定在北京，後世史家各執一詞，普羅大眾更是莫衷一是。事實上，歷代政權的首都變遷恰恰反映了整個社會乃至時代的嬗變。
契丹貴族蠟像
自晚唐以來，中原政權的主要邊患不再來自西北，而是日漸崛起的東北契丹部族，再加上經濟中心逐漸從黃河下游地區轉移到江南，定都關中既不能扼守邊境，又造成數目龐大的漕運開支，統治者不得不將目光轉向他處。這時，北控燕趙、南通江淮、居民眾多、交通便捷的開封取代了凋敝破敗的長安、洛陽，成為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和北宋的首都。開封城的興起完全是因水陸交通之便，因此其盛衰與否就和運河暢通程度密切相關。
北宋開封府周邊地圖
如果說交通便捷是開封的最大優勢，那地勢平坦、無險可守就是開封最致命的缺陷。除了加強城防、屯兵京郊外，宋廷別無他法，因此產生了大量的軍費消耗，這與定都開封所帶來的“守內虛外”政策是分不開的。其餘政權則多以所在地區的治所為國都，比如成漢政權據有益州，因此以成都為國都;前涼占據涼州，遂以姑臧(今甘肅武威)為都。
反觀北京，此時還尚未成為一國首都。在後晉政權將其割讓與遼朝後，幽州僅僅只是普通的州，直到會同元年(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才將其升為析津府，號稱“南京”，又因古代曾為燕國首都而稱作“燕京”，作為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的陪都。值得一提的是，遼朝共有中京大定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東京遼陽府四座陪都，“南京”的地位並不突出。
金上京會寧府遺址
南宋紹興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顏亮將國都由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哈爾濱)遷至中都大興府(今北京)，有數千年歷史的北京這才等來第一次“翻身”。在女真人看來，燕都北依山險、南控中原、東擁渤海，地理環境得天獨厚，遠超開封、洛陽、西安和南京等歷朝古都。倘若我們仔細審視地圖，就會發現北京位於華北平原、蒙古高原及松遼平原之間，西北枕著燕山山脈，西南直抵太行山脈，遼東半島及山東半島扼守著北京所瀕臨的渤海。如此獨特的地形，必然會引起統治者的興趣與重視。
如今的外金水河
不過對蒙古人而言，定都何處並不重要，只要能保持遊牧傳統就行——至少成吉思汗本人是無意定都北京的。然而到了元世祖時期，情況卻發生了顯著變化。深得忽必烈信任的漢族堪輿大家劉秉忠、郭守敬師徒經過仔細考察，一致認定北京是最理想的定都地點，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水源匱乏。於是師徒二人從玉泉山引水，並通過地上、地下兩條水脈入京。其中地上水源經太平橋匯入通惠河，因水來自西方，在八卦中象徵“金”，故名“金水河”;地下水脈則後來成為皇宮祭祀“龍泉井神”的聖地。
《元史》書影
一些蒙古貴族也在征戰過程中意識到了北京的地理優勢——處於東西地勢交匯點，不僅離蒙古故土和東北遊牧部落較近，還以掎角之勢壓制南方，進可掌控全國州縣，退可遷回漠北重整旗鼓。因此他們提議在遼金兩朝的基礎上興建大都，之所以要興建，是因為當初成吉思汗率軍滅金時將北京城一把火燒得精光。《元史·巴圖南傳》記載，巴圖南曾進諫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元世祖忽必烈建設大都
經過慎重思索，元世祖忽必烈接受了這一建議，於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3月28日改燕京為大都，並指定劉秉忠負責設計及建設大都。於是劉秉忠參照漢族傳統的風水理論，按照“前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進行布置，歷時24年方才建成，這也奠定了如今北京城的輪廓。此外，當北方民族建立統一王朝或外界主要威脅來自東北時，建都北京具有維繫祖庭、關係國運的重要意義。因而自元代定都以來，北京迎來了真正的騰飛，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維持時間最長的首都。
北京 元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