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中國時局風雲變幻，動盪的局面導致高級官員如走馬燈般輪換不息，在催生一大幫政壇新貴的同時，也附帶著產生了很多失意的政客。這幫失意的政客當中，有一批人曾做過總統、總理等國家領袖之位，他們餘生道路的選擇尤其引人注視，尤其是在國難方殷的背景下，其舉動更是牽動著國人的神經。
高凌霨差可安慰的是，這幫前國家領袖在退隱之後，絕大多數還能顧及自己的身份和臉面，在民族大義方面尚能做到晚節不虧，至少能守住不投敵附逆這條“底線”。但凡事都有例外，偏偏有一位前國家元首，在歸隱之後卻“不甘寂寞”，在日寇侵華期間甘心投敵，堂而皇之地當起了大漢奸，實在是令人鄙夷唾棄。此人，便是曾做過118天的北洋政府攝行大總統的高凌霨。
清季的普通士人，入仕做官唯有科舉一途，出生於天津的高凌霨亦是如此。高凌霨排行第五，與其兄高凌霄、高凌雯俱以科舉入仕，其中以高凌霄出身最高，為光緒朝庚辰(1880年)科進士。高凌霨在科場摸爬滾打多年，可惜文命不佳，最高只得了個舉人出身，心灰意冷之餘便轉走捐納之途，用銀子買了個捐班知府，被吏部分發到湖北候補，在湖廣總督張之洞手下聽差。
張之洞是第一位賞識、提拔高凌霨的貴人張之洞是直隸南皮人，在兩廣總督任上時，與曾任廣東布政使、廣西巡撫的青縣老鄉高崇基關係要好，合作共事最為融洽。高凌霨獲悉張之洞這段過往後，靈機一動，便經常在上司面前冒充是高崇基的同族，以此來騙取張的信任。張之洞無暇探究真假，基於對老友高崇基的感情，對其假冒的族人高凌霨自然也是倍加提攜，不斷委以要缺肥差
高氏在張的提拔下迅速晉升，到清末時已做到湖北提學使的高位。提學使省級教育行政長官，例由進士出身的人員擔任，而高凌霨憑藉張之洞的提拔，竟以舉人身份任了學使，可稱異數。
高凌霨在北洋政府時期是軍閥曹錕的心腹滿清覆亡、民國肇建，高凌霨由前朝學官改任新政權的直隸民政司長，隨即攀龍附鳳、交結新貴，漸漸傍上天津老鄉、大軍閥曹錕這顆“大樹”，成了北洋政府的紅人。高凌霨與曹銳、邊守靖俱為曹錕的心腹，為後來曹氏驅黎賄選一事立下“汗馬功勞”。
1923年6月13日，時任大總統黎元洪不堪曹錕的逼迫，潛逃至天津時被扣押，無奈交出大總統印並簽署辭職書後才被放行。黎元洪既已辭職，曹錕便積極籌劃賄選總統一事，此時的國家元首之位便出現空缺。為避免國政空轉，曹錕便將心腹高凌霨推上前台，以內政總長的本職兼代理國務總理，並攝行大總統職務，時間長達118天，直到同年10月10日曹錕正式就職。至於高氏在充任國家元首期間的施政情況，以其作為曹錕心腹的身份，可想而知。
高凌霨在曹錕的授意下，擔任過攝行總統高凌霨卸職後改任稅務督辦，在1924年曹錕倒台後逃至天津，繼而又潛往上海避難一年有餘。1926年，高氏由滬返津，寓居日租界桃山街，逐漸與日本人眉來眼去，並參加了日本駐軍直接控制的“中日同道會”，政治立場逐漸轉向。“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天津資助成立“中日密教研究會”，推段祺瑞為會長，高凌霨、王揖唐為副會長，打著研究佛教的幌子，進行陰謀政治活動。在此期間，高凌霨頻頻與偽滿政權暗通款曲，密謀投敵。
“七七事變”後，京津淪陷，時任河北省通志館館長、晉察冀政務委員會委員的高凌霨公然投敵，堂而皇之地出任日偽“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高氏主持“維持會”4個多月期間，凡事仰日寇之鼻息，不遺餘力地推行奴化教育與剝削政策，激起津城內外正直之士的一片罵聲。同年冬，偽“華北臨時政府”成立，高凌霨出任日偽“天津市長”、“河北省省長”職務，出入行止常有自得之色。
高凌霨晚年充當漢奸，出任偽天津市長然而沒過多久，高氏的“天津市長”職務便被更受日寇“器重”的潘毓桂取代，1939年更是丟掉“河北省省長”職務，成了沒有官職的落魄漢奸。“無官一身輕”的高凌霨晚年寓居北平，在鬱郁無聊中打發閒日，終於在1940年死去，時年72歲。高氏以前國家領袖身份公然投敵，充當萬人唾棄的漢奸，其行惡貫滿盈，竟然幸運地逃避最後的審判，實在可恨!
高凌霨死後，家屬發出訃聞治喪，印在訃聞上的官階履歷，唯有投敵後官銜，清季民初的官銜一無所列。此情此景，跟明末投清的降臣洪承疇如出一轍，時人見者多哂之，謂洪、高二人宛如一丘之貉。
北洋政府 高凌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