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家世
高凌霨,晚年別號蒼檜,天津人,光緒甲午(1894年)科舉人。其先世原籍山東,明永樂二年(一四○四年)遷天津,世居西頭。
其兄高凌霄,同治癸酉(1873年)科舉人,光緒庚辰(1880年)科進士。其老住宅門上有“太史第”匾額,即凌霄得第時懸上的。四兄高凌雯,字彤階,光緒癸巳(1893年)科舉人。
高凌霨行五,其兩兄均有聲於天津文壇,興辦教育,參與編寫天津縣誌等工作。高凌霨則一生從政,浮沉宦海多年。
官運亨通
一九○○年(光緒庚子年)義和團運動以來,高凌霨以捐班知府分發湖北候補,住在武昌,這時張之洞正任兩湖總督。張在以前任兩廣總督時,其青縣同鄉高崇基任廣東藩台和廣西巡撫等職,與張之洞相處共事,最為融洽,高凌霨在張之洞面前,冒認高崇基為同族,騙取了張的信任,不斷地被委以要缺,直到清末,高竟當上湖北提學使。按提學使乃過去學政所改,照例應當進士出身的人才可擔任,高凌霨竟以舉人身份任了學使,可稱異數。民國初年劉若曾任直隸民政長,高凌霨被任為民政司長,嗣又進入北洋政府,從此扶搖直上,長期成為直系曹錕的紅人。
直系軍閥
在一九二三年曹錕賄選總統以前,當時直系內部分成津、保、洛三派。高凌霨、曹銳、邊守靖三人,是津派的中堅人物;曹錕是保派首腦;吳佩孚是洛派首腦。津派是堅主急進賄選的一派。當時吳佩孚主張緩進,與津派形成對立,爭執甚力,結果由保派居間調處,洛派遷就了津派,遂演出了驅黎(元洪)賄選的一幕醜劇。
在直系酲釀賄選當中,高凌霨曾代理 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1923年10月12日-1924年1月10日)。曹錕當選大總統,高凌霨一度被任為 國務總理,後來改任稅務督辦。
一九二四年,馮玉祥倒直,發動北京政變,曹錕被囚,高凌霨逃到天津,繼又潛往上海,住了一年多。
投日漢奸
一九二六年,高凌霨由上海回到天津,寓居日租界桃山街,逐漸與親日派接觸,並參加了日本駐軍直接控制的“中日同道會”,熱衷於親日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繼續向華北擴展勢力,特派日本僧人吉井芳純來華,在天津成立了“中日密教研究會”,推段祺瑞為會長,高凌霨、王揖唐分任副會長,以佛教為掩飾,進行陰謀政治活動。這時,高凌霨常與偽滿外交部大臣張燕卿(張之洞之子)暗通訊息,實際上張是高聯絡日寇各方面關係的主要渠道。
一九三二年,南京國民政府通令各省重修省志,河北省成立了通志館,高凌霨被任為通志館館長。
一九三五年,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宋哲元為委員長,高凌霨出任委員。這時,高凌霨由於積極為日本帝國主義效勞而獲得日本主子的青睞。當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採取軍事手段占領中國後,在天津需要一個有相當政治資格的人士出來維持地方,以配合其侵略步伐。當時住在天津的軍閥、官僚們,熱衷於這一席位的是大有人在,其中以高凌霨,齊燮元,鈕傳善等為爭奪未來的天津市長表現得最突出,最後,終以高凌霨最合乎日寇的要求。因為他是天津人,曾任過北洋政府的總長、國務總理,並攝行過大總統的職務,所以被日本人看重。
當“七七”事變爆發後,日寇攻占了天津,首先在宙緯路河北省通志館高凌霨宅前設崗,予以“保護”。從這天開始,高凌霨便作為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沐猴而冠,粉墨登場,心安理得地當上了漢奸。高主持維持會四個多月,一切聽從日寇的擺布,為虎作倀,罵聲載道。同年冬天,偽華北臨時政府在北平成立,高繼續任政府委員、天津市市長、河北省省長等偽職。
漢奸新貴蠅營狗苟,高凌霨的天津市長上任不幾天就被潘毓桂取而代之。到了1939年,高的河北省省長職位也失掉,只好鬱郁無聊地住在北京養老,1940年死去。
無獨有偶
高凌霨身後,其家屬發出訃聞治喪。關於高的一生官階履歷,印在訃聞上的,僅有天津市治安維持會委員長,天津市市長和河北省省長等職,他在清季和民國以來其他官銜,全沒有印上。這與明末降臣洪承疇身後治喪訃告但登降清以後的官銜,是如出一轍,見者多認為洪承疇無獨有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