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前摩根史坦利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採訪時“樂觀”地表示，中國銀行業在未來的10到15年會出現黃金髮展時期。
當時，已有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完成了改制上市。即便被稱為“悲觀主義者”，謝國忠還是提出中國銀行業“黃金十年”的論調。一時間，人們好像看到銀行業金燦燦的未來。
只是，這波銀行的黃金期，未能延續10年。
經歷了狂莽的發展，從2013年起，銀行這架機器卻緩下了賺錢腳步。根據麥肯錫發布的《中國銀行業轉型創新系列報告》顯示，2013年我國17家上市銀行的利潤增速為12.8%，2014年降至個位數，只有7.7%， 而2015年的利潤增速僅為1.9%。
即便到如今，銀行淨利潤增長率，未能超過兩位數。不久前，平安證券根據A股19家銀行發布的業績預告測算，這些銀行2018年合計實現歸母淨利潤4090.42億元，同比增長7.2%，雖然較2017年略提升，但較前三季回落1.84個百分點。
曾經緊緊握住銀行這個金飯碗的人，有不少已成為了銀行中層。他們在不惑、知天命之歲，深陷“中年危機”。高不成，低不就，又面臨著95後新鮮血液、80後中堅力量的挑戰，他們該如何面對?
不進則退
銀行是一個“活到老，學到老”的行業。即便是中層管理人員，同樣需要在技能上得到提升。
不進則退。這是他們中年危機的來源。
2018年，52歲的戴新通過了每年必考的崗位資質考試。他必須通過信貸A類高級資質考試。如果在往年，他只需通過信貸A類中級資質考試，就能上崗了。
“我參加的考試，全市只有14個人通過，全國通過率只有20%。這是我們銀行對於信貸風控的最高資質要求。” 戴新告訴記者。
戴新不得不逼著自己學習、複習。戴新已經做了30多年的信貸工作，在和他一同參加考試的同事中，最年輕的只做過7年信貸，而他是年紀最大的一個。
隨著年紀變大，他的記憶力畢竟拼不過年輕人。這意味著，要想獲得這張證書，他要比年輕人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他有著“廉頗老矣”的感慨，也羨慕著現在的年輕人在銀行業能有更多機會。
戴新向記者透露，有些銀行中層因為不再年輕，學不動了。如果不是崗位要求，和他差不多年紀的同事都不願意參加像CFA(特許金融分析師)之類的職業資格考試。
但現實殘酷，如果無法突破自己，中層們便會被淘汰。
陳紅便是其中一位。入行30年，她一路從營業部的小職員晉升為某股份制行的支行行長。2018年5月，48歲的她退居二線，成為了辦公室主任。
“股份制商業銀行是非常現實的，崗位人員是能上能下的。如果業績考核不達標，下級員工不服氣、不認可，在管理崗位上的中層就會被撤換掉。”陳紅向記者表示。
在以“業績論英雄”的銀行業里，有著新英雄的誕生，也有著英雄老去後的退場。
如今，陳紅告別了業績和考核，著手於各類瑣碎。
在外界看來，陳紅每天只需要操心食堂一伙食、大樓物業、銀行安保、客戶禮品、服務領導等各類小事，但陳紅並沒有過得像外界認為的那樣輕鬆。
她雖然熟知市場業務，但也需要全面了解銀行的其他業務。以前性格直來直往的她，還需要在各個部門周鏇，學會察言觀色，來更好地溝通。
不進則退更深層次的意思是，如果再退一步，一直以來積累下來的奮鬥成果將會化為烏有。陳紅深知這背後的殘酷，在新崗位她無法懈怠。
在銀行業，許多像戴新、陳紅一樣的人，儘管認為沒有多少機會能夠攀登到金字塔的頂部，但他們要趕在被淘汰出局前，在退休前發揮自己的餘熱。他們沒有別的選擇。
相比於中年危機下的銀行中層，微貸網副總裁汪鵬飛選擇了不同的路。他是個80後。
汪鵬飛23歲時進入中國銀行，4年後成為中國銀行杭州湖墅支行行長。他的成長與晉升比大多數銀行從業者來得更快。
“銀行容納不下的理想，我要用創業去實現。”這是他在銀行工作10年後的總結。
他本可以按部就班，守著這個金飯碗。而年輕的他比其他人有著更多的選擇和經歷。2014年11月，汪鵬飛正式開始辦理離職手續，而後，選擇了創業初期的微貸網。
這不是一時衝動。
汪鵬飛 圖片由採訪對象提供
從他揮別了按部就班的工作，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組建部門、打造團隊、實現夢想上。
飛行79次，平均每4.6天就要飛行一次，飛行里程達到97539km。這是2018年汪鵬飛的工作記錄。
充實且具有挑戰性的工作，讓汪鵬飛充滿動力，儘管他每天都在忙碌中度過。2018年，他第一次因工作錯過了陪女兒過聖誕節。
“從銀行出來到現在，可能最大遺憾就是這一點。”汪鵬飛告訴記者。
80後在進退維谷時，願意跳出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又有多少這樣的機會，能夠留給60、70後?
春天不在
人到中年，會對過去念念不忘。陳紅留戀著銀行業的黃金期。
2010年，一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走進陳紅所在的地級市，並計畫在第二年就籌建下級支行。此前對國有銀行意興闌珊的陳紅，嗅到了一絲機會。
40歲，陳紅人生中第一次跳槽。她成了那家股份制銀行當地支行的副行長，帶領著一群平均年齡24歲的年輕人開拓小微企業金融的疆土。
根據管麥肯錫當時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個人客戶平均擁有的銀行關係數量從2011年的2.5家增至2014年的3家。這些新增的銀行關係主要來自於股份制商業銀行。
同時，當時“國有四大行”的市場份額正在不斷縮水，而從麥肯錫公布的數據中可看出，股份制商業銀行所占的主要行關係市場份額從2007年的6%上升至2014年的16%，個人金融客戶對股份制商業銀行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的評價高於四大國有商業銀行。
陳紅趕上了好時機。
“當時，我們就天天出去跑跑市場，結束就聚在一起吃飯，任務也都輕鬆完成。”2012年，陳紅的年薪有40多萬。
2013年，陳紅被升職為支行的行長。她以為自己的光輝歲月仍將延續，只是銀行業發生了變化。
那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發布的《經濟藍皮書》就指出，中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在未來兩三年內可能集中暴露，不良率將會明顯上升。
根據銀監會公布的顯示，截至2016年末， 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規模已達1.5123萬億元， 不良貸款率達1.81%， 創下近7年的最高水平。而據中國東方資產發布的《2017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預測，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在2019年才能見頂。
陳紅的從業經歷，正好都踩在銀行業跌宕起伏的節點上。
回想起當行長的這五年，陳紅向記者表示：“就像隨時有火山要爆發，天天都很糾結，今天要操心這筆貸款要壞賬，明天要擔心那筆貸款也要收不回來了。”她意識到自己的業務做得有些粗放、有點過火。
2013年，銀行的不良貸款風險開始爆發。以瞄準中小企業市場的溫州銀行為例，受到中小企業債務危機和民間借貸崩盤的影響，不良貸款率從2011年的0.37%飆升至2013年3月末的4.01%。
“當時在市場上，存款和貸款的業務都非常好做，而且我們銀行還處在搶占市場、快速發展的階段，所以很多政策都很激進，讓人很容易出錯。”陳紅坐在支行行長的位置上，疲倦不堪。
跑得太快，總是會摔倒的。隨著2014年經濟形式變化，中小企業開始倒閉潮。危機四伏。
對此，曾在某商業銀行工作9年的林明，感同身受。她告訴記者，2014年銀行業進入分水嶺，崩盤、跑路的貸款企業很多。她的很多同事一個月只能拿到底薪。
有些參與放貸的工作人員，還需要面臨貸款收不回的懲罰，他們還要承擔貸款的利息，甚至是貸款本身。因此，在林明所在的銀行，有員工一個月只能拿到100元。
2015年林明選擇從銀行離職，從此再未踏入金融領域。陳紅則主動承擔支行不良率問題的領導責任。這也為陳紅的調職埋下伏筆。
何去何從
“現在的年輕人在基層崗位上待上兩三年，就已經很委屈了。而我是花了15年才成為基層管理者。”
戴新越來越能感受到現在銀行里年輕人躁動的心。而回看剛進銀行的自己，端著穩定的金飯碗，卻沒有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
“我們以前不是沒有想當領導的想法，但無奈的是上升通道少，當時是領導說你行你就行。現在年輕人機會就很多了，現在國有商業銀行還會為年輕人做好職業規劃，很多崗位都是向年輕人開放的，具備資格就可以應聘上崗。”
戴新感嘆著年輕人的好光景，這都是他年輕時無法想像的。
但讓他更想不到的是，在國有五大行不斷減員的趨勢下，計算機硬體工程師、軟體工程師等科技型人才，成為了在轉型期的銀行重點搶奪的人才。
據中國經濟網統計，2018年半年報顯示五大行合計減員34716人，裁員幅度均在3%左右。
但在2018年秋季校園招聘中，工商銀行上海數據中心就一次性招聘了250人，主要面向計算機等專業，招聘崗位主要也是網際網路金融、數據挖掘分析等方向。
據《證券日報》統計，截至2018年9月，已有中信銀行、興業銀行等20家銀行總行在2019年的校園招聘中設定科技崗位。
18歲高考失利進入銀行，戴新做過公司市場部的負責人、獨立信貸審批人、支行行長。在銀行的業務前台衝鋒陷陣了30年。50歲那年，他還是回到授信審批的崗位。而現在，戴新也沒有更多晉升和跳槽的想法，只想安心地在崗位上待到退休。
其實，他跳槽的阻力來自他對當地市場的觀察。
生性謹慎的戴新也做過一番分析，“國有商業銀行年紀在35至40歲的中層幹部，對於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來說，還是很吃香的。那個時候，很多城商行的人來找過我，想挖我過去。但是對方給了你在薪酬上的承諾，你卻不能持續地完成他們所要求的的業績。這是我所擔心的。”
談起以前多次被獵頭找上的經歷，戴新坦言，在當時還在地市級支行行長位置上的他看來，城市商業銀行在自己所在的四線城市的市場份額不大，市場開拓很困難。
因此，即使對方能夠承諾在薪水上翻一番，加之戴新能夠依靠在國有銀行的資源，能把市場迅速做大，他還是覺得自己手上的飯碗端得不穩。城市商業銀行的薪水對他這個年紀的人來說不好拿。
根據財新智庫發布的《2018城市商業銀行報告》，城商行資產規模分化嚴重。以個體水平來看，2016年，資產規模超過萬億的城商行只有北京銀行、上海銀行、蘇州銀行和南京銀行4 家銀行，資產規模小於5000億的城商行有122家，占城商行總數的91%。
而對比國有商業銀行，2016年，國有四大行總資產均在15萬億之上，其中工商銀行資產規模達到22.21萬億元，同比增速7.76%。
考察完市場，戴新把心放回到了肚子裡，他對現在的狀況較為滿意。“我現在的崗位是在業務支撐部門，屬於銀行的中台，中台崗位存款任務要少一些，相對會輕鬆一些。”
同樣是出身於國有銀行，今年49歲的劉德，卻出走3次，才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狀態。
劉德的第一份工作，沿襲著家族的職業特點，走進了大型國有銀行做信貸工作，一乾就是17年。然而彼時年近40的劉德恍然發現，在這個龐大的體系里，往上走尤為艱難，個人發展的通道似乎怎么也打不開。
劉德想給自己找一個“台階”，出去透透氣。2010年，他終於以“下台階”的姿態向上了一度，當上了某城商行某地級市支行的部門經理。這是他認為是工作以來成長最快的一段時間。
讓他自豪的是，“當時我們整個分行花了一年半時間就做到了當地最大的商業銀行，除了郵儲之外，就是其他股份制銀行，我們在存貸款方面做得最大，那個時候是最好的。”
業務數據變得越來越好看，劉德的業績能力也在飛快成長，出走之後的奔跑讓他找到了久違的成就感。
短短4年過去，某城商行某地級市支行副行長的位子向他拋出來了橄欖枝。劉德並未做過多猶豫，選擇了第2次出走，但緊接著，遇到了職業生涯中最大的壓力期。
“2014到2016年，確實是當地最難做的幾年。”受外部經濟環境影響，一些銀行不敢接民營客戶，只敢做國有企業單子，但地級市經濟體量有限，加上銀行之間的競爭，劉德越來越意識到窘迫。
業績不達標，壓力接連不斷。
“業績不好，導致一系列的惡性循環：員工收入下降，人心不穩、跳槽。”劉德告訴記者。
當有形的壓力肆無忌憚地壓在一個中年男人身上時，故事會顯得更加無奈。在他的背後，還有妻子與孩子要顧養。
劉德一般會在與同行朋友的喝茶聊天中緩解壓力，“基本不會對家裡人說。”
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狀態，我們現在(工作)是差不多了，再想有很大的發展也很難。但是為了女兒，他選擇了第3次出走，甚至從自己待了近50年的某地級市出走，來到杭州。
女兒想在杭州念大學，剛進入高中，作為父親，劉德馬上跟著“做出動作”，跳槽到杭州的一家商業銀行。他覺得之前因為工作對孩子虧欠太多，即便如今自己的職業生涯已經接近尾聲，還是得為女兒再重新開始一次。
他輕描淡寫地向記者介紹著現在的情況：“我們從計畫經濟末期就從事信貸做到現在，應該說業務的連續性、操作性應該問題不是很大，所以目前沒什麼壓力。”
但另一個事實是，劉德的這次跳槽，接受了職位上的降級。
離開家鄉，這位爸爸如今在耐心等待著女兒的6月高考，享受著屬於中年的另一種幸福感。
歲月磨平了銀行中層們的銳氣，在遭遇中年危機後，他們最終選擇“無欲則剛”。
註：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戴新、陳紅、林明、劉德均為化名。
銀行 危機 職業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