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歷史人物織田信長所處的時代，被後世稱為“戰國時代”。按字義而言，乃是戰爭不斷的時代，但其實當時的情況遠非“戰國”二字所能概括。簡而言之，當時的日本室町幕府受千年一遇的氣候影響，各地都出現不同程度的饑荒。加上旱災、水災、風災以及一揆(民變)爭奪資源的小戰爭，日本人的生命時常處於朝不保夕的狀態。然而，當時的日本亦處於經濟向上發展的時期。從現存的遺蹟可見，當時的消費力並沒有因為災害而受到打擊。應仁文明之亂後，長駐在京的大名、公卿等人回鄉，使正在發展的地方經濟有了很大起色。
日本城池當時的日本有三大統治階層：首先是貴族，以天皇、朝廷為代表;其次是以將軍為代表的武士;最後是宗教團體。三個階層經常聯合起來，因為他們一直是權力擁有者和既得利益者。他們聯手的目的是壓榨、管制平民，從平民身上拿糧食、金錢維持他們的統治。因為這個原因，當時的日本並沒有政府的觀念。權力者不需要去管好他們的人民，也不會想其統治是不是有利於人民。平民餓死了或是有什麼問題，權力者都覺得是麻煩事，但不會去解決，除非影響到了自己的利益。戰國時代本質上就是這樣一個時代，沒有統一的司法制度，領主就是絕對的法律。
日本武士在這個時代，紮根於各地的實力者自然順應時勢，搶占各種資源。這種形勢下，各地開始出現能夠糾合鬆散力量的權力者，他們利用各種手段將地方豪族、寺社、村落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但要讓這些勢力、村落服從，權力者必須成為一個有力的保護者，能平衡各方的利益、緩和矛盾並抵禦外來入侵。各地方勢力也需要有足夠實力的權力者保護自己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各地開始孕育出新的權力體制，即所謂的“戰國大名”。
戰國大名雖然是順應當時社會孕育而成的新型權力體，但他們亦需要傳統的權威，也就是將軍、天皇、寺社為自己正名。因此，戰國大名制度雖然取代了從前的守護體制，但仍然帶有一定的舊體制色彩。信長出生時的1530年正是戰國大名陸續登場的時期。所以，信長出生時的日本已是戰國時代最盛期的階段。
日本武士在弱肉強食、兵不厭詐的戰國時代，既要面對百年不遇的反常天氣，又要面對政治混亂、自食其力的亂世。上至天皇貴族、諸國大名，下至平民百姓，無不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所以“戰國”這個詞並不單單指各封建主之間的戰亂，也指當時的社會大亂。
日本武士總之， 應仁文明之亂爆發後，全日本的大半守護大名、國人分成東西兩方而戰，室町幕府走向搖搖欲墜的邊緣，各地勢力趁機紛紛崛起，民眾為了生存也開始團結起來。就這樣，歷時約百年，全日本亂戰的戰國時代開始。大約30年後，戰國日本進入第一次安定期。各地方的有力大名開始統一周邊地方，積累實力，向更遠的他國擴張。如越後長尾氏、越前朝倉氏、尾張織田氏、甲斐武田氏、駿河今川氏、防長大內氏、出雲尼子氏、豐後大友氏等等。
隨著領地擴大，與鄰近的有力大名開始出現敵對關係也是理所當然。各大名都為此，或戰爭，或和平，或滅亡。其中，生存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亂世，和平的例子可謂少之又少。不過，當時仍有東國今川氏、北條氏、武田氏、上杉(長尾)氏等大名的合縱連橫。
日本武士當時，大名為了保障領地安泰，發展領國，爭奪僅有的資源，開始互相“結盟”。不過，出乎意料的是，“結盟”在中世紀的日本卻是一個很新穎的詞。從平安時代到室町時代，“結盟”、“同盟”都不常出現在史籍上，仿佛當時的日本人對“盟”這個行為沒有概念似的。其實，戰國時代以前的日本，幾乎沒有任何的政治、軍事行動與他國“結盟”、“同盟”。
日本武士強調社會階級絕對性的中世紀日本，兩個同等地位的人要共同參與政治或軍事行動，其中一方必先向另一方臣服，即向其低頭，才可繼續合作。源平合戰時的源(木曾)義仲及源賴朝的對立，正反映了這個原則。南北朝初期的足利尊氏及佐佐木道譽同為鎌倉御家人，但因受天皇重視而以尊氏為首魁。換言之，如果“結盟”的前提是各方平等，到室町時代初期為止，日本武士社會即使有共同理念及目標，也沒有平等的“同盟”概念。打破這箇舊有常規的，便是室町中期出現的“國人一揆”。
這裡要解釋一個詞，“一揆”。“一揆”出典於《孟子·離婁下》的“先聖后聖，其揆一也”。“揆”的意思主要有兩個，一是從上述的語源派生出來的，與“軌”同義，為量度、規則、方法之意;二是中國古代宰相的指稱，比如把國家首相稱為首揆。室町日本的“一揆”的概念，明顯便是前者。故此，“一揆”原意是把方法、規則統一，後轉化成為不同的團體或人，以同一個目標或理念集結統合起來。這種行為如果落實到平民百姓身上就往往是反抗統治者的暴動，如果落實到地方上有勢力者——國人身上，就是“結盟”、“同盟”的雛形。
日本武士室町前中期出現“國人一揆”的產生背景眾說紛紜，但可以肯定，其中一個主因是由於各國人家族領地的發展時，與其他家族扯上利害關係，甚至出現糾紛的地步。所謂利害關係，就是指農地、山澤資源的權利爭執和防止領民逃跑的對策等等。這些糾紛如果都用武力來解決，往往損耗過大，因此必須以一個中立的立場去解決這些問題，於是便出現各家以“相議”取代武力去平衡利害的方法，即是一揆，並以相互提交“一揆契約”而結成。換言之，其與結盟的基本精神是同義的。
日本武士除了內政，鄰近國人在政治及軍事對應上的任何舉動，大大小小都對他方做成影響。所謂唇亡齒寒，任何一方出現奇怪舉動，都可能牽一髮而動全身。加上當時的日本一直處於非中央集權體制狀態，各地方的司法權、武力行使等都基本上是通過天皇、將軍等公權力的承認及保證，由國人、寺院等自行擁有。因此，各方的行動完全是應付中央政權的同時，以自身的利益出發。當還未出現大的領國大名時，各方勢力為了防止危害己方利益分子的出現，在相關政治問題上，希望各方能夠步伐一致的要求也應運而生。換句話說，就是為了互不侵犯的保障。
一揆誓書總之，在“一揆契約”的內容中，例如“大事小事相互合力協助”、“相談”等詞句往往都是必見的，從此也反映其意義。可是，國人一揆只是以締結一揆契約來維持同盟關係，其具體訴求與後來戰國時代出現的大名級同盟可謂大相逕庭。
前者的內容是只圍繞一揆成員之間的共同利害問題，以及作為一個共同體對共同體以外的事宜上務求一致行動，以保障己方。戰國時代的同盟，卻不是為了締結共同體的意識，而是純粹地為解決關係各方的糾紛，或為了一時停止兩方(或多方)的敵對，又或者為了共同利害而做的權宜之計。
古代日本地圖另外，國人一揆以同地域的同族或非同族鄰近領主群為基本，其領域小的是同郡，大的也不過是鄰近數郡而成的聯合體，所以共同體意識濃厚。相反戰國時代的同盟大抵是擁有一國或以上的大名居多，故其參與人數也比一揆的少，對結盟對手，也是基於“鄰國”這種非共同意識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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