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解釋
文體名。亦單稱傳。是一種常見的文學形式。主要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跡，根據各種書面的、口述的回憶、調查等相關材料，加以選擇性的編排、描寫與說明而成。傳記和歷史關係密切，某些寫作年代久遠的傳記常被人們當史料看待。一般由他人記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稱"自傳"。傳記大體分兩大類:一類是以記述翔實史事為主的史傳或一般紀傳文字;另一類屬文學範圍，傳記作者在記述傳主事跡過程中，可能會滲透自己的某些情感、想像或者推斷，但和小說不同，傳記一般不虛構，紀實性是傳記的基本要求。
分類釋義
1.經書的注釋。
《漢書·元後傳》：“‘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章炳麟《國故論衡·明解故下》：“傳記有古今文，今文流別有數家，一家之中，又自為參錯；古文準是。”
2.泛指記載的文字。
《漢書·東方朔傳》：“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唐韓愈《南海神廟碑》：“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宋張淏《雲谷雜記》卷四：“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於傳記，不可具紀。”
3.文體名。亦單稱傳。記載人物事跡的文字。一般由他人記述，亦有自述生平者，稱“自傳”。傳記大體分兩大類：一類是以記述翔實史事為主的史傳或一般紀傳文字；另一類屬文學範圍，以史實為根據，但不排斥某些想像性的描述。
明郎瑛《七修類稿·詩文·濟顛化緣疏》：“﹝濟顛﹞至今相傳之事甚眾，有傳記一本流於世。”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上》：“析言紀傳，記志，總曰傳記之屬。”趙樹理《實幹家潘永福》：“我對他生平的事跡聽得很多，早就想給他寫一篇傳記。”
相關詞條
志屬信史
“志屬信史”，志傳和史傳一樣，必須真實可靠，符合歷史事實。對人物的記述也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一是一，二是二，功是功，過是過，不虛構渲染，不隱惡揚善，不拔高溢美，不貶責降低，據事“直書”，做到人真、事真、言真、情真、形象真，以真取信，以真感人。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詭”，“事信而不誕”，才能有益於人，傳之久遠。
公允評價
從人物的複雜性中對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歷史是絢麗多彩的萬花筒，歷史人物有其複雜性。在錯綜複雜的歷史條件下，大量的歷史人物功過滲合，斑瑜互見。有的人功大於過，有的人過大於功。因此，我們對歷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體分析，一分為二地看人物的好與壞，功與過，決不能因為一個人後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勞一筆勾銷，也不能因為做過一些錯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貢獻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司馬遷寫《淮陰侯列傳》對韓信的軍事才能是滿懷激情的描寫，但對韓信早年的“無行”、“不能治生商賈”、“食從人寄食飲”、“俯出胯下”卻並沒掩蓋而是直書，讀者讀後反覺真實可信。所以我們寫人物傳記，一定要從當時社會歷史的客觀條件出發，實事求是地記載和評價歷史人物，真實地反映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基本特點
“實用類文本”中的人物傳記，是遵循真實性原則，用形象化的方法記述人物的生活經歷、精神風貌及其歷史背景的一種敘事性文體。其文體特點是真實性和文學性。其中，真實性是傳記的第一特徵，因為傳記敘寫的是歷史或現實中存在的活生生的人，有真名實姓、居住地點、活動範圍等，寫作時不允許任意虛構。但傳記不同於一般的枯燥的歷史記錄，它又具有文學性。它是寫人的，有人的生命、情感在內；它通過作者的選擇、剪輯、組接，傾注了愛憎的情感；它需要用藝術的手法加以表現，以達到傳神的目的。從敘述人稱看，傳記可分“自傳”和“他傳”：前者是作者自己撰寫的，後者是他人撰寫的。從表達方式看，一般的傳記以記敘為主，還有的傳記，一面記述人物的經歷，一面加以評論，記敘與評論各半，這種傳記則被稱為“評傳”。從創作方法看，有的傳記以記敘翔實的史實為主，用語比較平實，稱為“歷史性傳記”；有的傳記多用形象化手法，描述人物的生活經歷、精神風貌及其活動的歷史背景等，以史實為依據，但又不排斥某些聯想性的文學描寫，稱為“傳記文學”
人物傳記分類
一是自傳體傳記。這是某一個人物自己寫的記載自己的生活經歷的文章。記載自己前半生或大半生的生活經歷的一般稱為自傳，如《馬克·吐溫自傳》，愛新覺羅·溥儀的《我的前半生》等。有些是以記載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斷或某一方面的經歷為主，這一般稱為自述，如《彭德懷自述》。
二是回憶體傳記。這類傳記的作者往往是被立傳者的親屬、朋友、同事或部屬，他們主要是通過自己的回憶記載被立傳者的生平與事跡。
三是採訪體傳記。這類傳記的撰寫人，一般與被立傳者原來並無交往，或者是與被立傳者相隔幾代的後人，他們主要靠採訪被立傳者的親友，蒐集被立傳者的各類資料，然後經過作者取捨、創造，形成傳記。如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魏巍的《鄧中夏傳》等。
四是自傳體傳記和採訪體傳記融匯在一起的傳記。如聞名於世的瑞典電影名星英格麗·褒曼和美國作家阿倫·吉伯斯合作寫成的《英格麗·褒曼傳》。
傳記起源
我國人物傳記不僅起源很早，而且體裁多樣。歸納起來，人物傳記體裁可分為四類：一是紀傳，二是文傳（即傳記文學），三是史傳，四是志傳（指方誌中的傳說）。我國人物傳記的寫作，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處於萌芽狀態。《左傳》、《國語》和《戰國策》等歷史著作中都出現了相當生動的人物形象。這時期可以看做是人物傳記的濫觴時期。到了西漢中葉武帝時期，被譽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出現了。司馬遷首創的紀傳體，標誌著我國人物傳記走上了成熟的階段，並且達到了高峰。司馬遷不僅首創了以人物記傳來代替歷史事件的敘述，通過傳人來記事，同時，他還以文學的手段，來描寫歷史人物，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生動而又形神具備的人物形象，不僅為我國文學和史學的興起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而且對史學、文學、戲劇的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史記》以後的所謂正史，一般地說都是學習或模仿《史記》的筆法，以紀、傳作為主體。到了魏晉以後文史開始分流，文學和史學各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特點向前發展，以至於越來越涇渭分明。文學家注重辭藻和形象，史家則注重史料的真實及表述的準確，而對文采方面卻顧及不多了。東漢以後特別在唐代以後，雜體傳記的發展很快，如碑銘、傳狀、自傳之類，也出現了許多高手佳作。
這類傳記不僅在數量上增加了而且在形式上更加豐富多彩。它們在內容上不同程度地忠於史實，但其筆法都屬於文學性質的。所以類似這些作品只能屬於文學著作——傳記文學。方誌撰述人物由來已久。據《隋書·經藉志》載：“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見《隋書·經籍志》982頁）此後，到了晉代，常著的《華陽國志》中，從卷五至卷十二都是關於人物的記述。從此之後，地方志記述人物就成為定例。宋代以後，我國地方志的寫作，已漸趨成熟，從體例到內容的設定更加完備。“北宋樂史的《太平寰宇記》又以地區而編入姓氏人物，並因人物而詳及官爵與詩詞、雜事。宋代方誌記人物及有關史事與文獻者更多。”（見傅振倫：《論人物誌的編撰》）。到了明、清之際，是方誌走上大盛的時代，不僅數量多，而且設定的門類齊全。每種方誌大都記述人物。清代方誌，人物誌都放在重要位置上。不僅占據篇幅多，人物的類別也多，只要是被統治階級認為有利於當時社會的人物都進入志書。
綜上所述，我國人物傳記的發展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從文史不分的紀傳體，到文史分流的史體傳記，又從紀傳和雜體傳記發展到傳記文學，以及一方之志中人物傳記的出現。說明了我國人物傳歷史悠久，內容豐富，形式多樣。二屬於人物傳記性質的作品在古代名稱很多。諸如傳、箴、銘、碑、表、頌、贊、哀等等，細分起來，更為複雜：如“傳”指傳記，以其內容有全傳、大傳、小傳和傳略之別，以傳者與傳主關係而言，又有他傳和自傳之異，此外還有別傳、外傳、評傳等名目。再如“狀”有行狀、事略；表有墓表、阡表、墓誌和墓志銘等等，都是記述和頌揚死人的生平事跡，多數是頌揚歷史上有地位的人物。現存最多的作品是傳記和碑文。這些是我們編史修志的珍貴資料。
傳記寫法
選材典型
要達到上述要求，一要選材典型。編寫人物傳要在概括人物全貌的同時，選擇重大的有代表性的最能反映人物特徵的事件詳細記述，把不能表現人物特徵的事件摒棄或一筆帶過。從各種素材中加工、提煉，選擇最能表現人物主要性格特徵的典型事件來寫。這些典型事件，往往是人物一生的關鍵所在。寫好這些關鍵之處，不僅可以表現人物一生的主要功罪，而且可以顯示歷史發展的進程及其特點。司馬遷的《史記》在這方面有不少地方值得我們借鑑，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廉頗和藺相如都是趙國封建統治集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司馬遷為了要表現廉頗、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徵，不是給他們各開一張履歷表，而是選擇了“完璧歸趙”、“澠池之會”、“負荊請罪”三件事來寫。這三件事反映了兩種矛盾，一是秦趙兩國之間的矛盾，一是廉藺兩人之間的矛盾，前一個矛盾發展的後果，是構成後—個矛盾的原因。通過這兩對矛盾衝突，廉頗、藺相如的主要性格特徵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同時秦趙爭奪和氏璧以及澠池之會兩件事，實質上是秦趙兩國統治階級兩次實力較量，是秦國大舉進攻趙國的前奏，所以選擇這兩件事情，也顯示了歷史發展進程的特點。寫大事固然重要，但對細節描寫也不可忽視，有時人物的性格特點往往在一些細節中表現出來。茅盾稅：“善於描寫典型的作家，不但用大事來表現人物性格，而且不放鬆任何細節的描寫。”恰當地記述小事，能見微知著、增強傳記的可信性和感染力，甚至預示著人物日後的發展。如《史記·陳涉世家》，開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陳涉為人傭耕時，曾對同伴說：“苟富貴，無相忘”，並十分自負地說：“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這個細節，看來或許並非必要，其實對描寫人物來說，卻有助於展示人物思想脈絡，寫出人物前後一貫的性格史。寫陳涉少時就有鴻鵠之志，所以後來才發展到大澤鄉起義。寫陳涉少時就把別人比作微不足道的燕雀，所以稱王后嚴重脫離民眾，甚至把早年同過患難的老朋友也殺了。這是他最後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可思想根子卻早就種下了。
敘行錄言
二要敘行錄言。思想支配行動，行動表現思想。人物思想性格不同，所表現出來的行動也就不一樣。記敘人物行動，是揭示人物內心世界和性格特點的重要方法。因此記敘人物，要選擇那些最典型，最能表現人物思想性格的行動來寫。例如在《吉鴻昌傳》中，作者記述吉鴻昌在1931～1932被迫出國期間，為了反對美國歧視華人，特意在自己胸前佩帶“我是中國人”的牌子。這個細節的描寫，表現了吉鴻昌高尚的民族氣節，也體現了他的個性特點。又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在巨鹿之戰的巨大勝利之後，叱吒風雲，諸侯懼服。作者通過項羽召見侯將，侯將“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的動作描寫，反襯出項羽驕橫不可一世的性格。可見動作的描寫對記敘人物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了具體的行動，才能生動感人。“言為心聲”。人物的思想、感情、願望、要求，無不表現在他們的語言中，因此選擇人物的典型語言，來表現人物的性格，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如《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見秦始皇出遊的壯觀時說：“彼可取而代之”。而《史記·高祖本紀》寫劉邦看到這種壯觀時卻說：“嗟呼！大丈夫當如此。”儘管他們兩人的話意思都是羨慕帝王，但卻體現了兩種不同性格。人物的詩作、著述（包括文章、書信、日記）和話語一樣，是人物思想境界的高度凝結和表露。無不凝聚著人物對客現事物的認識、主張以及所持的態度。恰到好處的引用一些人物的詩作著述，對寫活人物，突出性格也是不可少的。
講究文采
三要講究文采。人物傳雖不能偏向華麗的詞藻，繁瑣的描寫，多餘的形容，曲折的情節。但語言生動形象，用詞精當貼切，句子流暢，層次分明，布局合理，一句話，文采還是必須講究的。雖說史志中的人物傳記與文學中的人物傳記有區別，前者完全是根據歷史事實，不允許任何虛構，後者在符合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允許一定程度的虛構。但是，在需要生動因而需要文采這一點上是共同的。因為傳者，傳也。立人物傳記就是為了傳於後世，為了“記一方之言，激千秋之愛憎”為了“鑒人明事”。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可見講究文采，也是史志中編寫人物傳記應高度重視的一個問題。馬克思要求人物傳記應當寫得有“強烈色彩”、“栩栩如生”。恩格斯認為人物形象應當“光芒奪目”。《史通》說：“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返，百遍無致”。在不影響歷史真實性的情況下，史志崇尚文彩，文史並茂，引人入勝，還是必要的。因此，在寫人物傳記時，應當重視文字錘鍊，講究藝術手法。
區別紀傳
傳記在內容表述上忠於史實和抑惡揚善，是我國人物傳記寫作的優良傳統，一直持續到今天，這是各種形式的人物傳記的共同特點。但是，各種傳記在表述方法上又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首先，志傳和紀傳不同。一是“紀傳”注重在文采方面，特別是在“詞藻”上下功夫。有大量的形容詞和修飾語，以增強傳記的文學性；二是“紀傳”在撰寫人物時雖然也以事實為根據，同時它又偏重於文學形象的刻劃。使歷史傳記同文學傳記合為一體，這就不能不使人物歷史的真實性受到某種程度的影響；三是在“紀傳”文章的最後都要加上一段評語，如“太史公曰”、“贊曰”等等。作者公開站出來對人物進行評價。以上三點在“志傳”中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其次，志傳與史傳不同。有專家從“志屬史體”出發，進一步指出方誌傳記與歷史傳記是一樣的，屬於同一種體裁——史體。但史傳可以史論結合，有史有論，志傳不能議論，是“寓褒貶於記述之中”。史傳手法多樣，可以夾敘夾議，也可以先議論、後記事，或者先敘述後議論。而志傳只能記述人物的生平、事跡和功過。人物的善、惡、美、醜則需要通過敘述反映出來。應該說志傳別於史傳，因此在志傳的寫作中，文字運用就要仔細地斟酌，對傳主的是非不能明斷，但又要讓讀者從字行間看得出來。
節寰袁公傳
明黃道周
【明大司馬袁可立（1562--1633），字禮卿，號節寰，睢州（今河南省睢縣）人，先世安徽鳳陽府潁州人。袁可立中萬曆己丑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以子樞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天啟二年為登萊巡撫，主持遼務多年，參與並指揮明清戰爭。以智取策反收降努爾哈赤姻婿劉愛塔，在任上積極為毛文龍請餉募兵，後因奉旨指斥毛文龍
袁可立像貪功冒餉又為毛所嫉恨。可立去，毛文龍無人能御。天啟末以虜情危急起兵部左侍郎，反對袁崇煥議和，注重加強海防建設，與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三年後袁崇煥獲罪遭殺身，然毛文龍被殺，袁可立苦心經營的海上防線漸次瓦解，致滿人敢傾國中之力大舉犯明，至此國事日非，足見袁可立先見之明。黃道周曰：“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淪陷。”袁可立像
天啟三年，屬國朝鮮弒君篡權，袁可立嚴詞質責，並牽及朝鮮勾通倭寇等舊事。五十年後倘為朝鮮君臣所忌恨，在清朝開館延修《明史》之際曾派專使來中國在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狀，《永憲錄》和《池北偶談·朝鮮疏》都有記載。由於清朝對建州史諱莫如深，終清一朝整個史界對袁可立十分忌憚，所有傳記史料均遭刪削，袁可立、毛文龍、劉興祚等遼戰敏感人物《明史》皆禁不立傳，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因載有董其昌所撰《節寰袁公行狀》竟險遭毀版和殺頭之災。
袁可立正直敢言，是晚明少見的幹練之才。二十八歲彈劾炙手可熱的應天巡撫李淶，平反蘇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以御史巡視西城，抗旨斬弄臣，懲辦權貴；因直諫觸帝怒，削職為民二十六年，史稱“震門之冤”。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間，官拜兵部左侍郎，廷推南都戶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因公開反對魏忠賢再遭罷官。皇帝念可立登萊勞，授兵部尚書，特準馳驛乘傳歸。
天啟四年春，登州巡撫即將離任，作《觀海市》詩，描述海市生動真實，為海天增色。晚年崇道，在睢州建袁家山，是豫東現存最大道場，《道藏輯要》所記最詳，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善詩文，受清朝文字獄所累，多所毀失。
《節寰袁公傳》文錄自台灣文獻叢刊明末著名愛國主義學者黃道周的《黃漳浦文選》，內容詳實可考，能補清人修撰《明史》之偏見和不足，為明清史研究者不可多得之資料。另見孔貞運《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高攀龍《答袁節寰中丞》、董其昌《節寰袁公行狀》、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倪元璐《袁節寰大司馬像贊》等，可作更全面之考研。】
史周氏曰：嗚呼！二正之際，與阿柄者難言之矣。方其時，室有凝陰，野有亢血。鴟虜號於其外，梟藩伺於其側，堂奧之間，疑檄不絕。然值天子英武，練於情事，絫澤所參，眾志如結，二三賢士大夫黽勉戮力，柴叔輿以質實匡襄於先，於廷益以駿烈克鞏於後，吳永清、羅學古之徒鹹將助竭蹷也。
康陵時，人才方興，庭徑各別：許季升瞻遐矚幽，清氣見於禁旅；何世光調停折衝，權用究於天宰；王德華、彭濟物昂低殊態，而裁酌當心。諸常侍即縱橫，爪牙自豎，要如蟠蟒學虬，未有吞海之意。諸君子上視王鈇，下祝鼉鼓，乘熟而落之，掇如也。
至於魏崔，岸谷所漸，瀆岳易勢。北牙擐甲之士，雄於猰□，天偷斯難，以養外患。智者不能謀，勇者不能斷，慈者不能衛，義者不能決，賴聖人特起而後天下晏然。計其時即有於廷益、羅學古之才，王德華、彭濟物之健，刪傑就厭，則中門近關，兩竇其選矣。然且諸君不能。
予觀古人尚哲簡戇，因事蟬脫，如季札、蘧瑗、晏嬰、樂毅之流，皆值禍難飄然，有以自立。逮於東漢，懷鴆搗椒，以死相勉，以為春秋之義與易殊旨。間有掛冠拂衣，蓋亦疏逖無甚繫著意而已。至乘朝車、執宮戈、桓桓德心者，皆有重寄。
捨命豹袖之下，即獨行安之，如張然明、皇甫義真其人矣。張然明破諸羌，靜幽并，恥為王曹所賣，發憤申陳竇之冤，卒不得為三公。皇甫義真盪黃巾，破梁州賊，征赴城門，賴其子堅壽以免，雖卒為三公，亦不大竟其志。
當魏崔時，蓋無復然明義、真者。有之，則必自大司馬節寰袁公也。
袁公可立字禮卿，以英年成進士，理蘇郡報最，召入西台，抗疏歸。
二十六載始出，仗鉞治登萊軍。於時遼左新潰，三韓餘眾大東焉，依東人，遇遼眾，不相主客，時時夜驚，賴公撫綏無事也。公去登萊不數載，而登萊遂敗。
公出登萊時，蓮賊初在金鄉，猝與遇，單騎麾之，敗麇散去，徐用登師搗其後，是以有兗東之功。
於時毛文龍譸張於島上，劉愛塔恫疑於沓渚，熊王之案持於內，崔霍之交盤於中。公一意治師，塞要害，焚盜糧，聯絡諸島，收復旅順，而海上晏然。
又猝有朝鮮廢立之事，公毅然請討。既而李倧銜太妃命，稱李琿通□失國人心，改步自贖也。公因請正詞質責之，以濟師助剿為券，與廷議合。是以東事一視公。公去又十餘年，而朝鮮為□陷。凡公所發軔者，率視鏇轍為重輕如此。
公在登可三載，七疏歸，歸而魏焰益肆。
孫樞輔滯塞外，久請陛見,中外洶洶，以為志在君側。而公方有綠野之樂。居亡何，以□警起公為少司馬。公久在東疆，於諸大醜變態甚悉，政府欲借公為功。公既至中朝，觀諸侯動靜，邑邑不樂也，數有所牴牾，欲自請外，以此失魏崔歡。
天子猶念公海上勞，予加銜致仕去。蓋是時致仕者若鳳□，以為奇表矣。
熹朝上賓，以殿工加太子少保，懇辭不受，時論韙之。
凡公值事，多長算，得大體，洞於要會。方為蘇理時，湖州董宗伯以厚貲為亂民所窘，哄甚，兩台檄公解之。公至，即博收訟牒下各縣以殺其勢，徐取一、二倡亂者抵法，事遂定。
又值倭警，吳中豪子弟王士繡、喬一琦輩馳驟自命，怨家詆為不軌。兩台急詗之。公獨謂是狂生，無他。卒讞不得實，乃已。眾謂公長者也。
及在登萊，方元宵宴客，有傳遼將李性忠與張爾心謀叛者，諸監司怖甚。公徐命小隊阿殿過沈帥問曰：‘李性忠固公所用人，令何狀’？沈帥百口保其無他。公曰：‘吾固知其無他，但且令釋兵柄安坐耳’。於是公之整暇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以汛期出海澨。有李弁者邀公飲，示二倭刀。公諦視還之。後半載，報海上擒倭二十人，覆夷器，則三刀俱在。公心疑之。亡何而琉球貢使至，稱數月前有飄舟墜此岸，出其人視之，則皆琉球也。眾鹹謂公神明。
及在登萊，毛帥盛自詡滿浦昌城之捷，用兵不滿千，不遺一矢，伏炮機發，使□自踐藉，人馬騰踏死者四、五萬。公心疑之，移文東江審其顛末。毛帥以是恨公。公固謂海上去天遠，臣子勿欺，何厭詳者。於是公之練達再見之矣。
又公為蘇理時，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秉筆。公伸牘盡雪其冤。同列為縮項。公曰：‘吾自任之！吾奈何以上台故誣賢太守’？讞成，對中丞誦之，其聲琅琅。中丞愧甚，舉屏自障。公讀法聲益厲，中丞遂自劾去。眾鹹謂公強項也。
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觸上怒，將廷杖，諸御史詣政府乞伸救，輔臣以上意為辭。公於末坐抗聲曰：‘特相公不肯耳’！輔臣拂然，廉知為公。先是雷震景德門，公上疏陳闕政，如郊祀、講朝六七大事，章未下。政府用是謫公，再收再黜，以底於削甚哉！救之罔效也！
公既用，久躓復起，當事者冀其少艾。公自謂老當愈辣。方在司馬門時，會□□（老酋）死，袁經略遣僧吊贈，公力詆其辱國。一日，請權貴祗候乾清門，出聲無律；公引咫尺之義折之，雖無所匡挽，而義形之意再見之矣。凡公精神著於為司李、御史時，即不躋台輔，其精神亦有以自見。
又當定陵鎮靜，以道法宥天下，四五十年間，留賢在野，怨咨不生，士去二正遠，時以名教相厲，若不復知有延熹、建寧之事者。公以已醜理蘇郡，乙未入西台，正當盛時，中貴出掖門，往往避驄。公一日視西城，有內璫殺人者，公輒按捶問抵罪。或語公：‘此弄臣，奈何窘之’？公奮曰：‘吾知有三尺，何知弄臣’！既上稍厭諸激聒，政府動以賣直沽名抑正論。公乃抗疏曰：‘近年以來，議論繁多，言詞激切，致乾聖怒，廢斥者不止百十餘人，概目為賣直沽名。夫賣直者退，則不直者進；沽名者斥，則毀名者庸。朝有不直、毀名之臣，則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誰復為國家昌言乎’？疏上，奪俸一年。嗚呼！國是所歸，往往如此矣。
公多才藝，善持論，急主上之急，積精自衛，無悶毒，故在亂能免，居危不廢。丙丁之間，天子賢達，士夫無出其右者。董先生曰：‘公才兼數器，心運四慮，藉令一再出，不於毛帥、魏璫之時，得行其意，展四體，韓范之業，豈顧問哉’？又曰：‘公護名節，勝於功名。善刀而藏，見機勇退’。夷考當年，與公先後秉機佐鉞者，名在刑書，歷歷可數，然後知公之完譽所得遠矣。
公先鳳陽人。始祖榮以開國功為睢陽百戶，因家焉。八世生公。生有異姿，廣顙稀眉。七歲通毛詩、禮記。未三十聯第，通百家書。安夫人妊時，數盥水，見金鯉蕩漾盎中。及長，數有異兆，自知其名位所屆。壽至七十有二卒。卒之前夕，有巨星隕西南，墜地有聲。子樞博雅有膽識，為戶部郎，別有傳。
贊曰：溪子子貴洞，千將利斷，桑榆決機，不以為晏。然明年有卒，義真不亂，道不可撓，還歸其貫。廷益抱誠，噬膻曷及？濟物微巧，扶繩緩急，剛柔之中，則有袁公。事不可調，睍視未窮。嗚呼才難，睇彼東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