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0年之後的文藝復興運動經受著政治動盪、1521年教皇利奧十世辭世、1527年查理·坎特洗劫羅馬、經濟衰退和資產階級力量減弱等種種嚴酷的考驗。影響深遠的新教改革運動威脅著教皇的教權，宗教人士人心惶惶，三十主教會議（1545－1563年）允諾徹底修正教規並重申天主教宗教改革的教義。這些歷史紛爭在藝術上也產生了反響。藝術家們背棄古典理想主義。在羅馬，朱里奧·羅馬諾（Giulio Romano）對世紀初由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引入的樣式風格進行了深化和革新。緊張的場面、戲劇化的表情、緊湊的肌體、複雜的身體扭曲姿勢以及形體研究在強烈刺目的色彩中得到體現。
佛羅倫斯經歷的政教衝突從波提切利（於1510年去世）的誇張線條和安德烈·德·薩托（安德雷亞 del Sarto）的藝術中顯現出來。沒有透視的構圖、失衡的人物姿態、大膽地縮短和延伸的畫面、生硬的背景、絢麗刺目的色彩和冷冰凍的光線構成了蓬托爾莫、羅索（Rosso）或帕爾莫桑（Parmesan）的樣式主義頂峰時期的特色。帕爾馬畫家柯雷喬（le Corrège）和威尼斯的提香等進入了樣式主義創作時期，而委羅內塞甚至丁托列托則表現出威尼斯畫派特有的光線樣式主義。
一直到1620年，樣式主義傳到了歐洲各國。雖然15世紀的法國畫家富蓋（Fouquet）是才華橫溢卻曇花一現的法國文藝復興先驅，義大利佛羅倫斯的樣式主義畫家卻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的宮廷建立了法國第一個畫派——楓丹白露畫派，其後的一個法國畫派深受佛蘭德斯畫風的影響。肖像畫家克魯埃（Clouet）則受到了普利馬蒂喬（Primatice）的巨大影響。西班牙的格列柯在查理·坎特的兒子菲利普二世的庇護下繪畫，畫作中人物的靈性、戲劇化表情和最大限度拉長的身體具有典型的樣式主義風格。與佛羅倫斯畫家布龍吉諾（Bronzino）風格相近的德國畫家霍爾拜因的遠距離冷色藝術、德國畫家格呂內瓦爾德的精雕細琢的畫風在精神危機和“農民戰爭”（1524年）的干擾下似乎也打上了樣式主義的烙印。逐漸走向極端的樣式主義在1580年左右引起了一場由阿尼巴·喀拉蚩（Annibal Carrache）和卡拉瓦喬掀起的“反樣式主義”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