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梁文道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香港出生，中學時在台灣接受教育，之後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哲學系畢業，及後的碩士學位由於工作忙碌而無法完成，從1998年開始梁文道就不斷活躍於香港文化界、知識界，足跡範疇從大學講師、文化從業人員、自由撰稿人、電視電台節目主持人、牛棚書院院長、中學校長、商業電台台長、電影創作人和劇評家、作家、書評家、食文化研究人、時事評論員、樂評家，到公共危機處理專員、環保權益維護者、古蹟研究員、文化推廣研究學者、愛滋病權益維護義工等等，因此被冠以“文化百足”之稱。由於文道見識淵博，且經常關心兩岸三地的文化發展，因此被大眾稱為“文化教父”。
多年來在各個傳媒平台發表的評論數以百計，涉及範疇囊括：時政社會、金融財經、文化百態、電影創作、飲食文化、書籍出版、生態環境、抒情散文等等，是全方位的傳媒人。梁文道曾在多個電視電台媒體亮相主持，包括：香港新城電台、香港商業電台、香港電台、香港鳳凰衛視、香港有線電視、NOW寬頻電視、中央電視台等等；近年他在國內文化界甚為吃香，專欄結集《常識》面世不久，即狂銷十多萬本：演講之處，都擠滿久候的冬粉，有專欄作家稱之為“梁文道現象”。
文化之路
初次涉足
梁文道 從台灣回到香港後，梁文道從1995年開始一直積極參與各類社會運動，類別包括工人權益、社區維權、反戰運動等。梁文道的多元文化之路是由大學開始的，他為多份報紙撰寫專欄，如《明報》及《信報》評論專欄，近年更擴大至多份香港、台灣和大陸的中文報刊雜誌，如廣州的《南方都市報》 、香港的《亞洲周刊》 、北京的《財經》雜誌等。其身影也不斷穿梭兩岸三地，進行文化、社會、時事等多方面的演講和交流。
在擔任講師期間，梁文道也被多個文化藝術團體及非政府組織聘請為機構董事、主席及顧問。現為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同時開始參與各類文化藝術創作活動，例如各類實驗劇場的編劇、導演、演員，行為藝術創作和視藝展覽策劃等等；1998年開始，梁文道為香港新城電台主持財經節目，後來被引薦加入香港商業電台成為香港商業電台第一台台長及顧問，期間擔任《打書釘》、《風波里的茶杯》、《光明頂》等節目主持。期間與幾位文化人一同創辦次文化組織牛棚書院，在商台解僱鄭經翰事件後辭去商台職務，並回到牛棚書院擔任院長，長期擔任鏘鏘三人行節目嘉賓。
跨越媒介
1999年開始，梁文道加入鳳凰衛視中文台，成為知識分子談話節目《鏘鏘三人行》的常任嘉賓，節目中其獨到的見解和清晰的思維，拓展了內地和海外華人有別於官方的傳統思維觀，使得《鏘鏘三人行》成為中國大陸最受知識分子推崇的談話類電視節目，而梁文道與竇文濤和許子東被稱為鳳凰衛視的“言論鐵三角”。
其陸續擔任《大話世界盃》 、《兩極之旅》、《走進非洲》、《時事辯論會》、 《網羅天下》、《開卷八分鐘》和《走向2010》的主持人和其它鳳凰衛視節目的評論員。2008年，梁文道在鳳凰衛視信息台開闢一檔案新節目《文道非常道》，節目主要補抓兩岸三地的文化現象，打開文化創作天窗。
而梁文道也長期特約在香港有線電視財經信息台與金佩瑋一同主持新聞評論節目《香港刺針》。於2005年7月開始擔任香港電台電視部製作《頭條新聞》節目主持人。
2006年梁文道與蔡子強及蔡東豪合辦上書局出版社，旨在推出普及的非文學類書籍以引介知識，及出版大眾喜愛閱讀並容易接受的書。他本人寫文章風格也以淺顯易讀為主。
成長曆程
童年片段
梁文道 回憶童年片段，全家均為天主教徒的梁文道，特別難忘國小時的教學模式。“當時入讀那間天主教國小的規模雖然很細，各年級都只得一班，老師來來去去亦只得幾個，但卻很開放；二三年級時，老師已開始要求學生輪流分組當老師教書，他們則從旁協助，從而培養出學生自我學習、發掘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到了中學，神父亦會跟我們討論哲學問題，他們是十分注重知識訓練的。”梁文道自言，其語文基礎，便是靠國小開始閱讀大量書籍及報紙而成，還有外公對他的刻意栽培，教他看《水滸傳》、《三國演義》以及《四書》等，令他從小養成愛讀書、愛思考的習慣，“是他令我學會很多學校里學不到的基礎教育及價值觀”。
愛國青年
梁文道 或許受到不同政治環境的影響，60、70年代甚至80年代在香港這塊殖民地中成長的小朋友，很少會被培養出一份愛國心。梁文道則相反，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下，令他變得很愛國；從小已是一個民族主義很強的人，愛台灣、愛中華民國、崇拜孫中山，縱然由始至終，台灣人都視他們為外省人。“我們這些外省人很多時只會跟外省人聯絡做朋友，這群人口中的中國，是一個已經失去了再也找不到的大中國，他們仍然把北京講成北平，懷念早餐食用的豆汁、聽京劇，看梁實秋那些以20、30年代北京作背景的書，所有思想仍然停留在民國時期，我便是一個浸淫在舊中華民國文化中成長的人。”
直至升讀中三那年暑假返香港，有機會接觸到國內的刊物，感覺開始有點不對勁，到中四返香港讀書，對中華民國的犟烈民族情緒，更在一夜之間崩潰。“原來自己過去在台灣所讀的中國文學及歷史只是殘缺的一部分，很多已認識的中國歷史原來是另一回事，再看國內的歷史書籍，亦有它的問題，只有在香港，你才可以看到兩邊的問題，於是你會開始懷疑自己過去對中國的認識及感情，是建立在一個甚么的基礎上。”
“是香港啟蒙了我！”梁文道感嘆。
逃離生活
梁文道 梁文道說過，國中時是一個壞透的學生，成績差、操行差，非常反叛，就算父母沒把他送到台灣去，他認為自己仍然是個反叛的人。梁文道的反叛，從台灣回到香港，一直都沒改變過，只不過隨著思想及環境的改變，反叛形式從過去的拳頭交過渡成有文化的反叛。17歲在應付高等程度會考（即現時的高級補充程度會考）的同時，投稿《信報》的文化版，撰寫劇評，據說還挑起了一番筆戰。考試臨近還像火麒麟周身癮，梁文道說並不是寫作有特別的魔力，只是他不吐不快，想透過文字把自己的意見抒發出來，“寫作亦是我逃離學校、制度及生活的一個outlet（出口）。”梁文道說，“悶”是他渴望逃離的原因，從小過已討厭活在任何制度下，不滿自己像行屍走肉的他，根本沒想過自己到底想要甚么形式的生活，只因為他覺得長遠的目標實在太不切實際。
跟報章雜誌上看到的一樣，叛逆青年總喜歡做一些引人注目的舉動作為逃離現實的出口，而梁文道最經典的一幕，莫過於在1989年正在大學修讀一年級的他為抗議“四個堅持”，竟於維園的民主藝壇中脫下褲子坐在痰罐上跟警察對峙，令他於學界一脫成名。十多年後回看這一脫，“做得不錯！”他大笑著。“這是一件需要勇氣去做的事，當初我並沒想過會除褲，但去到那個位卻變成一脈相承的動作。對於當年10多歲的我，那一刻能有這般冷靜及周密的思考去做一件反映個人意見的事，感覺很驕傲，是現在未必做得到的。”他還笑言，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梁媽媽還是數日後透過麻雀腳通風報信才知曉，家人對他的出位舉止亦見怪不怪。
無緣碩士
梁文道 這個怕悶又帶點離經叛道的人，曾認為讀大學與否是一件沒所謂的事，但在哲學系，在三級榮譽畢業的成績下，仍然獲得文學院院長寫信推薦，“奇蹟地”考入研究院做研究生兼職助教，似乎連上天都有意把這個人重新扶入正軌。不過這個說自己是很有心從事有關學術性工作的人，雖然已把短至兩年的課程，拖長至四年修讀，但捱到最後一刻，卻因為外出太多工作，始終不能完成畢業論文，是遺憾嗎？他卻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因為從中我認清自己兩個缺點，一是野心太多，我想自己為畢業論文而蒐集的資料，足夠作幾篇之用；二是缺乏紀律，紀律對從事學術工作者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在掌握時間方面卻很差。”做不成碩士，梁文道卻沒有放棄學術方面的工作，曾在香港大學及理工大學擔任講師，闊別了大學校園已超過半年的他，已計畫於2月重投理工大學設計系的懷抱，重執教鞭教授文化理論、藝術教育及設計理論。
沒腳雀仔
梁文道 《阿飛正傳》中，旭仔自言是只無腳的雀仔，沒地方可讓他停留下來。加入商台前，梁文道從未做過一份要坐office，返朝九晚六的長工，就算工作了五年的鳳凰衛視，亦只做過七個月契約長工，一星期只需返兩日半，活像一隻無腳的雀仔。這樣的生活，與跟他同年約30齣頭，未畢業已為自己的前途作打算的人比較，梁文道確是特別過人。他解釋：“我是讀哲學的，選得這一科，根本沒得擔憂，想得清楚一點，可以從事學術工作，但因為我成績差，畢業後便到一間國小的下午校做了半年代課老師，每日由大埔踩腳踏車到沙田上課，日子過得很快樂。”從自由人搖身一變成為商業一台總監，這隻無腳的雀仔似乎找到了落腳的地方，他卻說自己還有很多事未做，加入商台並不代表想從此停下來，“我從不考慮自己可以做甚么職業，因為對我來說，只要符合兩個條件，甚么職業都可以做，一是必須是自己喜歡的；二是可以令我完成理想的。”
說到理想，這隻聲言自己從不會想得太遠的雀，突然變得很認真，還把理想分為大圍及個人兩方面，“大圍的理想，其實抽象又虛幻，對我來說卻很具體，就是如何協助香港及中國變得更加好。我覺得自己過去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像我主持的清談電視節目，針對對象是國內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商家，節目中我跟他們討論環保問題、功能問題及對民族主義的批判等，只想增強他們的鑑定能力，學習以多角度看一件事物。”又正如他搞牛棚書院，目的只想為香港建立一個更開放及更有知識的團體；寫稿則希望參與文化政策討論及時事批論，令香港變成一個更開放、民主及自由的社會。“雖然外間人會覺得我所做的事很散，甚至互不相干，但是我很清楚知道自己所做的是朝著同一個方向，商業一台總監一職，只是朝方向邁進多一步。”梁文道常說；"我們要相信自己！”
添思考味
梁文道 梁文道希望透過傳媒這巨大的力量，為香港及中國做點事，而選擇成為商業一台這個全香港收聽率最高電台的總監，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足以證明他並不是自己口中沒有長遠目標的人。半年過後，在梁文道監督下的商業一台，有人覺得它中產了，但他並不喜歡“中產”這個兩個字，“應該是思考及關心的範圍都大了，雖然只是一些細微細眼的東西，但有impact（衝擊）。”令到他著意擴闊香港人目光的原因，是因為他發覺過去十幾年間，香港人的眼光愈來愈向內萎縮，“報紙的國際版一直減少，香港人對國際事務的關心程度亦愈來愈低，對歷史沒興趣。”就如有大學教授跟他說，有次給一班一、二年級的學生播放《辛德勒的名單》，在之後的討論會上，竟然有幾位學生問：“原來德國人曾殺猶太人？”他的擔憂是不無道理的。
他認為，雖然已為一台加插了一些充滿思考性的節目，如陶傑主持以擴闊國際視野為題的《光明頂》；介紹國內社會潮流的《親中派對》；余若薇主持的政論節目《薇言大志》以及他主持的《打書釘》等，但改變還未足夠，跟心目中的目標依然有一大段距離。因此他還把目光放到培育新一代政治評論員，會在《薇言大志》節目中找來10個十多廿歲不同背景的年輕人，讓他們在節目中開咪談政治，在報章專欄中發表政見。
打書釘
梁文道 一直想知，像梁文道這類書評人，是否只會選擇一些他認為是好的書籍才看，答案是：“我已經儘量選擇，但問題是世上實在有太多質素好、作者又花了很多精神和時間去寫的書，只看好書，是一項很艱巨的工作。更何況在工作需要下，必須去看一些壞書，去了解現今香港人的思想及潮流。”什麼是壞書？梁文道說可以是一些質素很差但暢銷的書，“每次要閱讀這些壞書，都會把它當作報紙的資訊來看。”或許這感覺會好一點吧！好與壞這問題，亦引伸到他對香港出版界及傳媒的狠評，“香港出版界的現況有點像台灣，關心的題材都很內向、很本地化，書籍稍為偏離本地化的主題，便立即滯銷，好弊！”
一旦打開話題，梁文道便滔滔不絕，大談香港的簡體書市場愈趨蓬勃是因為大家的英語水平下降，只有選擇簡體版的外國翻譯書；當香港報紙只懂上網抄襲皇馬訊息，國內的《足球周刊》卻已親身訪問球會會長，面對此困局，他不脫評論家的本色，“從現在起，所有從事創作的人，一定要調整做事的心態，再不能單單考慮香港市場，而是整個大中華，只有這樣才有能力去擴闊市場。”見他滿懷大智的模樣，最後忍不住問他，對自己或香港的前景有甚么抱負，他卻寧願以下一步要求來代替抱負，“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一個不會停下來，對所有事物及觀念更加開放的人，自己不停改變之餘，亦可以改變到人。”這個大得像抱負的下一步，實在不是常人能擔負得起，梁文道能否有這份能耐？我想他也希望可儘快等到答案揭盅的一日！
作品一覽
大陸出版
《弱水三千 梁文道書話》 《常識》（專欄集錄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1）
《噪音太多》（樂評集錄，花城出版社 ，2009-3 ）
《我執》（散文集錄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4）
《讀者》（法律出版社，2009年9月）
《我讀》（鳳凰衛視出版中心 上海三聯書店 ）
《我讀2》（何亮亮合著湖南文藝出版社）
《我讀3》（何亮亮、呂寧思、馬鼎盛合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11年5月）
《我讀4》 （湖南文藝出版社）
香港出版
《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書評集錄， UP Publications，2006）
《讀者梁文道書話Ⅱ》（書評集錄，上書局 / 2008/7）
《味覺現象學》（食評集錄，上書局，2007.7）
《訪問十五個有想法的書人》（訪談集錄，上書局，2009.7）
其他相關
跨媒體的滿足感
作為一名跨媒體文化人，現時梁文道每日約有五至六小時的睡眠時間，工作多平常人數倍的他，睡眠時間卻少別人三分之一，令他堅持下去的動力，相信是來自各方面空間的滿足感。“做電視的接觸範圍最大、最輕鬆，基本上想到甚么便可以說；至於寫作，則需要苦心經營，卻可以把自己所想的東西，深入地一步步向前推進，而且清楚知道文章是針對甚么人；做電台的狀態最intimate（親密），只見到節目拍擋，像兩個人傾偈一樣，可以說一些比較個人的話。”我沒有涉足過其他媒體，不知其感覺，卻絕對贊同他說寫作需苦心經營的這番話，因為在2004年1月19日晚，只睡得六小時的，除了梁文道，還有才完成這篇稿的我！
梁文道在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發表評論，對美國競選其實很大程度靠修辭這一點發表觀感，文章淺顯易讀，是他一貫記者行文風格（見梁文道：歐巴馬的勝利是修辭學的勝利）
著作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常識》
詩家幸
梁文道 除非你是梁啓超，有一支生花妙筆，能夠痛快淋漓地把四萬萬人的心底話都寫出來，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筆，能日日筆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個時代的記錄；否則，把時事評論結冊出書又有什麼意義呢？
首先，技術上有難度。時事社會評論永遠都是一種介入，這種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裡頭。例如“最近”，評論家最常使用的一個詞，當他寫下“最近”這兩字的時候，他已經假設了許多東西不必再說，因為那都是最近發生的事，感興趣的讀者早已知之甚詳。假如他還要長篇大論地把已經發生的事件的來龍去脈一一道明，不只報刊篇幅不允許，連讀者都會嫌他太囉嗦。也就是說，一篇優秀的評論在發表當時總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個背景就是當時的社會認知、媒體迴響以及讀者的心理情緒，用不著你去鋪排，也很難鋪排。可是它若在一兩年後成書，這種精簡的優點就會反過來變成缺點了。因為原來的背景不復存在，再鏗鏘有力的言論也會變成脈絡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無根，讀來不知所云，讀者必須發揮很大的想像力，才能勉強回到這些文字所契入的當年時空。
然後我們就要來談時間的問題了。
在我讀書上學的年代，香港人最歡迎的評論大概就是“馬經”了。眼光奇準的馬評家不知有多少冬粉，有時候一個人就能帶起一份報紙的銷量。可是我從來沒見過哪一個馬評家會把自己的文章結集出書，再忠實的追隨者和賭徒也不至於要看過期的賽馬預測吧。所以我很早就放棄了出書當“作者”的幻想（假如出書是作者身份確認的話），因為我一出道寫的就是評論。除了馬評、股評這類如此極端的例子之外，幾乎所有的評論都和時間有關，它們的壽命就和它們所評的對象一樣長，或者一樣短。
藝評和樂評的情況還好一點，因為據說藝術是不朽的，尤其是藝術史上的經典和古典音樂，看的人仍然很多，聽的人還是不少，因此談論它們的文章至少有歷史價值。比方說狄德羅的“沙龍書論”，號稱是現代藝評之祖，雖然細瑣，但過了幾百年還有人愛看。依此類推，凡是所論對象在世年月越長的，評論文字腐朽封塵的機會也就越低，例如書評、影評。至於時事，被人遺忘的速度奇快，評論時事的文章也當然是要過去的。
只有一種情況能使時事評論不朽，那就是你說的那些事老是重複出現。幾年前發生過礦難，評論家費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後的處置，指出杜絕它再度發生的方法。結果它不只沒有消失，反而更加頻密地發生。如果時事評論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現實，那么現實的屹立不變就是對它最大的嘲諷了。任何有良心的評論家都該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總有現實意義，那是種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詩家幸。
梁文道 我們常把經典和暢銷書對立起來，覺得後者雖能紅極一時，終究是過眼雲煙；而前者面世初時光華內斂，卻能長明不息。寫書出書，當以鑄經典為職志。然而，我卻一直嚮往西方知識史上一種以暢銷為榮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冊子”（Pamphlet）了。從長度來看，這手冊型的小書又不過是篇長文的篇幅；從深度看來，它們不求專精但求淺顯。知識分子在皓自窮經鑽研學問之餘，寫這些上不了廟堂的東西就是想普及某種觀念，為社會的變革造勢。假如它們暢銷，一紙風行，那就是目的達成的徵兆。擅長小冊子書寫的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Wright Mills）曾經嘲笑出版商：“你們不知道什麼叫做‘出版’。你們一想到‘出版’這個動詞就想到印書，但它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義是‘面向公眾’。”尋常書商印書，賺錢是動機；寫小冊子的知識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義：讓一種想法公之於世，交給“公眾”（Publics）研判思考，再醞釀出變化社會的土壤。
包括米爾斯自己的作品在內，幾乎所有轟動一時的小冊子都消失在故紙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務的士兵，總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獨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還算是個例外，至今仍被奉為經典，乃美國奠基檔之一。歷史學界一直爭論盧梭等啟蒙思想家對法國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假如他們的論著當年並不普及，我們能說革命民眾其實全是他們的讀者嗎？《常識》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頭一年裡，這本可親易讀的小書扎紮實實地印出了五十萬冊！可別忘記當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識字比率。說它造就了美國獨立，真是一點也不誇張。
拙著取名《常識》，絕非自大，而是為了向前人致意，歸宗於這種公共知識分子的傳統。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歡“常識”這兩個字的豐富義蘊。
梁文道 首先，我以為自己所說皆不脫常識範圍，沒有什麼故作深刻的東西。並非自謙，這其實是嚴格的自我要求；因為我時常感到國人現在頗有一種凡事都要往“深處”鑽、議論總要談“本質”的傾向。於是明明在探討“毒奶粉”的問題，偏偏覺得光是信仰缺失還不夠，一定要把“靈魂”也搬出來才算功德圓滿。明明在點評志願者的救災行動，卻不滿足於民間集體動員的邏輯，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異的“高度”，然後再結穴於華夏文化的“基因”“本質”。也許是上學的時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與理察·羅蒂（Richard Rorty）影響甚深，我對“本質”和“深度”這類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離感。舉個例子，如果我現在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為什麼剪不斷毛線，你實在用不著向我介紹工具與技術的“本質”，也不必在這裡花時間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學解釋；你只需要告訴我這把剪子是不是太鈍了，甚或乾脆換把新的給我。在公共事務上面，種種關於“本質”和“深度”的空洞玄說不只解決不了任何實際問題，有時還會塑造出更難疏解的偶像與幻覺。比如說“中國文化的本質”，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現實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中國文化的錯，那么我們就什麼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這裡頭可能還有循環論證和過度簡化等種種謬論）。
梁文道 當然，我也明白“常識是一種文化體系”（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語）；雖然同在一國，雖然同是華人社會，一個香港人心中的常識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認同的。身為港人，我似乎背負了沉重的原罪，不時遇到讀者批摘我“不懂國情”，進而歸罪於“殖民地子民那揮之不去的洋奴意識”。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個人類學家，透過文檔爬梳與現實生活等田野調查的方法，力圖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邊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維去考慮眼前的問題。目的不是丟棄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徹底變成一個內地人；而是為了接下來的跳出。進入，然後跳出，於是就會產生批判的距離。理想的話，這種反覆出入的程式可以使我同時看到內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識得到的內地常識，與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識，在這個意義上，我的時評與雜文其實都是一種詮釋的工夫，目的是把一連串看似淺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識”一一揭出，逐個指認。或許，我們接著就會發現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像得那么“愛國”，而平常以為的“左派”也不盡然是左的……
梁文道 近年來，我在兩地發表評論，恰好給了自己一個時刻反思的機會，互動省視內地與香港的諸種現象，漸漸地，本來最具公共性格的時評寫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筆記，藉此我得以認識自身的條件與束縛、身份的認同及移置。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切實體會到一個香港評論人的最大原罪其實不是什麼“洋奴心態”，而是相對優渥的空間。比起許多同行同道，我的環境比較寬鬆，我的信息來源比較多元，我冒的險比較小，我怕的事也比較少；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動我寫這些東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們是什麼立場，更不管他們是什麼派別，這本書獻給中國所有的時評作者，能與你們共赴國運是我的榮幸。
接受採訪
曾接受阿里巴巴首席主播胡雪鶯的現場網路直播採訪，曾接受阿里巴巴首席主播現場網路直播採訪的知名嘉賓，包括牛根生、宗慶後、子辰、馬雲、俞敏洪、王中軍、南存輝、熊曉鴿、梁文道和中國百富榜的胡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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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在廈門談道德底線：為何多數女生想嫁富二代？
2013年11月23日，著名作家、鳳凰衛視特約評論員梁文道做客廈門移動2013全球通VIP鳳凰大講堂，發表“底線為何失守”的演講。他說，底線失守最根本的因素，並非是信仰缺失，而在於權力突破道德與法律防線，造成社會道德危機。
人物言論
梁文道 近年來，大學教授、新聞媒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洪流中，扮演著監督者、批評者的角色。而中國的作家卻是其中最沉默的一個群體，很多有名的作家只為自己而寫作，“兩耳不聞窗外事”。知名專欄作家梁文道接受採訪時說，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作家，需要通過他在公共事務上的沉默，來保住自己創作的空間。這是個悲哀啊。
我常常強調不要忽略窄眾，只要通過網際網路傳播手段，你能夠網羅全球的這種人。
我一般不太管人情，市面上所謂我推薦的書，有一大半都沒有問過我就放上去了，有的可能是我在不同場合、寫的書評上提到過，就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還有些書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出版商就虛構我去推薦它。
現在香港年輕人越來越喊“愛香港”，結果產生一種很盲目的排外情緒——因為情緒的發泄、仇恨是最容易、最不需要思考的一種方式。
人物評價
梁文道，這位香港媒體人和“知道分子”，太了解媒體的特性，又是學哲學出身，做起電視節目來，有些不同於內地人的“裝”，同時，他的見解總是新穎獨特，其條分縷析的邏輯總是嚴謹清晰。（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