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邱立本香港聖多馬國小畢業，國中就讀九龍塘的銀禧中學，1967年畢業於李求恩中學，負笈台灣。1972年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本科畢業，後赴美留學，獲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經濟學碩士，曾任柏克萊加州大學亞美歷史研究員，香港大學兼職教授。歷任台北《中國時報》國際新聞編譯，紐約《星島日報》、《北美日報》，舊金山《遠東時報》，洛杉磯《美洲中國時報》，紐約《美洲中國時報》，紐約《中報》記者、編輯、總編等職務。1990年返回香港，任《亞洲周刊》主筆。1993年出任《亞洲周刊》總編輯至今。1995-1996年兼任《明報月刊》總編輯。
發表文章
《香港民主翅膀要飛進中國天空》，2013年07月05日
《香港·東南亞·不了情》，聯合早報，2013年09月20日
其他信息
讀書方向與內地學人相反
這是一個典型的媒體人的書房。一進門，見到的就是一張《小團圓》的海報，這是他們2009年在香港大學辦活動留下的。“我們都是張愛玲的冬粉，特意留下來作紀念。”邱立本說。他當了38年編輯，現為《亞洲周刊》總編輯。
他的書桌在靠窗的位置，桌上雜亂地擺放著幾本書，一大摞當天的報紙。書堆中有一本是內地出版的《蟻族》，為了方便記者拍照，邱立本還特意找出了在台灣出版的新書《編輯這種病》。
準確來說，邱立本的書房有兩間，一間在《亞洲周刊》編輯部，一間在家中。由於家裡實在太亂，無法收拾，他建議還是別去了。
他正打算先把家裡的書房整理一番。“好長時間沒去翻的書，我想以後也不會有興趣去翻了，那就不要了吧。”邱立本在丟掉“爛書”之前，先要清出去的是一批雜誌。由於用輕塗紙的雜誌並不多，雜誌數量積累到一定程度，書架的承重是一個問題，乾脆就不要了。
“當然，很多雜誌也實在是沒有保存的價值。”邱立本說，他會選擇保存一些出彩的特刊，其他的就捐出去了，“很多雜誌都是非常完整的一套，從創刊到停刊，很多圖書館也未必有。”
至於書，就有些雜亂了。在編輯部的那間書房兼辦公室里，既有編輯部不可或缺的工具書，其中一本是梁實秋主編、遠東圖書出版公司印行的《最新實用英漢詞典》，也有在內地非常暢銷的小說《風聲》，還有記者鄭重所寫的《毛澤東與文匯報》，以及台灣遠流版的《張學良的口述歷史》，一本《增陽減陰求長生》保健書則和唐德剛的《戰爭與愛情》在同一排書架，《八十後反高鐵》是一本新近出版的小冊子，它竟然和四個紅酒瓶擺在一起。
由於在媒體工作的原因，時下的暢銷書、話題書，他也都會找過來翻翻，在他的讀書生涯中，讀禁書其實也是極為重要的一段。
“我還在李求恩紀念中學念高中時，接觸到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就是因為在1967年被禁，成為報紙上的新聞，勾起了我的閱讀欲望。”接下來，邱立本就去找來他的《怎樣辨別是非》、《思想與方法》讀。“殷海光的自由主義思想對我影響很大，後來還去讀了哈耶克、羅素的書，為之大開眼界。”
不過，在邱立本看來，讀禁書的時代實際已過去，並且應該再也難回來了。在一篇文章中，他寫道：“香港報刊對兩岸政府種種污名化的政治標籤，早已隨風而逝，而在香港和台灣讀左翼的書，百無禁忌；中國大陸過去被視為右派的書，從錢穆到余英時到胡蘭成，如今竟成為書市的暢銷讀物。”
邱立本也認為，在中國內地的讀書界，禁書也已經是不可能的，因為網路平台，正是禁書的終結者，“不少禁書都可以輕易在網上找到電子版。”
一段殊途同歸的閱讀史
“讀書就為了尋找現實的顯微鏡和未來的望遠鏡，”邱立本說，讀書的目的在於既要能看清當下，又能預測未來。
要弄清現實，就必須逐步揭開一些被捂起來的黑盒子，黑盒子的隱密性在讀書中是不容易覺察的，正是如此，也許才有了探索的趣味。他的讀書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揭盒子”的過程。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恰逢冷戰時期，“當時，從北京到台北，都被一種‘定於一’的意識形態所壟斷，兩岸剛好就分處於冷戰的敵對陣線。”香港恰恰在這兩者之間，邱立本明顯地體會到了其中的巨大差異，他想弄清其中發生了什麼，是哪些深層的原因導致他們的發生。
正讀高中的邱立本，當時在旺角奶路臣街的舊書店就可以看到兩地出版的、有意識形態對抗的書。比如台灣反共作家姜貴寫的小說《鏇風》，彭歌的小說《花落春猶在》，都有很強的針對性，對大陸體制加以嚴厲批判；而大陸的小說，如楊沫的《青春之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則又完全是另外一種視野與立場。就是在這種多元的閱讀環境中，他朦朦朧朧了解到中國歷史的糾結。
起初，邱立本對自由主義的思潮有一種親近感，到台灣念大學時，又讀了不少西方以英美為主的自由主義經典，當時對內地政治很懷疑，對台灣的“主義、領袖、國家”的提法也感到不安。等他畢業回到香港，正是內地“文革”的高潮。“我和一些香港的學生領袖聊天，發現他們念了很多‘紅色經典’，這都是我聞所未聞的。我覺得這是一種‘知識結構’的缺陷，如果不好好補課，就不能了解中國內地的巨變。”
於是後來看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法蘭西內戰》、《反杜林論》，列寧的《怎么辦？》、《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到美國，又惡補了托爾斯泰、契河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邱立本邱立本說，他後來和一些來自中國內地的中年知識分子交往，大家交換讀書的書單時，竟赫然發現彼此所讀過的書，其實都差不多，只是有一個差異，就是大家讀書的方向竟是相反的。
“他們是從左翼的經典開始，也讀了大量的舊俄時期的文學作品；只有在‘文革’之後，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才開始饑渴地閱讀過去被視為離經叛道的作品，從哈耶克到羅素，從海明威到喬伊斯，才進入個人主義的領域，才了解自由主義的精神。這和我在香港、台灣的經驗是逆向而行的。”
邱立本用金庸的小說打了個比方———實際上大家都是在練九陰真經，但彼此看對方的練法都像是“倒練”九陰真經，不過殊途同歸：“到了21世紀，大家的武功都在同一個層次了。”
回頭看自己的讀書生涯，邱立本說，他讀書這么多年，實際是一元化思想與多元化思想不斷碰撞，不斷擦出火光的過程。應該值得慶幸的是多元化的思想最終打敗了一元，取得了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