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歷程
青年時期的黃濟人黃濟人，1947年出生在北京，名字起自“濟世救人”。他的父親黃劍夫是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生，北平和平解放前以國民黨第16軍22師師長的身份駐守德勝門。
1966年高中畢業，1969年底上山下鄉來至四川省威遠縣。1977年考入四川內江師專中文系。
在校就讀期間，寫作完成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1982年該書由解放軍文藝社出版。長篇紀實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轟動海內外，獲全國首屆軍事文學獎、郭沫若文學獎、全國優秀暢銷書獎。
1983年調至重慶市文聯《紅岩》編輯部，198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崩潰》，當年為專業作家。1989年當選為重慶市作協主席，1996年改選續任至今。
《命運的遷徙》2003年7月24日，由重慶市委宣傳部、重慶市移民局、重慶市作家協會、重慶出版社、《文藝報》社聯合主辦的黃濟人長篇報告文學《命運的遷徙》研討會在京召開，評論家、作家40人參加了會議。 與會評論家一致認為，黃濟人的報告文學《命運的遷徙》關注人民命運，關注三峽建設，是作家全身心投入創作的又一部報告文學力作。黃濟人作為身在重慶的作家，他不僅僅關注生養他的這片土地，創作了《三峽議案是怎樣通過的》《重慶直轄市成立的前前後後》《人格的力量》《警魂》等等，均以重慶的重大事件為題材，客觀翔實而又畫龍點睛般藝術地記載了重慶人民在時代大潮中的前進步伐，而且關注民族的時代命運，從全國的大視角去評說、去理解重慶人民在三峽建設中的巨大的付出和貢獻。他以對黨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用純熟的報告文學手法用作家的滿腔熱情謳歌時代，謳歌人民。
黃濟人
黃濟人從2001年6月始，年富力強的黃濟人肩負著神聖的使命，離開了平靜的書桌。他走遍了上海、江蘇、安徽、山東等11個省市的移民點。走村串巷，問寒噓暖。這些離鄉背井聽慣了長江號子和滔滔江水聲的重慶移民，聽到黃濟人熟悉的鄉音，仿佛見到了親人般圍攏過來，詢問重慶的發展情況，詢問政府對移民的政策等等，說不盡的知心話一古腦兒地向他宣洩著……黃濟人深知，讓這些移民們一時半會改變原來的生活習性，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於是，黃濟人在安撫移民們遵紀守法的同時，還要央請當地政府儘量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給予“老鄉們”各方面的幫助和照顧。
2003年元月止，黃濟人歷時整整一年半的時間才返回重慶市作協大院。沉重的行囊里，裝回的是厚厚的17本日記。密密麻麻的記錄，橫七豎八的人物姓名，被雨水、泥水和淚水打濕的字裡行間，蘊藏著一張張渴望的面龐，演繹著一個個動人魂魄的故事，跳動著移民們一顆顆火熱的情懷……
四月初，黃濟人給自己下了一道死使命：一定在5月1日凌晨1點鐘前徹底完稿。近20萬字的書稿要在30天內完成，平均一天近一萬字的速度才能寫完啊!一連三天三夜，黃濟人坐在桌前沒有離開，往嘴裡填著麵包，筆還在稿紙上流動著。2003年5月1日，全部書終於改完了。《命運的遷徙》全書共十一章，六十六節。作家的心血和著三峽移民的甜酸苦辣在三峽的波濤中，在祖國前進的步伐中涌動。
代表作品
自1982年以來，先後出版400萬字的文學作品，1999年，出版了《黃濟人文集》1-5卷。其中的主要作品有：《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崩潰》、《重慶談判》、《命運的遷徙》、《一個全國人大代表的日記》。
獲獎情況
長篇報告文學《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獲全軍首屆文藝獎，全國優秀暢銷書獎，首屆郭沫若文學獎，後被西安電影製片廠改編為電影《決戰之後》；
長篇小說《崩潰》，獲《當代》文學獎；
長篇小說《重慶談判》，獲四川省“五個一”工程獎，被長春電影製片廠改編為同名電影后，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
長篇報告文學《命運的遷徙》，獲重慶市人民政府第三屆文藝獎、第十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入選作品獎。
秉筆寫實
2013年版《將軍 決戰豈止在戰場》完全本“靜水深流”——黃濟人說這是他最喜歡的4個字。這也是黃濟人人生的寫照：1979年，還是在校大學生的他寫出了一部名為《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報告文學，生動描述了原國民黨將領杜聿明、宋希濂、黃維、沈醉等在功德林戰犯管理處的改造經過，吸引了海內外成千上萬的讀者。黃濟人自此走入了獨特的“國民黨題材”創作領域，寫下《崩潰》、《哀兵》、《征夫淚》等一系列作品。2013年5月，《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下部和之前已出版的部分合成“完全本”，從國民黨戰犯們獲赦後寫起，描述他們如何遭遇“文革”的衝擊，經受改革開放的洗禮——當年大學時寫出來的那一點“水”，已經被黃濟人挖成了一口“井”，厚重而幽深。
2013年6月18日，黃濟人在北京接受了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專訪。他幾乎煙不離手，抽了一根又一根。煙霧氤氳，眼神卻是清亮的，低沉的聲音訴說著自己的人生和寫作，波瀾不驚。
寫作突破
一部書改變命運
黃濟人黃濟人自稱是“失敗者的後代”。1947年，他出生在北京，名字起自“濟世救人”。他的父親黃劍夫是黃埔軍校第五期畢業生，北平和平解放前以國民黨第16軍22師師長的身份駐守德勝門。
“當時，傅作義一方面想和平起義，一方面也在察言觀色，看嫡系部隊的反應。結果共產黨一下子把國民黨第3軍打掉了，嫡系部隊就剩下了駐守北平的第16軍。16軍軍長袁朴抱病回南京了，群龍無首。我父親所在的22師算16軍的主力部隊，傅作義晚上就來到我家，讓我父親接任軍長。結果我父親被嚇住了，第二天就飛回南京。後來他在西南繼續作戰，1950年在川北一個叫閬中的古城打不動了，被迫投誠。投誠時，一個軍連一個師的人馬都不夠了。”
1951年，劉伯承創立南京軍事學院（現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被認為是“國民黨起義將領”的黃劍夫和其他一些畢業於黃埔軍校的國民黨將領一起，被安排前往任教。黃濟人的童年就在那個大院裡度過。50年代“清匪反霸”、“三反”、“五反”等運動一波波襲來，這個家庭所受的磨難，大致能夠料想。“小的時候不懂事，但已經感受到父輩的憂鬱、寡言和那種莫名的惆悵。”
漸漸長大後，黃濟人自己也經受著那種痛苦。“‘文革’時，父輩們穿著解放軍軍裝，都不能倖免被抄家的厄運。院子裡幾乎家家被抄，挖地三尺。”1969年，黃濟人當了知青，上山下鄉一去就是8年。住在茅草房裡吃糠咽菜，最苦的卻不是物質上的。“思想上時刻擔驚受怕，就怕犯錯。我臨摹了一幅印度漫畫，貼在我的床頭。我覺得它畫的就是我。一個人拉板車爬坡，車上的貨物堆成了小山，拉車人必須像狗一樣趴下去，才能把車拉動。漫畫的原題叫《生活的重量》，我改成了《精神的重量》。”
這道坡，黃濟人最終還是爬上去了。1977年恢復高考，他報名參加並考上了四川內江師範學院中文系。當時全國都流行寫“傷痕”文學、知青題材，劉心武的《班主任》、葉辛的《蹉跎歲月》等出一部火一部。黃濟人也在嘗試，但總覺得追在別人後面跑，肯定不容易成功。改變的契機很快到來：1978年，父親黃劍夫獲得平反，補辦的追悼會上，多年未見的舅父邱行湘也來了。邱行湘是國民黨高級將領，1948年被俘，1957年獲特赦。相見後，他把自己在功德林改造的經歷講給了黃濟人聽。
1983年沈醉（左）和黃濟人功德林原先是北京德勝門外的一所廟宇，清朝末年被改建為監獄，新中國成立後直屬公安部管轄，改為戰犯管理所，關押著上百名高級戰犯。黃濟人於是決定寫一本講述國民黨戰犯如何被改造的書。1978年暑假，他向家裡要了僅夠路費的錢，帶著一書包的饅頭和舅舅的介紹信出發了。在南京、北京和上海，他找了二三十個當年的戰俘，其中有幾位赫赫有名，如杜聿明、黃維、沈醉、宋希濂、文強、楊伯濤等。
黃維和邱行湘健步如飛黃維的反應讓黃濟人最為難忘。“我去他家時淋過雨，鞋上帶了很多水印，襪子也濕了。他為我拿了鞋，把新襪子放在我的膝頭。看到我的鞋有點破，就問：‘你怎么這么窮？是不是好吃懶做？’我回答不是，他接著說：‘我又有什麼資格來問你。都是我們打了敗仗，才讓你們吃苦。’”當得知黃濟人想寫國民黨戰犯時，他很認真地說：“我最看不起的就是文人，不管是封建社會還是現在，歌功頌德都很無聊。你肩膀那么寬，還是去當木匠吧。”即便這樣，黃濟人還是從黃維等人手中獲得了大批資料。不到一年時間，他就寫出了28萬字的書稿，定名為《功德林》。
寫好後，黃濟人把唯一的手稿寄到了公安部。沒想到一個月後，居然收到了回信，要他前往北京改稿。1980年，改名為《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的書稿在雜誌上連載；1982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了單行本，賣出200萬冊，其後還被改編成電影《決戰之後》；1983年，黃濟人調至重慶市文聯並創作至今。
訪談紀錄
不要說誰對不起誰
環球人物雜誌：已經過去30多年了，為什麼重新續寫《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
1982年版《將軍 決戰豈止在戰場》黃濟人：我到北京改完書稿，就被推薦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館當了一段時間編輯。每天和杜聿明等國民黨將領打交道，資料一直在增加。寫續篇是很久以來就有的想法。
2011年，重慶本來有套《打黑叢書》要出版，我也被分了寫作任務。那套書的原定出版方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鬍守文過來和作者們溝通。見面後問我：“能不能找個時間單獨談談？”我答應了，結果一見面，他上來第一句話就是：“其實我對打黑題材不感興趣，我是奔著你來的。你當年那本書沒在我們社出，我一直覺得很遺憾。”他背了很多我書里的內容，我當場就答應和他合作。
環球人物雜誌：兩次的寫作狀態有何不同？
黃濟人：雖然寫的內容都是勝利者如何對待失敗者，失敗者如何接受失敗，但顧忌越來越少。如果說30年前，有些語言的表達還是羞羞答答、語焉不詳，現在就能說得直白一些。比如當年出書前，我請杜聿明先生題了字，原本想做成封面，結果出版方認為杜聿明是使用過毒氣的戰犯，堅決不同意。最後只好把杜先生的字放在扉頁上。
環球人物雜誌：當年這本書寫的算是“禁區”，王蒙曾評價它“參加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但也有人覺得不能接受。比如東北一個部隊以“全體指戰員”署名，寄信給你說“國民黨800萬軍隊都被我們打垮了，想不到你作為他們的後裔，還膽敢用筆繼續與我們作戰，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估計這次寫完，還會有這樣的來信嗎？
黃濟人：以前常講國民黨對日本人“一槍不放”，還說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戰期間逃到峨嵋山上，不給桃子挑水，一勝利卻把手伸得老長，要下山摘桃。這種思想灌輸了很多年，那封信上的話其實也反映了當時的政治觀念。不過現在時代真是變化了，以前人們都罵我把國民黨寫得太好，現在也有人會說我把國民黨寫得太壞。我自己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失敗者不是鬼，勝利者也不是神。
環球人物雜誌：你與杜聿明、沈醉等都有過親密接觸，在你眼中，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黃濟人：我不敢去評價歷史的是非功過，只能談我接觸到的。沈先生死時唯一的要求是把自己的遺體捐了。我與杜先生訪談較多，整理出來的大概有10萬字。因為經常去他家，也親眼見到一些事情。他去世前，在醫院對老伴曹秀清說：“我警告你！我死了以後，你別到杜致禮、楊振寧（女兒、女婿，當時在美國）那兒去，也別去香港（其他子女處），去了人家就利用你。共產黨待我不薄，不要給共產黨添麻煩。”
杜先生的追悼會上，鄧小平也來了，我就站在他身後，看到他向杜聿明深深地鞠躬。當年淮海戰場上的兩個老對手，恩仇都化作歷史。
環球人物雜誌：台灣那邊怎么看待你的作品？
黃濟人：1993年，我在大陸出了一本《重慶談判》，台灣致良出版社也出了，因此去了一趟台灣，開了個座談會。會開不久，就有人很不客氣地說我為中共塗脂抹粉，這個人當年是軍統負責稽查報刊的，說中共總搞陰謀詭計，等等。但大部分人會覺得“大勢已去”，談什麼都無聊。有的人也會大罵國民黨，罵得很狠，認為國民黨不亡，沒有天理。
我一直想通過寫作讓人們關注，為什麼一度那么強大的國民黨會失敗，這也是寫《崩潰》等作品的初衷。
環球人物雜誌：時代雖然在發展，大陸和台灣的史觀仍然有很大差別。怎么化解這種差異？
黃濟人：我對周恩來的一段話印象很深。首批戰犯特赦時，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他們。他等了一會兒，乾脆出來到院子裡等。當車開進來時，隔著玻璃，他就叫“擴情”、“擴情”。這個叫曾擴情的人是黃埔一期畢業生，曾經在政治部任少校科員，跟隨周恩來參加過第一次東征。曾擴情面紅耳赤，半晌才說了一句話：“周先生，我走錯路，對不起你！”周恩來的回答是：“等一下進去，你不要再說誰對不起誰。”
功過是非當事人是說不清楚的，只能讓時間去評判。
環球人物雜誌：這部作品對現在的官員腐敗等問題是否有警示意義？
黃濟人：我沒考慮這個問題。寫昨天的故事是為了給今天的人看，至於讀者看的時候想到什麼，作者也很難控制。我能保證的，只是事實的真偽。
能立在地上的才是好作品
環球人物雜誌：你在重慶當過多年市文聯主席，在你眼中，什麼才是好作品？為什麼現在好作品如此少？
黃濟人：馬克思說：“商品是詩歌的天敵。”這話套在文學上也一樣。我們現在每年出書不是幾萬本，而是幾十萬本。可絕大多數是垃圾。
大環境是一方面，以前人們對文學、精神的追求就像追逐空氣和陽光一樣，一本佳作往往能不脛而走，尤其是“文革”結束，思想剛剛解放的時候。
書和寫作者自身的問題是一方面，大部分人的生活環境在那裡擺著。
環球人物雜誌：重慶作協曾因吸納明星作家劉曉慶、9歲的兒童作家徐毅等飽受爭議。吸納他們出於什麼考慮？
黃濟人：劉曉慶本身是中國作協會員。按規定，中國作協會員申請加入地方作協，是不需要討論直接通過的。至於兒童作家，其他的我不清楚，我自己任職期間吸納過一個17歲的孩子。他寫關於問題少年吸毒、鬥毆的小說，我看了之後很受觸動。他說：“我就是想讓大人們看看，現在的孩子都已經墮落到了什麼地步。”在我眼裡，他的寫作不輸於郭敬明。這才是立在地上的東西，更可信，更實在。
環球人物雜誌：很多作家都是在困頓中寫的作品更經典，作協這種體制對作家來講，是種束縛嗎？
黃濟人黃濟人：創作環境非常糟糕的時候，更容易有一些真情實感。老作家們喜歡說一句話：住五星級酒店可寫不出好作品。它有一定的道理。饑寒交迫、生存危機中產生的東西總是讓人感覺更悲壯。現在我們創作時，視作文學生命的真情實感好像越來越少了。
至於作協，外國作家們常開玩笑說，你們中國作家最幸福，事實上，他們是對這種體制感到莫名其妙。作家應該是自由工作者，把作家變成公務員其實是很荒唐的，雖然我本人也是作協成員。養大批作家的後果之一，就是造成思想的停滯，褻瀆了文學。（《環球人物》記者 王晶晶）
個人觀點
日前，童話大王鄭淵潔在其部落格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揭秘：鄭淵潔是北京市文聯辭退人員》，揭露了自己在30年工齡的前一個月被辭退的內幕。憤憤難平的他，還拋出一句狠話：“作家領工資是一種恥辱。”
對此，記者採訪到重慶市作協主席黃濟人，他表示“此言差矣，不能一概而論”，並指出：“憑勞動拿工資是天經地義，付出勞動卻不拿工資，才是可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