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蒲津渡遺址蒲津渡遺址位于山西省永濟市區西18公里的蒲州古城西門外，黃河東岸側，東與《西廂記》故事發生地普救寺相依，西與全國四大名樓之首的鸛雀樓相望，處於旅遊黃金線上，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91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省、地、市文物部門組成了聯合考古發掘隊，對遺址進行了全面科學地清理髮掘，完整出土了唐開元12年鑄造的鐵牛四尊、鐵人四尊、鐵山兩座、鐵墩四個、七星鐵柱一組、明代防護石堤70餘米、明正德16年（1521年）記事碑一通。還發現一座四米見方的磚屋遺址，門坎向東，當是管理渡口之所在。發掘中還發現了唐開元通寶、宋天聖元寶、元豐元寶、金正隆元寶等十餘枚銅錢。
古渡變遷
蒲津渡遺址蒲津渡是古代黃河的一大渡口。蒲津渡自古以來就是秦晉之交通要衝，歷史上有很多朝代在這兒修造過浮橋。據《春秋左傳》記載，昭公元年，秦公子鹹奔晉，造舟於河。《初學記》：“公子鹹造舟處在蒲板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史記·秦本紀》又載：“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年），初作河橋。”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以後東魏齊獻武王高歡、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這兒建造過浮橋。
唐初，河東為京畿，蒲州是長安與河東聯繫的樞紐。開元六年（718），蒲州被置為中都，與西京長安、東都洛陽齊名。開元十二年（724），為了加強對唐王朝的大後方河東地區及整個北方地區的統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書張說主其事，改木樁為鐵牛，易笮索為鐵鏈，疏其船間，傾國力對蒲津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通典》、《唐會要》、《蒲州府志》均記載此事。
有宋一代，蒲律渡仍是黃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際，浮橋始毀於戰火，只剩下兩岸的鐵牛。後來因三門峽水庫蓄洪而使河床淤積，河水西移，鐵牛被埋入河灘。
今蒲津渡遺址，西距黃河堤岸2.8公里，隔河遙望陝西省朝邑縣，東距古蒲州城西牆約六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門（即蒲津門）近百米。1988年、1991年對蒲津渡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勘探和科學發掘。根據發掘結果，唐蒲津渡遺址最深處距今地表6.5米。在靠當時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豎釘的柏木樁，壘砌石條間貫注有鐵錠，又以米漿白灰泥粘合縫隙,十分牢固。這道石堤明確地可以看出系分兩次砌築。
唐代鐵牛
蒲津渡遺址開元鐵牛亦稱唐代鐵牛，位於永濟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黃河古道兩岸，各四尊。鑄於唐開元十二年（724），為穩固蒲津浮橋，維繫秦晉交通而鑄。元末橋毀，久置不用，故習稱“鎮河鐵牛”。因黃河變遷，逐漸為泥沙埋沒。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遺址上經勘查發掘，處於黃河古道東岸的四尊鐵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牆51米，距西城門110米。鐵牛頭西尾東，面河橫向兩排。伏臥，高1.5米，長3.3米，兩眼圓睜，呈負重狀，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牛尾後均有橫鐵軸一根，長2.33米，用於拴連橋索。牛側均有一鐵鑄高鼻深目胡人作牽引狀，現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寬0.6米。四牛四人形態各異，大小基本相同，據測算，鐵牛各重約30噸左右，下有底盤和鐵柱，各重約40噸，兩排之間有鐵山。
四尊鐵牛，是至今我國發現的歷史最早、體積最大、分量最重、數量最多、工藝最精的渡口鐵牛，是中華古代文明成就的又一重大發現。
古渡價值
蒲津渡遺址蒲津渡遺址是一處具有豐富遺存的大型遺址，也是我國第一次發掘的大型渡口遺址，它展現了我國古代橋樑交通、黃河治理、冶鑄技術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觀地揭示出黃河泥沙淤積、河水升高、河岸後退的變遷過程，從而為歷史地理、水文地質、環境考古及黃河治理提供了許多有用資料。
蒲津渡遺址蒲津渡遺址的發掘，尤其是開元鐵牛、鐵人等物的出土，對研究唐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我國橋樑史、冶煉鑄造工藝、黃河故道的變遷、水文等，都有著極其重要的價值和作用。我國著名橋樑專家、英國劍橋大學《二十世紀世界建築》特約作者唐寰澄先生見到氣勢磅礴的鐵牛後，十分激動，他在向國外宣傳報導鐵牛時指出：“這不同於揚軍陣，耀帝威的秦兵馬俑。亦不同於宣佛法、炫珍寶的釋伽舍利，也不同於講五行、為厭勝的鎮水石犀。這是一個具體的工程建設，是中國勞動人民對世界橋樑、冶金、雕塑事業的貢獻，是世界橋樑史上唯我獨尊的永世無價之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