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公亭位置
坐落在水岩寺南200米處坪台上的一座方條石柱涼亭名叫“高公亭”,是在上個世紀40年代為紀念不滿占領昌黎的日本
侵略者亂殺無辜,憤而自殺的昌黎縣知事高魯泉修建的。高公亭內,曾經立有一座石碑,石碑正面書有“高公斗山,雖死猶生”八個大字,背面記有高魯泉的生平,碑文由昌黎縣商會長副會長馬曉楓撰稿、會長田梅石書寫。高魯泉,字斗山,祖籍山東青島,自幼生活在遼寧大連一帶。他曾在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於1940年春天被派遺到昌黎為官,為日偽統治時期昌黎換的第五任知事;他身材修長,愛好習文弄墨,待人比較和善,為官也算清廉。
歷史情況
1938年夏天,昌黎人民組織華北抗日聯軍昌黎支隊,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冀東抗日大暴動。暴動以失利告終以後,日本侵
略者對參加起義的民眾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和鎮壓,但英雄的昌黎人民並沒有被日寇的暴行嚇倒,1939年2月,由昌黎支隊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張其羽任主任的華北抗日聯軍第三軍分區昌(黎)樂(亭)辦事處在昌黎、樂亭兩縣交界地區成立;1940年4月,昌樂辦事處組織秘密抗日武裝襲擊姜各莊偽警備中隊部,打死叛變投敵的原華北抗日聯軍昌黎支隊第27總隊長、駐姜各莊的偽警備中隊長王樹貴;同年夏天,張其羽又帶人攻下赤崖據點,舉行了“赤崖二次暴動”。當時駐昌黎的日本憲兵隊隊長奧田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他見昌黎人民的武裝抗日活動“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開始變本加厲地鎮壓人民民眾的抗日活動,到處抓捕所謂的“八路嫌疑犯”,瘋狂殘害有抗日情緒的平民百姓。是年深秋季節,他見無法抓到張其羽等真正的“八路”,便以私通八路的罪名,把縣警察局的一個分局長和縣警備大隊一個副大隊長。一個中隊長抓了起來,準備以此“請功“。對奧田等人亂捕亂殺“嫌疑犯”的暴行早就心懷不滿的高魯泉,前去說情,遭到奧田訓斥;不久,奧田不聽高魯泉的勸告,刑訊逼供,胡亂定上罪名,將這三人處死。此時,高魯泉到昌黎出任知事已經有半年多的時間,他見自己既不能挽救一些無辜百姓的性命,又不能保住自己的部屬免遭殺戮,萬般無奈,給自己在日本求學時的一位正在擔任日本高級軍官的老師寫信,告發奧田等人的暴行。不料,這封信被奧田安插在縣郵政局的特務截獲;奧田見信,惱羞成怒,對高魯泉百般施壓,多方威脅,同時又繼續瘋狂作惡。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良知並沒有完全泯滅的高魯泉,萬般無奈,決心以死抗爭。1940年10月的一天夜晚,他一連寫了六封信,歷數駐昌黎日本憲兵隊草菅人命的種種行徑,陳述自己的艱難處境;次日凌晨,他將手槍含在嘴裡扣動板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高魯泉的自戕,很快驚動了駐昌黎日本憲兵隊的上司,急忙把奧田調走,從而使日軍駐昌黎的憲兵隊的囂張氣焰有所收斂,不少被捕的無辜百姓免遭了罹難。據傳,高魯泉在自殺前幾天,曾經幾次到碣石山中來排遺憤滿的心情,曾吟有一首七律詩,開頭一句是“碣石山下苦中吟”,後兩句是“天事人事竟如許,何須五斗累我心”。高魯泉自殺時年僅34歲,他的屍體由跟他一起到昌黎上任的妻女護送運往東北安葬,昌黎的不少士紳和平民百姓,舉著紙人、紙馬和九蓮燈、萬民傘等,用嗩吶吹著哀樂,為他舉行了在日偽統治之下極為突起見的送葬儀式。舉行送葬儀式之後,昌黎縣的一些士紳又趁勢發起募捐,在水岩寺前的坪台上為高魯泉修築了這座紀念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後,在日寇奴役下飽受蹂躪的昌黎人民,將立在城東小東山前樂壽山頂的所謂“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紀念碑,還有在“七七”事變爆發之前,被迫為在1936年11月被駐昌黎譁變的保全隊官兵殺死的日軍古田大佐在縣城南門外建立的“古田大佐紀念碑”,一一推倒,唯獨把高公亭保留了下來。
在水岩寺前的停車場西北角,與高公亭遙遙相對的一方岩石上飧刻有幾行醒目的大字,最醒目的是“保護山林”四字,這方岩石堪稱是碣石山主峰仙台頂前的護林碑。在那方岩石的壁面正中,共鐫有“保護山林”、“仁民愛物”、“共祝我公”“世代簪紱”等四行豎寫的楷書大字,其右刻有“恭頌東北陸軍步兵第六旅旅長李紹晟德政”等楷書小字,其左刻有“中華民國十九年暮春碣石山南村民敬刊”等楷書小字。很顯然,這實際是一方地方民眾為駐軍鐫刻的“頌德”碑,頌的是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前一年--1930年春天,進駐碣石山一帶的東北陸軍步兵第六旅官兵,在旅長李紹晟率領下,能夠“保護山林”、“仁民愛物”;為此,“碣石山南村民”恭祝在此行“德政”的東北陸軍步兵第六旅旅長李紹晟“世代簪紱”(“簪紱”,為授印意,謂官運亨通)。
此碑刻保留至今,仍有警示意義:“保護山林”,不管在任何時候,都人人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