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馮文炳生於1901年，字蘊仲，乳名焱兒，筆名廢名，湖北黃梅縣人。著名文學團體語絲社成員，現代小說家。1952年起在吉林大學任教授，後任中文系主任。曾任吉林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常委，省文聯副主席。
在我國現代文壇上，馮文炳是有獨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學者。他生前身後都不免“寂寞”，連名字似乎也快被人遺忘了。但有價值的東西總是要閃光，總是會有人珍惜的。我們說的這位作家兼學者就是湖北黃梅籍的廢名。陳建軍先生的《廢名年譜》（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讓一個不應該被廢的名字深深地銘刻在了文學史家和文學愛好者的記憶中。
馮文炳可謂是楚地的一個奇才。文學史家易竹賢先生在為《廢名年譜》作的序言中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的創作不算多，卻極具自己獨特的藝術個性，常有珍奇的精品，耐人咀嚼尋味。”早在20世紀30年代，著名評論家李健吾就曾說過：“在現存的中國文藝作家裡面……有的是比他通俗的，偉大的，生動的，新穎而且時髦的，然而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創造。”當代學者楊義認為，廢名雖然算不上“大家”，但“我們應該說：廢名的名字是不應該廢的。”文學評論家格非則認為：“研究中國現代的抒情小說，廢名是不可或缺的。”老作家汪曾祺1996年曾斷言：“廢名的價值的被認識，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真正被肯定，恐怕還得再過二十年。”廢名在文體建構、敘事方式等方面所進行的探索，構成了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的重要資源之一。廢名文學創作的探索性、實驗性、前衛意識及個性化色彩，在文學史上無疑具有其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人物生平
1901年11月9日出生黃梅縣城東門故宅。
1907年6歲時始入私塾讀書。
1911年入縣八角亭第一高等國小讀書。
1916年到武昌入啟黃中學就讀，開始接觸新文學。
1917年進入湖北省第一師範學校，其間深受“五四”青年愛國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
1920年省一師畢業後，任教於武昌完全國小，業餘時間學寫白話詩文，開始與周作人通訊。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常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上發表文學作品。
1924年正式升入北大英國文學系，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此時他寫的雜感《吶喊》稱魯迅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並在魯迅《馬上支日記》後自寫日記道：“倘若他（魯迅）槍斃了，我一定去看護他的屍首而槍斃。”其對新文化運動熱情之高可見。
1925年10月馮文炳先生開始用“廢名”的筆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以後陸續出版的有《桃園》、《棗》、《莫須有先生傳》、《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等。其作品多寫故鄉普通勞動者，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獨創的藝術風格。文藝評論家稱“廢名的破天荒的作品使他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中一個卓爾不群的存在”；“廢名可以說接續的是中國作為一個幾千年的詩之國度的詩性傳統，他在小說中營造了一個讓人流連忘返的詩性世界”；“堪稱中國現代詩化小說的鼻祖”。因此，在他的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問世以後，國際知名學者認為這是“廢名最後而最奇特的長篇小說。”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返回故鄉黃梅任中國小教員，其間他精研佛學，在馮氏祠堂里寫成了《阿賴耶識論》一書。
抗戰勝利後，馮文炳於1946年重返北京大學中文系任副教授、教授，講授《外國文學名著》、《現代文學》等課程，同時創作反映黃梅避難生活的自傳體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
1951年10月，馮文炳與北京大學師生一同到江西萬安縣潞田鄉參加土地改革，同年在北京參加全國文聯。
1967年9月，馮文炳病逝於長春，享年66歲。
1994年清明節，其子馮思純先生遵循雙親之遺願，將馮公文炳先生暨夫人岳瑞仁女士的骨灰歸葬於故鄉黃梅祖跡後山鋪南側馮太乙村之西北曠野。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邑晚拜謁，俯首恭請：馮公安眠故土，春風化雨，滋桃潤李，後世群芳！
廢名變回馮文炳
馮文炳(照片2)在《抗戰時期廢名論》一書中，張吉兵先生細緻探討、分析、認證了廢名的德性主體，勾畫出廢名的心路歷程，並從家族生活、社會（教育）生活兩大部分講述廢名的德性實踐，還對廢名的家族及黃梅地方文化教育進行背景式的描繪。後三輯則是研究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及抗戰期間廢名生活與創作系年。在這一整個德性實踐中，“廢名”又成功地轉變為五六十年代的“馮文炳”了。如果說，由“馮文炳”到30年代的“廢名”是一次個人與藝術的蛻變的話，那么由30年代的“廢名”到五六十年代的“馮文炳”則不僅僅是一次簡單回歸了，而更是一種超越。讀完《抗戰時期廢名論》一書，我仿佛也明白了廢名是怎么變回馮文炳的。
此書最令我欣賞的地方是，拈出“德性主體”和“家族主義”做足文章。徘徊於個人主義與家族主義之間的廢名，經歷了多次碰壁之後，毅然走上家族主義之路了，並由此開始全面反思“現代知識分子”、“新文化運動”、“中國傳統文化”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最終完成了一次德性主體的成功實踐。這期間，廢名否定進化論、反思西方民主自由思想、質疑階級鬥爭學說，都有其重要的個人意義，深深體現了一個獨立知識分子時時不忘反思的精神，這在晚年廢名的著作中依然有所體現，只是貼上時代話語的標籤而已。了解了抗戰時期的廢名，簡直是踏上通往建國後的廢名的一座橋了，只有抱著發展變化的眼光，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看待廢名的變與不變，才能真正揭開廢名等一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之謎。至於，廢名在思想改造中，是否有“矯枉過正”、“跟風趨時”等嫌疑，則又是另一話題了，此處不多言。
《抗戰時期廢名論》一書的出版，填補了抗戰期間廢名研究的空白，同時對於鄂東地方文化教育的研究也大有貢獻。此外，廢名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其前後的轉變也具有一定的個案研究價值，倘若回顧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的改造歷程，廢名也可以作為一個特殊個案進行考察，而此書不正是為這個工作做了一番準備？
當然，此書之缺憾仍有兩處：一是沒有將抗戰時期廢名的著作《阿賴耶識論》進行研究；二是沒有將抗戰時期的廢名對解放後的廢名產生的影響設專題進行細緻分析，雖然作者已經亮明自己的基本觀點：“十年避難時期廢名人格特徵的認證，是揭示後期廢名思想狀況的一把鑰匙……廢名晚年可以說在儒家文化中安身立命，其思想中人民性和現實性的色彩極其明顯，他自覺而自然地將個體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絕大多數從舊中國走過來的知識分子思想上都發生了一次斷裂式的突變，而廢名則是主動提升自己，努力達到與代表新中國建國理論的毛澤東思想相認同、契合。”
突出貢獻
《廢名集》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馮文炳調到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前身）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1963年被選為吉林省人大代表，並任省政協常委、省文聯副主席。在吉林省工作期間，馮文炳主要從事文學教學和文學研究，先後講授《寫作實習》、《杜詩研究》、《魯迅的小說研究》、《新民歌》、 《美學》等課程。
馮文炳為京派小說家，其作品以田園牧歌的風味和詩化的意境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獨樹一幟，而被人們稱為田園小說和詩化小說。《竹林的故事》、《桃園》、 《橋》等小說多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現代文明衝擊的他的故鄉農村為背景。
創作風格
故事
廢名小說的故事多發生在鄉村，他常常以自己的故鄉——中國中部鄉村為背景，講述具有濃郁鄉土氣息的風俗民情，在徐緩的抒情旋律中展示鄉民村姑、學童老嫗的平凡故事。這裡沒有波瀾壯闊的場面，沒有驚心動魄的鬥爭，也沒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小說的敘述者是一個超然的心平氣和的觀察者，當然，這並不是說作者沒有自己的愛憎與憂慮，只不過是他把過濾了的喜怒哀樂輕輕溶入了景物風習和人物的命運之中。《柚子》其實是對封建婚姻的抗議，“我”與表妹青梅竹馬，卻因祖母為“我”另締婚約，弄得有情人不能成眷屬，但是人物的不滿與怨恨是淡淡的。《浣衣母》展現的是一曲封建道德扼殺人性的人間悲劇：李媽的命夠苦的了，丈夫和兒女們死的死，走的走，孤身一人維持生計，卻那么慈愛溫和。她家門前是兒童的樂園，是行人挑夫的涼棚，連驕橫的舊軍隊的士兵也被李媽感化。但無依無靠的李媽與一個流浪來的中年男子的結合就使她一夜之間身敗名裂，可怕的輿論剝奪了李媽的正常生活和起碼的做人的權力，這輿論其實就是封建道德的聲音。小說平靜地展示了這個普通村婦的一組組生活畫面，沒有淚，沒有恨，淚和恨不在故事的表層，而在人物的命運之中，在敏感的讀者心間。廢名小說的故事就是這樣平淡，他總是在靜觀中展示農村的種種迷人與愚昧、古道與積弊，他引導你去思考，而不是去反抗，他的態度是含蓄的，而不是直露的，他的創作是體驗的結果，而不是圖解的產物。沈從文曾準確地概括了廢名小說這一特點：“馮文炳君所顯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細微雕刻，給農村寫照，其基礎，其作品顯出的人格，是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築到平靜上面的。有一點憂鬱，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欲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暗，這些靈魂，依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衝突。”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廢名小說的故事特點，那就是雖然平淡，卻淡而有味。
人物
廢名筆下的人物多是心地善良的小人物——鄉間翁媼、學童村姑，他似乎特別專注於人物內心光明美好的一面。他塑造了一個個天真爛漫、純潔可愛的兒童：程小林、史琴子、細竹、柚子、“焱哥”等等，他們在青山秀水間嬉戲玩樂，心無雜念，不染塵俗，童年的浪漫無憂、童心的稚嫩無暇無不激起讀者對童年的緬懷。廢名筆下的幾個農村少女三姑娘、柚子、阿毛姑娘各有各的不幸，但都善良聰穎、外柔內剛，她們美好的內心可以淨化任何不潔的念頭。就連火神廟裡的和尚、史家的長工這些遭遇更為不幸的人也都把辛酸壓在心底，勤勤懇懇，忠厚和善，在平凡的人生中閃現善良人性皎潔的光輝。廢名“注重人生安穩的一面”，在小人物點點滴滴的庸常人生中展示她們的美好內心。
美學特徵
廢名的小說一向以難懂著稱，要讀懂廢名，必須了解他的美學趣味與美學追求。他自己說，“就表現手法說，我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在藝術上我吸收了外國文學的一些長處，又變化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詩，那是很顯然的”。總括起來說就是淡化情節，痴迷於唐詩般意境與興味；弱化題材的社會意義，傾心於展示人物面對逆境時的從容淡泊；平和沖淡的外衣下是禪悟般的超脫。
故事情節
廢名的小說沒有懸念迭起的情節，他的人物雖然會面對人生的不幸，但決不大慟大悲，他樂於把故鄉的田園風光、童心的爛漫純真展現在讀者面前。《竹林的故事》以散文筆法點染出蔥蘢幽靜的茅舍、菜園、竹林，娓娓道出三姑娘的天真未鑿、美麗恬淡，情節讓位於意境，景物之美與人物之美異質同構， 令人回味無窮。長篇小說《橋》寫小林、細竹、琴子三人嬉戲遊玩、習字讀書的情景，以童心視點，隨意點染，優美的田園山水，稚氣的談書論畫，新穎奇特的思考……在一組組素淡的生活畫面里滲透了作者對生命的獨特體悟，對童心的真情留戀。長篇小說《莫須有先生傳》幾乎沒有什麼情節，以陌生化語言，打破人們慣常的閱讀習慣及思維習慣，注重人物的意識流動及思維的瞬息變化。因其追求唐詩般的意境，不肯浪費語言，語言之間存在一定的停頓和跳躍，故而顯得晦澀難懂，加之遇事即發議論，隨心所欲，漫無節制，缺乏可讀性。《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雖然語言變得明快通透，但淡化情節的傾向一如既往，在喋喋不休半調侃式的議論中介紹、分析、品評了抗戰時期農村的人生百態。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廢名描繪了一幅幅意境深遠的畫面：已長成大姑娘的柚子家道艱難，與“我”相互心存愛意， “見了我，依然帶著笑容叫我一聲‘焱哥’”（《柚子》）；目睹童年好友淑姐出嫁時的微妙心理（《我的鄰居》）；與銀姐打桑葚時迷醉於她呼我“焱哥”（《初戀》）；“我與柚子學鷓鴣叫時相互調笑中的有意無意”（《鷓鴣》）；清冷的月下，船行水上，從船艙一角呆視童年心愛梅姐（《去鄉》）等。讀廢名的小說就要從看似平淡的生活畫面中品味其中的意境以及作者隱藏其中的情感。
從容淡泊
廢名描繪的人生有笑有淚，但他從不挖掘人物含淚人生中的社會根源與經濟緣由，他的人物在逆境中總活得那么從容平淡。柚子在家境敗落的情形下是那樣剛強與自尊（《柚子》）；金喜知恩必報，勤儉持廟，在溫飽難求的生活中活得穩健自在（《火神廟的和尚》）；陳聾子勤勤懇懇的勞作背後仿佛有佛性在（《菱盪》）；《橋》里的史家奶奶和三啞叔又何嘗不飽經滄桑，廢名有意弱化題材的社會意義，而傾心於展示人物面對逆境時的從容淡泊，淡淡點出其中的精神力量或精神追求。
禪悟般的超脫
廢名小說的情節、故事都是淡化過了的，他“高高地站在人生之塔上，微笑墮淚”，俯視眾生。梅姐已褪去昔日的風采（《去鄉》）；李媽的搭檔要離開李媽（《浣衣母》）；雨中遭雷擊的學生要示眾三天（《一段記載》）；妹妹夭折，父親在她的墳頭操心的是“我”的病（《阿妹》）；陳大爺家鵲巢鳩占（《小五放牛》）……廢名用他那支彩筆塗抹出人生的七彩畫，在他平靜的勾畫中隱約告白他的讀者這就是人生，它如溪流，沒有巨瀾，也不會改變它的行程。這種平淡超脫的人生態度與廢名喜好禪宗有關。
廢名師事周作人的藝術趣味，追求平淡中見真意。以簡潔質樸的語言寫出悠遠深廣的意境，他真情留戀民間文化、鄉民人生中的和諧與善良，微微嘆息蘊藏於其中的落後與愚昧。
廢名以他獨特的小說創作開掘了鄉土文學的一個重要支流——抒情的懷舊的牧歌式的田園小說，從沈從文到汪曾祺都受到他的影響。
個人逸事
馮文炳的佛學研究、魯迅研究、詩學研究等都是很有特點的。大學教授馮文炳又是一個詩人氣質很重的性情中人。比如他和湖北同鄉熊十力的關係就很能見其為學為人的卓爾不群。他們是好朋友，學術上又是論敵。周作人在《懷廢名》中談過一則趣事：“有餘君與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橋，曾告訴我說，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類似的記載在別的學者筆下也還出現過。廢名對熊十力的佛學研究專著《新唯識論》不以為然，在抗戰時期於黃梅老家寫了《阿賴耶識論》，此書直到前幾年才得以出版。說到廢名的個性，北大教授文匯報讀書周報、也是廢名學生的湯一介有這樣一段回憶：“廢名先生教我們大一國文。第一堂課講魯迅的《狂人日記》，廢名先生一開頭就說：‘我對魯迅的《狂人日記》的理解比魯迅自己深刻得多。’這話使我大吃一驚，於是不得不仔細聽他講了。”廢名的“特立獨行”還有不少的逸事，如用毛筆答英文試題，參禪入定勝過出家和尚等等，《年譜》中多有引錄。
主要作品
馮文炳的小說、詩歌和散文主要收入其自選的《廢名小說選》和《馮文炳選集》、《廢名選集》、《廢名散文選集》、《廢名詩集》中。另有《廢名講詩》，收其新詩詩論及舊詩詩論方面的講義和文章。
人物評價
《竹林的故事》、《桃園》、《橋》等小說多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現代文明衝擊的他的故鄉農村為背景。這裡的故事沒有波瀾壯闊的場面，沒有驚心動魄的鬥爭，也沒有你死我活的矛盾衝突，展示的大都是鄉間的老翁、婦人和小兒女的天真善良的靈魂，以及古樸淳厚的風俗民情，給人一種淨化心靈的力量。他的這類小說，尤其受傳統隱逸文化的影響，有一種出世的色彩，瀰漫著淡淡的憂鬱和悲哀的氣氛。他的小說語言深受中國古典詩文的影響，精煉，濃縮，惜墨如金。如《橋》中的文字：“一匹白馬，好天氣，仰天打滾，草色青青。”充滿了跳躍、省略和空白，讓人回味。就像他自述的那樣：“就表現的手法說，我分明地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朱光潛說：“《橋》里充滿的是詩境，是畫境，是禪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離開前後所寫境界而獨立。”
1935年魯迅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選了馮文炳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和《河上柳》3篇早期作品。魯迅在導言中說：“後來以‘廢名’出名的馮文炳，也是在《淺草》中略見一斑的作者，但並未顯出他的特長來。在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見以沖淡為衣，而如著者所說，仍能‘從他們當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約作者過於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閃露，於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雖然對馮文炳後來的創作不無微詞，卻對收在《竹林的故事》里的小說給予了肯定。
馮文炳的現代詩也獨具風格，許多詩可說是上世紀80年代朦朧詩的濫觴。但由於比較晦澀，在當時不大為人注意。如作於1931年的《夢中》：“夢中我畫得一個太陽/人間的影子我想我將不恐怖/ 一切在一個光明底下/人間的光明也是一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