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簡介
原名馬書銘,曾用筆名閻志吾、孔華聯、莫韻、時英、小馬等。1922年出生於山西省孝義縣。幼年喪父,家中生活十分困難,在舅父家所在的汾陽縣念過國小,後考入孝義縣立高小,由於抗日戰爭爆發,學校關閉,中途輟學。1938年春,他參加了革命隊伍,當過戰士、宣傳隊宣傳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隨軍轉戰太行山、呂梁山一帶。1940年到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附設的部隊藝術幹部訓練班學習,開始文學創作。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處女作——反映部隊戰鬥的故事《第一次偵察》。1943年初回到晉西北抗日根據地,被分配到晉綏邊區文聯文藝工作隊(實際上是個創作組)工作,常到農村、工廠,一方面做實際工作、深入生活,一方面從事寫作,經常為《解放日報》和《晉綏日報》寫通訊、特寫。1944年回到文聯,參加整風學習,繼續深入農村調查,在晉綏邊區文藝界發起抗戰七周年文藝獎金徵文活動中,創作了通俗故事《張初元的故事》,獲小說散文類乙等獎。同年調《晉綏大眾報》任編輯、記者,後升任主編。在此期間,和西戎合著發表了長篇章回體小說《呂梁英雄傳》,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好評。後又發表過散文《汾平沿途見聞》、小說《追隊》等作品。1947年參加土改,寫了反映土改鬥爭的短篇小說《一個下賤的女人》、《村仇》等。1949年任晉綏出版社總編輯。全國第一次青代會,被選為全國青聯委員,接著又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代會,被選為文聯委員,留在文協(後改名作協)工作,同時兼任北京大眾創作研究會創辦的《說說唱唱》月刊編委。
1951年至1954年發表了《一架彈花機》、《寶葫蘆》、《飼養員趙大叔》、《結婚》、《韓梅梅》等小說和故事,曾去朝鮮、民主德國、蒙古、蘇聯、日本訪問,寫了《在解放後的漢城》、《建設柏林的人們》等散文。1953年調任中國作協創作組組員、青年部副部長,再度與西戎合作,創作了電影文學劇本《撲不滅的火焰》。1956年回到山西工作,任省文聯副主席、作協山西分會主席,兼任汾陽縣委書記處書記,精力主要用在下鄉深入生活和寫作上,這期間創作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停止辦公”》、《太陽剛剛出山》等優秀作品,後又發表了電影文學劇本《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及長篇傳記文學《劉胡蘭傳》。在《劉胡蘭傳》這部長篇里,不僅讓讀者看到偉大的時代的力量,黨的力量,毛澤東思想的力量使劉胡蘭從一個普通農村姑娘成長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英雄,而且還讓人們更加具體真切地了解了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深刻內涵。
“文革”時期受到迫害。1980年曾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法國、義大利訪問。2004年1月31日因病在太原逝世。
馬烽與共產黨
抗日戰爭中,馬烽和許多熱血青年,紛紛投奔包括延安在內的軍政要地,參加了共產黨。對黨的組織要忠誠不二,對革命理想要忠誠如一。馬烽則以他光華而又質樸的人生,完成了他的忠誠。在1984年前後,青年作家們思想活躍,批判意識高揚,對任何主張和政見,對以往的革命文藝作品,採取一種簡單不屑的叛逆姿態,引發了“老同志們”的不滿,反過來,一些老人對新人也採取了橫眉冷對的反擊。馬烽當時對待青年則採取溫和勸導的態度。他在山西作協常講:“看作品看人,還是多想一想歷史。全國在抗日,我們在延安,鬼子在殺人,親人在流血,什麼事比亡國的事還大?我和西戎寫呂梁英雄,出自抗日的需要,也是黨的需要,根本沒有想到什麼成名成家,更沒有思考什麼文藝傾向,報紙搞連載,民眾在等待。咱是文藝戰士,又年輕,手裡的筆就是槍,組織上一天管你三頓飯,你不寫抗日寫什麼?所以說,脫離開歷史條件談創作思想,容易偏激片面。”馬烽對黨組織的忠誠,在山西青年作家眼中,身軀頗高大。那是一個中國人對畢生從主式的傳統忠誠,那是一個深沉的農人對村莊對山河對鄉親對土地與生俱來的忠誠。他抽著煙,眯著眼,平靜地說:“我不去干涉你們年輕人走什麼道路寫什麼書,但是我這輩子能走出來,是共產黨給的,共產黨好比我的老闆,你每月領著老闆的飯錢,就要給老闆做事,不做事,還壞事,你該不該?既然參加了一個政黨,又不是為了投機,該不該對黨忠誠?”——誠信,這些年來最珍稀的品格,一代高考的作文選題,市場經濟的契約核心,貪污腐敗分子最輕蔑的內守規矩。
馬烽官至正部,在京城裡做過中國作家協會黨的一把手。在黨員中是位大領導了,身份很高。然而他在1995年前後卸任返晉後,榮歸山西作協家屬院,仍在拿著組織關係尋找黨支部。山西作協黨組尊重他,主要是為他的生活和身體操心。忽一日,作家們正在文學院聚著議事,馬老不期而至。大家站起身歡迎久別的前輩。馬烽隨意坐下,先把香菸接火抽上,開口說話:“我還是個黨員吧?”眾笑。他認真地說:“咱文學院有支部吧?”眾靜默,不知何意。“有支部就好,”馬烽仿佛一個受屈後的孩童,“你看看你看看,我把關係轉給機關了,人家就沒有給我安排個支部!我倒成了沒娘孩兒了,沒有支部咋過生活呀?我又去問了領導,光笑,光讓我休息好。嘿嘿,反正今天我來了,我就是要回到作家的支部。說吧,你們要不要我?”除了往昔革命低潮白色恐怖時節,失散的地下黨員急切地尋找黨支部以外,這年頭尚未有聞誰還會急成這樣。馬烽對黨組織,如此質樸真摯,他的忠誠信義,如此樸素自然。斯時,大家“光笑”,沒當一回事,時間流逝,慢慢就覺出了一份感動。他從始至終,在民眾間,在作家間,在真正的共產黨人中間,就沒把自己當外人兒。他隨和散淡的風貌下,懷揣著堅韌的忠誠心。馬烽與孫謙
馬烽與孫謙是在一起工作時間很長的老同事老朋友。他倆在一起戰鬥、工作的時間長達近50年。他倆一個1937年一個1938年參加革命工作,近60年來,中間只有近10年時間不在一起。兩位老戰友同在一條戰壕里抗日,同在一條戰線上奮鬥、同在一個排里當兵,同在一個單位里工作,又常常一起下鄉深入農村生活,又常常一起住招待所住賓館,又常常一起合作寫電影劇本。他倆在一起的時間實在是很多的。往往是兩人一起下鄉,一個農會兩把椅,馬烽坐一把椅,孫謙蹲一把椅(孫謙愛蹲著),與老鄉談心,到了農田裡,馬烽坐在田埂上,孫謙蹲在田埂上,與農民朋友共話農桑。有時候又是馬烽執鋤,孫謙把杴,與老鄉共同勞動,他倆一起在省文聯、省作協工作40餘年,他倆的辦公室也是一人樓上一人樓下緊相連,孫謙在樓下,馬烽在樓上。馬烽在辦公室走走,腳步重一點,孫謙就可以聽到,孫謙在樓下寫作,咳嗽一聲,馬烽就可以聽得。夏天開著窗戶,樓上樓下可以互相聞到彼此抽菸的煙味兒。有時馬烽寫累了,或者構思某個作品時,就跑下樓來與孫謙商量一番,要不就一起拉拉閒,抬抬槓,大笑一陣子,是為休息。馬、孫合作過許多電影劇本,也常常在一起討論,在一起寫作。他倆辦公室一上一下是近鄰、宿舍又一左一右是老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馬住西院,孫住東院,是緊鄰。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馬、孫一起搬進新居,又是馬烽住東邊的一套,孫謙住西邊的一套,仍是緊鄰。廚房的盤碗碰撞之聲,咳嗽說話之聲,可以互聞。兩位老戰友真是有緣分,幾十年來總是孫不離馬,馬不離孫。馬、孫共同合作了電影《高山流水》、《淚痕》、《幾度風雪幾度春》、《咱們的退伍兵》、《黃土坡的婆姨們》、《山村鑼鼓》。其中《淚痕》、《咱們的退伍兵》、《黃土坡的婆姨們》獲得金雞獎、百花獎和政府獎。可以說這些影片是馬、孫兩位老作家友情的結晶。
1950年馬烽在中國文聯工作,孫謙在長春電影廠工作。孫謙因公進京,自然要看望老友馬烽,馬烽自然要請老孫喝兩盅。馬烽便帶孫謙下飯館吃烤羊肉。當日,馬、孫穿了同樣式同色的中山服來到飯店,各自將上衣脫下掛在衣架上而後入席。酒罷飯畢,作為主人的馬烽同飯店算了賬,在衣架摘下自己的中山服掏錢交費,不意那個常常裝錢的口袋裡卻分文沒有:“糟了!我今天請老孫的客,怎么忘了帶錢?”又掏另一個口袋,有了:“今天怎么把錢裝在這個口袋裡?”不管是哪個口袋,有錢就好。馬烽點了錢,算了賬,同孫謙一起離開烤羊肉館。
馬烽回到中國文聯坐下來,順手到衣袋裡掏香菸,不意卻掏出一個筆記本,那本子竟不是自己的:“我的衣袋裡何時裝了這么個本子?”一看,皮子上卻寫了“孫謙”二字。馬烽晃然大悟:“糟了!我如今錯穿了老孫的衣服,錯穿衣服事小,頭裡在烤羊肉館交費,我竟是拿老孫的錢交了費!今天是我請老孫的客,我卻拿老孫的錢請老孫,豈有此理!”老馬只好去找老孫。
馬烽回山西工作後,孫謙卻調北京工作。一次,山西的馬烽、西戎、束為、胡正到北京開會,西李馬胡孫五友碰到一起,老孫便作東請西李馬胡下館子吃了一頓。這一次自然是孫謙交費。不意孫謙口袋裡的錢卻不夠交飯錢,只好向馬烽借錢。馬烽說:“借什麼,我交上就是了。”次日到了大會上,孫謙遠遠看見馬烽,想起昨天借錢之事,連忙掏出票子高高舉起,就在那大庭廣眾之處,手裡搖著票子,高喊:“老馬,給你錢!老馬,錢!”馬烽見他在眾人面前如此高呼給他錢,又好氣又好笑,也喊道:“去你的,我不要!”兩人遠遠地相對著笑了。
馬烽、孫謙60年間總是好朋友,從未紅過臉,只有一次例外。1975年馬、孫合寫了電影劇本《幾度風雪幾度春》,由北影拍攝。導演寫出分鏡頭本子後,馬、孫一起赴京看本子。導演是個年輕人,對本子改動很大。馬、孫對此很有意見。只因北影廠廠長汪洋與馬、孫是老友,二人來京,不能不請客,汪洋以為請老馬老孫不能吃飯館,就在八大處自己家裡設宴。席間又談到本子之事,孫謙說:“要是這個樣子,這個本子不上了,我要把它撤下來。”汪洋與之商量別撤,孫謙總說不通,堅持要撤。馬烽以為應該慢慢商量,說:“老孫你有意見可以提,你要撤本子,不合適……”孫謙說:“要是這個樣子,我是非撤不可!”
馬烽說了多少,總是說不服孫謙,便說:“你要堅持撤,好吧,這本子是你我二人合作的。你可以撤你的一半兒,我的一半不撤。”一個本子怎么可以分成兩半?馬烽此說,意在激老孫不撤。可是孫謙聞言卻火了。以為與馬烽做朋友幾十年,今天竟唱起對台戲來,十分惱火。但他的惱火不是吵不是鬧,而是繃起面孔一言不發,並且不再理馬烽。馬烽與他說多少,他總不吱聲兒。馬烽說:“老孫你怎啦?就那么一句話,你就生這么大氣。”孫謙還是不吭。如此兩天,孫謙總是不理馬烽。一天晚上,馬烽忽然發現有人打門縫裡塞進一封厚厚的信,看時卻是孫謙的信。來信厚厚一摞有十多頁近兩千言。馬烽暗笑:“這個老孫,你房我房,一壁之隔,近在咫尺,有什麼話不能說,竟寫了這么長的一封信!”看看那信,無非是說他們二人做朋友時間有多么長,友情有多么深,為什麼在對待本子問題上不能意見一致云云。馬烽看過信,立刻持信到隔壁來見老孫,問他為什麼有話不能面談而要寫信。孫謙還是不作聲。馬烽說:“怎么?你我50多年的友情,一封信就完了?”孫謙這才把信奪過來,將它撕個粉碎。馬烽、孫謙若非幾十年的好友,也不會發生這一宗當面不言,卻寫長信的奇特故事。這一點正好說明了馬、孫二人的友情牢不可破。
此後,馬烽、孫謙繼續合作,又一起寫了《淚痕》、《咱們的退伍兵》、《黃土坡的婆姨們》等幾個影響很大的電影。兩位老友在一起不僅寫電影劇本,並且仍然是每每見面開口就會抬扛,就有幽默。連孫謙1996年在醫院病危之際,腦子雖還清醒,但已不能言語時,他與馬烽還有幽默的“對話”。馬烽為了解除孫謙的病痛,就想著法兒給他講故事。講多了,未免重複。已經不能講話的孫謙就勉強地微笑著抬手沖馬烽伸出三個指頭。馬烽這才明白一個故事給老孫重複講了三遍,連忙換新故事講來。孫謙病危已到不能說話的地步,還向馬烽伸出三指,意在笑馬烽說話的多次重複,仍然不乏幽默。更加說明兩位老友的友情之深厚,交往之隨心。
馬烽與呂梁農村
馬烽全家在“文革”中曾下放山西平順西溝村數年,在馬烽的記憶里,在最困難時期,西溝鄉親們幫助過他全家,他念念不忘太行山,不忘李順達、申紀蘭,不忘眾鄉親。回敘往事,馬烽很想回村里去看看,看看太行農民的動態,看看呂梁農村的變化,還惦記著大寨村經濟的發展。說郭鳳蓮思想開放就是進步,說申紀蘭七十多歲了身體那么好,正是因為她一生堅持勞動不動搖,在榮華富貴面前不動搖,遇政治風浪不動搖,誠心實意幹事業,“你看看你看看,紀蘭成了蟬聯十屆的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就這么一個國寶。你現在拍她,將來還可以寫她。”———馬烽這一代人從根上起,最關心的還是農民的疾苦。到了晚年,“三農”問題困擾著這位與農民熟透了的老作家,他卻只能把《呂梁英雄傳》的改編權轉給呂梁山。他說自己老了乾不動了,這就算為鄉親百姓做一點兒最後的貢獻。獲獎情況
《張初元的故事》獲晉綏邊區七七七文藝二等獎,《結婚現場會》獲1980年全國短篇小說獎,《葫蘆溝今昔》獲1988年全國短篇小說獎,長篇紀實文學《劉胡蘭傳》獲1990年中國紀實文學東方杯獎,《淚痕》(與孫謙合作)獲1979年文化部優秀影片獎、第三屆百花最佳故事片獎,電影文學劇本《咱們的退伍兵》(與孫謙合作,已拍攝發行)獲1985年廣電部優秀影片獎、第六屆金雞獎及第九屆百花獎及第二屆《解放軍文藝》獎、《黃土坡的婆姨們》(合作,已拍攝發行)獲1988年廣電部優秀影片獎。影響
與西戎合著的長篇章回小說《呂梁英雄傳》,是建國前夕在工農民眾中最有影響的作品之一。這一時期還發表了短篇小說《金寶娘》和《村仇》。1951年6月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短篇小說《結婚》,帶著翻身後農村青年的幸福與歡樂,得到讀者的熱烈稱讚。中學語文課本選它作為教材,又迅速地增加了作者的知名度,馬烽成為建國初年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馬烽“文革”前共出版了以下幾個短篇集:《村仇》、《一架彈花機》、《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個上級》、《太陽剛剛出山》,還出版了描述家喻戶曉的女英雄劉胡蘭的偉大事跡的長篇小說《劉胡蘭傳》。在這部長篇里,不僅讓讀者看到偉大的時代的力量,黨的力量,毛澤東思想的力量使劉胡蘭從一個普通農村姑娘成長為真正的無產階級英雄,而且還讓人們更加具體真切地了解了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深刻內涵。“文革”後發表了《結婚現場會》等短篇小說,出版了《馬烽小說選》。馬烽與電影結緣很深,建國初年《呂梁英雄傳》就搬上了銀幕,故事片《我們村裡的年輕人》(上、下集)是建國10周年的10大獻禮片之一,成為反映新中國農村生活的重要影片。婦孺皆知的故事片《淚痕》(合編)、《咱們的退伍兵》(合編),在廣大觀眾中留下的印象也是相當深刻的。馬烽的小說主要描寫農民在不同歷史時期精神世界的變化,生活畫面廣闊,人物形象豐滿,表現手法豐富,在五十年代中後期,以《我的第一個上級》、《三年早知道》為標誌,形成自己通俗樸實、幽默明快、洗鍊流暢的藝術風格,富有強烈的民族特色。作品時代感強,他的短篇小說有如一組我國農村變革的畫卷,展示了我國農民延著社會主義道路樂觀而自信地前進的足跡。馬烽擅長寫普通的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表現這些人物美好的心靈世界,使自己的作品總是激盪著一股正氣。《我的第一個上級》是馬烽的代表作之一,藝術構思新穎獨特,故事情節出奇制勝,成功地塑造了農建局田副局長的優美形象。文壇泰斗茅盾對此曾給予很高的評價:“老田這個人物,寫得龍拿虎跳,在馬烽的人物畫廊中,無疑是數一數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