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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藝謀中國》
韓雨亭8月8日，張藝謀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導演——一個華麗、恢弘、寫意、夢幻以及無與倫比的奧運會開幕式。這是他個人藝術史中最燦爛的一筆，幕布落下，迎接他的是來自四面八方的鮮花、掌聲、道賀、擁抱、尊敬以及仰慕，而自此開始，一個以張藝謀為中心的文化鏈條則慢慢形成，全國複製……
文/韓雨亭
張藝謀：藝謀中國
11月7日下午，在全場尖叫聲里，張藝謀走向北京電影學院大禮堂的講台，他向四周揮手致意、鞠躬，每一次彎腰，都會換來更熱烈的掌聲。是的，學電影的年輕人喜歡用狂熱來表達敬意，他們或許能從這位前輩身上看到自己的未來。那天下午，美國波士頓大學副校長勞里·波爾女士宣布，他們即將授予張藝謀榮譽博士學位。
面對這一切，張藝謀沒有表現出一種被承認後的興奮，他只是微笑。這讓我想起前一天採訪他的情形，在一干人的等待中，他悄無聲息地就出現在了工作室。走路的姿勢依然顯得那么沉重，腰背微彎，你會很容易看到西北男人身上隱忍低調的一面。
看起來，他的那張臉已在歲月磨礪中顯得更富有滄桑感，尖顴骨、深眼窩，如刀刻一般的皺紋，堅挺恆定。深沉起來有幾絲陰冷，微笑起來又春暖花開。很生動，也很經典。
可能已習慣讓大腦時刻保持亢奮狀態，即便攝影師鎂光燈不停閃爍時，他還不斷地向助手打聽工作進度。話音剛落，又向攝影師表達起了意見。“我可不會刻意擺姿勢啊，喜歡自然點兒……你可別把我拍成黃曉明……”全場發出會意的笑聲，由此看出，他很會照顧別人。他對未知世界永遠保持了一種好奇心，這也是他為什麼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擊缶而歌的原因，他不重複自己，總想創造一種新的觀影模式。除了在藝術上不斷自我革新外，他很少改變著裝習慣，秋冬時節，身上似乎永遠都是那身黑色夾克。
他很清楚自己在別人眼中的份量。藝術家、老謀子、英雄、國師……這些複雜的傳奇性的符號都恨不得疊加在他的身上。嚴格地說，他對任何稱號都不是太在意，這讓他舉止間多了一種令人驚訝的謙虛——這來自他的自信。
自信還來自他的眼神，跟你說話時，他會直視你的眼睛。不感興趣的話題，嗯啊幾聲打發了事，感興趣的話題，則會眉飛色舞，神采飛揚。在他工作室牆壁貼著很多人物文字素描，估計是《金陵十三釵》的腳本，這是他即將拍攝的一部電影。
“其它的任何信息我都不能告訴你，我只能說，這是一部偏文藝色彩的電影。”故作神秘，他一貫的風格。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華麗散場，張藝謀又想起了電影。他力圖讓自己趕緊安靜下來，閱讀那些送過來的電影劇本。“北京奧運會一結束，我想丟掉喧囂，以前大家批評我的電影，原因都出在劇本。”他清楚的知道，一幫人在等著批判他的電影。
他還從外面買了很多影碟，把自己當成觀眾，端坐於家中，仔細觀賞。台灣電影《海角七號》似乎是一部可以讓他安靜的電影，它把台灣地方風情，景色、歷史和愛情巧妙組裝成了小鎮故事，原住民、外鄉人、日本人、歌手、郵遞員、警察、鎮長、歌手……他們糾結在一起，形成了一座刺痛現代都市人心靈的浪漫小城。
“這部電影真是不錯，很安靜，也很樸質，只是前面稍微拖沓了點兒”。這句話仿佛是他說給自己聽的。“社會總是這樣的，想要的東西總是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我的父親母親》也可以看成是他的愛情鄉愁。
從邊緣到中心
老知青、插過隊、當過工人、攝影愛好者、電影“鬥士”、國際大導演……短短几十年的人生變局，宛如電影一樣，充滿了蒙太奇色彩。
地產商馮侖曾經寫過一篇《讓你的公司更“張藝謀”》，以此來說明中國民營企業這二十多年經歷了一個從邊緣、反叛到主流與合作的演變。馮侖認為張藝謀的藝術人生亦是如此，他說：“張藝謀的作品和個人在電影界的位置曾是一個邊緣、逃避、批判和反抗的形象，具有試驗性、先鋒性，間的推移和時代的進步，他漸漸走出‘反叛者’的形象，融入電影甚至整體文化的主流，不僅拍出眾多為市場和政府都叫好的片子，執導西洋歌劇和芭蕾舞，忘情於桂林山水，而且主機申奧大片乃至奧運開幕式，一躍成為市場和政府之驕寵。”
馮侖的描述很準確，他用商業角度解構了張藝謀。在讀大學時，張藝謀就體現出了令人吃驚的隱忍，有次他站起來發言，同學撤了凳子，他一屁股坐在地下，全班哄堂大笑。他一聲沒吭，拍拍褲子拉過椅子，坐下了。現實中，他總把自己謹慎地保護起來，與外界保持距離，同時又把男性荷爾蒙揮灑於電影。
從《紅高粱》壯懷激烈，讓我們看到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菊豆》是壓抑與撕心裂肺的男女情愛；《大紅燈籠高高掛》則充滿了某種象徵隱喻；《有話好好說》有那么點兒小鎮青年向城市轉型的意思，儘管講述的是北京故事，但裡面的人際關係卻充滿了濃郁的鄉村氣息。
張藝謀拍攝的眾多電影中，只有一部電影讓批判家無話可說，這就是他在1995年拍攝的《活著》，很多人認為這是最好的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則又被視為他走向主鏇律的開始，他由此從邊緣走向權力話語的中心。
或許是經歷新中國幾個巨大的時代轉型，張藝謀總是把自身命運跟國家成長聯繫在一起。“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我的信仰就是中國會越來越好。”他的確是時代的寵兒，無論是在計畫體制還是在市場經濟時代。《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在商業上的成功，讓他徹底實現了從文藝到商業片導演的轉型。它們在內容上都充滿了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武俠與宮廷陰謀，張藝謀美學+張偉平行銷，又借力中國政府對電影產業與文化輸出的渴望，讓他在權力與資本上得到了高度統一。
這種形式美學在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再一次放大，他給我們呈現了一場從未見過的華麗恢弘、水墨寫意、浪漫夢幻的開幕式。儒生三千，太極陣式，海上艦隊在光影之間形成了巨大氣勢。他深深知道：“奧運會開幕式的複雜性就像是十部大片一樣，壓力是只能成功，不能失敗。”即便如此小心謹慎，批評家還是把把筆尖對準了張藝謀的團隊精神美學。這多少有點不幸，無論他在藝術和商業上如何成功，似乎迎接他的總是批評，甚至都有刻意妖魔化的嫌疑。他早明白了這中間的話語規則，所以對待批評和指責，從不回應，也從不認同。
“你個兒大，不打你打誰啊，一定要有個個兒大的挨打嘛。今天不是我，是王藝謀，他們一樣要打，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觀念打你，就像我們歷史上打謝晉一樣，我覺得這是必然的。”弔詭的是；文化人用筆尖給他畫了一幅像，然後又群起而攻之那幅像，而張藝謀本人卻站在遠處琢磨著自己的電影和生意。
放大的商業價值
後奧運時代，張藝謀究竟要拍什麼樣的電影，目前還是一個問號，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拍什麼電影，它們至少都會在票房上取得成績。開幕式效應已成功轉化成了某種商業期待。現在，張藝謀身價就已成了一種坊間猜想，張偉平曾表示，“藝謀兩年不接拍商業電影，各方面損失將達2億元人民幣”。
雖然，這句話有商業兜售的嫌疑，但張藝謀執導奧運會開、閉幕式所形成的商業價值的確無法估量。目前，已有人說出他的導演費將會高達2000萬元，還有媒體從經濟學和管理學角度估算“張藝謀”三個字的品牌價值，得出的結論是他個人收入、產品價值、品牌價值等加起來約合40億元。
這當然只是一道算不清的數字遊戲。張藝謀偶爾也喜歡這樣的遊戲，比如當編輯雙手送上那期封面人物是布萊爾的《時尚芭莎》雜誌時，他打量了幾眼這位英國前首相，然後半開玩笑又貌似認真地說：“他可是全世界出場費最高的演講者”。
“那可能有很多人問了，像你導演了奧運會這個具有國家儀式和世界影響力的開幕式，那以後的張藝謀還有得玩？”
“哈哈，我還是那句話，可千萬別把自己放在某個高度，或定位在某個階段，那可就把你給累死了”。
“現在有人請你拍廣告？”
“如果讓我做廣告導演倒是可以，但讓我出形象就不行了”。
說這幾句話的時候，他站在了工作室的窗前，陽光照在了他那張刀刻般的臉上，輪廓更加立體起來，攝影師趕緊啪啪啪的按響了快門。
現在有好幾個劇組和班底舊部，都在等待張藝謀的發話，而張藝謀本人卻說：“我現在么都不想，只想一個好劇本”。是的，他很少為錢發愁。
“我沒認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但我拍的電影基本都很賣錢，無論中還是全球市場，大大小小的電影都能收回成本。這就有了一個良好的商業性，不虧本，投資商當然願意啊。這都不是刻意的，而是慢慢形成的一種態勢”。
這種態勢是張藝謀和張偉平這兩個男人共同經營的結果，張藝謀則是“新畫面”唯一的產品。
他們倆之間在商業合作外，更多的是兄弟間的信任，他們都喜歡用簡單的商業合作模式。即便是跟張偉平的新畫面公司，張藝謀都保持著一個相對獨立的合作關係。在忙奧運會開幕式的時候，張偉平沒有任何怨言，只是等，他常講：“做張藝謀的製片人，人品、實力、智慧、膽量缺一樣都不行。”
張藝謀喜歡輕裝上陣，但他至今沒有成立自己的公司。除了僱傭工作室的兩位助手外，他基本沒有別的開支、負擔，更不會像許多名人那樣從事多種經營和商業開發，給自己無形的責任和壓力。“我的合作模式是；有戲的時候請你們來，關機時候就說：‘你們散，該乾什麼乾什麼’要求是等需要的時候，再回來。如果我要有公司發展、多元經營的話，肯定就把我給累死了。”
他坦承自己不具備商人一樣的思維模式。如果把自己這個品牌變成一個商業集團，那么：“我就不是導演，成文化商人了。”儘管，張藝謀不希望自己變成商人，但一個以他為中心的文化產業鏈卻在悄然形成。奧運會開幕式的出色表現，讓很多地方政府盯上了張藝謀，希望他能為自己管轄的地區批上一件華麗的外衣。
11月17日，張藝謀率《印象·大紅袍》導演組抵達武夷山，進行實地考察。這是跟福建省南平市政府合作的項目，也是張藝謀團隊成功包裝《印象·劉三姐》、《印象·麗江》、《印象· 西湖》後，又一次以印象為主題來體現武夷山水、民俗，弘揚中國茶文化的歌舞專場。這是張藝謀、王潮歌和樊躍組成印象“鐵三角”，他們把印象系列像連鎖店一樣，全國各地進行商業和文化的複製。不出意外的話，更多的城市包裝、歌舞劇、晚會、電影會找到張藝謀，他們都希望讓他點石成金。
張藝謀說：“我現在還是想回到電影本身，它是我的最愛。”這或許只是他的一個理想，沒有想讓他停下來。他老給團隊和地方政府官員開玩笑說：“你們千萬別把我弄成大型活動導演，即便再大的活動也大不過奧運會了。”
訪談
芭莎男士：奧運會後，你最想攻克的東西是什麼？
張藝謀：當然希望是一個更好的電影，每一個導演拍電影，在拍之前都是想希望是自己最好的一個電影。我更喜歡拍電影的過程，全力以赴做好每件事，儘量使自己拍攝期間，保持最好的狀態，至於電影的好與壞，就是自己很難控制的了。電影對於我而言仍然是一個嚴肅的創造。我始終把電影的創作看成很神聖的。
芭莎男士：經歷了奧運會開幕式，在你眼裡是不是電影變小了？
張藝謀：談不上大與小，只是說經歷過大場面罷了，但是自己還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這個世界上沒有大小，都是一樣的。奧運可能是我導演生涯份量最重的一筆。但無論你做過的事情多么大，多么重要，都要學會保持一顆平常心。一定要，一定！你要把它看成你的正常創作。不要讓它把你變形，把你扭曲，只有這樣你才能保持良好的狀態。這就跟運動員一樣，無論這場比賽多么重要，你都要把它當成一次訓練。
芭莎男士：聽說你接下拍攝的可能是一部文藝片，請問投資有多大？
張藝謀：投資多大，主要看我的野心有多大，有了多大的野心才會有多大投資，以及這個投資的市場定位，但，市場定位往往又不是你的野心可以代替的。每個導演都有野心，投資商往往不是看你的野心，而是要去看市場。任何投資一定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結果。
芭莎男士：怎么想起現在又回過頭去拍文藝片，是某種回歸嗎？
張藝謀：我覺得現在拍文藝片的意義在於，不同時代的人，有著不同故事和情感，而我自己也在發生變化。通常一個導演一生拍了幾十部上百部電影，但觀眾常常會說：“我只喜歡你這一部”。可我們從事這份工作的人則有另外的看法，就像一名廚師一樣，你只要樂意工作，那么你一生可能就要做很多菜。
芭莎男士：那么，你的商業片計畫？
張藝謀：我是兩條腿走路，可以拍文藝片，也可以拍商業片，我總覺得未來方向是兩者結合。為什麼呢？如果我買20張光碟，我一定先挑商業片看。流行的，動作的，大場面的，文藝片也看，但很悶，也犯困，看一半就會換。所以，從生活的角度，我們不能過度地把文藝片抬高。如果兩者能結合的話，那就完美了。
芭莎男士：這可能會對編劇有商業性方面的要求。
張藝謀：我們不能把商業性簡單地庸俗化，一說到商業電影，大家都聯想到好萊塢八大公司的類型電影，可以說任何東西都有可能具備商業性和市場。任何一部電影，只要你要把它拍好看，都不那么容易。我常注意到一個現象，導演說，我們這部電影很好看，因為對觀眾一定有吸引力。但即便這個‘好看’二字是不是真正的驗證了呢？很難。無數位導演都會說我這部電影好看，你去看的話，很多觀眾一定都會認為不一定好看。結果票房慘敗，這說明什麼呢？這說明了你認為的好看還不是他認為的好看。這是不是代表觀眾庸俗呢？不是，我們難道不是觀眾嗎？”
芭莎男士：如果一個投資商站在你面前，給你十個億讓你拍電影，你怎么看這事兒？
張藝謀：這樣的投資商我倒不是特別信任。如果有人說，你不是奧運會導演嗎？我給你十個億，你造吧。我會反問，你是吃飽了撐著啊，你說給我十個億，我還要替你想，如果收不回來成本，我都不想幫你燒這個錢。沒這個必要，這是浪費。真正製片人很嚴謹的，有一套合理的製作制度，他首先要看你的類型，然後才決定投資多少錢，而不是拿錢在那裡掄。這種嚴謹其實是在幫導演，會讓導演一直保持良好的業績。
芭莎男士：如果有一天你被人遺忘，你害怕？
張藝謀： 每位導演和演員最後命運肯定是這樣的，這就像生命軌跡，不能避免，它是規律，我們不能違背這個規律，每個人都不可能永遠是弄潮兒。年輕人總是追趕時尚和流行的，他們或許認為你是大師，但你千萬別把這個大師當回事，或許這其中尊重大於興趣。（本文發表於《芭莎男士》雜誌一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