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名稱】：雨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
【年代】：清朝
【作者】：顧炎武
【體裁】：七言古詩
作品原文
重尋荒徑一沖泥，谷口牆東路不迷。
萬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淒淒。
松陰舊翠長浮院，菊芯初黃欲照畦。
自笑漂萍垂老客，獨騎羸馬上關西。
作者簡介
顧炎武（1613年―1682年）著名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與黃宗羲、王夫之並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繼坤，改名絳，字忠清；南都敗後，改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自署蔣山俑，漢族，南直隸蘇州府崑山（今屬江蘇）人。明季諸生，青年時發憤為經世致用之學，並參加崑山抗清義軍，敗後漫遊南北，曾十謁明陵，晚歲卒於曲沃。學問淵博，於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研究。晚年治經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其學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主，合學與行、治學與經世為一。詩多傷時感事之作。
學派影響
顧炎武是清代學術的開山之祖。他所倡導的學術話語和學術理念以及他所開創的學術範式和學術方法曾對清代乾嘉學派產生過廣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學者的普遍共鳴，這是學術界普遍認同的觀點。然顧氏學術對乾嘉學派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歷來學者們對此則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由於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關涉到對乾嘉學術乃至對整個清代思想史的評價問題，這裡有必要對此進行重新探討。本文擬從學術規模、治學門徑、為學宗旨三個方面分析一下顧炎武與乾嘉學派的關係，以期能對乾嘉學術形成一種新的理解。
學術規模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學術基本上一直以經學一統天下。自漢唐以迄宋明，雖亦有文字音韻、訓詁考證、金石考古、算學曆法等學術門類的萌生和興起，但這些學問基本上都屬於經學的附庸，它們隨經學的興盛而產生，並服務於經學的注經解經活動。所以，在清學興起以前，傳統學術只有林立的門派之別，沒有明確的門類之分。顧炎武作為清學之祖，一生廣覽群書，多聞博學，於經義、史學、文字、音韻、金石、考古、天文、歷算、輿地、軍旅等各個方面都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潘耒在《日知錄序》中稱其“九經諸史，略能背誦，……經世要務，一一講求”，“凡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之屬，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謬誤。”顧氏對經史百家進行的這種分門別類的研究，為清代學者開闢了治學的方向。顧氏之後，乾嘉諸儒接踵繼起，對各門學問進行了專門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學術門類發生了明顯的分化。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乾嘉諸儒所做的工作，舉其要者，約有十三個方面：一、經書的箋釋；二、史料之搜補鑑別；三、辨偽書；四、輯佚書；五、校勘；六、文字訓詁；七、音韻；八、算學；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誌之編纂；十二、類書之編纂；十三、叢書之校刻。上列諸項儘管分類並不十分嚴密，且亦不能包舉無遺，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學術的規模和氣象。乾嘉諸儒的這些學問，論其端緒，除輯佚、類書等少數方面外，基本上都發自顧氏。有的學者認為，乾嘉學術的專精與顧氏學術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遠，其實，倘若換一個角度來看，乾嘉諸儒的專精之學正是顧氏的廣博之業進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結果。故梁啓超說：“亭林的著述，若論專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後人。若論方面之多，氣象規模之大，則乾嘉諸老，恐無人能出其右。要而論之，清代許多學術，都由亭林發其端，而後人衍其緒。”
顧氏之學不僅以博涉百家而開啟了清學的學術門類，而且其學識賅貫，通達治體，能把學問的各方面加以融會貫通，具有宏大的學術氣象。他曾說：“天下之理殊途而同歸，大人之學舉本以該末。”又說：“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觀其會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語德性而遺問學，均失聖人之指矣。”故潘耒稱“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為通儒也。”顧氏之學的這種博通氣象，對乾嘉學術亦有很大影響。在許多學者的眼中，乾嘉諸儒似乎專以學業專精聞名，而與顧氏之學的博贍精神很不相符。這種觀點其實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學者中固有專經之士，然亦不乏博學之儒。據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記載，吳派學術的先導者惠士奇“博通六藝、九經、諸子及《史》、《漢》、《三國志》，皆能�頌。”他曾謂“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於古今，通達國體，今校官無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吳派中堅惠棟“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文端公尹繼善、文襄公黃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語。”吳派大師錢大昕“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焉。”“至於辨文字之詁訓，考古今之音韻，以及天文輿地，草木蟲魚，散見於《文集》、《十駕齋養新錄》者，不下數萬言，文多不載。嘗謂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9]“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阮元亦謂：“國初以來，諸儒或言道德，或言經術，或言文字，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韻，或言金石、詩文，專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錢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吳派另一重要人物王鳴盛“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脫，審事跡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編》一百卷，……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吳派學術號稱“純漢學”，最以專精為世人稱道，而其幾位代表人物之博學尚且如此，可見他們並未偏離顧氏所倡導的博通學風。至於皖派學術，本來就以考據詳博見長，而尤重義理之闡發。江藩評其開創者江永說：“考其學行，乃一代通儒，戴君為作行狀，稱其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非溢美之辭。”其代表人物戴震，更是精研經學、史學、國小、音韻、訓詁，博通天文、歷算、地理、水利之學，其多聞博學之名飲譽學界。揚州派學者治學惟是為求，不守門戶，其學術範圍更為廣博。江藩稱其代表人物汪中“博綜群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為通人焉。”其另一領袖焦循專研經書，博覽典籍，於經史、歷算、聲韻、訓詁之學無所不究。他提倡“通核”之學，主張治學要“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傳》稱“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上述可見，乾嘉學者不僅從專精方向上深化了顧氏所開創的各門學術，而且在學術氣象上亦進一步弘揚了顧氏所倡導的廣博學風。
